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现代语词，“作文”二字就是练习写文章的意思。

练习是一种手段，必须有目的，而且最好是明确的目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得不写作文，目的是在升学考试拿高分、进名校。这个目的相当明确，可是人人没把握， 老古人早说了：“不愿文章高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谁知道批改作文的试官是怎么看待一篇文章的好坏呢？于是，原本明确的目的变得模糊，练习写文章多少带有试运气的成分，这也是老古人面对考试结果时早就流传的无奈结论：“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到头来，关于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反而无人闻问，大凡是舍筏登岸、过河拆桥，又是老古人教训过的话：“先考功名，再做学问。”

面对惶惶不可终日的考生及家长，我总想说：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两件事， 文章能作得，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以考试取人才是中国人沿袭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以考试拼机会更是这老制度转植增生的余毒，既然不能回避，只能戮力向前，而且非另辟蹊径不可。

说得再明白一点：写文章，不要搞作文。

那么，请容我就几个古人的故事来说说这文章的作法。他们是：洪迈、苏东坡、葛延之。

洪迈是南宋时代的博物学者、文章家，也是一代名臣。他的《夷坚志》、《容斋随笔》至今还是文史学者极为重视的珍贵材料。相传他“幼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这段话里的“稗官虞初”，就是小说杂文——甚至可以看成是与科举作文无关的娱乐文字了。

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精力才思、知能智虑迈向巅峰的四十五岁左右，担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兼侍读官，日日在学士院待命，替皇帝草拟诏书。有那么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要草拟的文告特别多，不断有上命递交，自晨过午，已经写了二十多封诏书。

完工之后，他到学士院的小庭园里活动一下筋骨，不期然遇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攀谈之下，发现对方出身京师，为世袭老吏，一向在学士院处理庶务，年轻的时候，还曾经见苏东坡那一代早已作古的知名文士。多年供职下来，如今子孙也承袭了他的职掌，自己已经退休，在院中宿舍清闲养老。

洪迈一听说老人见过大名鼎鼎的苏学士，不觉精神一抖擞，把自己一天之内完成二十多封诏书的成绩显摆一通，老人称赞着说：“学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见。”洪迈还不罢休，忍不住得意地问：“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他没有想到，老人的答复如此：“苏学士敏速亦不过此，但不曾检阅书册。”也就是说：当年苏东坡写文章是不翻阅参考书的。这一则笔记最后说：洪迈听了老人的话之后，为自己的孟浪自喜而惭愧不已。

这故事的教训，难道是说一个文章写得好的人，必须腹笥宽广、博闻强记，把四书五经之语、诸子百家之言，都塞进脑壳，随用随取，才足以言文章吗？看来未必，因为苏东坡自己说过，文章该怎么写，才写得好。

在先前提到的《容斋随笔》以及其他像《梁溪漫志》、《韵语阳秋》、《宋稗类钞》之类的笔记上，还有一则记载，说的是苏东坡被一贬再贬，最后被放逐到海南岛的儋耳。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苏学士”有一个大粉丝，叫葛延之，是江阴地方人。他听说苏东坡遭到流放，便一路追踪，自乡县所在之地，不远万里而来到儋耳，和他心目中的偶像盘桓了一个月左右。其间，葛延之向大文豪“请作文之法”。苏东坡是这样说的：“你看这儋州地方，不过是几百户聚居人家，居民之所需，从市集上都可以取得，可却不能白拿，必然要用一样东西去摄来，然后物资才能为己所用。所谓的‘一样东西’，不就是钱吗？作文也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看笔记所载，苏东坡原话是这样说的：

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葛延之拜领了教训，把这话写在衣带上。据说，他在那一段居留于儋耳的时日里亲手制作小工艺品作为答谢，那是一顶用龟壳打造的小冠，苏东坡收下了，还回赠了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

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

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

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

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

这首诗不见于《东坡集》，依然可见学士风骨，尤其是“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这两句话用苏东坡关于作文先立其意的论述来说应该就是全篇根柢，他一定看出葛延之苦学实行，然而未必有什么才华天分，于是以自己为反讽教材，慨叹智虑再高，也未必足以保身；有时甚至正因为露才扬己，反而落得百孔千疮。对于一个憨厚朴实、渴求文采之人而言，这真是深刻的勉励与祝福了。

文章里面该有些什么意思才作得好？此处之求好，毕竟不是为了求取高分，而高分自然寓焉。好文章是从对于天地人事的体会中来；而体会，恰像是一个逛市集的人打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买东西的钱。如何累积逛市集的资本，可能要远比巴望着他人的口袋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