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文章家要求作品必须具备丰富的意义层次，不只是合乎题旨，还要让文字中的感慨有一种吞吐古今、包举宇宙的深刻感、洞察力。

这样的要求有些抽象、有些笼统，即使从具体的文字上举证楷模，毕竟不是人人都写得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样的句子；也不是人人的怀抱都能够生出这样的体会：“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把读过的书里迷人的故事、警策的话语借来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是有不同的缘故、以及作法的。有时一个成语带过，比方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是为了表现肃杀、凝重或濒临冲突的危险之感，不一定是要翻检原语出处的《晋书·谢玄传》，运用起来，也可以完全不与淝水之战相关。可是另有一些时候，借古事古语一用，还是得陈述首尾，好和作者自己的、当下的，因类比联想而形成的感慨相绾合，此时便须调度事理，不但要让书中人物的感慨和自己想要表达的感慨一致，还得互相补充、甚至加强。

这种道理，一般称为“兴寄”，也就是忽然间从旷远迢递的时空彼端，发现一不着边际之语，灵光一闪地遇合了此时此地、此身此心的一个我。这可以从杜甫的一句不大通顺的诗说起。

老杜有句怪诗，文意重赘别扭，而居然千古不疑，还被推许为佳作。且看《咏怀古迹·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其中关键的颔联“千秋一洒泪”格局宏大、气象森严，可是相应作对的“异代不同时”简直莫名其妙——“异代”不就是“不同时”吗？这一句文义重复得多么令人难受？

从意义上看，这首《咏怀古迹》和几乎所有凭吊古迹之作都差不多，除了缅怀旧事，还有亲历生涯。一切冲着过往所造作的文字，也都掩映着眼前的怅触。简单两个字，此之谓：“兴寄”。初唐诗人陈子昂一意向古，就是看不得南朝诗篇欠缺内在的精神。在《修竹篇序》这篇文章里，他说：“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

这话简直是把“兴寄”当成是美学的标准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演绎：文章如果不能穿透现象界的缤纷而托陈奥旨、寓藏知见、激发感情，便失去了作文章的价值。这也许是过激之论，不过，若不以内在的思想自期，文人操笔弄翰的手段又得天独厚，加之以得名甚易，诗文即此而堕落，也是常见的。

可是说起“兴寄”，特别是针对过往的历史陈迹抒发议论，难在我们读史的时候未必有近事可以依照参详；而一旦面前有了新闻，腹笥窘迫的根本无从借题发挥，读书未熟的，也未必想得起某一史事果然能切合题目。毕竟是“萧条异代不同时”，一旦空泛笼统地借古论今，不免失之牵强。不过，打个比喻来说：这就好像绑架了一位古人，驱之使之，作为人质。只要论事切当，人质之大声疾呼，当然要比绑匪的嘶吼来得动人。

以下所举的例文，原本只是我在读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五则和第十一则的两段文字时有些联想。陈夔龙信笔而行，本来也没有将之缝缀编织起来的意思，我在书眉上的心得更只是一句话：“此二则之间略有缘故。”书读过了也就算了，浑不知尚有文理相关。直到有一天，我无聊看电视，见有三五丑脸名嘴逞齿牙、论时政；座上学者、律师、媒体人一应俱全。我忽然想起陈夔龙来了，想起这两则笔记来了，想起我觉得他们的脸“怎么那么丑”的缘故来了。

明明是萧条同代，却也可以感觉那样地不同时呢！这番兴寄，很悲哀。我是说真的。

例　

不可亲近之人

宣统元年腊月就任的末代直隶总督是陈夔龙，他的回忆录之作《梦蕉亭杂记》末篇标题是：《辛亥以后事不忍记载》，从此就可以看出这位遗老的孤峭与侘傺。这一篇文字写于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老人则年登大耄，活到民国三十七年，在世九十一岁。

时至而今，无论从哪一个公共利益或普世价值的立场上看，陈夔龙毕生的政治信仰和伦理观都是迂阔而酸腐的。他尽忠清室，仰奉皇权，只消讲究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一切论述，都是他鄙夷至极的敌垒。然而这样的人，毕竟还留下了值得考掘的文字，其所见所思不只具有聊备一格的史料价值；从他的记述当中，我们还能够窥见今日之政体架构所不能解决、甚至不愿反省的问题。

《梦蕉亭杂记》第十一则说的是《六君子未经审讯即遭正法》，拈出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慈禧集团对新政之残酷反噬，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证据。据陈夔龙的描述，当时担任御前大臣的庆亲王奕劻本来有意洽审轻议，甚至还说出“闻杨君锐、刘君光第均系有学问之人，品行亦好，罗织一庭，殊非公道”的话来，奕劻慎重敦促陈夔龙和当时在工部担任司官的宗室铁良等温和派僚属会审。

岂料另一名军机大臣刚毅深恐此案侦审期间惊动国际视听，造成压力，索性根本不审了，径自传谕刑部，将六人一体绑赴市曹，就地正法，这才有了“六君子”的千古之名。陈夔龙的按语很值得玩味：“余不曾亲莅都堂，向诸人一一款洽。过后思之，宁非至幸？”（按：“都堂”即法庭）

一个明明对大是大非有了认识和决心的人，为什么会庆幸自己没有机会主持正义呢？这就不得不看陈夔龙的另一则笔记了。

《梦蕉亭杂记》第五则的标题是云：《对三种人敬而远之》——

一曰翰林院，敝貂一着，目中无人，是为自命太高；二曰都察院，风闻言事，假公济私，是为出言太易；三曰刑部，秋审处司员满口案例，刺刺不休，是谓自信太深。

时移世变，这些个单位、官员而今当然都没有了。可是这样的人品、格调和任事风气似乎仍令人觉得熟悉。但凡接触学界，我们还是遍地看得见那些个献曝其饾饤之得、管蠡之见，却津津乐道而不知疲的蠹虫。在媒体圈，我们也时时接触得到许多手拿麦克风摄影机，摭拾他人隐私，煽动街谈巷议的记者和时评家。司法界更不必说，多少操持法条，割裂现实，灭裂迹证，任凭心裁，或则喋喋缠辩、或则嚣嚣自威的讼徒和推官！

读遗老陈夔龙的书，历历在目的却是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似乎总有几种行业、总有几个勾当，在一旦取得了惯例或行规所赋予的资格之后，便得以自证自明，声价并腾，很难随时受到客观的检核与勘验。“自命太高”、“出言太易”以及“自信太深”看来都是个人修养的问题，可是深一层想，还是暴露出社会对于某些拥有“诠释威权”的专业，竟然采取了彻底纵放与退缩的态度。

这样再回头想想，我们就不难明白：陈夔龙以平静而诚恳的语调告诉我们：即使是为了周全他一生悬命所投效的朝廷，也有不忍分明论说之处。万一他参与了“六君子”的审讯，在那种强烈的共业（共犯）结构之中，他当然只能更加深陷于外无一援的孤立正义，迫于无奈回天，最后还是要杀掉他明明认为不该杀的人。

可悲吗？可悲的是近百年光阴流转，我一不小心扭开电视看见政论名嘴，就发现自己处身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正在专门制造不可亲近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