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之后，星期六的晚上，系里召开全系师生大会。工宣队副队长发表讲话，表情严肃得义愤于色：“我们有的同学，资产阶级占有思想极为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严重到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中的地步？我倒要问问这个同学，你想要住进陈望道先生家，那么让陈望道先生搬到什么地方去住？
    大概你还梦想着住进中南海去吧？这叫野心啊！……”
    我回头者了Ｈ一眼，他明知我在看他，却装作没有注意到我，一副认真聆听的样子。
    我明白了，他那一天是存心“邀”我去“散步”。同时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智慧的圈套诓我上钩——因为入学后我和他同时交的“入党申请书”。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退出了这场两个人的“战争”。我实在不想卷入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认识到，我一旦卷入，他我之间，便无所谓“正义与邪恶”了。况且我也决不是他的对手。从此我再也没有交过一份“思想汇报。”
    还有一次，一位党员同学，虔诚之至地对我说：“大梁，你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了，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啊！”我慌忙回答：“你可别说这样的话！我发表过的那哪叫小说，不过是在《兵团战士报》上以故事形式发表过一两篇好人好事，咱们都一样，要搞创作，都得从头学起……”
    我最怕别人提我入学前就发表过小说。提的人越多，提的次数越多，使我感到的压力就越大。入学的第二天，十六名同学聚在一起，与老师们一块开“漫谈会”。一位老师问谁入学前发表过作品，皆默默然。我以为大家是因为彼此陌生而拘束，为了打破僵局，便首先说：“我入学前发表过几篇小小说、小诗、小散文。”老师说：“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其他同学呢？”默默然者们仍默默然。可怜，名曰：“创作专业”，十几名学生，半数以上党员，发表过什么的，除我和一位女生外，竟没有第三个。也就是从入学的第二天，老师们总是不断受到“推行智育第一”的种种指责。而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那位和我一样入学前发表点小文字的女同学，因为是女同学，幸免之。
    一位党员同学要求我在写作上帮助他，并未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反而使我感到意外。
    不料那位党员同学一本正经地说：“你别假装谦虚好不好？谦虚过分就是虚伪。”
    我见他这么说，又确很虔诚，便回答：“你是党员，你思想觉悟比我高，请你在思想上今后多帮助我。”
    不料以后小莫暗暗告诉我，我又被“出卖”了一次，那位党员同学竟向工宣队汇报，说我要与他达成一笔“交易”——我请他帮我解决组织问题，以帮他修改文章为报答。
    他们不向老师汇报我什么，因为老师们都挺爱护我。我虽愤怒，但只想再多铭记一次教训，并不愿与之吵翻。随他们去好了。
    又过了几天，那党员同学，竟果然拿了一篇什么文章请我帮忙润色文字。其话，其态度，其表情依然那么虔诚之至，那么令人难以拒之。
    我的回答颇不文明——“去你妈的！”
    中国的“国骂”有时候很叫劲儿。
    “你……”他目瞪口呆。
    我说：“老子早就不交思想汇报了！你是党员，你会不知道吗？”
    他心中有鬼（是否有愧不得而知），退回辅位，钻进蚊帐去了……
    自从我打消了争敢入党的念头，觉得自己变得无所畏惧了。而且某些人也确实反过来开始怕我了。我尝到了做人的某种“甜头”。但戒备之心，已成本能。除了小莫，不与任何人过从。暗暗立下与某些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誓言。
    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因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卖”得更惨的。“出卖”——各种人们之间的各种“出卖”，已不复能用“品德”二字解释，那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种显微镜下分析，每个最渺小的病毒，都带有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的特征。
    所以我本能地认为申·沃克对我是个“危险”的人物。小莫也接到了“留学生办”的“传讯”。
    他将我扯到校园内一个僻静的地方，很有些紧张地问：“前天我没对沃克说什么‘过杠’的话吧？”
    我肯定地回答：“没有。”
    他又问：“也没对你说什么‘过杠’的话吧？”
    我摇摇头，用同样肯定的语气回答：“没有？”他顿时出了一口长气。
    我问：“就是你说了什么‘过杠’的话，难道还怀疑我出卖你不成？”
    他脸红了，说：“你可千万别那么以为啊！我不过是有点神经过敏罢了。申·沃克这个外国佬，今后咱俩都得躲避着点。否则咱俩不定哪天准倒霉！”
    我比小莫更明白这一点。
    但是沃克自己肯定不明白。
    他不过就是想主动与两个中国学生建立友谊，对中国人有所了解而已。在那一历史时期，一位外国人想要真实地了解一个中国人，那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哪个中国人如果向一位外国人真实地坦露自己头脑中的思想，不是想入狱，就准是个疯子！我和小莫都不愿一脚就从大学校门跨进监狱大门去。我们的神经也没什么毛病。
    我们按时来到“留学生办”，“召见”我们的是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工宣队员。看样子不过是个小角色，却偏要故作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从校党委到各系总支，逐级都有工宣队员担任要职，所谓掺入高教战线的“沙子”，领导“教育革命”。此公即是一粒“革命”的“沙子”。而当时复旦的党委书记，竟是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现役军人。就差一位贫下中农了。若齐了，真可谓之曰“复旦工农兵政权”。
    我和小莫落座后，那工宣队员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吐出一缕，先瞅瞅我，后瞅瞅小莫，语调缓慢地说：“情况嘛，是这样的，我们经过研究以后，接受留学生们要求与中国学生同吃同住的愿望。当然，这无疑会使·我·们今后面临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复杂化。可·我·们既是来领导上层建筑的，就不怕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每说到“我们”两个字，便带有格外强调的意味。
    “我们”两个字，暗示出工宣队在复旦园中至高无上的权力。
    我和小莫都不作声。我们预先商量过“对策”，要装成两个头脑简单的大傻瓜。
    “情况嘛，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决定，你们俩以后同瑞典留学生申·沃克住在一起。”他话题一转，眈眈地盯着我们。
    太出乎意料了！
    我和小莫对视一眼，真都有点发傻了。
    “据说，你们与申·沃克接触频繁？”对方挪动了一下工人阶级强壮的身躯，往沙发靠背挺舒服地一靠，脸上呈现出令人怀疑的和气表情。
    “这是胡说！我们与申·沃克只接触过一次！”小莫当即反驳。
    “别发火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那表情，那口吻，依然怪和气的。
    我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指一个人对待错误应取的态度，我们与留学生接触过一次，也算什么错误吗？何况是申·沃克主动与我们接触……”
    “这个申·沃克都与你们谈了些什么？”对方打断我的话，猝然发问，同时将身体迅速地俯向我们，仿佛一只会相面的大猩猩似的瞪着我们的脸。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谈气候！”小莫随口回答。
    “谈气候？谈什么气候？”
    “谈国内气候呗！”
    “说，说！……”
    “申·沃克认为北京气候好，我们认为还是上海气候好。上海气候多好哇，一年四季湿湿润润的，所以上海人的皮肤才比北方人的皮肤细嫩是不是？他说上海的黄梅雨季挺讨厌，我们说北京风沙太大，他就同我们争论不休……”小莫信口开河，胡诌八扯，煞有介事。
    “当然还是上海好，当然还是上海好……”对方搭讪道，大脸盘上均匀地布满了失望，又往后一靠，烟灰落了自己一身。
    小莫暗暗朝我了一下眼睛。
    我又说：“让我们俩和留学生同住，我觉得不妥。因为我们生活作风挺散漫的，政治思想也不够成熟，只怕会在留学生面前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请工宣队慎重考虑，是否重新选择两位政治思想上比我们更成熟的同学？”
    小莫连连道：“就是，就是，就是。”
    对方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看着我说：“我们还是充分信任你们的嘛！不过，申·沃克这个留学生，不是·我·们的朋友。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是散布过许多与·我·们不友好的言论的。你们要及时向·我·们汇报他的情况，要同他展开必要的斗争。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嘛……”说着，站了起来，表示这次“召见”已经结束。
    我和小莫巴不得早结束这场谈话，马上站起退去。退出之前，我真想转身问一句：“要是申·沃克成了·你·们的朋友，你们大概会封他为什么‘荣誉工宣队员’吧？”我们走到校园里时，小莫低声说，“这太卑鄙了！和让我们当‘告密者’有什么两样”？
    我说：“反正我们又没有接受他们的经费，完全可以不必向他们汇报什么。”
    “那我也觉得这场谈话够令人恶心的！”小莫愤愤地啐了一口……
    我们中文系学生，一般七人住一房间。和留学生同住，四人一房间。除了我、小莫、申·沃克而外，还有一位黑人留学生。不过那黑人留学生不久便因为什么事回国了，Ｈ搬了进来。傻瓜也会明白，他是工宣队掺入到我们这个宿舍的一位“沙子”。我和小莫虽然与沃克同住了，但更加避免与他交谈什么。我们不愿被工宣队第二次“召见”。Ｈ却时常提出各种话题企图在我们这个中外学生同住的宿舍里引起讨论和争论。比如：评《水浒》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是什么？主席最理想的接班人应该是谁？……我和小莫知其居心不良，任其独自高谈阔论，姑妄听之而已。
    申·沃克曾经对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发表过一通“独辟蹊径”的见解。
    他说：“《水浒》是你们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反人性的古典名著。”
    “什……么？”Ｈ当时脸上充血，不知是被一股辩论情绪所激动，还是由于另外的目的而感到兴奋。
    沃克从容不迫地说：“在《水浒》这部著作中，谁杀人不眨眼，谁就是英雄。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为中国今天的缺少人性和明天的杀人寻找形象的理论根据。中国目前对那些‘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人子女不是非常没有人性的吗？……”
    “你这是对中国的诽谤！”Ｈ的脸愈加充血，慷慨激昂地说，“《水浒》里的英雄杀的尽是贪官污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武松‘血溅鸳鸯楼’，不是就杀了好几个无辜的人吗？孙二娘不是也将许多不见得坏的人包到馒头里去了么？”“那是武松杀得性起……”
    “杀得性起就可以乱杀无辜了么？”
    “这……好人杀好人误会……”Ｈ的辩论才华，发挥到顶点也就这么高的水平。
    “好人杀好人误会？”沃克眯起眼睛，表情严肃地思考了片刻，似有所悟地点了一下头，自言自语，“难怪武松也差一点被孙二娘麻翻后剁成肉馅。”
    Ｈ得意地说：“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理解目前重新评价《水浒》的现实意义。”
    沃克不动声色地说：“也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好人杀好人误会’这一理论。我一会就去动员我的留学生朋友们，要他们和我一块离开中国。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误会的国家里真是太不安全了。谢谢你使我明白了这一点。真是一条冷冰冰的理论。不，我得现在就去动员我的留学生朋友们，我要和他们一块去找学校的领导！要求退学！”说罢，站起来就大步往外走。
    “哎，你，你别去！……”Ｈ慌了。
    “你有什么权力阻止我！”沃克转身质问，依然那么不动声色。
    “我求求你……”Ｈ狼狈极了，走过去拽住沃克的袖子不放。
    沃克朝我和小莫挤挤眼睛。
    我和小莫将脸扭向窗外，使劲咬住嘴唇才没笑出声来。我们都认为沃克是很善于辩论的。他每次总是沉着论战，一步步将Ｈ引到辩论的“边缘”。而每到这种时刻，Ｈ就一声不吭了。
    “为什么毛主席要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四人帮’呢？”沃克常会在辩论中故作天真地向Ｈ提出这一类问题。这一类问题，好比是被辩论气氛吹薄了的气球，谁最后轻轻触它一下，它就会爆炸。Ｈ极其害怕这类玩艺儿，如同迷信的人害怕什么不祥之物。
    我和小莫渐渐开始对沃克产生了某种好感。因为这瑞典留学生的思想竟和我们头脑深层的真实思想那么相通。只有关心中国命运的外国人，才会提出他所提的那些问题。沃克虽然不是复旦大学工宣队们的“朋友”，却应该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他的好感，并不明显表示出来，以替他捎一瓶开水，下雨前提醒他将晒在外面的衣物收回，到市内去时，问他需不需要我们代买什么东西这类小事表达。我们相信，他是理解了这一点的。
    按照“纪律”规定，与留学生同住的中国学生，是不能将《红旗》杂志、《学习与批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和各种大批判学习材料带到宿舍的。我和小莫严格遵守这一“纪律”。
    一天上午，宿舍里只有我和沃克，我抱起被褥去晒，却忘了有本过期的《学习与批判》压在褥子底下。它被带到了地上，我没发现。晒好被褥回到宿舍，见沃克正拿着那本《学习与批判》在看。
    “我看看行吗？”他将《学习与批判》朝我扬了一下。“这……”我不禁面露难色。
    《学习与批判》是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被工宣队们称为“小红旗”。上海市委御用写作班子的大块文章，经常以头号标题发表在上面。几乎每一篇大块文章都有政治背景，都是一种政治烟幕。
    “这是不许我们留学生看到的吗？”麦克似乎敏感到了。“不，不，没这个规定。”我说，同时暗想，我这是在替谁辩护啊？
    其实，莫说《学习与批判》，就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只要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想看，搞到一份或一期看看并非难事。搞不到手的，也可以站到某些报刊栏前去看。《红旗》杂志一有“重要”文章发表，则被按页码扯下，张贴于有玻璃橱窗的某些报刊栏内。希望更多的人们从中得到某些暗示，从而紧跟之。
    “你骗我。你们一定有这个规定。我不看了。”沃克将《学习与批判》轻轻扔在我的床上。
    那一时刻，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位瑞典留学生面前无地自容。世界上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所大学，像当时的复旦一样，连自己国家公开发行的报纸和刊物，也对外国留学生实行“封锁”。
    我望着他，低声问：“你生气了？”
    他耸了一下肩膀，说：“是的。但我并不生你的气。”我走到自己的铺位前，默默坐下了。
    沃克则在他的铺位一躺，头枕在双手上，眼睛瞧着屋顶。忽然，他低声问：“你知道吗，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
    我说：“知道的。”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爱中国。东方文化和文明，在我很小的时候对我就具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我的父亲是斯维德尔摩大学研究东方文学资格最老，也最有成就最有权威的教授。他经常对我说，中国是东方文化、文明和文学的宝库。他支持我到中国来留学。可是我的母亲坚持反对。她认为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我到中国来，她很不放心。但是我的父亲帮助我说服了母亲……”
    我静静地坐着，望着他。将那册《学习与批判》卷起来拿在手中。
    他问：“你在听么？”
    我回答：“是的。我在听。”
    他接着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将自己封闭得那么严。中国人，作为人，一个个也将自己封闭得那么严。使我感到要在中国真正了解一个中国人，与一个中国人建立诚挚的友谊，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认识那位罗马尼亚女留学生吗？”“认识。”
    “你与她很坦率地交谈过什么吗？”
    “也没有。”
    “真遗憾。你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难道你们中国学生对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也戒心重重吗？”“……”
    “我和她交谈过。她对我讲过一件事，真是滑稽可笑。她说一艘中国商船有次在罗马尼亚的一个港口城市停靠，三个年轻的中国船员走上码头。那一天是罗马尼亚的假日，码头上很热闹。姑娘们和年轻的妇女们穿得漂漂亮亮，惹人注目。她们都又主动又友好地向三位年轻的中国海员招手，微笑，抛送飞吻。可是他们呢，排成三人纵队，在码头上齐步走。对周围的一片热情毫无反应，个个脸上表情严肃，就像在码头上操练步伐的士兵一样。而且目不旁视，使热情的罗马尼亚姑娘和妇女们感到又古怪又迷惑。有一群罗马尼亚姑娘瞧着他们哈哈大笑。其中一个调皮的姑娘悄悄跟在他们身后，出其不意地抱住了走在最后那个年轻的中国海员，并在他脸上使劲亲了一下。他用中国话大声叫喊起来。你猜他叫喊了一句什么？……”
    “什么？”
    “快救我！”
    “你胡说。”
    “你问济珈去，她会对你再讲一遍的。因为那个亲了中国海员一下的罗马尼亚姑娘，不是别人，就是她自己。”“……”
    “那个被她亲了一下的中国海员，还当着她的面儿对两个伙伴声明：‘不是我抱住了她！是她……·主·动抱住了我！不信你们问问她！你们得给我作证！’……”
    “济珈怎么说？”
    “她说，‘是我·主·动抱住了他，还亲了他一下。’码头上的女人男人全大笑不止。三个中国海员重新列成纵队，跑步回到了船上……”
    “……”
    “和我们外国人接近，说出一些真实的思想，对你们中国人就那么可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