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没那么厉害，也许是小毛病。干吗兴师动众？我要去看病你们要陪着我。我不去。”
    我们说非去不可，不然我们不放心。后来她就答应了，不过说她不要我们陪着去。第二天我们下地，中午回来时她还没去医院，反而起来给我们弄了一顿饭，做得香极了。她拍着手叫我们来尝。可是我们板着脸上伙房打了饭来，不和她说话，低头吃起来。她不高兴了，说：“你们不吃我做的饭呀？”
    我白了她一眼说：“叫你去看病，谁叫你做饭？说好的事情你不干。”
    她愣了一会儿，就哭了：“你们怎么啦？这么对付我？人家下午去看病就不行吗？我比你们小，我是女孩子，你们就这么对付我呀……”
    我们赶快把饭盆放下过去哄她，后来她不哭了，后来又笑了。她噙着眼泪说：“我一定去看病，可是你们一定要吃我做的饭。我做得得意极啦！你们要是不吃我就不去看病，就不去！”
    于是我们坐下一起吃她做的饭，她又说：“以后不带这样的啦，两个人合伙给一个人脸色看。”
    我说：“为了你好还不成吗？”
    “不成，就不成。你不知道吗？你不管叫别人做什么事，不光是为了他好，还要让他乐意。这是爱的艺术。要让人做起事情来心里快乐，只有让人家快乐才是爱人家，知道吗？”
    我们俩直点头。我们把她做的饭大大夸奖了一番，而且是由衷的夸赞，她高兴了。下午上工前我们把她送到桥边。收工的时候她已经回来了，坐在走廊上，刚洗了头，看样子很高兴。
    我们问她：“查出什么病了吗？”
    她说：“可以说查出来了。俞大夫给我看的，她说很可能是青光眼，让我去眼科看。眼科张大夫出差了，家里只有个转业大夫，我听人说他在部队是个兽医。他给我看了半天，什么毛病也没看出来，给了我一大堆治青光眼的药。我就先用这些药吧。”我们以为这就是正确的诊断，就放心了。
    大夫给她开了假，她就在家里休息。我们去干活，她在家里给我们做家务事。可是她的头痛病用了青光眼的药一点不见好，反而常犯，她渐渐的也不太害怕了。等张大夫出差回来我们又陪她去看，张大夫马上就把她的青光眼否定了，又转回内科。内科看不出毛病来，就让她住院观察，她简直是绝对不考虑。我们说破了嘴皮，举出一千条论据也说服不了她。最后我们提出威胁：如果她回去，我们谁也不理她；又许下大愿：如果她留下，我们每天都来看她。经过威胁利诱，她终于招架不住了，答应住院，不过要我们“常来看她，但是不要每天都来”。我们留下她，回去了。每天下工以后我们收拾一下，就到医院去看她。我们那儿到医院有八里路，四十分钟可以走到。她看见我们很高兴，有时候还到路上迎接我们。有时候下午她就溜回来在家里等我们，做好了饭，躺在我床上看书。她老说她不愿意住院，她想回来就不走了，可是我们当晚就把她押送回去。星期天她是一定要溜回来的。不过她的病可越来越坏，她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面色越来越苍白，人也瘦了。她还是那么活蹦乱跳，可是体力差多了。我们心里焦虑极了，我们俩全得了神经衰弱，一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我们什么书也不看了，只看医书。医院的大夫始终说不清她是什么病。
    有一天我看到她呕吐，我马上想到，她患的是脑瘤。我问她吐丁多久了，她说：吐过两三次。我马上带她去找俞大夫，说：“她最近开始呕吐，会不会是脑瘤？”俞大夫说：“不会吧，她这么年轻。”我说：“大夫，她老不好，这儿又查不出来，好不好转到昆明去看看？”俞大夫假作认真地说：“我也在这么考虑。”
    小红这次没有闹脾气，她服从了理智。也许她也感到她的病不轻。我和大许到处催人给她办转院手续，很快就办好了。大许去县城给她买汽车票，我和她回队去收拾东西。她打开箱子把换洗的衣服拿出来放到手提包里，有点忧伤地说：“我这次去的时间会长吗？”
    我说：“也许会长的。小红，你病好以后争取转到北京去吧！你以后身体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丁。你应该回家。”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双眼紧张地看着我说：“你们不喜欢我了么？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要我离开？”她眼睛里迅速地泛起泪水。我轻轻拍拍她的肩膀说：“你别紧张呀，别紧张。我们也会回去的，我们会找到你。我们三个人会永远在一起生活。”
    她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真的，我病了，我想家。家里有妈妈，有哥哥，他们知道了会想我。这儿有你们。我能离开家，可是离不开你们。你们应该和我一起回我家去。没有你们我不走！”忽然她伏到我肩上痛哭起来：“我觉得病重了！也许不会好，也许我会变成个大傻子。”我心里十分酸楚，可是我尽量克制地说：“不会，不会。小红在瞎想，小姑娘瞎想，我求她别乱想了，我求她别哭了！”可是她伏在我肩上，纵情地说出好多可怕的想法：“我得的很可能是脑瘤。他们要给我开刀，把我头盖骨掀开，我害怕！”她蜷缩在我怀里小声说：“他们要动我的脑子，可是我就在那儿思想呀，他们要在我脑子上摸来摸去。弄不好我就要傻了！再也不会爱，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也许，连你们都认不出来。我可真怕……”我听得心惊肉跳，好像这一切我都看见了。我叫她别说了，我说这都不可能，可是泪水在我脸上滚，滴到她耳朵上。她觉察了，跳开来看我。她掏出一块手绢擦掉眼泪，又来给我擦眼泪，她慢慢地笑了，先是勉强地笑，后来是真心地笑。她说：“我高兴啦！你也高兴吧。什么事也没有。我有预感，什么事也不会有。我会好好的。高兴吧！”她开始活泼起来，快手快脚地收拾东西，然后快活地说：“我刚才冒傻气了，我冒傻气。你什么也别跟大许说。”
    后来大许回来，她始终很高兴。第二天我们送她上公路。她高高兴兴地跳上汽车，在里面笑着对我们挥手，还临时编出个谎来，对我们说：“大哥、二哥，我很快会回来的！”
    我说：“治好病回来。”
    她说：“当然，当然，治好病回来。”汽车开动了，她又探出头宋喊：“我好了咱们玩去啊！”
    我们挥着手追着汽车跑，喊着：“再见，小红！”
    她也喊：“再见！再见！”
    我们在家里等她来信。我们焦虑不安地等着她的来信。我和大许话都少了。每天我们去干活都感到很不自然，好像少了一只手，或者少丁一半脑子。每次回到家里，我都产生一种冲动，要到病房去问候小红，或者茫然地收拾起东西来想到那儿去看她。晚上坐在屋里，我们不看书，连灯也不点。我们在黑暗中直挺挺地坐着，想着小红。后来她来信了，她——到昆明就写了信，可是信在路上走了五天。她说她一到昆明就住进了医院，医院里条件很好。她高高兴兴地把大夫和护士一个一个形容了一遍，然后说，马上要给她做血管造影了，是不是脑瘤做了以后就可以知道。到后来她的字迹潦草起来。她说：“我一个人很寂寞。我很想你们，很想很想很想。有时候我想溜回去，不治病了，又怕你们骂我。要是有可能的话，你们来看我吧！哥哥们，来吧！”她哭了，哭得信纸上泪迹斑斑。最后她又高兴起来，不过可以看出是装的，她说昆明这地方很好玩，医院里也很好玩，让我们别为她担心，她很高兴，病好了就回来。最后她很高兴地写上了“再见”。
    我们把信看了又看，忽然我想到我们都有两年没探亲了，可以请探亲假。对了，太棒了！这回教导员也捣不了鬼，探亲假是有条例规定的。我们两个飞奔到连部去请假，队长马上就批了我们俩假。我们马上到营部去办手续，结果碰上了教导员。他拿过队长的条子，阴阳怪气地说：“你们都是连里的壮劳动力呀。一下走两个是不是太多？一个一个走吧！回来一个再走一个。”这家伙多缺德！咳呀，去你的教导员！我们一个一个走好了。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人去安慰我们的小红。我先走，一个月以后回来，大许再去。我们谁也不打算回家，就想到昆明去陪着她。我就要走了，又接到她的信。她抱怨说：血管造影好难受啊，然后说脑瘤已经确诊了，只是长的位置不好，昆明的医院不敢动，所以给她转到北京的医院，她已经买好车票，就要走了。她让我们想办法到北京来，她也想到我们可以请探亲假。她说：“我想起来啦，你们可以请探亲假！我一想到这个心里就安静多啦。我们一起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