不久，收到了朋友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三位姑娘接到我的信那天，正都在股里开会。她们互相传阅了我的信，谁也没有说什么，谁也没有表示什么。散会后，我的信就遗留在桌子上。没人收。一连在桌子上放了几天，后来就不知哪去了。大概当废纸被烧了。还告诉我，三位姑娘，已有了意中人，爱情都很美满。她们是真心实意地都关心着我，像过去我曾是宣传股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一样关心着我。她们还向股长建议，动员我寒假或暑假回团里探一次“家”，往返路费由她们“报销”……我怔呆了许久许久。
    又读她们的来信，那些充满友情的、流露关心的、善良而温柔的话语，仿佛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她们站在我面前婉婉地对我说的。都是我从前与她们相处时听惯了的话语。如果离开她们上大学的并非我，而是我们宣传股“知青家庭”中的另外一个人，她们依然会写这样的信，信中依然会写那些话语。她们如此珍视友情，如同养蜂人珍惜蜂蜜，那乃是因为她们的天性本如此。她们的品德本如此。她们为人的原则本如此。自作多情的是我自己。想入非非的是我自己。心怀鬼胎的是我自己。亵渎了友情的亦是我自己。在我没那样做之前，我不知自己的灵魂内还蛰伏着一个鬼。在我那样做时，那鬼就变成了我自己。因而我不能看到自己有多么丑恶。在这件事已无可挽回之后，我自己开始憎恨我自己。以前我也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但都是在并无鬼胎的情况下做了的。也自责过。但从没有鄙视过自己。从没有憎恨过自己。而这件事则不同。它的本质证明着为人的鬼诈、狡猾和虚伪。动用了心术。而且是对三位真挚地关心着我的姑娘。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谁就将得到等量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梁晓声，梁晓声，你这个狗崽子，你真不是东西，你真没人味啊！……”
    我只有在心中暗暗诅咒我自己。
    那一下午，我没说一句话……新学期第三天，全系在一起开大会。什么内容我已记不起，只记得许多平常见不到的老教授们全到会了。
    首先照例是系工宣队队长、总支书记讲话。他讲了些什么，我也不能全记起了，只记得这样一句话：“复旦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窝。工农兵学员不要只带着红口袋来到大学装知识，还要积极参与复旦的斗、批、改，彻底占领上层建筑……”这番话是针对新生说的。也分明是针对那些老教授们说的。他们当时那种普遍的无动于衷的默然表情告诉了我这一点。接着是评论、创作各专业各年级的学生代表发言。
    我是创作专业新生的发言代表。我成为发言代表，是“毛遂自荐”的结果。同学们互相推诿。有的是真推诿，有的是假推诿。Ｃ其实很想受命当之，大家也都认为应该。因为她是支部副书记，但她既非常想，又忸怩作态，希望造成一种大家逼迫她成为发言代表的局面。我看不顺眼，就说：“她如果真不愿意，我可以代表大家发言。”我主动请缨，谁也不好说不同意。于是发言代表就是我了。Ｃ老大不悦，一张宽脸拉长了。
    其实我也不是要与Ｃ过不去。在我的本性中，沉淀着一种强烈的、长期被压抑的、爱出风头的愿望。活了二十五岁了，社会还没为我提供过一次像样的机会。让我像样地满足地出一次风头。按说“文化大革命”总该算一次机会，出身干净，红五类。大风头出不了，小风头也是可以出出的。揭竿而起，成立个什么红卫兵组织，并非干不成。我们中学里，最初起码有三十几个红卫兵组织。最小的红卫兵组织只有七八人。我又觉得那种风头太丢脸面。黑龙江省“炮轰派”的一个头头，哈军工的学生，与“捍联总”的头头们从北京谈判后回到哈尔滨，站在飞机舷梯上，答各派战报记者问，那潇洒风度，那演讲才能，令我羡慕极了。当时我十九岁，那个头头二十四五岁，正是我到复旦的年龄。十九岁的我到机场看热闹，目睹仿佛电影里的情形，那时便暗暗想，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我死也甘心了！
    全市中学生红卫兵组织联合代表大会召开，也去看热闹。一位中学女红卫兵领袖，站在台上，面对数千人，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安娜一样，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数千人顿时鸦雀无声，而后以铿锵的语调大声演讲：“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们红卫兵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光复莫斯科！解放华盛顿！踏平巴黎！占领伦敦……”于是台下嚣起一阵阵口号的狂涛：“光复莫斯！解放华盛顿！……”我在台下暗想，哪怕我是为那中学女红卫兵领袖摆弄扩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自豪啊！
    下乡后，渐渐地对一切轰轰烈烈都厌倦了，但是更爱出风头。开个什么庆祝会，总要胡写几行歪诗当众朗诵朗诵。若有人奉承：“诗写的不错呀！”便足可得意几天。后来也终于觉得不过瘾，也厌倦。期待着我人生路上有更辉煌的机会到来，出更辉煌的风头。
    二十五岁，二十五岁，这真是年轻人最最渴望出风头的年龄！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未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开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将代表专业新生发言，看成是在全系师生面前的一次公开“亮相”。在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中，在名牌大学的教授、讲师面前进行一次精彩的发言，我以为这风头是大大值得一出的。是一次够辉煌的机会。
    预先写好了发言稿，但对同学和老师说尚未写好。发言稿揣在兜里，走出学校，在校园后围墙下来回徜徉，将发言稿背了下来。
    我要达到在发言时出口成章的效果。
    我要在发言后引起掌声和窃窃私议。
    我要在散会时听到学生、教授和讲师们互相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哪个专业的？几年级？”
    还要听到这样的称赞：“发言太有水平了！”
    “简直出口成章！”
    “从容不迫！”
    “有演说家气质！”
    还要引起男学生们的嫉妒。
    还要从此无论在什么场合下都吸引女学生们的目光。
    还要从此为自己在专业，在系里奠定一种优上的地位……
    在学校“肝炎隔离室”和传染病医院里孤孤寂寂地度过了整整一学期，想出一次风头的愿望几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开会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铁灰色的卡中山装。出院后买的。上海那时流行衬领，便新买了一条洁白的衬领，使铁灰色内露出一圈洁白。单帽早已不戴。头发早已长出。往宿舍的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个斯文了点的“马立本”，觉得自己还颇有发言代表的风度，挺自信的。系总支书记、工宣队长的讲话，扰乱了我背熟的发言。我觉得他说的太荒唐。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我来。他的话刚结束，我便站了起来。我说：“我不同意您的话！复旦大学谁是虎豹豺狼？既有之，指出给我们看！当然不会是我们工农兵学员吧？那么难道是这些教授？副教授？讲师们不成？我看他们没那么可怕！在上、管、改中，工农兵学员不是与革命的教师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吗？虎豹豺狼一词，不是明明在分裂我们吗？……”
    工人若在工厂里做工，我是很尊敬他们的。若在大学里气指颐使，那再令人讨厌不过了。我是有意当众表示出我对这位工宣队队长的蔑视。下乡前，军宣队也当众顶撞过，顶撞也就顶撞了。在兵团，一般连队的知青，几年后已普通形成了对权力的蔑视。有一次，一位兵团总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厂视察，进入我们男知青宿舍，大家躺着的照样躺着，歪着的照样歪着，光着脊梁洗脸的照样水花四溅地大洗特洗，没一个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他说：“同志们好”，也没人应声。
    我初入复旦，不知深浅。不知工宣队在复旦的一统天下的权力，更不知“藏龙卧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这句话是张春桥说的。
    所以我的话，使全体鸦雀无声。许多老师和许多学生是都知道张春桥说过那句话的。如果我也知道，绝不会当众反驳工宣队长的。我以为反驳他一下，不过就像在兵团时反驳团长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其实大不一样。
    我的话所造成的静场效果，使我爱出风头的心理受到了怂恿和鼓励。于是我借题发挥，侃侃而谈。好像还说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从书架上走下来，与老教授们坐在一起，同样引起我的敬意一类的话。总之，接下来我说的尽是一些花哨浮丽、卖弄唇舌的话。大大地哗众取宠了一番。工宣队队长脸色阴沉严峻。
    “住口！”有人打断我的话，是评论专业三年级一名上海男同学，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他刚坐下，第二个立刻站起，一场批判会自发开始。我是那么不堪一击。没有机会站起来反驳。有机会站起来也失去了反驳的勇气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扫而光。坐在那里无地自容。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学。这应该被解释为复旦的一种政治现象。同全国所有文理科大学一样，中文系也是复旦的“神经”。是工宣队控制最严的系。如果说其他理科各系的学生还可以也能够将政治视为“副科”，中文系的学生则不得不将政治当成本科。在那个历史时期，复旦中文系实应改为“复旦中国政治系”。复旦小舞台上的政治戏与中国大舞台上的政治戏，是按照同一脚本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队。导演也是他们。在一切运动中，中文系带动哲学系、新闻系、历史系，然后带动起全校。
    徐景贤曾对复旦工宣队指示：“北有北大，南有复旦。这是我们的两座桥头堡。复旦应该成为斯莫尔尼那样的大学。”斯莫尔尼，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苏维埃夺取政权培训武装力量的革命大学。“四人帮”希望将复旦的学生培训成既能为他们夺取政权效力的工具，也能像保卫冬宫一样有朝一日保卫他们的“中国士官生”。
    工宣队在中文系培训的骨干，以上海学生为主。指出这一点，也许会伤某些上海“工农兵学员”的自尊心，但这是事实。有许多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张春桥曾对复旦作过指示：“要多输送上海学生进京”。
    但另一个事实是，并非所有的上海学生，都愿意成为“骨干”。像Ｃ那样的外地学生而积极靠拢工宣队的，有之，不多。每一个怀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图在告别复旦时，得到复旦慷慨的政治馈赠。失掉了些什么，他们不在乎。像今天某些人对钱的观念很实在一样，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对政治的观念也是很实在的。这也就是“四人帮”粉碎以后，许多应该“说清楚”的人，为什么只谈政治，不谈灵魂，说来说去总也说不清楚的缘故。
    我的风头出得很划不来。但因此出了点名。许多学生从此都知道中文系有个梁晓声。在女学生们眼中，我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而已。但我并不认为这不公正。很公正。与其说那是对一个工农兵学员的观点的“围剿”，不如说是对一个爱出风头的家伙的公开声讨。
    在五角场买香烟，碰到了专业的一位老师。
    他问：“气色怎么这么不好？病了？”
    我说：“没病。”
    他说：“你刚出院不久，肝病容易复发，要注意身体啊！”我说：“谢谢。”
    他说：“感到压力了？”
    我说：“有点。”
    他说：“工宣队是很恼火，还要继续动员学生对你进行推判。我替你多次辩解过了。你是新生，刚入校，对复旦的情况缺乏了解，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也情有可原。”我没作声。
    他又说：“其实我和你的观点一样，工农兵学员应该同革命教师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大学又不是动物园，哪有什么虎豹豺狼？耸人听闻嘛！即令有，也不是我们。你的观点并不错，只是太哗众取宠了。如果不是这样，肯定会有不少同学支持你的观点。哗众取宠，你就使自己正确的观点也变成孤立的观点了。在个性、气质、风度和其他一切方面，受人尊重的是质朴无华。你要记住这一点。今后要多观察，多分析，多思考啊！复旦值得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教师的责任之一，就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学生。”
    老师的话使我非常受感动。
    因为那次发言，以及“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刚刚传到复旦，我第一个闯入校党委抗议不许我们走出校园游行庆祝，我的毕业鉴定上多了对我十分有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条——“与‘四人帮’进行过斗争”。
    十六名同学中，只有我的鉴定中有这样一条评语。被粉碎了的“四人帮”是死老虎。
    踢死老虎一脚也算勇气么？
    细想想，真惭愧！政治对人的嘉奖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从此对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是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作人的原则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复旦见识到了不少在别的地方不太容易见识到的人和事。
    中文系总支副书记中，有一个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余岁。不知是留校生还是工宣队。样子很猥琐。我从未见其笑过，永远那么猥琐地严肃着。仿佛权力又极大，与系工宣队队长平起平坐。背影莫测。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一篇所谓杂文《赞“山羊角”精神》，据说很得张春桥好评。自那以后，似乎更身价百倍，使人觉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时刻想猝然顶你一头。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在系里拍着桌子训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势。而且他还没有脖子。在校园里看见他，矮矮地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移动过来，猥琐而严肃地瞪着你，够令人不舒服的。我经常是退避三舍，绕条路走。无路可绕，便低下头去。倒不是怕他到这般地步，是看见他也会破坏你一时的好心境。按说他应到某电影制片厂去作特型演员，却狂傲之极地在堂堂复旦大学内招摇过往。“四人帮”纳“贤”到了宠丑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国替复旦深感羞耻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队员，某天中午还在复旦食堂用钢精勺敲着铁饭碗，一边哼唱样板戏一边排队买饭，第二天便在《人民日报》上扬名显姓，成了中央候补委员。他自己还不知道。别人将报纸拿给他看，指着他的名字问：“是你吧？”他回答：“我他妈的哪有当中央候补委员的造化！”后来证明果真是他，喜滋滋乐悠悠地又对人说：“洪文对我真够意思！”原来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时的小兄弟。王氏还真够讲交情的。鸡犬升天寻常事。难怪那年头许多人都认为政治是个一本万利的赌盘。抹下脸皮往上抛赌注。
    “四大帮”粉碎以后，有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碰到了一个不寻常人——上海曾红极一时的一位小说作者。到我们专业去座谈过，故而认得。我问他日子好过否？他倒对我说了几句实话：“日子不好过哇。其实我们这些人呢，对文学并不感兴趣。我们是要通过文学走向政治。我们崇拜的是张姚道路。哎，前途如烟了呀！……”
    心灰意懒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老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在系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册子，“文革”前出的，便拿着向他请教某一文艺理论问题。
    不料他连连摆手，有些惊惶地说：“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
    我说：“别人告诉我就是您写的呀！”
    他更加惊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说罢匆匆而去。同学小莫恰巧看见了这情形，对我说：“你别再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他找麻烦！”
    我说：“我又怎么了呀？不过就是向他请教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嘛！”
    小莫说：“文艺理论在中国只有一个——‘三突出’创作原则，请教我吧！”
    我问：“他不愿回答也罢了，干嘛那么惊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着他走远的背影，说：“因为他是个‘坏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诉我：据说他原是徐景贤的同学。徐氏还没在政治上成气候时，两人碰在一起开过一次什么会。徐氏爱听鬼故事。他也善讲鬼故事。讲罢回自己房间睡觉，半夜徐氏敲门，只穿着裤衩跨进他的房间，言道怕鬼，不敢独眠。房间里正好空一张床，徐氏便天天与他睡在同一房间。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纠缠他讲鬼。后来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反对徐的一派组织就派人到复旦来找这位研究文艺理论的讲师，想从他口中获得“炮轰”材料。讲师本是书呆子，不愿卷入政治旋涡，被纠缠烦了，无法摆脱，便拍拍衣兜说：“材料都在这里。时候不到。时候一到，材料抛出，十个徐景贤也打倒了。”说的实在是气话。
    徐氏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当稳了，就下令将他抓了起来，被隔离审查半年有余，逼他老实交待，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审来讯去，他也只能交待出一条——徐景贤怕鬼。终于定不成什么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对他耿耿于怀。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总归是有点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产生疑问：真唯物主义者还是假唯物主义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喻：“这个人是个坏人。要控制使用，永不得带学生。”
    于是未盖棺而定论，这讲师便成了复旦园内罪名抽象的“坏人”。以后我每次再见到他，心中尤为充满同情。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释冤的。述说一次自己成为“坏人”的经过，便等于又散布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怕鬼的言论，岂非坏上加坏，罪上加罪么？别人也是无法替他释冤的。就只有那样令人莫测地和一个“坏”字连着了。在我看来，他那半秃的头顶，那列宁式的智慧型的前额，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完完全全是个只会做学问的人。可能做学问做的还有点“迂”。呜呼！悲夫！至今想来，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么？
    讲师成了坏人，学生原来是“试验品”。
    同学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县人，农村姑娘。矮、胖、圆脸。像目前电视中正在播放的儿童动画片中的“小咪呣”。挺厉害，谁说她一句不的话也不行。开玩笑她会当真。动不动就这样抢白你：“昨啦，瞧不起阿拉贫下中农女儿哇？”心眼却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学中，三年不说一句违心话，不做一件违心事的，我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批邓”时，每个同学都至少贴过一张表态性质的大字报。唯独她例外，不写。很干脆地说：“阿拉写不来嘛！”若是别的同学，起码属于路线斗争的立场问题。对她，没人敢这么上纲上线。谁也奈何不得她。
    她确是“写不来”。
    老师将我和她编在一组，交给我帮助她提高“写作水平”的任务。
    我第一次看她写的东西，是学期个人总结。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一“逗”到底，最后一个实心大句号。而那字，像稻田里插的秧苗，一律倾斜地“长”在格子里，仿佛字字是从下往上挑着写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语法就更谈不到了。我想替她重标一下标点，力不从心。一“逗”到底，还看得明白。若重新断句，则没有一句话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惊诧，问：“你上过几年学呀？”
    答曰：“初一。”
    又问：“为什么初中都没念完？”
    答曰：“母亲死了，家中缺劳力，帮父亲挣工分。”
    再问：“教你的语文老师没给你讲过如何运用标点符号吗？”
    答曰：“谁有耐心认真学那些？”
    “为什么？”
    “不学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着她，许久不知说什么。
    她说崇明对面是台湾。我告诉她不是。她就跟我争执不休。争得我只好说是是是。
    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对复旦中文系有过什么“指示”，要招收一个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学生，将其培养造就成为作家。以打破“文学神秘论”、“作家天才论”。她就是按照这样的指示，招入复旦的“试验品”。
    知道了这个底细后，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后来同学们差不多都知道了，却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她自己不知，也就从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学金，吃饭很节省，竟能省下近半数的钱。不买书。买衣服。对我说：“两个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个月，我至少能添十几件衣服是不是？将来结婚的时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问：“你有对象了？”
    她诚实地点点头，说：“还没定。”
    问：“为什么还没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将来就甩不掉了。”
    问：“他很爱你？”
    答：“当然，我们全公社，这几年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
    她对我比对别的同学信任，肯讲实话。
    我在北大荒当过小学教师，就从怎样运用标点符号起帮她提高“写作水平”。三年来，我觉得我对她是尽了一个同学的义务的，不乏耐心。毕业时，除了逗号和句号，她还会运用冒号，引号，感叹号了。字写得依然如故，不见进步。残字在她的文化废墟上，依然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王国”。
    有年端午节她从川沙返校，给我带回十几个肉粽子。我说：“别都给我，也分给其他同学呀。”
    她说：“哼，给他们个屁！”
    她觉得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她这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其实更多的同学并非瞧不起她，是可怜她。她似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怜的。三年来与同学们“划清界线”。
    作集体毕业鉴定时，十六个同学中，对十五个同学她一言不发。只对我一个人发了言，提了三条优点。过后，她单独找到我，说：“我算报答你了吧？”一句话，竟感动得我几乎落泪。
    三年，三条优点。还有那些肉粽子……她是个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强。
    三年来我对她的一些所谓帮助，实在不值一报。对于提高她的“写作水平”，也并不起什么作用。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诉她，她为什么会被招入复旦。却终于没有告诉她。我想她知道了，准会大哭一场。何必要让她三年后怀着一颗深深受伤害的心灵离开复旦呢？
    她离校时，除了我，没有第二个同学去送她。因为她不向同学们告别。
    我一直将她送到公共汽车站。她对我竟有些依依不舍。忽然她哭了，说：“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能入复旦是怎么回事了，把我当成‘试验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学，让他们扫兴……”“他们”——当然不是指的老师们。老师们对她都很关心，她对此也不无感激。张春桥的任何一条“指示”都是复旦的法令。老师们没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来不过是以一种消极的心理，嘲弄政治对她的命运的摆布。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她还不是“工农兵学员”中最值得同情的一个。最值得同情的是评论专业的一个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两个孩子的妈妈。入校后有压力，也想孩子，对文学评论不感兴趣，如同盲人对看电影不感兴趣。数次要求退学，工宣队不同意，党委不批。她是农奴的女儿，认为退了她，是“阶级感情”问题。
    有天我端着脸盆到水房洗衣服，见她呆呆地站立在三楼走廊的一个窗口出神。一件衣服还未洗完，就听“刷啦”一响，是什么从楼上掉下去砸到树的声音。我觉着那声音不祥，满手肥皂沫冲出了水房——走廊窗口已不见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楼底下卧着她的躯体。
    她摔死了……
    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用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给了工宣队一个不良的最初印象后，对我来说，换取到那些东西，得“摇身一变”，往自己脸上多涂几道反差油彩。
    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足够的勇气。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我唯愿自己能无风无波地在复旦度过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点才好。
    然而“本分”要成为一个人的愿望和原则时，还需获得客观的恩典。客观不发“允许证”，主观就像一个被无赖纠缠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