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父欧阳中石先生身份多重，是京剧奚派老生的宗师，也是书法家，另专治先秦名学。他和汪曾祺先生订交数十年，对于八股，两人都无法一言以蔽之地抨击或推崇。数百年以来士子消磨心力，终不能以文章经世济民；然而一旦废除科举制艺，看来也颇令老辈感到斯文沦丧。他们合作过一部京剧《范进中举》，虽然追随着吴敬梓的嘲噱，讽刺了科场中人的面目，可是二老都知道：没有八股，人们还真不知道怎么学文章、怎么教文章呢！

我们人云亦云地痛斥八股为“食古不化”、“墨守成规”、“拘泥形式”、“陈腔滥调”……多了。凡是看不上眼的老家伙、老物件、老想法、老价值，都可以称之曰：“八股！”由于污名深刻，人人厌之恶之，即使是成天写着八股文的现当代文人也不愿意、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八股很八股，而真正的八股却没人会作。

当然，我也不想教会人写八股，我只想提出一个假设：如果我们真能明白“八股文就是猜谜”这个简单的道理，并且有本事制作一个谜题，也就会写好文章了。

“八股文就是猜谜”是一个反向思考的方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请容我细细道来。

苏东坡有一篇《潮州韩文公庙碑》，赞的是韩愈，文章开篇劈头就说：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

这一段话，翻成今天的白话文，大约是这样的：“一个平凡人却能够成为百世的师表，他所说的一句话却可以供天下人揣摩学习，这是因为这人参与了天地的化育，关乎人类社会的盛衰。”姑且不论这话的推崇是不是过分，至少前两句扣紧了韩愈著名的文章《师说》而立论。我们先记住这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回到先前说的八股文。有那么一篇知名的八股文，题目就两个字：《子曰》。至于孔子说了什么？恐怕连考官也不知道。考官就是拿这半句来刁人而已。

尽人皆知，科举考试，绝大多数的考题都刁钻欺人、割裂文义，这《子曰》还不算是最莫名其妙的。不过，八股文开篇有规矩，必须先“破题”——也就是考生得代考官解释、甚至发明这“子曰”二字的意思，而这两个字又断断乎不能解作“孔子说”。的确有那么一篇文章，所解的，正是“子曰”，被视为经典破题之例，作者写的是：“匹夫而为天下师，一言而为百世法。”一眼可以看得出来，正是从苏东坡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开篇两句而来。

作者不能不偷换了前引苏东坡原文中的“天下”和“百世”二词；因为如果不换， 就成了抄袭。一旦偷换，而以前一句（匹夫而为天下师）解释“子”（孔子），后一句（一言而为百世法）解释“曰”（孔子的教训话语），题目这两个字便分别有了着落，而不像是未完成的半句话。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一般说来，真正的好文章不会是他人命题、你写作而成就的。但凡是他人命题，就只好换一副思维，把自己的文章当作谜面，把他人的题目当作谜底。你周折兜转，就是不说破那题目的字面，可是文章写完，人们就猜得出、也明白了题目。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真正会写文章的人还能够把他人所命之题翻转扭曲，成就自己的创制，这就更神奇了。明嘉靖三十一年应天乡试，首场题目是《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这话出自《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君子不可以用小事情考验他，却可以接受重大任务。一般人解“不可小知”，只随题说去，不外说：君子不孜孜矻矻于细务小节。可是这一年拔取解元的江西士子孙溥却语出惊人，如此大开大阖地写道：“故以一事之尽善，而谓其为君子焉，吾意君子不如是之隘也；以一事之未尽善，而谓其非君子焉，吾意君子不如是之浅也，果可以小知乎哉？”这番论证，非但不拘泥于题目的本义惯解，也引伸、开阔了题目的境界。作者让“小知”不再停滞于解经学者穷究“何谓小知？”、“何谓大受？”的肤廓，而将论辩导入更活泼、也更深刻的层次。

谁出题？答案是作文章的人出题。出题还不简单吗？第二篇例文，写于某年春季， 每年是时，看不见的花粉弥漫天地，我们一家四口随时都在此起彼落地打喷嚏。我忽然发想：这么简单的一个举动，能写成一篇文章吗？

这想法搁了一整年，直到第二年又打起喷嚏来，偏偏又手边正捧着郁达夫的《蜃楼》细读，发现那作者化身的主人翁也在打喷嚏，不免豁然一悟：在郁达夫那里，喷嚏不但不是人生琐事，还是小说情节和感情上的重大伏笔，岂能不作成一篇文章？

例1　

我如今才不怕你，我要考你

我的姑父欧阳中石先生是奚（啸伯）派老生传人，手边珍藏了一本改编自《儒林外史》的京剧剧本《范进中举》。作者是他的老朋友、散文及小说家汪曾祺。著作时间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六〇年代初了。姑父把这剧本送给了我，我老想着怎么能把它搬上戏台。于是时时展卷细读，还颇读出一些滋味。

最后一场《发疯》里有这么一个段子：主人翁范进得知捷报，中了乡试第七名亚元，一时乐得失心疯，唱道：

中了中了真中了，你比我低来我比你高。中了中了真中了，我身穿一领大红袍。我摆也么摆、摇也么摇，上了金鳌玉蝀桥。

让我们先体会一下范进的心情——此公时年已经五十四岁，应童子试入场二十余回，好容易在恩师周进的慧眼识拔之下取得秀才的资格，如今中了举，当然还想再上层楼，进京赴会试，如果能得连捷，功名富贵皆是囊中之物，也不枉前此三十年皓首穷经之苦了。

戏文试图夸张表现的，正是范进得意忘形的一刹那的心情，前引唱词便是他当下对两个乡亲（一个叫关清、一个叫顾白）放言高论的内容。这段唱词到了演唱家手上有了进一步的诠释。也由于奚啸伯和欧阳中石二先生皆是在红氍毹上直接面对观众的艺术家，他们把汪曾祺的戏词加以铺陈改订，给了范进一个更为细腻的发疯的过程：

琼林宴饮罢了恩赐御酒，御花园与万岁并肩同游。他道我文章好字字锦绣，传口诏老秀才独占鳌头。叫差官与院公顺轿伺候，见老爷少不得要三跪九叩——接着转身嘱咐乡人关清、顾白：“你二人切莫要信口胡诌。”

你看这老秀才，可跩了！这个新科举人短暂发疯的讽刺故事很可能是整部《儒林外史》最为人所熟知的段子，也曾一度编入高中的国文课本之中。可是当年在国文科的教室里，很难坦言范进的发疯过程中隐含了八股取士之恶根弊源。原因无他，读《儒林外史》颇有“对镜”的难堪，反而映照出学生们十年寒窗的迫促命途。

在《儒林外史》的原著里，吴敬梓并没有刻画范进发疯的心理过程，只让他一声又一声地喊：“噫！好了！我中了！”倒是从汪曾祺到奚啸伯、欧阳中石先生的铺陈，使这新科举人的谵妄之语具现了科举制度内在的疯狂本质。套两句剧本中范进的念白，最疯狂的部分就是：“我如今才不怕你，我要考你！”

“我如今才不怕你”可以分成两个层次。其一是“我原先是怕你的，可现在不怕了”。之所以今昔有别，全因功名到手。其二是到手的功名使人没有了恐惧之心。没有了恐惧之心，才会在瞬间将侥幸获致的一丁点小成就（乡试上榜）幻想成大魁天下、独占鳌头的尊荣。可见“什么都不怕”是疯狂的征兆——毋怪乎《儒林外史》原书中有个报录人出主意给范进治这疯病，得找个“他怕的人来打他一个嘴巴”。

无所畏惧真可怕。一旦什么都不怕了，第二句话便紧跟着上来了：“我要考你。”欧阳中石先生让剧中的范进紧接着唱了一段二六，既俏皮、又悲哀：

我订下了文体叫八十股，句句对仗平仄要调。考得你昼夜把心血耗，考得你大好青春等闲抛。考得你不分苗和草，考得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考得你头发白牙齿全掉，考得你弓背又驼腰。年年考、月月考、活活考死——你这命一条！

千年媳妇熬成婆，只好再熬自己的媳妇，这是疯人的理所当然。科举程文之害，其实不只是割裂辞章、拘牵文意而已；其最深刻的弊病乃是赋予通过考试之人那种衡量他者“是否可以来分润权力”的权柄。这个设计使得“文”的教育、习染、趣味、风尚打从一开始就堕落成政治的附庸。

清代名士马士琪文章盖天下，应乡试时闱中出题为《渊渊其渊》，马欲求争胜于人，不肯轻易落笔，放牌时终于交了白卷，遂题诗一首，其词曰：

渊渊其渊实难题，闷煞江南马士琪。一本白卷交还你，状元归去马如飞。

题毕扬长而去，下帷苦读，三年不窥园。到了下一科，果然让他考上了状元。马士琪是真状元，以其才岂有不能作《渊渊其渊》之理？所以交白卷者，乃为不肯作第二人之想。今世考文章，是考不出这种状元来的，非为文才不及之故，而是应考者没有那种把考官当个屁给放掉的气魄和实学，乃争逐于揣摩命题之用意，深恐误解考官的心思， 这难道不是“只见目的、不问手段”吗？这比疯了还坏。

例2　

思君最惹打喷嚏

春来到处听得到人打喷嚏。天干也有人喷嚏连声，地湿也有人喷嚏连声，花粉是让人视而不见的东西，却也搔弄人眼观鼻、鼻观心地止不了痒，惟其哈啾能解之。

打喷嚏，紧接着难以忍受的酸和痒之后，豁然而解，还有一种让人来不及回味的舒畅。山东人说打喷嚏，和普通话不同，是反其字序以为词，叫“打嚏喷”，“喷”字则读作“雰”（读作轻声）。我小时候一“打嚏喷”，我妈就会笑着说：“那么小小的孩巴芽子家就有人想你了。”

乡人土语，其来有自，有时意外地源远流长，而且往往雅驯得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诗经·邶风·终风》有“愿言则嚏”这样的句子，距今一千八九百年前的郑玄为《诗经》作注，就使用了民间传说，把这个生理反应解释成分别中的人彼此思念的交感作用。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喷嚏》解释得更详细：

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按《终风》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氏笺云：“我其忧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乃知此风自古以来有之。

（按：“说”即悦，喜欢、想念的意思。）

这段话让经学家从高高的书阁上走了下来，走到里巷之间，听见男欢女爱（俗人）的声音。宋代的梅尧臣甚至还将这民间“语俗”放入诗中，当他出外想家时，曾经这样写：“我今斋寝泰坛外，侘傺愿嚏朱颜妻。”把意思翻成现代语，就是：“我想我年少的妻子，（想得）让她不住地打喷嚏。”

“愿嚏”与爱情之不可分简直是毫无疑义了。但是将之运用在小说里而能不露痕迹的作手则极少见。之所以强调“不露痕迹”，是因为一旦在爱情小说中明言有人思念，便无趣起来。我只在郁达夫的一篇未完成的小说《蜃楼》里看到一段妙笔。

这小说非但没写完，恐怕连开场都没打理清楚。就有限的十二段文字来看，主人翁“陈逸群”刚刚挥剑斩情丝，只身出京南下杭州，却带着几封有夫之妇的女友“诒孙”情意缠绵的书信。不过，他在西湖边休养肺病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护士“小李”产生了微妙的情愫，同时更酝酿着和一位银行家的夫人“康叶秋心”展开更激烈而缠绵的罗曼史。在这一切都还没有正式铺陈之际，“陈逸群”还回忆了一段他昔年和二十一岁的冶妮·贝葛曼（Jenne Bergman）由拥抱和深吻堆叠起来的恋情。

值得注意的是那微妙的喷嚏。郁达夫曾如此写道：

逸群……向上伸了一伸懒腰，张嘴打了一个呵欠，一边拿了一支烟卷在寻火柴，一边他嘴里却轻轻地辩解着说：“啊啊，不作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点上了烟，离开书桌，重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的时候，他觉得今天一天的疲劳袭上身来了。又打了一个呵欠，眼睛里红红地浮漾着了两圈酸泪，呆呆对灯坐着吸去了半支烟卷，正想解衣就寝，走上床去，他忽又觉得鼻孔里绞刺了起来，肩头一缩，竟哈嗽哈嗽地打出了几个喷嚏。“啊呀，不对，又着了凉啦！”这样一想，他就匆匆和着里边的丝绵短袄，躺到被里去睡觉去了。

郁达夫幸而没有揭露这喷嚏的典故。我们的主人翁毕竟是来养病的，其病体确实也因为贪吃、嗜酒、吸烟以及在凄风凉雨中到处把妹而逐渐萎靡，那几个来历不明的喷嚏显然是一个日后会让“陈逸群”喀血甚至病故的伏笔，但是当花心公子欢颜入睡之际， 我们知道：真正的折磨还在后面——还真有人惦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