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儿酿蜜，燕子衔泥，走兽奔徙，乃因对它们的生存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却为什么常煞费苦心地做铺张浪费又并不见得多么重要的事呢？人啊，我们为什么在此点上低于着它们？……
    如今穿布衣的知识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人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少了。因为有了的确凉、的卡、混纺，其它什么什么的。共产党如果成了布衣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产党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党，那则不滑稽也不可笑了，而令人心中产生别的一番滋味了！
    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积淀和种种历史渊源所至，一向是崇两极力的。而封建王权便是以这种崇尚为其社会基础的。这是我们民族愚昧的一面。人类不庞受王权的统治，而只庞受知识的统治。这叫人类文明。或曰“精神文明”。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社会似乎有一般崇尚知识的风气良好的开端，但很快又被对金钱的崇拜所涤荡了。
    金钱，这个讨人喜爱的怪物，吞噬着某些中国人的灵魂，吞噬着某些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
    不是说“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吗？应该是先使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富起来才对啊！倘若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们，都利用职权，着急忙慌地，争先恐后地先使自己富起来，还算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的一切财富，巨细无遗，都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任何侵吞、挥霍、浪费人民财产的行为，都不庞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的行为，都是丑行，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这样。如今人民对党也只有希望而已。希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不变；希望党风彻底好转；希望党内有几位“包龙图”，铲除邪恶，辅佐“朝纲”；希望改革之举成绩更大，弯路更少。
    而最大的希望则是——党内损公肥己、以权谋私者们不再继续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们，又拿他们没办法。因为人民已将权力交给了他们，就像李尔王将王杖交给了对自己始而恭顺继而飞扬跋扈的女儿女婿们一样。
    老百姓有句话——“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也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义最厚道的老百姓。他们很通情达理。江山是老共产党人打下的，打下了江山的人们有资格伸手向人民要好处。人民绘，而且人民已经给了。包括他们的子孙辈们伸手向人民要或者就是像拿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去拿，去捞种种特殊的好处，人民也能宽宏地沉默着。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仁义太厚道了。但是中国很穷啊！中国者百姓的生活普遍还很穷啊！要达到小康，还得努力奋斗不止啊！人民给不了那么多，人民负担不起。什么事情都得慢慢儿来，也得容人民慢慢儿给。别捞得太急。即便是再一再二又再三，老百姓也还是只有希望而已。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仁义更厚道呢？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善于忍耐，更善于在忍耐之中仍怀抱着不源的希望呢？以权谋私者，一心只想自己先富起来，全不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是应该感到羞愧的。
    如今，一个中国人能称一位外国人为自己的朋友。倘若边外国人又是来自所谓西方世界，诸如瑞典这样一个“富庶国家”，并且还是一位年轻的博士，那么仿佛便是某些中国人的不寻常的荣耀了。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面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
    先是贴“官”。
    “某某局长啊？我认识！”“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是哥儿们！”
    “某某领导网？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绕，十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
    此真“贴”者。
    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却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做出“贴”者语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
    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儿甚而秘书，极尽阿澳奉承，钻营献媚，讨好卖乖之能事吗？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有些人，谐之却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闲之辈，身份抬高了似的。
    “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越发令人作呕了。男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是无耻一族。恰如馒头也罢，火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
    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吗？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多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
    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队、瑞典人……
    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
    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首心永远沦为三等，有俗话说：“骑着马找马”。
    我们这一代人，是唱着队歌长大的。红领巾是我们的骄傲。少先队队礼表达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祟高敬意。少先队队鼓使人们的童心激动无比。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幼年，童年乃至育少年时期不知巧克力为何物。五十个人的玩具加在一起也没有儿子的玩具多。一件新衣服会使我们欢欣雀跃。新衣服是爸爸或者妈妈买的，可我们都普遍地认为最应该感激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衣服。时代一次次地在我们的心头脑中打上这种“胎记”。它推恐我们忘却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生存下去的意义只有一个——知思图报——这真可恶！新衣服是爸爸妈妈用李苦劳动所得的低徽工资为我们买的！我们只应感激爸爸妈妈！
    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悲剧在于我们追求一种“革命思想”的热情，超过我们追求文化知识的热情。而任何“革命思想”如果汲有文化知识作为奠基石，与宗教教义相差无几。我们懂得这一点，社会也横得这一点。我们所接受仍“革命思想”的全部内涵。其实只用两旬因九就足以概括——热爱吧！感激吧！在中学政治课堂上，我们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结论——领袖即党。
    于是，我们的热爱之情，感激之情，集于一人一身。明白又明确。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代的热爱、敬仰、崇拜、服从便达到了“无限”的“顶点”。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狂热，整整一代人的迷乱。而整整一代青年的迷乱与狂热，对于社会来说。是闻风、是火、是大潮、是一泻千里的狂澜、是冲决一切的力量！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累了。当我们感到累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严峻地思考。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长大成人。
    我们不再是历史的奴仆。我们拿历史来作我们的跟睛。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来作中国这一段历史的终结。它将不仅仅是用文字写在种种历史的或政治的教科书上。它是用我们昨天的和明天的社会行为写在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上。
    人类有一种不良的心理，我们叫它作“报复”。历史有一种无情的规律，被历史学家们解释为“逆转”，被哲学家们解释为“走向反面”，被迷信者们解释为“轮回”。
    迷信的瓦解是神抵的悲剧。权威的沦丧是伟人的不幸。“一句顶一万旬”实现不了共产主义。对金钱的贪婪却也必定迷乱一个民族的心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反恩，但物质文明并非就是与精神文明天生连体的双胞胎。所以我最反感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种报纸上，宣扬“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观念。
    时间是历史，是生命，是无尽的永远接续的成功与失败的记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时间意昧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而后者存在的真正意义绝不是用金钱覆盖地球。
    我认为爱情靠的是机遇，靠的是命运。
    选择带有物质属性的东西便要讲求质量。只有漂亮的脸蛋和美好的身材那不过是“包装美”，算不上十分优秀。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就我所知的几例，不过是“输出”的“花瓶”而已。物质属性为主的东西。
    我在想：金钱、金钱、金钱，它使多少中国姑娘，包括少女，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廉价地奉献给了某些外国人啊！或者一次性的“拍卖”，或者“零售”。她们在这种交易中显得那么匆匆忙忙，那么迫不及待，仿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们简直有点：“不借血本大牺牲”。在这种交易中，她们的青春和美貌是秤砣。爱情，如果有的话，不过是秤星。为了金钱，舞蹈演员嫁给浑身铜臭的鄙俗港商。为了金钱，电影明星甘作外国佬的“厨房夫人”。也许是一百比一，出了个小虹。像外国人玩弄中国姑娘一样，玩弄了一个外国人！是一报还一报吗？不过它落在我的外国朋友申·麦克头上，有欠公允，也不仁义。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给中央党校研究生班讲点有关文学的什么。本不愿去，到中央党校，我算个什么人物嘛？配去讲吗？但那诚意实很难却。断然拒绝，又未免显得过于“高傲”。拖了几次，终拖不过，便去了。便讲了结果就生出是非来。有人写信至某中央领导同志，说是梁晓声大谈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永远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查查这个梁晓声平时表现如何？查查是谁“请”他到党校去的？果有其事，要严肃处理。于是就有调查人员到中央党校去调查。
    安有其事？！
    我们的党毕竟正在恢复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调查结果——“梁晓声的讲话基本上还是进步的”。一个非党作家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上”是“进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谁敢说自己的话句句都正确无比？
    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保护了我。
    被诅咒着的事情，人往往更会做到底。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径不足一米的圆饭桌上写完的。
    《雪城》下部近六十万字，则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气片上写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气片，挺厚。幸而挺厚，垫块宽一尺半，长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亲在北京住时，从废料堆上捡的——便是我的“专桌”。
    那时我已不能在圆饭桌上写作——写作时，它的边缘拾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长，我患了一种不多见的职业病，叫作什么“上胶静脉曲张”。持笔两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来。并且手指发麻，进而胀疼……
    虽闭门索居，我仍本能地以小说家的特殊敏感，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浮躁而痛苦的进程。
    城市在改革中体验着思考着优患着亢奋着焦躁着踌躇着碟蹬着喜悦着烦恼着痛苦着忍耐着失败着鼓舞着天折着诞生着……
    《雪城》下部第一章中的这段长句，是我对当代中国之城市的感受。这感受使我日元宁刻。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中国，仿佛要在一九人六年最后的两三个月里，憋出点什么名堂……”——乃是我经过了几天的思考才确定不变的。
    我对自己确定这样的尾句满意。
    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在中国，必将以葬送下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寄托意识为代价。并且，对于这一代价，在下半个世纪，中国是要付出高利贷的。下一代农民将不会再依恋土地，而越来越憎恶它。所谓种粮大户，可能在心理上也并不依恋土地。他们的选挥也许正是为了他们的子孙最终离弃土地。好比精心饲养一口猪，最终是为了卖掉它或宰了它。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根本问题将更是农民问题，不是怎样种地的问题，而是谁还种地的问题。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这是理想。中国有八亿多农民——这是现实。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啊！上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甘于务农。
    下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很可能将不首于务农。
    城市正大面积地蒸发掉人类精神中宝贵的养分，形成空前涌动和沸腾的物质欲望的气浪。像无色无味的肠，飘荡在城市的上空，被一切男人和女人天天吸人到肺里。那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因子，从生活的本体挥发了出来，改变着城市空气的结构成分，改变着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肺活量。使他们和她们在被改变的状态下，脸上都有着那么一种扑朔迷离的神情。在他们和她们那种神情中，包含着种种活泼的贪婪，种种生动之极的贪婪……
    我认为人不能只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何况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想做“有特殊意义”的事也是做不了的。倘每人都能不失时机地给予别人某些小的帮助，小的支持，小的安慰，小的方便，小的满足，小的成全，用朋友们调侃我的话，一言以蔽之曰“小善良”，则我们的现实，当会好点儿。中国人目前所处的现实是太不宽松、太紧张、太无安全感了！互相的利用太多、互相的出卖太多、互相的倾轧太多、互相的心理压迫、太多互相的暗算太多了。这一种现象我称之为“(犭巛鼠)狗现象”。
    安定是以安定本身为基础的，社会的安定以民众的安定为基础。
    民众的安定以民众的心理安定和情绪安定为基础。
    一九八八年，广大民众的心理和情绪早已处在极不安定、极其浮躁、极易发作的崩散状态。从南方刮来的普遍软绵绵的吟情叹爱的流行歌曲，如同企图抚慰人们心灵的商女。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源源地卷裹着金钱。相反方向刮来的强劲的“西北风”和“东北风”似乎大有扫荡软绵绵的南方熏风不唱狂人们不罢休之势。这股风和那股风最终卷裹走的都是金钱。霓虹滚灯为一代代新潮歌星制造红光紫气。演唱会广告和有奖储蓄广告争夺宣传地盘。当我们今天回首龙年的时候，是不是给了我们一种“长歌当哭”的虚假之感？在今天，追寻这一切，似乎全没了意义。但是，它的的确确应成为一九八九年在狂风嚣起的前期备忘录。物价上涨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层层结网超过了人们的容忍程度。腐败现象激起的似乎已不再是愤怒而是差不多麻木了的冷眼，睹博、卖淫、弃婴、少儿缀学、垃圾文化……一切的一切，官方的最终解释是“初级阶段”，民众的认同逻辑便只能是——“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中国人，中国人，我们好可怜啊！我们天天的月月的年年的不知忍了多少气，吞了多少声，多少次地隐瞒了自己，多少次地扭曲了自己I而当我们久忍一发之时，却常常难免地为了些许何足挂齿的小是小非，却往往为此付出后悔莫及的代价。中国人，中国人，也许只有我们每个人自己内心里才知道、才清楚、才明白我们究竟为什么生气？我们憋了一肚子的气难免会宣泄在别人身上，别人受了我们的气难免不又去气另外一些人。那另外一些人则很可能是卖肉的、收水电费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换煤气的、理发的、交通警察、公安民警，甚至很可能就是我们的上级、同仁、下属……于是他们的气又直接地或拐弯抹角地宣泄在我们自己身上，于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一天里都莫名其妙地憋了一肚子气。
    似乎每一部分中国人看着另一部分中国人都不顺眼，都来气。
    轻蔑和憎恶，在中国人之间蔓延，以至于普遍的中国人都多少有那么一点儿轻蔑和憎恶我们自己。我们仿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玩着互相亵渎互相作践的心理游戏，我们不愿玩这种低劣的游戏，但我们已经患上了玩这一种游戏的“游戏症”。我们渴望受到良好的社会教养。
    迷信，从农村包围城市。麻将，从党内搓到党外。足球，在国际赛中连遭败北，而在官场之上却“国脚”倍出。台球乃文明娱乐，一经“中国特色”之后，便成了街头巷尾小痞子们赌博的方式……中国，中国，新纪元之舟刚刚扬帆起锚，普遍的我们的同胞似乎都感染了“世纪末心态”的病菌。
    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到孙中山到毛泽东，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轰轰烈烈生生死死，中国之“下里巴人”们归根结底为的是一件事——等富贵，均田地。诚如毛主席诗词所写照——“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一纯粹农民的平等意识因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统治了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而现实似乎使人感到——平等越争越少，越争越眼见的成为不可能。普遍的老百姓觉得现实耍弄了他们。仅仅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出现在他们的家庭里，并不能使他们的失落感趋于平衡。“相对贫困”使不平等的裂缝分明地越来越深广。种种不平等现象呈现出咄咄逼人的狰狞。民心崩散宛如沙器成沙，但是我们早应明白这世界从来就没有真的平等过啊！关于所谓“文学的失落”之说，于今深入调查认真思考，恐怕未必。文学某一时期相对的沉寂。以“失落”二字形容已欠准确。文学是人类精神的维他命之一种。正如在意自己健康情况的人缺少了某种维他命无须乎别人建议就会进药铺一样，在意自己精神内容的人也无须乎别人建议就会去寻找文学。其次文学并不仅只等于小说。常见一些书摊，上面摆的是色情凶杀，正经书反而是放在摊床下的。要看出对方是位读正经书的人才推荐。好比古时候的兵器铺子，利刀宝剑是另有置处的，不展览。
    我的虞诚在于，或者我的肤浅在于——我曾那么偏执地认为，当过知青的，尤其当过我们北大荒知青的，男人都是汉子，女人都是好女人。仿佛全社会都变得恶劣了。人人都开始互相欺诈了，北大荒知青之间，也仍会有一种温馨的感情维系，也仍会有一种特殊的可信赖性存在。
    我大大的失落，正在于此。
    现实生活改变人乃极自然的规律。恰如风将岩石风化成了千奇百怪的形态。坦率讲现实向我提出的告诫，又何止区区两件小事！在我与我周围“知青战友”们之间，那种陌生那种关系的嬗变，更加深刻更加狰狞亦更加咽础逼人。只不过在我没有受到过分卑鄙的攻击和陷害以前，我但愿，它美妙如初罢了。人偏执于某种虚假的虞诚涅磐时，自我感觉往往是良好的。
    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怜的。
    过分的成熟是讨厌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
    虔诚的根苗是天真。
    天真很可爱，故我们用“烂漫”加以形容。但天真绝对肤浅，故虐诚绝对地几乎必然地导向偏执。
    人啊，我们在虏诚与成熟之间选择，是多么的两难啊！你见过一个太成熟的人竟是虔诚的吗？
    你见过一个拥抱虚诚的人竟能长久地拥抱下去吗？
    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是见过被虔诚所误所欺所害之人的下场的……
    现今热衷于发起“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知青会”的我们中国人，似乎更是希冀有个这“会”或那个“会”向自己伸出一只“提携”的手，需要或想要获得到什么的人太多太多了。肯于或甘于付出什么的人太少太少了。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社团形式，皆涂着极端功利的色彩。故现今中国人之任何会团，都不能持久，也都必将使抱着一份儿虞诚加人的人最终落个大的失望。我甚至怀疑连教会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都难以免俗。
    故我以十二分的虏诚和坦率和衷心告诫我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们：
    记住自己当年曾是一个北大荒知青，记住几乎整整一代人当年都曾是各地的知青——仅仅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因为这表明你永远记住你自己是谁。那一经历毕竟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一次洗礼。但是，不要寻找它——“北大荒知青”在今天城市的群众形式。
    即使它存在着，也不要相信它。不要将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和可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之实践与它联系起来，更不要将它视为你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蛇用身体行走。花用开谢行走。石头用坚损行走。东西用新旧行走。生用死行走。热用冷行走。冷用冰行走。有用无行走。动用静行走。阴用阳行走。火用燃烧行走。星球用引力行走。历史用过去行走。
    而人，惟有人，用双脚行走。
    除了你自己，没有第二个人能将你拉得很高——因为你会抓不牢绳索。
    在一切集群动物中，只有象群是最高贵，最不失尊严，最和睦亦最和平的。
    人除了大脑比象发达别的方面并不如象。
    人太像猴子。
    而猴群是最讨厌的动物群体。因为它们太像人了却又根本不是人。
    一九八八年，我一步步走向男人的独立王国。我终于明白，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只有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我才有勇气摆脱一切市俗对我的压制，设计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塑造男人的情操、男人的品格、男人的个性。
    当你迈人你的独立的精神王国，你便真正在情操、品格和个性方面都是你自己的具有真正极威的国王了！你不会因独立而孤立。
    你那时好比站立在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星球之上，你将发现另有一些人和你一样，也站立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星球之上，他们将向你额首致意。那时，你，精神独立了的男人，和你，精神独立了的女人，才会深感自己不愧做人一场。那时，只有那时，你和人类的关系——亦即社会、所谓社交、所谓友谊、所谓道义和所谓良心等等方面，才是正常的。才是可贵的。
    我对那些古代侠士侠女，比如白玉堂、吕四娘、萧英等，喜爱得要命。当然，也喜爱李小龙扮演的那些冷面中国硬汉。我不怎么喜爱成龙。因为我不喜爱贫嘴滑舌的人。更因为成龙在他主演的影片中从来也不曾死过。我很重视一个人，尤其一个男人对死的态度。我钦佩并且崇拜面临险恶视死如归的男人。
    文明的当代社会，文明的当代人，以及当代人类的一切文明，必须扼死恶而强的势力的诞生，必须灭绝它的生长，必须捣毁它的形成，必须像预防癌一样地预防它。
    否则，我们只有承受……
    人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子孙免遭恶人的欺辱，免遭恶势力的压迫，免遭恶统治的操纵，我们都使自己强起来吧！盛强之善，乃至善。以盛强之至善，御悍强之极恶于我们的时代于我们的世纪于我们人类的文明以外！……
    每个当代人都应有这一份责任感。
    我对我的身体早巳不信任。
    我顶不愿意的事，便是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或看病。
    甚至可以说，我对我的身体怀有恶意——它不给我以健康，那我则干脆不把它当成怎么回事儿。所谓一报还一报。最大了不起，同归于尽而已。我吸烟是因为我根本戒不了烟。我写作像我吸烟一样。文字尼古丁早巳“毒害”了我，溶人我的血液，形成某种异常的体质平衡。某些人戒了烟反而促死。停止写作我也等于缓慢自杀。
    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页永远写不满字的稿纸。故他们的生命只能了断在逗号或删节号上。大抵如此。这对他们都是没奈何的也几乎都是甘愿的选挥。
    在中国，一切被谓之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怪人”、“恶人”，现实便肯还给我们好点儿的自我了吗？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吗？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吗？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自我”。
    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
    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
    然而不被污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不论男女迟早总是要被污染的，迟早而已，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逃脱不了，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的一切美好都是人类为之。人类的一切丑恶亦都是人类为之。物质世界仅只能污染我们的物质机体。我们自己为之的丑恶才污染我们的灵魂。事实上当我们向人世告别之时没有一个人的灵魂完美如韧。事实上所谓高尚的灵魂可能正是那些被污染最严重被侵蚀最严重的灵魂。区别在于它可以被污染可以被侵蚀但不可以被改变原本的形状。除非彻底打碎它。区别仅在于此，仅在于此……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上海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亲亲昵昵的精明。这一种亲呢而精明的人际关系，使上海人在交往中互不吃亏又互利。上海的历史，训练上海人以这样一种精明。它并不讨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习惯于这一点，适应于这一点，甚可能都还有些自我欣赏。
    广州人也是很精明的。广州人的精明是一种互相心照不宣的精明。在这一种关系中，他们检验自己是不是最精明的同时也似乎检验了别人是不是个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精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广州人因都太想成为最精明的人，可能就轻蔑厚道吧？广州人倘与老奸巨滑的外地人打交道，一旦吃亏，也许正在于轻蔑厚道这一点上。人一跋不太将自己轻蔑的对手视为对手。广州人，警惕老奸巨滑的外地人在这一点上钻你们的空子哇！
    我真心希望文坛安定、团结、和睦。我认为维护这一点是每一位作家的己任之一。我本着这样的原则，在作家朋友们之间不止一次尽过自己的微小义务。有的人，总盼着文坛出点什么事儿，他们认为出了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们就高兴得要命。他们就幸灾乐祸之极。长期不出点什么事，他们就感到寂寞无聊，感到空虚，他们就勾勾搭搭的，搬弄些个是非，传播些个飞短流长。人为挑唆和制造些矛盾、纠纷。
    他们大抵是些长期混迹于文坛而又并不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我对他们厌恶透了！
    有些政治家好比是这样一类大书——一部部极其厚重的“经典”。
    至于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些和电影有关的人。电影不是中国的大事。目前尤其显得不是。怎样强调都不是。怎样描绘它是，想象它是，归根到底它还是不是。某些情况之下，它甚至的，往往的，只不过是和我们这些人的名利相关之事。甚至，只不过是我们的“(口敢)饭之道”罢了。
    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心理的深刻影响，是完全可以随着现实的改变而改变的。中国其实并非一个动不动就容易被煽起偏激的民族情绪的国家。
    香港这个一百年前的“被拐儿童”，如今以一种长大成人的姿态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这个结果是中国人满意的。满意就能使人平和。平和就能使人宽厚。宽厚就能使一个民族懂得在国际关系中分寸的必要性。
    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国不是现在的英国。
    一百五十年后的中国不是从前的中国。
    所以一百五十年前发生的必然发生。
    所以一百五十年后终结的必然终结。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曾是一颗企图自行地从棋子盒里蹦上棋盘硬充马前卒的棋子。
    如今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迈人了商业时代。它如同大潮过后，从海底渐渐隆起的又一块大陆。
    我不认为只要带有商业色彩了，艺术便不再艺术。文学便不再文学了。
    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的保障。需要国内政治稳定的保障。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是一种大寂寞。
    商业时代的惊心动魄的大决策，几乎无一不与商业相关。
    有钱的开始有闭，有闲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钱的疲于奔命地挣钱，也就顾不上寂寞。
    商业时代的文学也将是寂寞的。因为成熟的商业时代将善于调解和处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给文学剩下的仅仅是“社会题材”的“边角料”。文学不屑于咀嚼这些“边角料”，因而归于人的心灵。但面对寂寞的人的心灵，文学还没形成文学以前，便先自备感寂寞了。成熟的商业时代是断难产生史诗性文学的时代……
    对某一时代的优劣的评估，主要应以人民而非作家们的感觉来判断。相对于人民，时代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作家们的感觉不予理睬，而且不丧失它什么最基本的原则……
    一个成熟的国家和民族，首先应是一个相信自己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国家和民族。
    “老”也是一个令人意念沮丧心理栖惶的字。一种通身被什么毛茸茸的东西粘住，扯不开甩不掉的感觉。
    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年龄不算最大也不算最小的一个。我们这一代，普遍的都开始记忆力明显减退了。尽管我们正处在所谓“年富力强”的年龄。我们过早地被“老”宇粘上了。我们自己有时不愿承认，但各个心里都明白。我们宁愿这“老”首先是从体魄上开始的。但它却偏偏首先从心智上向我们发起了频频的攻击。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营养不良造成的？还是十年“上山下乡”耗损太大造成的？亦或是目前上有者下有小自己责任多多，因而都过早地患了“中年综合疲劳症”的结果？
    我们这一代聚在一起，比前十年前几年聚在一起时话都明显地少了。都大有一种欲说还体的意味儿了呢！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都有许多大小和二小这样的中国人。他们的数量，起码是比“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多的。他们——和她们，我们的许多大小和二小一样的同胞兄弟和姐妹们所朝朝日日进行的，顽强抵抗堕落和犯罪的“持久战”，谁说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战争”呢？起码，应算是中华民族战胜贫穷落后的“战争”的一役吧？这也是中国安定的前提之一叼！但当代人的问题是物质生活水平越提高了心情越忧郁。精神生活内容越丰富了精神越空虚。越没多少值得感伤的事儿了越空前地感伤。这是一种时尚。一种时髦。一种病。一种互相传染而且没什么特效药可治的病。人们都觉得自己也处在弥留之际了似的，包括正年轻着的男女。
    许多种美的诞生是以另外许多种美的毁灭为代价的。
    而在这过程和其后，便会有许多无聊的没意思的事情伴随着……
    欲与欲望的区别，好比性与爱情的区别。更好比洗澡与水上芭蕾的区别。
    人类停止在欲的满足方面，这世界的变化也就嘎然而止了。
    一个家庭也有欲望。一个社团也有欲望。一个民族也有欲望。一个国家也有欲望。人类不可能没有欲望，因为具体的人都是有欲望的。人类不可以没有欲望，因为人类也是仰仗着自身的欲望进化、进步和文明起来的。一个家庭，一个杜团，只有依赖了成员们欲望的一致性而凝聚而各尽其能，才可实现追求之目标。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欲望当然有好坏之分。好的欲望其实便是理想。坏的欲望其实便是野心。一个人产生坏的欲望，极易滑向犯罪的道路。一个家庭由种种坏的欲望氤氲一片，极易使家庭这个温馨之所变成罪恶之窝。一个社团由坏的欲望所凝聚，将对社会造成危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坏的欲望统治，则必危害全人类的和平。
    因而一个具体人的欲望，是须时时自觉地用理智进行审省、判断和控制的。一个产生了又坏又强烈的欲望的人，一个这样的人面不能够审省、判断自己欲望的好坏，并且不能够控制它，那么这个人对别人是危险的人。一个社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
    每一种欲望的达到，几乎都是以放弃另一种或另几种欲望为代价的。
    大多数儿童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企图实现成获得，一心所求往往是全部。所以儿童们常会陷入此种两难之境—一一当他们把手伸人细颈陶罐掏取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手几乎都贪婪地抓得满满的。结果他们连自己的手也被卡佐抽不出来了。他们要么会急得大哭起来，要么会发脾气将陶罐打破。哭是没用的。流再多的眼泪也不如放下去一点儿想得到的东西。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善于控制欲望的人。
    大跃进是不理智的。是儿童式的欲望。
    商业时代的初期，人们的种种欲望皆被空前刺激起来。这一个时期的人类欲望，具有着极其贪婪的色彩。如何使剧烈膨胀着的个人欲望，凝聚为民族和国家的共同理想，是时代的艰难使命。时代完不成这一使命，时代将走向反面。
    如果“精神家园”只不过就是文人的大小书斋，“精神追求”只不过就是读经，读史，读哲，读诸子，读圣贤，吟诗自说，行文自赏，自我尊崇，那么其实没谁进入文人的“精神家园”，作奋勇抵抗之状是可笑的。
    文人尽可以惜守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若太过分的自我赞美了，则就不但矫情，而且有些讨嫌了。归根结底，文人的“家园”，也首先是物质组合的。其次才是精神质量的。这精神质量建筑在文人的“家园”的物质基础之上。
    我从不就文人的“精神家园”四个宇写什么，实在是不愿置自己于被讨嫌的境地。
    中国的农民们先天其实都是并不狡猾的。如果说他们现在有点儿狡猾了，那也是后天学的。
    一个这样的时代正逼近我们中国人的面前——它的轮子只管隆隆向前、绝不为任何一个行动迟缓的人减慢速度或停下来稍等片刻。你要么坐在它的车厢里。它的车厢的等级是分得越来越细越多了。你要么跟着它的轮子飞跑疲于奔命，待它到哪一站“加水”时跃身上车。你要么具有根本不理睬它开到哪儿去的经济基础和心理素质，有资格并且自甘做一个时代发展的旁观者局外人。而最不幸的是你对它的多变性冷酷性预见不到估计不足，被碾在了它的轮下……
    只要人留意关注时代，那么它将要甩掉某些人之前，总是会显出些迹象的。忽略了这些迹象的发生，不再是时代的过错，而只能承认自己对自己没尽到责任了。对于有所准备的人，从好的活法跌人糟的话法，其实并不意昧着处境绝望，也并不真的那么可怕。需要耐心和承受力，经得起摔掷的自尊和从头来过的自信罢了。
    有所准备的人，必能从糟的活法重新过渡向另一种好的活法，避免被时代碾在它的轮下。
    如果你要踏上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有一个兵为伴，你就会暗自庆幸的。因为你深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不会甩下你不管。如果有两个兵为伴，你就会无忧无虑。如果有三个兵为伴，你简直可以唱着歌儿上路。尽管他们才十八九二十来岁，尽管在年龄上你可作他们的长兄乃至父亲……
    中国的兵，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子弟兵。
    广告是什么？——一种广而告之的方式罢了。从国家政令到商业产品，无不需要借助广告的方式予以传播。
    不要和李白比。李白醉了诗兴勃发，留给后人许多诗中瑰宝。而我们大多数后人，其实醉了只会吐，只会耍酒疯。只能使我们的儿女、父母和妻子伤心垂泪而又对我们绝望。
    中国现在产生了不少“私营企业家”。国策给某些人提供了机遇。但在他们中，有些是名不副实的。有些是骗子。有些已被证明是骗子。有些将被证明是骗子。中国的中产者阶层和资产者阶层，加在一起数量也是极小的。
    但是却具有人类历史上一切经济地位方面自感优越的新阶层的显著特征——比如强烈的消费虚荣心，比如拜金观念，比如毫无自律意识的姿情放纵的享乐比如与权贵阶层的相互攀附，比如对阑适文化的热衷，等等。
    他们的质量是不高的。不可避免地时时显出暴发的得意和嫌贫爱富甚至为富不仁的心态。他们的社会形象往往是很糟的。甚至是很丑陋的。他们的优越感往往被最广大的中国民众所厌恶。
    中国的新兴的资产者阶层太洋洋自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们的享受和享乐方式，也未免显得太奢靡。中国的新兴的中产者阶层太嗲，太挠首弄姿，太酸，太假摸假式。而且，太虚荣。
    建国以来，北京已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一些院落权力影响圈。这是中国特色之一。
    在我眼里，政治的内在逻辑和惯力是极其简单的。甚至可以说简单得没意思。我认为是世相时事中顶授意思的一种。所以我更多的时候，最喜欢的是放眼于芸芸众生。跻身于芸芸众生之间，这会给我许许多多的创作灵感，激起我许许多多的创作冲动。
    政治越来越成熟，社会越来越稳定的状态之下，小说家的自由才会越来越大。人类的许多伟大之处，高贵之处，以及迄今为止的辉煌文明，也可以说是人类互比的结果。比不断地激发人类的赶超心理。比是极高级的思维活动。
    人总是要比的。比的意识几乎伴随人的一生。人老了还是要比。人是括到老比到老的。比是人生的功课。能学好这门功课不容易。
    我们的某些官员，每每不乏按照“原则”解决矛盾、难题和僵局的能力。在这方面，我党有很优良的传统理应发扬光大。但，他们往往太缺乏智慧地解决矛盾、难题和僵局的方法。
    在方法问题上多一点经验，少一点儿教条，无论如何也总是好的……
    现代社会，“求爱”的方式方法五花八门，古典意味儿却几乎丁点儿全无了。这是现代社会的遗憾，也是现代人的悲哀。
    爱情中缺少了古典的因素。好比乐音中缺少柔情浪漫的音部一样……
    丧失了羞涩本能的少女，其实是丧失了作为少女最美最美的年龄本色。
    “爱心”是高尚又伟大的心境。“爱心”在人类的心灵里常驻不衰，人类才不至于退化回动物世界。
    善良是“爱心”的基础。
    “爱心”这个词，乃是“爱”这个字处在主语位置时，所能组成的最应该引起我们由衷敬意的词。这个词，被我们文人和知识者说道得最多，书写得最多，应用得最多，却不见得在我们心灵里也同样地多。
    “爱心”之于百姓阶层，原来是用不着官僚阶层煞有介事地号召，文人虚头巴脑假模假式引经据典的论说，知识者高高在上的所谓启蒙的。究竟应该谁启蒙谁，是很值得商榷的。
    但从一开始就排斥“婚姻”目的之“爱情”成分是可疑的。起码是暖昧的。甚至，可能从一开始本质上便是虚假的。
    没有任何责任感前提的男女性关系，不是“爱情”。充其量是“爱”。甚至可能仅仅是“性”。
    当今世界，“爱”在泛滥着。使“爱情”更需谨慎，更面临危机，也更值得以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责任感加以维护了。
    每一份获奖证书，每一次获奖，对我都是一种鞭策，一种勉励，还是一种欣慰。真的，我承认我是一个需要勉励和鞭策的人，我承认我是一个希望体会到欣慰是怎么一回事儿的人。
    健康其实是人人都在失去着的。一年年的岁数增加着，反而一年比一年活得硬朗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人也是一台车床，运转便磨损。不运转着生产什么，便似废物。宁磨损着而生产什么，不似废物般的还天天进行保养，这乃是绝大多数人的活法。
    也许调根乃是中年人的一种特权吧？这一特权常使中年人目光忧郁。既没了青年的朝气蓬勃，也达不到老者们活得泰然自若那一种睿智的境界。于是中年人体会到了中年的尴尬。
    两个中年男人开杯大笑一阵之后，或两个中年女人正亲亲热热地交谈着的时候，忽然的目光彼此凝视住，忽然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那一种企图隐藏到自己的眸子后面而又没有办法做到的忧郁和惆怅，我觉得那一刻是生活中很感伤的情境之一种。
    中年人的忧郁和惆怅，衬托着少女们更加显得纯洁烂漫，补托着少年们更加显得努力向上，补托着青年男女们更加生动多情，衬托着老人们更加显得清心寡欲，悠然谈泊。少女们和少年们，青年们和老者们的自得其乐，归根结底是中年人们用忧郁和惆怅换来的呀！
    当爸的感觉在现代是越来越变得粗糙而暖昧了啊！
    这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各种不同的生活水平线上，过着小百姓的生活。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我以为乃是温馨二宇。没了温馨的生活，那还叫是生活吗？温馨是某种舒适，但又不仅仅是舒适。许多种生活很舒适，但是并不温馨。温馨是一种远离大与奢的生活情境。一幢豪宅往往只能与富贵有关。
    富贵不是温馨。
    中国改革的痉挛，或者直接说是阵痛，正由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工人阶级俯腰承受着。这是改革所不希望的，又是改革所必须经历的一步。
    作为国家，是一定要尽最大的能力关怀和体恤到它的普通子民的。国家不这样，掌握国家大命运的人们，便严重地失职了。
    一个处在大转折关头的时代，无论是进步式地转折，还是后退式地转折，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有时所以惨重，乃因付出的往往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哪一代人哪几代人的命运被作为代价付出了，也就只有俯腰承受，别无它法。
    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幸福，无忧无虑，被富裕的生活所宠爱着，固然是令人羡慕的。固然是一件幸事。我祝愿一切下一代人，都有这样的童年和少年。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这样，也不必看成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不必以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更不必耽于自哀自怜。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较早地懂了许多别的孩子尚不太懂的东西——对父母的体恤，对兄弟姐妹的爱心，对一切被穷困所纠缠的人们的同情，面不是歧视他们，对于生活负面施加给人的磨难的承受力，自己要求于自己的种种的责任感，以及对于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的向往，和对人世间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
    可以认为，是生活将穷困施加在某人身上，同时赏赐于某人的补偿吧。倘人不用心灵去吸取这些，那么穷困除了是丑恶，便什么对人生多少有点儿促进的作用都没有了……
    曾有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人中，哪些人的心理负荷最大？”
    我不假思考地回答：“首先当然应是政治局的成员们。中国这个斯蒂芬斯给他们出的难题太多。”
    她又问：“其次呢？”
    我说：“那就要数我们这一代人的儿女们了。”
    她顿时“友邦惊诧”起来，困惑不解：“你们不是总发议论，认为你们的下一代简直就如同‘小皇帝’，一个个幸福得都快溺死在蜜罐子里了吧？”
    我说：“那样的孩子是有的，但属极少数。中国还有相当多的孩子穷困得根本上不起学，所以我们才有‘希望工程’。相比之下，大都市里的孩子们的命运要强得多。但他们都像野兔，已经很快被分数这条极其凶猛的猎犬撵咬得疲于奔命，倒毙升学途中了！”
    初中升高中也罢，高中升大学也罢，题是一年比一年出得怪，出得刁，出得诈了！出题者们，分明的，是将某些已与考试宗旨相背离的题当成“杀死”考生正常智力的“凶器”，以考生的“伤亡惨重”为能事，为荣事，为快事。
    因为，在中国，在目前，似乎只能以考生的“伤亡惨重”，来暂缓大学的“人满为患”。
    这是很无奈的事。吾国人口也多，下一代也众。尽管都已是独生子女。
    中国的这一教育窘况，据我看来，很快就会继“失业”问题之后，成为困扰中国的第二大问题。它直接就将体现为失业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将是潜在态势更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因为，下一代的谋职无路，是比他们的父母辈“下岗”，更令他们沮丧的。这一种沮丧，也许会在他们太年轻的心中，氤氲成一片对时代对社会的悲观、不信任，乃至敌意。
    在目前的中国，对初考高考落榜的儿亥言语嗽嗽斥责辱骂的父母，是最没体恤心的父母，是最不人道的父母，是可憎的父母。
    严密控制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意或无意的流失，流向国外，流向个人腰包，是对中国下几代人无赦的犯罪。
    分配似乎越来越意昧着是“最后的一块蛋糕”，是相当棘手的。
    社会情绪的大浮躁和社会心理的大动荡，相当主要的程度上盖源于此。于是政治家们所面临的一个当代的政治命题乃是——分配的政治。
    我的头脑中，由于时代的教化，“共产主义”的思想信仰，原是较很深蒂固的。据我想来，“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似乎是最简单可行的，最容易体现公正的。我为国家尽职尽责，国家对我的个人利益进行一揽子的“包干”。似乎也不失为一种社会模式。当了一次分房委员，我感慨多多。终于彻底悟到——一个村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一个乡也可以。一个县，如果经济空前发达，物质极大丰富，同样可以的。但一个省还可以的吗？一个有近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那就根本休想了。
    人类精神的可贵之点，体现在身残丽志坚，而心美，而追求不息者身上，可贵的便尤其可贵，坚毅的便尤其坚毅，美好的便尤其美好，感人的便尤其感人了！
    一个毫无残疾的人，其实是很难体验残疾对于生命活力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的。不错，我相信，几乎每一个人都曾像我一样，设想过自己假如也是一个残疾人。但也不过就是偶作设想罢了。在作那样的设想时，我们会感到自己好幸运。甚至会暂时地从头脑中排除许多健全人的烦恼，觉得自己生为一个健全的人，实在是一种幸福，仅此而已。是的，因为我们事实上并不残疾，我们是很难真正体会到残疾人的内心世界的。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自尊、自强、自信、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有时候是更加体现得令我们健全人自傀弗如肃然起敬的。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十分艰难的事情。是健全人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做成功的事情。这些事情由残疾人做成功了，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因为残疾人选择这些艰难的事情去做，往往与功利二字无关。往往更是出于对残疾的挑战。在挑战的过程中，人类战胜艰难的能力，以及必胜的恒心，恰是被残疾人，而不是被我们这些体魄健全的人弘扬到了至高境界。
    在这个似乎金钱万能的时代，在这个到处充满了拜金主义思潮的时代，时时有健全的人，为了少花自己的钱，为了多嫌别人的钱，而视同胞的生命如儿戏。他们的贪婪的代价，往往是别的许多人的眼、耳、手、足、臂、腿，乃至生命。
    在一个贪婪的时代，残疾人不但将是不幸的，而且将是孤独无援的。
    面对所谓命运，我从少年时起，就是一个极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我对人生的撞撮，目标从来定得很近很近，很低很低，狠现实很现实。想象有时也是爱想象的，但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早期的精神上的“创作活动”，一扭头就会面对现实，做好自己在现实中首先最该做好的事，哪怕是在别人看来最乏味儿最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事。
    鲁迅先生当年曾经说过家道中落之人更能体会世态炎凉的话。我以为，于所谓的“逆境”而言，也似乎只有某些曾万般顺遂、仿佛前程锦绣之人，一朝突然跌落在厄运中，于懵懵后所深深体会的感受，以及所调整的人生态度，才更是经验吧？好比公子一旦落难，便有了戏有了书。而一个诞生于穷乡僻壤的人，于贫困之中吸吸坠地，直至于贫困之中死去，在他临死之前问他关于“逆境”的体会及思想，他倒极可能困惑不知所答呢！
    我想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讲的一件事——他们在南方某小饭店吃饭时忽听一阵令人心悸的叫声。寻声查问到后厨，原来屉上正活蒸着大娃娃鱼。而点这一道莱的食客们，一个个在那令人心悸的声音中吞云吐雾，谈笑风生。
    我的朋友却不能照常吃下去，他不忍再听，离开了那家小饭店。
    我怀疑地问：“据我所知，娃娃鱼是不叫的吧？”
    他说：“我不知道它究竟叫不叫。也许一般情况下是不叫的，但被活蒸时，就不是一般情况了。还能听到它在屉中蹦、挣扎、撞屉，发出很大的响声，所以屉上压着磅秤的重碗……”
    我们北影的一位老摄影师对我讲——也是在南方，一位“大款”请他们吃饭。宴间有一只可爱又活泼的猴子，作出种种滑稽样子逗他们开心。但是一会儿它就被固定在桌子下面了，只将上脑壳露出桌洞。于是侍者执刃熟练地剥下它的头皮，还往它雪白的头骨上浇开水消毒，接着使小锤敲碎了它的头骨……
    那就是享用活猴脑的方式。
    老摄影师捂着嘴跑出了饭店。一出门就呕吐了。
    他说他至今忘不了那猴子的眼睛。他说人要活吃它的脑子前，还要先拿它开一阵子心，“太罪过了！太罪过了！……”
    他连说“罪过”不止。
    中国人在吃的方面欲望太强烈了。一旦有了钱，这欲望则便无止境。所以我们中国所说的“龙肝风胆”，是古时有钱的男女最想吃到的。果而有龙有风，现如今的“大款”及他们的女人们，若不动辄就大吃一顿才怪呢！也许早被吃得所剩无几了。
    吃得多么残忍。
    人对钱的贪心和对吃的欲望，过分了是一样丑恶的。
    旅游中的人性情趣是很有意思的——男人恋山，女人眷水。没有谁向我们的意识中灌输，我们却理所当然的觉得，山是阳刚的象征，水是阴柔的意化。山至秀则饶，水至湍则狂。男人抵至秀之山亦见阴柔，女人达至湍之水亦见阳刚。男人和女人，从山与水，不但见自身，且见自身之反面。人类是最欣赏自己形象的动物。大自然是人类的镜子。男人恋山实乃自恋，女人眷水实乃自誊。男人女人，都是从欣赏自己而开始爱异性的。山里的女人坚忍，水乡的男人多情。没有水的地方留不住女人，没有山的地方留不住男人。故旅游胜地必有山有水，山水相依，水绕山环。在这样的地方，男人才更像亚当，女人才更像夏娃。旅游业非是为旅游家而开发的，是为世俗男女而开发的。旅游家则是一些远避旅游业的人。
    男人总是率先朝险峰登攀。倘有女伴瞻望其后，尤其精神抖擞。
    女人总是率先扑向水边，弄湿自己的手帕。这时，她分明知道男人是在看着她的。
    在旅游中，人的本来面目是极难伪装的。
    在旅游中，男人觉得亥人显得更可爱了，女人觉得男人显得更多情了。
    这，也许便是旅游的重要的内容吧——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它们的赫刺克勒斯式的义无反顾的人物。他们不见得便是英雄。更不可能是天神或半神人物。但他们和她们，起码都是一些想要为国家解决或部分地解决某一方面难题的人物，都是一些怀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彻底打开“奥格阿斯牛棚”圈门的人物。其执著的热忱和冲决重重阻碍的气概，当时可能不被公众理解，以后甚至很久以后才获得理解。或当时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公众普遍的理解，但“牛棚”里所有的“中”夺门而出，万蹄踏地横冲直撞的混乱情形，又必然会使他们和她们的初衷遭到扭曲，使他们和她们的作为大受怀疑。
    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接连不断涌现的赫刺克勒斯式的人物，是人类当代社会发展中按阶段计数最多的。
    金钱大抵只能使人变成两类——因摆脱了贫穷，终于占有了大量的金钱而文明起来，并且积极热枕地参与对社会文明的高尚的建设；或者恰恰相反，比贫穷的时候更加丑陋。
    据我看来，某些豪奢俗贵的“大款”们，所患乃“心理强xx综合症”。按民间的说法，可以解释为“意淫症”。放在中国这个大临床上加以分析，也可以定名为“中国综合症”。病理是由我分析出来的，定名为“梁氏中国综合症”，我觉得也不算贪天之功为已有……
    某些“大款”们的豪奢俗贵，从心理本质上分析，意昧着是一种对金钱的强xx和蹂躏。众所不知，蹂躏金钱，强xx金钱，是可以获得与蹂躏女人强xx女人同样刺激的快感的。而区别在于，仅仅在于，强xx女人是罪行。而强好已然被自己所占有的金钱，金钱不但不会成为原台(抢来的偷来的骗来的受贿来的贪污来的例外)，而且连呻吟也不会发出一点点。
    进一步分析，某些豪奢俗贵的“大款”们蹂躏金钱、强xx金钱的同时，不但足以获得常人所无法体验的强烈的具有刺激性的快感，而且，足以获得“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对总体上仍处于贫穷状态的社会的报复性快感。
    某些豪奢俗贵的“大款”，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一些对别的男人具有践踏心理倾向，对一切女人具有强xx心理倾向，对全社会具有报复心理倾向的病人……
    商业时代迅速地大面积地从世界上消弭着许多属于从前的事物。包括从人类的精神中消洱一些最可宝贵的质量。
    但商业时代又是我们人类目前最理智的选择。一个和平的、安定的、经济繁荣的、成熟的商业时代，比一个战乱不断的、极端政治结构的、国与国间到处进行着政治冷战的时代何止好一百倍！尽管，“奥运”精神仍是最纯粹的体育精神，但我相信，我的儿子像我这种年纪了再看“奥运”实况转播时，他一定会承认，那乃是人类为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而代代保留的最具古典意味的“大剧”。它只是为了通过人类体能的竞技证明人类精神的豪迈。除此再不意昧着别的。除此再不意昧着任何其他。
    我认为的好小说是平易近人的。能写得平易近人并非低标准，而是较高的标准。大师们是不同的，乔易斯也是大师，他的《尤里西斯》绝非大多数人都能读得懂的。乔易斯可能是别人膜拜的大师，但他和他的《尤里西斯》都不是我所喜欢的。他这一类的大师，永远不会对我的创作发生影响。
    我的写字桌的玻璃板下，压着朋友用正楷为我抄写的李白的《将进酒》，那是我十分喜欢的。句句平实得几近于白话。最伟大最有才情的诗人，写出了最平易近人最豪情恣肆的待，个中三昧，够我领悟一生。
    作家是很容易在心态上和精神上被新生的中产阶级阶层所吸纳的。一旦被吸纳了，作品便往往会很中产阶层气味儿起来。
    我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太精英萎苹的“抄龙”。
    感受生活的方式很多，直接地掺和到别人们的烦愁、困境、无奈与命运中去，并非什么好方式。
    经常的情况之下，我凭作家的“良知”写作。
    有人会反问——“良知”是什么？
    我也不能给它下一个定义。
    但我坚信它的的确确是有的。对于作家，有一点儿，比一点儿都没有好……
    商业时代使一切都打上了商业的烙印。文学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幸免。
    小说家没法儿和一个已然商业化了的时代“老死不相往来”。
    归根结底时代是强大的，小说家本人的意志是脆弱的。比如我不喜欢诸如签名售书、包装、自我推销、“炒作”等等创作以外之事，但我时常妥协，违心地去顺从。以前很为此恼火，现在依然不习惯。一旦被要求这样那样配合自己某一本书的发行，内心里的别扭简直没法儿说。但我已开始尽量满足出版社的要求。不过分，我就照办。
    这没什么可感到羞耻的。
    如果有什么所谓“文学殿堂”的话，或者竟有两个——一个是为所谓“精神贵族”而建，一个是为精神上几乎永远也“贵族”不起来的世俗大众而建，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走人后者。
    男人到了四十多岁，其种种变化，绝不比女人到了四十多岁时少吧？我认为“笔调”同时也是作者本人内心情调的自然流露。违背自己内心的真实情调，掩藏起内心的“真实”，或者扭曲了内心的“真实”，甚至内心里本无所谓“情”，却要强迫自己的笔端流溢情愫千种，那行文必定矫揉造作。内心没有的，文字帮不了忙。更谈不到能在作品中形成一种“笔调”。
    终生不失为作家的人，也许就是终生对生活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
    忧虑是不必要的。就目前来看，足以预断，中国的旋转亡不了国。中国文坛的旋转也亡不了中国的文坛。非但亡不了，兴盛即在其中。
    友善和厚爱抵消了他们自身的深刻性。
    一个人总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他或她生活所熟悉的那一座城市，并且以为就是在谈论他或她的国家了。自然由衷得可爱，但是未免浅薄。
    所谓“翻译文体”，当然是指有水平而又严肃认真的翻译家们之精神劳动，乃是一种人类文学语言的再创造。必自成美学品格。
    它既有别于原著的母语文字，也不同于译者所运用的客体文字。它必是二者的结合。
    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甚至终生求之若渴而又终生与自己喜欢的职业无缘。
    许多时候，许多事情上，我仍以世俗的思想方法为准则。能以世俗的方式报答应该报答的人们，对我就够欣慰的了。
    外国人曾向中国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四人帮”仅仅四个人，而你们中国十亿之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何以竟会被专制了十年之久？
    其中固有中国政治的特定原因，但也看出了我们国民素质的某种可悲可叹可憎可恶的方面。所以十亿之众的大多数其实都如美国“圣殿教”的教徒。所以张志新，我们复旦大学当时物理系的那位河南籍女学生很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秋瑾。
    三十五岁以下的中国人，也许不太知道，中国当年曾进行过全民性的哲学普及教育，我记得有一本刊物就叫《大众哲学》。干部张口“哲学”，学生张口“哲学”，工也“哲学”，农也“哲学”，兵也“哲学”……营造过一个哲学的年代。归根结底，那是从前的时髦。和以后的，和现在的许多时髦，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一旦人人都颇似哲学家，哲学本身就尴尬了。
    多少掌握点儿哲学，一切世事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技巧也罢，才情也罢，在我看来，永远不是第一位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是真。没这个“真”字，作家笔下的一切文学便没了魂。没魂的文学，也便谈不上朝什么境界提高。“为赋新词偏说愁”，该是作家一大忌，也是毛病。
    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我们的际遇，而是我们对过去际遇的看法。
    看一个人的品格如何，更要看这个人对于他无利的人取什么态度。
    只要我们自己不俗，则人与人的交往便不至于被俗所染。
    一门心思发财的那些“二道贩子”，连想要消遣时也是不看小说的，甚至不怎么看文字——掷保龄、玩电子、跳霹雷、得艾滋病、洗桑那浴，他们没工夫。他们有他们的话法——“骑着摩托背着秤，跟着老共干革命”——于是他们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我不会去走“背对生活，面向内心”的创作道路。我深知自己的内心并不那么丰富，那里面空旷得很。我想，知识丰富，生活积累丰富的作家，其内心世界也必然丰富。丰富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包容着丰富的生活“元素”的，作家借此才可以产生丰富的艺术想象。内心世界宏大而丰富的作家，是决不可能“背对生活”的。我觉得俄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奇特现象。在十二世纪以后，它几乎沉寂了五百年之久。至十九世纪，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高尔基之后或与高尔基同时代的作家，如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马雅柯夫斯基等，同样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更不要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就是当年我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人生教科书啊！
    存在心里的，是不会丢掉的。
    写作之于我有时不完全是为了写给别人看。有时亦更是为了通过写作，唤起记忆，重温我所经历的事，审悉我所熟识的人，从心灵中摈除某些事和某些人，或者在心灵中重新确定珍藏它们和他们的位置。这样，会因为自己能够从心灵中摈除什么而愉悦，而对自己感到满意，而信任自己。甚至，喜欢自己。
    我所向往的美好爱情生活的背景，时至今日，几乎总在农村。
    我并非一个城市文明的彻底的否定主义者。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连自己也解释不清自己。
    回到家里遂想到——爱情是多么需要空间的一件事啊！城市太拥挤了，爱情没了躲人视野的去处。近年城市兴起了咖啡屋，光顾的大抵是钟情男女。咖啡屋替这些男女尽量营造有情调的气氛。
    大天白日要低垂着窗慢，晚上不开灯而燃蜡烛。又有些电影院设了双人座，虽然不公开叫“情侣座”，实际上是——但我很怀疑是为真的情侣们提供的……
    爱情，或反过来说情爱，如流浪汉，寻找到一处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并不那么容易。白天只有一处传统的地方是公园，或电影院；晚上是咖啡屋，或歌舞厅。再不然干脆臂挽着臂满大街闲逛。北方人又叫“压马路”，香港叫“轧马路”。都是谈情说爱的意思。
    于是情侣们最无顾忌的选择还是家。但既曰情侣，非是夫妻，那家也就不单单是自己们的。要趁其他家庭成员都不在的时间占用，于是不兔的有些偷偷摸摸苟苟且且……
    当然，如今有钱的中国人多了。他们从西方学来的方式是在大饭店里包房间。这方式高级了许多，但据我看来，仍有些类似偷情。姑且先不论那是婚前恋还是不怎么敢光明正大的婚外恋……
    情爱放在农村的大背景里，似乎才多少恢复了点儿美感。似乎才有了诗意和画意。生活在农村里的青年男女当然永远也不会这么感觉。而认为如果男的穿得像绅士，女的穿得很新潮，往公园的长椅上双双一坐，耳鬓厮磨；或在咖啡屋里，在幽幽的勉光下眼睛凝视着眼睛，手握着手，那才有谈情说爱的滋味儿啊！
    但一个事实却是——摄影、绘画、诗、文学、影视，其美化情爱的艺术功能，历来在农村，在有山有水有桥有林间小路有田野的自然的背景中和环境里，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魅力。
    无论是《安娜·卡列尼娜》，还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几乎其他的一切西方经典小说，当它们的相爱着的男女主人公远离了城市去到乡间，或暂时隐居在他们的私人庄园里，差不多都会一改压抑着的情绪，情爱也只有在那些时候才显出了一些天然的美感。
    麦秸垛后的农村青年男女的初吻，在我看来，的确要比楼梯拐角暗处搂抱着的一对儿“美观”些……
    村子外，月光下，小河旁相依相惧的身影，在我看来，比大饭店包房里的幽会也要令人向往得多……
    爱情或曰情爱乃是人类最古老的表现。我觉得它是那种一旦框在现代的框子里就会变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东西”。城市越来越是使它变得中伦不类似是而非的“框子”。它在越接近着大自然的地方才越与人性天然吻合。酒盛在金樽里起码仍是酒。衣服印上商标起码仍是衣服。而情爱一旦经过包装和标价，它天然古朴的美感就被污染了。城市杂乱的背景上终日流动着种种强烈的欲望，情爱有时需要能突出它为惟一意义的时空。需要十分单纯又恬静的背景。需要两个人橡树，像鸟，像河流，像云霞一样完全回归自然又享受自然之美的机会。对情爱城市不提供这样的时空、背景和机会。城市为情爱提供的惟一不滋扰的地方叫作“室内”。而我们都知道“室内”的门刚一关上，情爱往往迫不及待地进展为什么。
    在城市里，对于许多相爱的青年男女而言，“室内”的价格，无论租或买，都是极其昂贵的。求“室内”而不可得，求“室外”而必远足，于是情爱颇似城市里的“盲流”。
    人类的情爱不再动人了，还是由于情爱被“后工业”的现代性彻底地与劳动“离间”了。
    几乎只有在农业的劳动中，男人女人之间还传达出某种动人的爱意。那爱意的确是美的。又寻常又美。
    我在城市里一直企图发现男人女人之间那种又寻常又美的爱意的流露，却至今没发现过。
    在中国，在当代，爱情或曰情爱之所以不动人了，也还因为我们常说的那种“缘”，也就是那种似乎在冥冥中引导两颗心彼此找寻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于是爱情不但变得简单、容易，而且变成了内容最浅薄、最无意昧儿可言的事情。有时浅薄得连“轻佻”的评价都够不上了。“轻佻”纵使不足取，毕竟还多少有点儿意味儿啊！
    本质上相类同的“缘”，在中国比比皆是地涌现着。比随地乱扔的糖纸冰棒签子和四处乱弹的烟头多得多。可谓之曰“缘”的“泡沫”现象。
    而我所言情爱之“缘”乃是那么一种男人和女人的命数的“规定”——一旦圆合了，不但从此了却男女于情于爱两个宇的种种调根和怨叹，而且意识到似乎有天意在成全着，于是满足得肃然，幸福得感激；即或末成眷属，也终生终世回忆着，永难忘怀，于是其情其爱刻骨铭心，上升为直至地老天荒的情愫的拥有，几十年如一日深深感动着你自己。美得哀婉。
    这一种“缘”，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当代，是差不多绝灭了。
    情爱之于现代人，越来越变得接近于生意。而生意是这世界上每天每时每刻每处都在忙忙碌碌地做着的。更像股票，像期货，像债券，像地摊儿交易，像拍卖行的拍卖，投机性，买卖性，速成性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司空见惯。而且，似乎也越来越等于情爱本身了。于是情爱中那一种动人的、感人的、美的、仿佛天意般的“缘”，也越来越被不少男人的心女人的心理解为和捡钱搭子、小头彩、一锨挖到了金脉同一种造化的事情了。
    现代人的爱情或曰情爱中，早已缺了这分量，故早已端的是“爱情不能承受之轻”了。或反过来说“爱情不能承受之重”。其爱其情掺人了太多太多的即兑功利，当然也沉甸甸起来了。
    依顺了现代的现实性，爱情或曰情爱的“缘”的美和“义”的美，也就只有在古典中安慰现代人叶公好龙的憧憬了。
    故自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从全世界的范围看，除了为爱而弃王冠的温莎公爵一例，无论戏剧中影视文学中，关于爱情的真正感人至深的作品风毛麟角。
    爱这个字，在语言中，有时处于谓语的位置。有时处于主语的位置。前面加“做”、加“求”、加“示”、加“乞”，“爱”就处在谓语的位置。“做爱”、“求爱”、“示爱”、“乞爱”，皆行为动词也。
    “做爱”乃天伦之乐。乃上帝赐与一切男女的最普遍的权力。是男人和女人最赤裸裸的行为。那一时刻，尊卑贵贱，无有区分。行为本质，无有差别。很难说权大无限的国王，与他倾国倾城的王后，或总统与总统夫人的那一时刻，一定比一个年轻的强壮的农民，与他的年轻的健康的爱妻在他们的破屋土炕上发生的那一时刻更快活些。也许是一样的。也许恰恰反过来。
    “求爱”乃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为了婚姻，有时为了一次或几次“做爱”的许可。传统上是为了婚姻。在反传统的男女们那儿，往往是为了做爱的许可。当然，那许可证，一般是由男人所求，是由女人“签发”的。无论为了婚姻之目的，还是为了一次或几次“做爱”之目的，这个过程都是必不可少的。省略了，婚姻就是另外性质的事了。
    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为抢婚。“做爱”也可能是另外性质的事了。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为强好。
    对于成年男女，“示爱”已带有经验性，已无多少美感可言，只不过是相互的试探罢了。以含蓄为得体，以不失分寸为原则。含蓄也体现着一种自重，只有极少数的男人会对不自重的女人抱有好感。不失分寸才不使对方讨厌。反过来，男人对女人也一样。不管不顾，不达目的不罢休，一味儿的大献殷勤，其实等于是一种纠缠，一种滋扰，一种侵犯。不要误以为对方的冷淡反应是不明白，或是一种故作的姿态。这两种情况当然也是有的。但为数实在极少。与其推测对方不明白，莫如分析自己为什么装糊涂？与其怀疑对方故作姿态，莫如问问自己是否太一厢情愿强求缘分？
    在所有一切“爱”这个宇处于谓语位置的行为中，依我看来——“乞爱”是最劣等的行为。于男人是下贱，于女人是卑贱。
    在爱这个宇的后面，加上“情”、加上“心”、加上“意”，爱就处在主语的位置了。“爱意”是所有世间情意中最温馨的一种。使人感觉到，那乃是对方在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种情况下，所能给予自己的临界极限的情意。再多给予一点点，就超越了极限。超越了极限，便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因为在极限上，所以具有着相当特殊的令我们深为感动的意昧儿和意义。
    充满“爱意”的目光，乃是从女人的极其善良的爱心中自然流露的。它具有母性的成分。误将此当作和“爱”或和“爱情”有关的表达去理解，不是女人们的错，是男人们的错。据此进一步产生非分之想的男人，则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
    我最尊祟的人，正是一个充满博爱之心的人。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会羞惭得什么话都不敢说了。我遇到过这样的人。非是在文人和知识者中，而是在普通百姓中。我常不禁地想象，这样的人，乃是“隐于市”的大隐者，或幻化了形貌的菩萨。
    “爱心”是具有自然而然的影响力的。除非人拒绝它的影响，排斥它的影响，抵触它的影响。
    我们只要愿意发现，就不难发现，并且不得不承认，往往是从最普通的某些人们身上，亦既寻常百姓中的某些人们身上，一再地闪耀出“爱心”的动人的光晕。在寻常百姓的阶层里，充满“爱心”的故事，产生得比其它一切阶层多得多。
    “爱情”也如“爱心”一样，普遍地存在于寻常百姓阶层之中。某些文人和知识者最不能容忍我这一种观点。他们必认为我指的根本不是“爱情”，只不过是“婚姻”。
    而我固执地认为，对于百姓而言，“爱情”若不走向“婚姻”，必不是完美的“爱情”。百姓是现实的。
    当安娜坠人爱河以后，她毅然提出与自己的丈夫卡若林离婚。
    不顾上流社会的谴责，毅然决定与渥伦斯基结婚。这时，“爱”在安娜心里，上升为“爱情”了。她期待着他为他们的“爱情”负起“婚姻”的责任。她自己能做的，她已做到了。但是渥伦斯基并不打算真的负起什么责任。他要的只不过就是“爱”，而且得到了。责任使他厌烦透顶，因而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因而绝望的安娜只有卧轨自杀……
    渥伦斯基“爱”安娜是真的。
    安娜对他的“爱情”也是真的。
    悲剧是由二人所要求的东西在本质上不同造成的——安娜要有责任感的“爱情”，它必然与“婚姻”连在一起，成为完整的要求。渥伦斯基仅要不附加任何责任前提的“爱”。他认为有爱已足够了。连安娜为他们的“爱”而毅然离婚，在他看来都是愚矗的，不明智的。
    一个现象是——某些大谈“爱情”至上的男士们，其实本意要的仅仅是“爱”。
    但另一个现象是——渐多起来的女人们，也开始为男人们预设圈套了。她们以自己为饵，钓男人们的钱财。
    牛郎织女式的夫妻，在寻常百姓中一对儿一对儿的依然很多很多。他们的生活里离不开生儿育女，离不开萝卜白菜，离不开吵架拌嘴，但也离不开责任感。责任感是他们组成家庭之前的最神圣的相互承诺。谁主内，谁主外，大的开销究竟谁说了算，小的花费谁有自主权，诸如此类一切某些男士和女士嗤之以鼻的内容，在他们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是据我看来，这些俗内容，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一对儿一对儿的夫妻恩爱着。
    在没有婚姻为载体的“爱情”中，到头来，遍体鳞伤的几乎注定了是女人。她们获得过的某些欢乐、某些幸福，往往被最终的悲伤抵消得一干二净。
    在没有婚礼为载体的“爱情”中，女人扮演的只能是“情妇”的角色。
    而古今中外，这一角色，乃女人最不甘的角色。也是最不符合男女之间自然关系的角色。即或那些专以猎名流、傍权贵、傍“大款”为能事的女人，一旦觉得巩固了“情妇”的地位，也还是要产生颠覆“情夫”既有家庭取代对方妻子的野心的。这时的男人用他们“爱至上”那一套哄她们是根本没用的。所谓哄得了一时，哄不了一辈子。结果男人大抵只有三个选择——要么离婚，承认自己“爱至上”那一套论调的破产，面对既又“爱”了，就还是免不了结婚“至上”的现实。要么给她们以多多的钱财，多到她们终于满足了不打算“造反有理”为止。要么，被逼得走投无路，狗急跳墙，杀了她们，或反过来被她们所杀。
    所以，据我想来，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情人节”永远不会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日子。这是一个暖昧的灰色的日子。这世界上没多少人会真正喜欢这个日子。真的处在正常的热恋关系的男女，每一个日子都可以是他们的“情人节”。他们在那一天的拥抱和亲吻，不见得比在别的日子更温存更热烈。而既是“情妇”或“情夫”，又是丈夫或妻子的男女，肯定的，恰恰是很避讳那一天的。
    即使瞒天过海凑在一起了，各自心里的感受和感想也会很苦涩。
    我觉得，事实上，一个作家是很难与他或她的读者“们”交往的。
    我相信大多数的作家皆和我一样，内心里最真实的愿望恰恰是拥有充分的独处的时间。究竟能拥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对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时间居然被情愿地或不情愿地压缩到了最少的程度，那么在我看来是值得同情的。
    试问在中国，在目前，卓绝的评论家大名阿谁？差不多够个评论家的，我几乎都读过他们的文章，当场对面听过他们的发言。他们中有我极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觉得谁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代作家，没谁招得起“卓越”二宇一样。
    评论和创作一样，在我看首先是职业。职业者、“啖饭之道”。
    从天性上，我喜欢静。喜欢独处。
    独处对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光。
    鲁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位受伤颇多的作家，所以才说那样激烈的话。鲁迅还说过——跟死神走那一天，“一个也不宽容”。鲁迅的话常使我身冷。我能理解一个人不得不“横着站”内心里那种感觉。
    我基本上同意鲁迅的话。
    但仅限于相对鲁迅而言。
    过于追求虚荣而又毫无同情心的女人我不与之交往。
    女人而毫无虚荣是为女神。
    女神又是根本没有的。
    我不会主动与任何女人交往。
    在中国，在现实中，有林黛玉那一种“自我中心”的缺点中女人比比皆是；有林黛玉那一种“淡泊功利”的女人风毛麟角，我没遇见过。
    在都市里，我认为也不太可能有了。
    宝玉一向被中国文人们说成是“叛逆”的典型，实在是中国文人们的故意的误导。宝玉身上，寄托着仕途失意的中国封建文人的“情结归宿”。说穿了是，以小儿女情替士大夫心。嘴上赞着宝玉，骨子里还是想当官的。若当不了官，最好宝玉似的，身边有一大群尊尊卑卑的红颜相陪着打发寂寞。宝玉的生活，是封建旧文人们“服官政”以前的向往，也是服不成官政以后的美梦。
    中国封建文人们的骨气，大抵是当不成官以后的表现。之前便有的极少。宝玉身上有的根本不是什么骨气，只不过是自小在女人堆儿里被宠坏了的“女气”。宝玉非是“叛逆”的典型，是颓废的典型。
    男人们的心理上，不但有“恋母情绪”，还有“恋妹情结”。无妹可恋的男人心理上也有此情结纠缠。男人疲惫了，就想变成孩子，于是从“恋母情结”那儿找安慰；男人自我感觉稍好，就想充当“护花使者”，于是“恋妹情结”满足男人的关怀心。曹氏之伟大，在于塑造了林黛玉这一男人们的尤其男文人们的“世纪妹”形象。她美、病、是孤儿、寄人篱下、有才华、多愁善感、任性、爱耍小脾气，但是本质不坏，高兴或不高兴时，谈锋永远的机智尖酸却又不失俏皮……这一切都极符合男人们措香伶玉的条件。曹氏伟大还伟大在，虽没读过弗洛伊德，却也堪称男人们的心理分析大师。
    一部《红楼梦》，栩栩如生，细致人微的人物，自然首推宝玉、黛玉、宝钗。在我看来，宝镀是正常的；黛五是病态的，体质上那样，心理上其实也那样。生理上的病根糠令人怜悯，心理上的阴幽幽令人反感。作为少女当予体恤，作为女人需要批评。这人儿身上体现出“病态美”，中国传统文人们一向也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文人们对女性的赏悦心理，其实一向同样是有几分病态的。
    至于宝玉，太让人腻歪了。他“脚踩两只船”的“爱情游戏”，丝毫也无打动我处。我的儿子将来若有半点儿像他，我一定用巴掌加皮鞭调教过来。
    这个卡耐基纯粹是胡说八道。
    公关小姐、交际秘书、庸官、直销雇员以及一切专业上没有出息的人，才会拿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和精力去搞人际关系。
    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尽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别人讨厌。依我看谁都不必刻意去获得别人的喜欢，不令别人讨厌也就足够了。
    一个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天天总在那儿按别人的好恶改变自己，还要做好另外的许多事。所以，达到起码的修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做君子，面是首先避免做小人。
    我不主张年轻人培养什么“交际”能力。年纪轻轻的，时间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么“际”？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点。得“一帮”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会”了。三五知己可也。
    我只知世上有一种友情如陈酿——我珍重这一种友情。我对这—种友情的原则是——绝不利用了来将自己的困难强加于人。
    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人还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权”。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可以不那样。你不愿别人那样滋扰你，你可以远避那样的人。
    商业时代并不能将它的功利目的强加在任何人身上。
    定睛细看，所谓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无不是人与人自愿的。
    而在政治时代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政治对人的强加带有不可抗性。每一个人都无法置其度外。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已触犯了政治。别人对你那样，也有政治要求作为正当的理由。
    在商业时代，人起码拥有这样一种自由——自我隔绝的自由。
    自己将自己像猴子似的关在笼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无奈。
    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别人关在笼中强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总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近年出国的大陆中国人，几乎皆有学识和专长，个体素质相当高。所以抛却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识，追求实现个人目标的惟我机会。从正面说，个体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普遍强了，显示出一种个体中国人的龙虎之气；从反面说，同胞间的相互排斥、掣肘、倾轧，又总还是民族遗传性的猴气十足的劣相……
    中国底层百姓之间，当年那一种互谅互怒是多么可贵呢！
    但这一种关系，似乎已由于他们当年的“二哥”成了一个写小说的人，而在质量上有所檀变了。我猜测大小的到来，一定又是像二小的到来一样有难事相求。并且估计到了可能是哪几方面的事。
    也许，正因为有难事相求，大小二小，在我面前才一样的拘谨吧？同时想到，我除了说些体恤的话，肯定还是帮助不了什么的。而这，才正是我内心里多少有点儿难受的原因。
    下岗失业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的情况下，我一个写小说的人，再恳切的一封信，又能指望真起什么作用呢？当时不过是自欺欺人地给二小带走了一些“泡沫希望”。好比给赶集的人带了一叠假钞。
    现实生活，使他们确信不疑着一个颠扑不破的逻辑，那就是——只要某些官吏肯绘个面子，小百姓的一切困难便会迎刃而解。
    大小和二小，从小便是穷困老百姓家的孩子。四十多岁了，一个已有了自己的小家，但那小家的生活质量，几乎每一天都在中国水准的贫困线上浮动着，几乎每一天都有沉沦在那贫困线以下的巨大可能。心理和思想意识，几乎每一天都承受着那巨大可能的压迫。一个至今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小家。甚至连一个起码的栖身之所一张属于自己的床也没有。而且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从自己命运的明天，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曙光。像这城市里的一个人人视而不见的孤魂似的。而城市本身，却在日新月异着。另外的一些人们，却在灯红酒绿着，狂歌劲舞着，追奢逐糜着，一掷千金地高消费着——你难以否定他们也会受到强烈的诱惑。但他们不偷、不抢、不肯索性变成酒鬼和赌徒，不肯堕落为歹人恶人。对社会和时代也不心怀着深仇大恨似的。他们的灵魂里，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到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会丧失的，对堕落和犯罪的抵抗。在这一种抵抗过程中，他们有时真是表现得像战士一样顽强啊！他们的希望，正体现在他们抵抗堕落和犯罪的顽强之中。
    有一个事实是，从八十年代至今，我们举不出任何国产商品名牌是任何明星的功劳。而另一个事实是，我们也几乎举不出任何几位私营企事业家，动辄一抛几百万请什么明星做广告。私营者，自己的钱也。自己的钱，一抛几百万值不值，谁都会暗捻手指算个一清二楚的。第三个事实是，恰恰是某些国有企业的“老板”，慷慨极了，大方极了。争相以高价纷请明星大做广告的心劲儿，也足极了。
    美国国家经济信息研究所，在一九九二年做过一项实验，安排一位明星、一位普通人和一只猴子同时作了一则商品广告，结果表明——猴子得票最多，超过明星一倍。其次是普通人。第三才是明星。
    按说，中国的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正在经济困境里挣扎。经济效益好了的，即使无力援助同行业，也总可以给同行业做出某些好的表率吧？但我们仅仅从广告意识和行为中，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令人深感忧患的不良倾向。赠别墅、送车、几百万一掷若轻的现象，真好像要撅起“比、学、赶、超”的“大跃进”！
    猴于也罢，明星也罢，普通人也罢，电脑也罢——谁新颖，谁诚信，谁刨意好，谁对产品的说明和介绍比较清楚明白，我们就信谁的。
    否则，我倒宁愿受猴子做的广告的影响。
    那时我并不能明了，“改革开放”最终要呼唤来的乃是一个商业时代。我想我的许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实我们当时呼唤的不是未来，面是过去。是建国以后“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暂的中国梦的片断。它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乌托邦的美好光彩。
    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当时代宣布改变了以后，绝大多数人是只能也随着改变的。若时代变而入不变，那得有极其雄厚的资本和异乎寻常的资格。你如果企图超脱于商业时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传的产业足够养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费祖业的方式，也必是商业时代的方式。你的消费倾向，也必受商业时代的影肉。你如果不得不以商业时代的规则谋职谋薪，不管伤思想上以多么激烈的姿态抵抗它，你实际上已经屈服于它了。
    纵观世界，非商业色彩的艺术和文学已属凤毛麟角。我不想声明我一定加入风毛田角。因为我做不到，还因为我不认为只要带有商业色彩了，艺术便不再艺术，文学便不再文学了。清高如郑板桥者，也是为自己的画明码标价过的。更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一个商业时代的小说家，靠稿费尽家庭经济责任，而又能相对严肃地进行长久的创作，乃是很“诚实的劳动”之一种。比之不能这样，而不得不向国家伸手讨索，讨索不到就牢骚满腹怨天龙人强。
    商业社会的特征，的的确确乃是金钱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命运的特征。它有时太令人厌恶。但细想想，又不见得比政治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的命运更不堪承受到哪儿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业化恰恰是成熟的商业时代的标志。
    改革不惟是人改造时代的举动，亦是时代改造人的措施。对时代预言，人其实只分为四类——推动它的、顺应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弃的。推动它的不仅有普罗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们是时代巨乘的两排轮子。时代不是，从来不是独轨列车……
    结束旧时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时代的是疯子。置身于二者之间的是理想主义者。时代派生出英雄和疯子的数量大至相等。而理相主义者的数量从不曾超过前两者的总和……
    被时代所甩弃的却常常是将自己完全典当给了昨天，并且彻底丧失了赎回自己愿望的人。时代甩弃他们如同旅者毫不犹豫地丢掉穿烂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甩弃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们是些极其贪婪的人。中层甩得再频也驱赶不尽企图叮住它噬血的牛蝇……
    改革不是集体春游或观光，其过程中乐趣必然少于浮躁。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牡，也仿佛不是一个作为人的资格起码完备的人。几乎没有一对中国父母，心甘情愿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们择偶的条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据说被她们戏称为半残废。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于是一个半残废的男人。岂止是半残废而已！
    当年中国在归类学方面的经验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们的先人曾说过“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话。建国以来的同胞发现自己并非面对那么多种可选择的职业。甚至缩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还绰绰有余。小学教师无一例外地在课堂上讲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种夸张的比喻……”而与此同时，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发达国家，现代人却面临着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越来越丰富的选择的犹豫和困惑。一个外国人在其一生中可能至少变更过数种职业。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你若面对一个调动过工作的人，你则不禁地会对他刮目相视。因为那意味着他“很有门路”并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个“等闲之辈”。
    中国之传统经济体制，以它的理论的概念化、教条化和与全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亦即世界市场化形成的背逆性，以它的实践的简单化、意志化，令富有理解力的当代经济学家挠顶困惑。
    除了农民，尽管每几百个中国人里只有一两个在“中国式”的人的价值观念的导向之下成功地或自认为成功地走完了他们的一生，但是谁也不能够反驳，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望着一位局长的身影或他坐的小车时，会认为那是最好的人生……
    结果是目前我们的共和国已有三千四百余万行政人员。每年仅行政开支竞高达约一千四百亿元人民币……如果玩具之对于儿童，仅只是一样东西。那么儿童的最经常最活跃的冲动，只能是占有那一样东西的冲动。如果在儿童中号召起类似“革命”的大行为，那么他们首先认定的“革命”对象当然只能是占有着那一样东西的童伴。
    如果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现实利益占有权之间架设桥梁，那么有如在教堂和国会之间铺展红地毯。人的价值观念取向的单一，无论精神的抑或物质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
    无论任何人，当其作为人具有典型性的时候，归根结底，意味其“窃取”了时代的典型特征。乞乞科夫是沙俄时代农奴制产生的怪种。爱迪生是美国资本主义科技童年时代的儿子。雅科卡则是当代西方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的骄予。所以雅科卡才会说：“都是这个国家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而伊索的不幸恰拾在于，时代不曾给予他渴望的自由……
    我们稍对时代加以研究，便会发现时代原来具有这样的禀性——它一向只欣赏两类人——甘愿按照它的要求去活的人和违逆它的愿望并且最终成为它的挑战者的人。它因欣赏前者而奖赏他们，它奖赏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更符合它的要求，对它的圈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对质者照例是不予奖赏的。非但不予，且每以惩剑悬其头上。它欣赏他们大抵在它确感需要他们的时候。亦即我们叫作“转折”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的叛逆和挑战的勇气及其精神，是促它嬗变的催化剂和促它“转折”的推动力。正如蛇有时需将身体夹在树叉之间完成它的蜕皮一样。没有它的那些叛逆者和桃战者，一个时代是不能从它的旧的躯壳之中摆脱出来同时获得新生的。为此它才慷慨地奖赏他们。这种奖赏往往是一次性的，是无比丰厚的。其后它不再赐惠于他们，因为它已经奖赏给了他们对人而言至关重要的千载难逢的时机，而且一并加上了明天。事实也正如此，那些在时代的“转折”关头把握住了时机，并且由此获得到了成功的人，成功将具有令人信心十足的延续性，因为他们乃是和一个新时代同时诞生的，而一个新时代的寿数，通常是按世纪来计算的。新时代需要它的推动者陆伴同行。至于那些曾被它欣赏过、青睬过甚至恩宠过的人们。或者被它留在旧皮上，或者在它完成痛苦的“转折”的时候，分担它的痛苦并和它一起擅变。它最不欣赏的也许是那样一些人们——在昨天里既不曾被它当作过典范而重视，今天对它的“转折”又麻木不仁的人。它在今天里不暗示给他们任何机会，它也不在明天里留给他们什么。它对他们无辙亦无奈，正如他们对它也是那样……匪今斯今，恒古如兹！
    我们传统的社会的综合教育，几乎可说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现”、“自我证明”意识为己任的。溯望远久的中国历史链，可发现这一点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说些“自荐者不明”之类的话，意谓谁“自我表现”了，就不可敬也不聪明了。《礼记·中庸》中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徽，故君于慎其独也。”意谓在最细小的事情方面，在独处无人的时候，也要行为规不越矩。做到怎样才算典范呢？——“天盖高，不敢不踞；地盖厚，不敢不趋。”意谓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个楷模人物站着不敢不弯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个希望获得别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缓行。而老子则干脆沾沾自喜地说“吾有三宝”——“三口不敢为天下先”。
    于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惟一普遍获准的一次，可以理直气牡地表现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其表现方式是演习“革命”。其证明内容是“无限忠于”。其理论基础是“造反有理”。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释放大宣泄。它耗掉了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人来说，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进行储备的那一种“自我表现”的激情。同时严重挫伤了整整一代人将这一种激情化为自我实现的冲动，此后十年内他们只能听凭时代的摆布。
    一个国家，尤其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若想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应是这样的——每—千人中，最多有十个官员就够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专家又是官员的人。应有二百名左右国家重点企业的工人。应有三百名左右非国家性质的中小企业的工人。应有四百名左右依靠个体职业能够丰衣足食的人。其他属于医生、律师、教育工作者……
    今天的中国人毕竟都恢复了寻找时机的本能，但时机注定不属于以下两种人：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时代像宠爱自己的阿姨一样，将自己轻轻抱起来，让自己骑在时代的颈上招摇过商……
    一种人企望着某一天早晨醒来，以什么听来正当的名义，将原先和自己一样，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样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
    我的同代人啊，我的兄弟姐妹，我愿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种人少一些再少一些。我愿你我他她之中，第二种人少一些更少一些！
    对于犯了过失罪的人，与那些流氓歹徒、杀人犯、强xx犯、以恐怖行径危害社会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区别对待的态度。而对于犯了经济罪的人，贪污、受贿、勒索、坑骗百姓钱财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骗百姓钱财者。
    而我常想，留给我的那一截，是否被我过分浓重地温情化了呢？也许只不过就是一些谁都经历过的片片断断的仿佛小猫小狗间的友爱，被我这个小说家未免太理想化太诗化了。然而我又是那么的不愿轻论留绘我的这一截。因为我总感觉到我必须为自己保存某些哪怕是被自己理想化了诗化了的东西。现实已不怎么可能向我提供这些东西。我只能从过去找到，并倍加看重。我设法儿不以仁义对待之。然而我又非常清楚，这仁义万不可延伸人第三个阶段。否则，我自己也将走向反面了。那么所谓仁义也就该站在被告席上而同时走向它的反面了……
    他家的马桶是几万元的那一种。用电控程序的。有烘干功能的。我想不通人为什么非需要那么昂贵的马桶。也想不通厂家有什么必要生产那么复杂的马桶。现在的中国人，虽然开始重视贫富贵贱之分了，但排便毕竟对谁都只不过是排便，无论多么讲究也够不上是仪式啊。就算真的讲究到接近仪式的地步，麻烦的还不是自己吗？……
    是的，我认为，轮到我们这一代人犯错误——不，是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接二连三地犯罪了。
    某类罪，要犯，先得有犯的条件和犯的资格。不是谁想犯就能犯的。比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之类。
    今天，在我的大批同代人面临“下岗”和第二次失业的严峻人生考验的同时，时代也出于需要，将我们中的极少数人推上了官位。
    我回答他——他的话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我说首先他应该明白，非是知青这一代人开始跻身中国的权力阶层了，乃是中国的中年人开始这样了。而这一般是时代的规律。古往今来，中老接替，历史一向如此。全世界一向如此。扫描国外的社会格局，权力阶层的平均年龄，大约比中国还要小十岁。时代迅进，事物更新，整个世界的权力阶层，正是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倘他在仕途上有抱负，来日方长，大可不必因眼前情形而苦闷。其次，由于他自己也在权力阶层，终日所见皆大官小官。仰而望之，重重叠叠，故才生出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倔张。但是，只消十余年后，使他备感最直接压迫他的，也就是他所言“知青一代”中的顶头上司们，将整代的屈身而退，尽数随着某页历史翻过，旷出大片空白。那时他只不过四十多岁，龙中虎中，大显作为，充分证明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就是了。和他的知青出身的顶头上司们明攀暗比，那是很没志气，也很没出息的。他们不过是时代所临时物色的一批过渡者。他们的优势是人生经历，他们的劣势是知识结构。他们从人生经历中总结出人生的经验，这是后天所得。而知识结构的普遍落伍，却是先天的严重缺憾。人生的经验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人生中总结。有了这一种经验的益处是，善于较自如地行使权力，也善于较圆熟地服从权力。知识结构却只能从知识中搭建，它比人生经验是更来之不易的。
    请你以后不要再当着我的面动辄便你们“知青这一代”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这一代总体上目前仍是中国最值得同情相待的人。
    中国近千万“下岗”失业的人中，他们占十之六七。这才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一批科长处长，一些副局级局级干部，在“知青一代”中其实少到没有什么代表性可盲……
    权钱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难始于一而止于一。
    商业时代从无序到有序的过渡阶段，乃是利益二宇最为亢奋的“发情期”。就好比十六七的花季是人必经的青春躁动期。这一阶段，金钱发出更加骚态的荷尔蒙气味儿。每一项强制商业纳入规范法的出台，都预示着要钻时代的空子更难了，人对金钱的贪婪目的之实际更不容易了。受到这一种预示的刺激，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开展得更加频繁，建立得更加纯粹，交换得更加急迫而且更加赤裸裸了。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从上至下，从下至上，周密地控制着这一个近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执政党中如果出了一个坏干部，我们可以叫做“棍”，叫做“恶吏”。如果出了一批，我们可以叫做“帮”，叫做“官僚势力”或“腐败势力”。即使构成了势力，也还是可以看成是“一小撮”。
    然而，这“一小撮”如果抗瀣一气，狐假虎威、由于什么利益攻守同盟，亲若一丘之貉，并且从上至下，从下至上控制了一方政权。比如一个村的，一个乡的，一个县的，一个市的，一个地区的，那么，一方政权的性质其实就演变了。或者发生了彻底演变的危险。“公仆”们一旦为所欲为，嘴脸也就和当年的“黄世仁”无二了。“主人”们倘偏不驯，下场也就都跟“杨白劳”差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把以江青为首的四条“党棍”叫做“四人帮”，而且进一步指出“你们搞‘四人帮’不得人心呢！”
    现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官帮”、“吏帮”，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再多则几十人，上百人。有的已被揭发，受到了法办，有的尚未被揭发，仍遣遥法外。
    稍加分析便可明白，这样一些权力“帮”那样一些权力“帮”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于利益关系所决定的。
    故我以为，反腐倡廉，首先要从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做起。大官大吏，起码要时刻告诫自己，万勿因为钱财，而轻易就上贪官污吏的贼船。那贼船是上得下不得的。因为一旦上去了，就只能与贪官污吏们同舟共济了。他们的尾巴一旦被揪住，就跟揪佐了你的尾巴一样。你不说情，不庇护，不解救，那是不行的……
    民心可欺，民心不可辱。他们看在眼里，心中是自有一杆秤的。
    贫穷的经历只有对人有以上的“教化”意义，它才算是一笔“财富”。否则，贫穷只能是罪恶。而且几乎只能滋生罪恶。
    “政治是非凡的痛苦”这一句话，又如一条潜在水底的怪鱼，由于记忆的死搪受到剧烈的搅动，大张着可怕的嘴，吐着一串串混浊的水泡，(疒参)人地浮出水面了。
    我又由“政治是非凡的痛苦”这句话，联想到刘少奇。堂堂国家主席，最后竟是被绑在一处神秘的土监中的一只条凳上苟活了许多日子。连用自己的真实名字死去的起码权利都被剥夺了……
    当然，还联想到了彭德怀、贺龙，被摔断过一条腿的罗瑞聊，以及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物的可悲下场……
    联想到了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大清洗。
    联想到了美国历史上被刺杀的两位总统——林肯和肯尼迪。
    的的确确，在人类历史演进的湍湍长河中，“政治”二字常伴有血腥之气。依我看来，其对人类的负面危害，是大于“战争”二字的。因为说到底，战争亦即“政治”的一种特殊手段。
    只不过，不知为什么，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大谈特谈“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太多太久了，谈“改革开放”的最终原则太少太不够了。
    谈方法多了，谈目的少了，方法就容易给人某种错觉，仿佛已经实际上成了目的本身。真正的目的，也就难以被深人人心地相信。当人们开始怀疑目的之时，方法的说服力也就随之丧失。
    我认为，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就是一种思想上更为现实的，克服“乌托邦”倾向，但对社会进步又仍抱有理想追求，不满足于现状，尤其不向现实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妥协的思想者。
    一个国家在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完全采取肆水自流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还是要多多少少注人一些理想的目标成分为好。而那理想的目标成分，说到底，又几乎可概括为一条——从广大民众的利益出发。
    我这样的一个写小说的人，与某些政府官员之间，倘论友谊，那友谊也更是从前的某种特殊感情的延续。能延续到如今，已太具有例外性。这一种友谊在现实之中的基础，其实是较为薄脆的，因而尤需珍视。
    妹妹，为了过好一种小百姓的生活而永远地打起精神来！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够得到的生活。正是这一种生活才是属于我们的。
    一个时代的发展，体现于一座城市，往往是明显的。五六年内，多了几片楼区，几座立交桥，几瞳摩天大厦，人们就都会承认，发展了，变化了。但体现于小百姓的实际生活方面，则往往就不那么明显了。非与自己十年二十年前乃至父辈们的生活状况相比，是不大容易被自己承认的。
    面临困难尤要保持乐观。重要的是，将我们的生活的追求标准，定位在小百姓这一广大的阶级层面上，即或眼前面临失业的窘况，也要较乐观较有信心地去为实现自己小百姓的小康日子孜孜奋斗。
    杂文好比是文人自己选择了并且穿上的一件斗牛士才穿的服装，而散文却好比永不过时的休闲装。
    我认为今天原本应该是一个杂文活跃的时代。而明摆着的道理，今天又根本不可能是一个杂文活跃的时代。一言以蔽之，杂文首先是写它的人，用它对社会各方面现象发表的一种“意见”。在诸文体中，杂文最像公开的“意见书”。而且往往是尖锐，甚至尖刻的那一类“意见书”。即或幽默，那幽默也常属黑的、冷的、辣的。所以在“原本应该”和“根本不可能”之间，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发现许多报上的杂文越来越少。杂文显然是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了。先是不讨眼睛长了钩子似的监察报纸的某些人们的喜欢，自然的也就不讨编报的人们喜欢了。或者他们只能心里暗暗喜欢，原则上却要敬而远之的。
    杂文的作者，由于所观察的往往是社会的丑陋现象，由于常将杂文当了“巴首”和“投枪”，便又往往的会变成所谓愤世嫉俗之人。
    这样的人，现在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不合时宜”便孤独。孤独而仍要取一种“斗士”的姿态，便不免的常会心生出诸多悲慨来。而悲慨久之，是伤主智的。每每被讥为当代“唐·吉河德”时，那悲慨便尤甚，会直蚀进灵魂里去的。
    在中国当代史上，毛泽东的伟人地位永远不可动摇。继孙中山之后，无人可与相提并论。进言之，在中国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上，毛泽东这个名字，使历代帝王将相以及历代杰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摄政权威超越于一切中国帝王；他的军事谋略堪称中国的另一部《孙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仍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头脑，尤其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头脑，发生着先人为主的，同时又依赖难舍的影响。
    伟人既逝，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渐成“历史人物”。伟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历史化了，也就没有了现实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一概起码的“公民权”可言，往往被当作了“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谱”。
    历史的“头脑”所记住的，永远是有缺点的，包括有污点和劣点的伟人和名人，而将“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
    对历史而言，人最大的“缺点”是普通。
    对普通人而言，伟人和名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完美”。
    但在历史的专门词典里，从来不收入“完美”这一词条。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我，多么希望中国能出现一部关于毛泽东的，其认识价值如美国的麦克阿瑟晚年所著的关于“越战”问题的权威性的书啊！
    我认为我的希望，也代表着许多中国人，尤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
    同时我也明白，在近五六年内，希望只能是希望。
    一个中国人，哪怕将“毛泽东现象”思考明白了一点点，对于中国之事，或许也就会看得稍微清楚了几分吧。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并不标榜自己是什么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地说，马克思本人并不是“暴力革命”的积极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并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发生的社会学者。
    毛泽东是马克思学说中那一部分“革命”思想的最虏诚的信徒之一。也是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
    现在，有些中国共产党入迷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最基本的观点上似乎错。因为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反而空前地繁荣昌盛了起来。
    其实马克思主义恰侩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错。因为马克思的预见的前提是——如果资本主义并不能寻找到缓解阶级矛盾的有效方式，那么它将有可能被无产阶级纷纷兴起的“暴力革命”所埋葬。
    资本主义寻找到了那一有效方式——民主十高速发展的经济。
    错了的是某些中国共产党人自己。
    阶级斗争对历史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阶级斗争也会对历史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和摧毁性。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恰恰在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发生的历史年代里，人类的生产力和文明更得以大踏步地迈进？毛泽东是带着“革命精神”的“兴趣”去研究中国历史的。他一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都没有摆脱那一种“兴趣”。更不曾超越过那一种“兴趣”。越到晚年，那一种“兴趣”在他身上体现得越强烈，越偏执。
    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毛泽东是在他的革命同志中最具有演说天才，也最具有思辨能力的人。
    有一个现象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举凡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袖，大抵同时又是“革命理论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自不必说，铁托也是。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历史以来领袖十“革命理论家”之惟一一人。面且，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十”得最严丝合缝的一人。
    国外一项经济政策或生产法令的出台，每每数百万字的调查研究为依据，每每经历几十次论证。“革命”的方式，尤其中国农民革命的方式，是根本不应该允许用来操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务的。而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其间农民“革命”式的，大哄大嗡的现象不胜枚举。
    毛泽东的时代，除了他自己的革命哲学思想“一花独放”，中国再没了别的任何一类哲学。当然也没了任何意义上的哲学争鸣。从事哲学之学者、教授，或成了“阑而无用”之人，或成了“思想改造”的长期对象。大学里，就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好比文学系只允许讲一种文学理论——“样板戏”创作的“三突出”原则。
    我们只要重新认真读一下毛泽东那些关于民主的论述和讲话，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主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似乎主要是一种好的工作作风，一种团结大多数人的宝贵经验，一种保障和鼓励大多数人充分发表意见的传统。
    在毛泽东关于民主的一切论述和讲话中，他一再强调，民主是相对于集中而言的。在民主与集中之间，毛泽东思想上最终捍卫的是集中。
    集中是权威功能的充分体现。
    而民主的特殊使命，是对个人权威的合法限制。
    不受合法限制的个人权威，几乎不可能不演变成“绝对权威”。
    “绝对权威”即帝王权威。或约等于帝王权威。
    它是与“共和”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
    据未德女儿未敏的回忆文章中写到——朱德作为全军总司令理所当然地被授予“十元帅”中的“首帅”军衔之后，回到家中显得特别愉快、兴奋和激动。
    是毛泽东亲自授衔于他的。
    又据有关回忆文章介绍——毛泽东在整个授衔过程中，脸上一次也没露出过往亲切和蔼的微笑。表情显得有些不同寻常的严肃。毛泽东回到任处后，曾独自陷人很久的沉思……
    毛泽东当时头脑中想了些什么呢？除了毛泽东本人，没有任何人能告诉我们这一点。
    在那一次庐山会议上，大获全胜的毛泽东的威望，究竟是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回答是肯定的——降低了。
    因为权威和威望是不一样的。
    权威是威摄力。
    威望是综合魅力。包括权威，但远比权威内容丰富。
    一个人的威望中如果仅剩下了权威在分明地突出着，那么他也就没什么魅力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显示了他的权威潜力的强大性，但却是以损害自己的威望为代价的。
    当年已六十六岁的毛泽东却未必愿意这么想。他的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其实并不是“反右”和“大跃进”，而是他在六十六岁的年龄，仍那么不可置信地依恋他曾拥有过的，经历了无数次考验的，使他成为唱遍全中国的“大救星”式的个人权威。
    每当思考毛泽东，便想到他那辉煌的五大本思想著作。以后的世纪里，不太可能产生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了。因为，一个现象已无可争议，政治家与思想理论家越来越是对社会作用不尽相同的两类人了。毛泽东的著作中，仍有相当不少的部分，包含着当代政治家们治国的经验。今天，即使仅仅从“文章欣赏”出发，毛泽东的著作仍有极大可读性……
    毛泽东的的确确具有伟大性。
    公正而论，美国是支持过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而且，这种支持在当时对于中国相当重要。
    公正面论，美国的武器援助(不仅限于武器，还有军事专家和空军战斗队)，当然不可能直接送到“红军”手中。一则美国当时的议会不会通过那样的做法。那样的做法违反国际军事援助的惯例。
    它只能以国对国的方式实行。
    至于蒋介石用了那些武器来剿灭“红军”，完全是蒋介石的罪责，不是美国的罪责。
    公正而论，当时罗斯福总统执政的美国，并无制造中国内战的动机。他所批准的军事援助，目的乃在于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公正面论，当时的毛泽东作为“红军”的领袖，对于以上诸点，是有着正确认识的。这种认识，包括对于美国的理解。
    显然，毛泽东并未因自己是“共产党”的领袖，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便一定要反美，坚决要反美。
    显然，毛泽东是愿意和美国对话，愿意自己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同美国保持正常的，甚至良好的国际关系的。
    显然，毛泽东认为自己与罗斯福那样的美国总统之间，或者反过来说，认为像罗斯福那样的美国总统与自己之间，是绝对不至于成为剪不两立的国际政敌的。
    显然，毛泽东的开始反美和后来的反美到底，是美国一步步紧逼紧迫的。
    反美不是毛泽东的过错。
    是美国自己的过错。
    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当年对华政策的一意孤行势不两立，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也许会不顾苏联的干涉和反对，主动与美国保持外交接触的。
    是美国政府当年使毛泽东头脑中对它所抱的种种期望彻底源灭和打消了。
    是美国政府一步步逼迫毛泽东成了一九四九年后最坚决的反美政治家。
    “抗美援朝”既不但是“见义勇为”，也是唇亡齿寒情况之下被逼的。
    今天之中国人，大可不必对此反思什么。
    值得深刻反思的，同样仍是美国。
    当中国人坐在电影院内，从新闻记录片中看到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相互拥抱的镜头，心理是极其复杂的。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曾如此想过——我们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孤立无援啊！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号。
    于是毛泽东向全世界发出呼吁：“亚非拉美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被迫的“反帝”，已然使中国和中国人民不得不面对美国这样强盛的敌人摆出“一决雌雄”的姿态了，附加了“反修”的国际使命以后，中国及中国人民简直等于左右受敌背水一战了。
    亚非拉美某些国家当然是愿意与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但他们首先向中国伸出双手要求援助。
    中国及中国人民，不得不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里，勒紧腰带，过省吃俭用到极点的生活，履行援助的义务。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未必就半点儿没有敌我悬殊，势单力薄之感。
    但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的领袖，又必须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他是中国惟一必须如此的人。
    他是中国惟一没有理由没有权力动摇信念的人。
    因为他已经在充当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之父了。
    因为他已经被亚非拉美不少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尊祟为世界上立场最坚定不移的伟大的“反美斗士”了。
    中国人今天可以从多方面指摘毛泽东，但却应该衷心感激他当年为中国和中国人民肩负世界性压力而坚挺不屈这一点。
    中国有句话——“解铃还须系铃人。”
    中美关系的凶铃，是美国系上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使那铃凶响不断；尼克松解松了系那“铃”的绳扣。他的名字中的那个“松”宇，似乎意昧着是中美关系中的吉字。
    他是主动来叩中国大门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无论他被评价为一位怎样的总统，他对缓和中美关系的作用是巨大的。
    苏共对毛泽东思想中“阶级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理论的批评是对的。
    他们对中美关系中毛泽东那种极端强硬的仿佛一万年也不改变的理论的批评也是对的。
    但这种批评似乎应该同时针对美国才公正。因为在中美关系中，在当年，首先是美国拒绝与中国“和平共处”。
    中国人中，尤其中国共产党中，有一种看法目前依然存在——那就是认为苏联的解体，完全是由于当年开始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滑得太远了。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因为首先，指斥苏联当年为“修正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思想理论上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其次，苏联的解体是三十年以后的事，直接导因非是“极端民主化”，而是一次武力扣押总统的政变；不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丽是民族矛盾趁政变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集结势力的结果。那政变恰恰是由认为自己最“布尔什维克”的人们干的。
    在毛泽东的青年时期，一切从乡村走出来的小知识分子，如果其头脑中“危世救国”的思想真的很强烈，那么头脑中同时必然树立着某些大文人的榜样。因为中国的几乎一切“危世救国”的理论，盖总结于文人的思想。
    中国历代文人，从古自青年毛泽东的时代，盖有“傲”与“忧”两类。“傲”类的文人们，一向备受中国青年文人和青年知识分子所尊崇。因为真优必得投出心去。多数的他们其实做不到。“傲”则不费什么事儿，对时代对社会对他人，既可为姿态上的矛，亦可做心理上的盾。而且，可形可状。
    尽管毛泽东本人欣赏李白式的文人，或扩言之曰知识分子，但是在毛泽东成为中国人的伟大领袖以后，李白式的、傲气在骨的大小文人大小知识分子，便几乎没了生存的权力。因为在毛的时代，“傲骨”几乎就意味着“反骨”。
    在中国，由于当年政治体制的先天缺陷，领袖即使非是毛泽东，是别的任何人，也将必历同样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