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呢？我们的大学招生录取标准支撑起了整个教育系统，或者说教育围绕着招生而运转。学生从孩提时代到青春期，从大学到进入职场，不论是教育方式还是教育结果，无不受制于大学招生这根指挥棒。你是否好奇，今日的招生标准从何而来？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我们不能仅看过去10年或者15年的情况，而应追溯历史。毋庸置疑，今天的精英学生相较于20年或40年前的精英，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程度。因为教育这个系统工程影响了几代人，当今的美国职场人、中产阶级、精英阶层，那些掌控我们政府、经济、文化的人都经历了教育的洗礼，追溯教育系统的根源也就是研究这些人的根源。要做好这件事，就要回到起始。

追根溯源，我们要回到之前的那段时间——镀金时代，具体来讲就是19世纪末。这里有一点不同于大家的认知，常春藤盟校并非一直以来就是富家子弟的专属。在南北战争之前，常春藤盟校是规模较小、区域性较浓的学校。在校就读的学生中，有少部分人确实是绅士的后代或他们本身就是新绅士，但更多的富家子弟并不会考虑选择这些学校。在当时那个年代，美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整个国家的经济仅由几大块区域性经济构成，因此富家子弟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E.迪毕·波茨尔（E.Digby Baltzell）在他的著作《新教当权者》（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中谈到了慢慢改变的格局。工业经济的爆炸式发展，催生了新的财富以及财团控制的政府。铁路系统把原来分散的区域连成了整体的网络，区域经济演变成国家经济。原有的地方性精英开始意识到，应该成为全国性的精英，并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新贵们需要通过交际让自己成为被众人接受的贵族；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南欧和东欧汹涌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所有的新贵为了竭力保护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层社会开始了强大的反犹太教和反天主教的运动，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阶层是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

通过作家波茨尔的笔，这一教派不仅众所周知，其性质也慢慢清晰化。既讽刺又矛盾的现象是，当盎格鲁-撒克逊在美国成了新贵之后，他们重蹈覆辙，充当了当年他们自己为了追求平等而反对的英国贵族阶级。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为自己的阶层创建了形式丰富的学府和机构。到了1880年，私密会所开始出现，如巴港和纽波特已经建立起来。第一家乡村俱乐部于1882年成立。格罗顿学校于1884年成立，它虽然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所大学预备学校，但它却是第一所模仿英国贵族学校而建立起来的学校。《社会登记》（The Social Register）于1887年开始出版。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于1890年成立。在很短的时间内，贵族们开始逃离大都市，向乡下搬迁，如费城的主线（Main Line）就是新的聚居地，全国性乡村学校的创建也拉开了序幕。

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设立了不少机构，其中有一种机构虽然并非是他们建立的，但是他们对它却有绝对的影响。当时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各自都开始招兵买马，书写自己的历史：哈佛是“黄金海岸线”富家子弟的聚集地；《耶鲁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是当年相当有名的一本关于耶鲁本科生生活的小说；普林斯顿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这类精英学校为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平台，方便了他们与来自全美各地的类似背景的家庭搭建人脉，巩固自己的价值系统，并相互认可彼此在社会顶层的地位。与此同时，大学为了吸引新贵，着手弱化自己给人的“书呆子”形象，大力鼓励课外活动。而体育，特别是竞技类运动，比如能够充分彰显“男子汉”形象的美式橄榄球，也就是在那段时间诞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这一手段果然奏效，大学普遍都成功扩招：哈佛从19世纪60年代每年招收100名学生扩展到1904年每年招收600名学生。学术被抛到了窗外，只有少数人会认真对待它。派对、恶作剧和高人一等的心态开始在学校的主流生活和社交圈蔓延，同时来自大学预备高中的学生成了大学主力军。借用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的话，“哈耶普”三驾马车，正是在19世纪的80年代奠定了它们龙头老大的地位，为其他学校设立了风向标。

没过多久，问题接踵而至。卡拉贝尔教授在她的著作《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YP）中揭露，虽然录取是根据入学考试成绩而定的，但是有些科目，如希腊语和拉丁语，公立学校根本就不提供，因此美国大部分高中毕业生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被名校录取，但是来自“对口学校”的学生，不管他们成绩有多糟糕，还是有机会被录取。比如说格罗顿学校在1906年到1932年期间，有405位高中毕业生申请哈佛，402位被录取。

这种录取方式保证了学校与上层社会的关系，但是导致学术水平直线下降。面对这种变化，这三所高校开始有所行动，到了1916年，学校取消了古典语言作为大学入学的要求。随之而来的是公立高中申请人数的井喷式增长，其中大城市的公立高中生很多是犹太人。随后，哥伦比亚大学在两年内的时间，减少了近一半的犹太学生，但这还是不能阻止上层家庭抛弃哥伦比亚大学。

目睹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历，三驾马车有了前车之鉴，想尽办法不重蹈覆辙。为了阻挡犹太申请者，一系列新的入学要求开始实施：教师推荐信，校友面试，对运动员或者有“领导特质”学生的偏好，给校友的子女加分，更加强调家庭背景，减弱学术能力的比重等等。学校宁愿录取来自美国中西部新教背景家庭的孩子，也不要录取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勤奋的草根”，即便中西部的孩子不是最聪明的。

由于仅仅依赖于申请者的名字无法辨别学生的身份，因此普林斯顿大学开始要求申请者提供照片。“气质”成了新的代名词，包括申请者的举止、形象、语音语调，等等。“耶鲁人”的气质，之前只需从固定的几所高中录取学生就会有所保证，但在这个新的时代，则由主观的审核来判断并维持。从此，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应运而生。

这种“生态系统”一直完好无损地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三驾马车的生源主要还是来自大学预备高中，而这些学生往往都是富家子弟。学校虽然没有官方说法，但是犹太学生常常被有意限制。原来的老男孩俱乐部那一套文化还在继续发展，诸如闭门握手言事、对口学校输送学生等等。即便到了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平均10个位置也只有13位申请者竞争，而耶鲁大学的录取率为46%。一般而言，在申请之前，你就知道被录取的概率，如果概率不大，那也就没必要申请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表面平静之下的暗流，已经聚集了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原来的“生态系统”。詹姆斯·B.柯南特（James B.Conant）时任哈佛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开始逐步提高学术标准来为更多的学生打开哈佛之门，以便吸引到更多优秀的学生。为了能够识别出那些聪慧的学生，弥补原有固定渠道的生源，他把目光转向了刚出炉不久的心理测量学测试——SAT。

柯南特校长是一位改革者，但不是革命家。他所主张的改变是逐步进行的，在接下来的30年循序渐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顶尖大学的SAT平均分为500分，是美国SAT的中间值，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顶尖大学的SAT平均分已经高达625分。

哈佛进行了改革，耶鲁则选择了革命。当时的耶鲁校长是小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他认识到，如果精英阶层想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想继续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们必须能够更好地接纳处于上升期的社会团体，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当时社会的众多变化是由不得这三驾马车忽视的。

布鲁斯特于1963年开始担任耶鲁大学校长，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在短短两年之内就把学术潜能提到录取标准之首；推翻了“全能手”的录取思路，取而代之的是“某方面有建树的特长生”；减弱了对体育健将和校友子女的偏向；整体取消了个人外表特征的考虑（最后一条的改变也导致新一届学生身高平均下降了1.2厘米）；学校结束了与对口学校的亲密关系，不再限制犹太学生数量，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全额助学金；少数族裔学生的平等政策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炉。1969年，耶鲁从单纯男校转变成了一所男女混校。

布鲁斯特校长动作太大，一口气摧毁了原来固有的系统，以至于耶鲁的校友迫使他取消或者扭转一些新政策，特别是要保持对运动健将和校友子女的特殊考虑。但是大时代在改变，时机成熟了，任何反对声音都只是沧海一粟。1965年，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婴儿潮开始进入大学，这更成为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转折点：美国从原有的贵族制进入了崭新的任人唯贤、精英领导制；从阶层、“人品”、人脉转向了考试和成绩。

这就是我们现今大学录取机制的由来，你可能会发现，今天的录取与之前的差异并不大。布鲁斯特校长和其他大学成功地为大众打开了精英学府的大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废除原来固有的大部分标准，比如对体育健将和校友子女的偏好。新系统不过是在旧制度上增加了一些新的砝码而已。也就是说，今天的申请者除了要满足原有的条件，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让我们稍微品味一下如今顶尖大学给所有学生制定的门槛。虽然我们并不要求每个学生都是体育健将，有能力参加最高级别的竞技，但是我们要求所有学生都具有运动员精神，并且是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在过去，这种学生，一般是通过参加一些只有在大学预备高中才有的体育项目，如击剑，划船等，才能既具备技能又拥有优雅气质。我们又要求学生有一定高度的艺术造诣，作为一种自我修养的表现。要做到这些，其背后是需要时间成本和家庭文化支出的，而在当时，这属于上层家庭的追求。我们还要求学生们具有个人魅力（用老一辈的话来讲就是能够社交，行走于不同的俱乐部），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参加面试并提供推荐信。我们又要求他们展现“服务”精神，而这种“服务”无非就是现代版本的贵族式恩典，是一种对低端人群的施舍。最后，我们需要“领导者”。如果学生仅仅是学生会一名成员，那是不够的，他必须曾经主持过学生会，或者是话剧社社长，或者棒球队队长。不管怎样，你给人的印象就如同一位“储君”，是未来的领导者，这与百年前私立学校绅士培养方式如出一辙。

原有的顶尖大学招生录取无疑是依照顶层家庭背景而设计的，后来布鲁斯特校长提倡对学术高标准的追求，这超出了顶层家庭所擅长的范围。如今我们有一系列的标准化衡量标准，如SAT、AP、GPA、奖学金证书，等等。现在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拥有原来的贵族阶层特质，而且还要展现出现代贵族特征。难怪他们是如此的繁忙和惶恐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招生录取游戏规则的唯一变化就是竞争趋于白热化：录取率降低，对申请者要求提高，学生压力增大。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枪声一响，每个人都成了主动或被动参赛者。到了1968年，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录取率均已降至20%以下。到了1974年，美国举国上下的高中生都为SAT考试而痴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尼古拉斯·雷曼（Nicholas Lemann）在他的著作《大考验》（The Big Test）一书中分析了其中的前因后果。事实上，我自己的兄长就是当时的一位参赛者。20世纪70年代大学申请者数量激增，导致学生压力剧增，当然，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数也相应增加。当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拥有大学学士学位时，名校俨然已成为使自己鹤立鸡群的台阶。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富裕家庭通过各种方式占尽了优势：聘请SAT私人教师帮助提分，雇用自荐信导师（也就是代笔者），以校友捐助的名义影响录取结果等等。另一方面，大学鼓励，越多的AP课程越有竞争力。如果学生想要在高中最后两年上更多的AP课，那么他最好从初中开始就有所规划。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这代人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大学开始更加主动地吸引新生。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和电信业的管制，使得交通和通信成本降低，因此高校的市场推广也走向了全美，而且家长也更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到更远的地方上大学。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提前录取机制作为高校尽早锁定优秀生源的有效方法，在这个时候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如果高校之间、家庭之间的竞争还不够激烈的话，那么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American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布的前所未有的大学排名真的把名校游戏炸开了锅。对高校来讲，录取数据一直以来代表了名校的声誉和地位，如今竟出现第三方机构发布统一的数据，囊括所有大学，并为大学排名。

到了1987年，一群由大学校长组成的代表团集体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交涉，要求对方停止排名行为，可惜为时已晚。整个围绕名校录取的产业已经爆发，从考试培训到咨询顾问，从家教到名校录取指南等等。一本开创先河的名校录取书籍——《如何敲开常春藤盟校之门》（How to Get Into an Ivy League School）于1985年出版，作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观察到，对追逐名校的痴狂症在1988年正式爆发。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任意选择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的录取竞争比之前更残酷。美国的婴儿潮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大学入学新生数量一直在减少，直到1997年，局面才开始扭转。在接下来不到10年时间里，大学新生就已回到了婴儿潮入学时的水平。回顾过往的20多年时间，美国大学生源已走向全球化。大学变得更擅于做市场营销，明明知道有些学生根本不会被录取，但是大学还是鼓励所有学生都来申请，为的就是降低录取率和得到漂亮的招生录取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象征着学校的社会地位，而且更有实际意义。高校就如同商业机构，运营一所学校需要经费，因此也时常需要贷款。金融机构对学校信贷的考量标准之一就是录取数据。商业机构在乎的是自己的利润，学校在乎的当然就是录取数据了，而且这些数据需要逐年美化。

过去20多年让人有一种跨时代的感觉，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名校游戏2.0版本”已经诞生。第一代名校生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而他们的父母本身要么读了公立大学要么根本没读过大学。名校对第一代人来讲，是一种鲤鱼跳龙门的机会。但是第二代名校生，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本身都是名校毕业生，后来又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这群家长眼中，名校对自己的孩子来讲是必需品，而不再是改变生活的一次机会，并且在他们看来，精英式的生活方式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自从1992年开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前20的文理学院中，有17所的录取率下降了超过30%；排名前20的综合性大学中，18所录取率下降超过了50%。范德堡大学的录取率从65%下降到14%，芝加哥大学录取率从45%下降到13%，哥伦比亚大学从32%下降到7%。2011年提前申请杜克大学的学生数量在2010年14%的涨幅基础上又增加了23%。2013年，哈佛、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了超过了31000份申请，这些申请争夺不到2500个席位，相较于6年前，增幅已经超过50%。

或许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对今天的大学录取感到陌生，甚至对今天名校学生也会有种陌生感，今天的名校生仿佛与自己当年上大学时很不一样——他们简直就是超人，或者是超能力的“机械战警”。观其原因，那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公平为主题的录取革命运动代替了原有的上层社会那种依赖于人脉的游戏规则，只是如今这个游戏的时间和空间战线拉得更长了。

在1981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身边进入顶尖名校的同龄人通常上3门AP课，参加3项课外活动。如今的水平通常是7或8门AP课，9或10项课外活动。在2008年，我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教员有机会轮值一天参加招生办录取工作，观察并学习招生办的工作流程。学生的课外活动列表在招生办里被称为“个人炫富”名单。如果你的课外活动只有五六项的话，招生官从一开始就会注意到，这样的申请简直就是出师不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在他的书《特权》中谈及，一位学生有12项课外活动，多纳特称其为“典型的全能冠军型哈佛履历”。而我指导的一位耶鲁学生就考了11门AP课程。

建立这么一套评判标准并非招生办的责任，他们无非是执行来自高层的指令而已。在招生办工作的一天，招生办团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招生官不仅仅要在漫长的冬季整理上万份申请材料，他们各自还需要非常熟悉自己负责的地区。那天我所在的小组负责审阅宾夕法尼亚州的东部区域，实际上就是费城周边的乡村。一位大概30岁出头年轻的招生官，对该地区的特点有着惊人的熟悉程度。他通过无数次的现场招生咨询，对每所高中了如指掌，并与辖区高中里的升学指导员、当地的校友以及第三方协助资源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我当时参与招生办工作时已是春季，因此提前申请环节已经结束。所有的申请者，根据他们档案里的各种指标（如SAT考试成绩、GPA、成绩排名、教师推荐信、有专长的运动员、校友子女、多元性等），每位学生会得到一个综合性评分，从1分到4分。1分代表最具有竞争力的人群，他们将会没有任何悬念被录取。

在那天午餐休息时间，我想看一个1分水准的申请，招生办给我展示了一位英特尔科学奖得主的申请。除了1分的人群之外，3分和4分占了剩余申请者的3/4，而这群人被录取的希望渺茫，除非是国家级运动员或者是最高级别的捐赠家庭。后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会被录取的。我们花时间最多的是2分的人群。在6个小时的招生委员会讨论过程中，我们排除掉100-125个申请，平均速度是每三四分钟一个学生。该区域总共有40个名额，我们的任务是从2分的人群里选出最合适的10-15名学生。

这位年轻的招生官为每一个申请做了陈述，他的语速之快以及语言的专业性，如狂风暴雨般打在我的身上，而我只能是临场招架，边做边学。

“Top checks”代表推荐信的质量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

“Good rig”代表学生在高中修的课程达到了让人基本满意的程度；

“Ed level 1”说明家长的教育水平低于大学，这从侧面反映了申请者成长和生活的现实艰难程度；

“Lacrosse#3”意味着这位学生在大学体育教练青睐的学生中排第三；

“MUSD”代表这是一位拥有最高音乐造诣的学生，将来很有可能走职业路线；

“T1”指的是第一封推荐信；

“E1”指的是第一篇学生自荐信；

“TX”指的是额外的推荐信；

“SR”指的是学校的升学指导老师。

我们的讨论过程就是先听陈述，然后发问，再参考一两封推荐信，最后投票决定。我们这组委员会一共5人，3位是招生办的，还有一位代表大学院长办公室，最后一位是我。而我一般都参考那几位招生办的专业人士意见。开此类会议往往很消耗能量，因此会议桌上有一大堆美味可口的垃圾食品来陪伴我们，补充能量。招生办主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演员本·斯坦（Ben Stein），他似乎有两种超能力：一是仅依赖于脆玉米薯片就能长时间工作；二是对申请者材料有着独特的见解。

面对这么多卓越的申请者，我们寻找的是有特殊品质的学生。个人品质（Personal Quality），英文缩写“PQ”，要通过咀嚼推荐信或者学生的自荐信去体会。虽然高分和漂亮的履历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学生只有这两点，往往会被拒绝。而拒绝的原因大概会有“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闪光点”，“不是一位团队建设者”或者“与大众雷同”。

其中有一位学生疯狂地参与课外活动，并提交了8封推荐信，最后众人判他“猛过头了”。我在接受招生办培训时了解到，成功的申请者大概有两类：要么是“全能冠军”，要么是“偏才”。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得足够“偏”，比如说学生的音乐打动了整个耶鲁大学的音乐系或者是获得某项全国大奖的理科生。

实际上，大部分学生还是要争取做“全能型”的申请者，这点与丁克·斯托弗（Dink Stover）在耶鲁的年代就大不相同了。布鲁斯特校长的革新确实让偏才型人才取代了当年老一套大学预备学校式人脉推动的录取方式，而现在的大学提倡招募各路“神仙”：年轻的记者，极具潜力的天文学家，未来的大使或者是语言天才。成功被录取的学生履历上的10项课外活动并非代表了10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其中3、4、5项体现了对某一个领域的专注：数学、艺术或者学生会组织。你必须能够拿得出一两样绝活，同时你必须在其他方面也有卓越表现。

总的来说，你既要“全能”又要“偏才”。你可能早就对自己对科学和数学不感兴趣心知肚明，但是你还是要修微积分，为的就是提高你的课程难度，并且你还要尽力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高中平均成绩和在学校的排名。你有可能是一位对诗歌或者计算机编程有着执着热爱的“异类”，但是你还是需要会吹一种乐器、参加体育活动并且最好是创建一个俱乐部，还要马不停蹄地去赶场。

总而言之，你必须要顾及方方面面，取得全A的成绩，争取领导职位，积累更多的课外活动，这样你就可以将自己打造成一位“超人”。

这种变味的大学录取机制以及它的制订者已经让人难以看清楚它们原来的样子。这种名校残酷的录取标准和追逐名校的疯狂，已经不是由外在的力量所能驱使的了，比如经济全球化或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所能驱使的；其背后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为了疯狂竞赛而竞赛。个人履历的竞赛，就如同两国之间的核武器竞赛。没有一个国家需要20000颗核弹，除非另外一个国家拥有19000颗核弹。没有人需要11项课外活动，除非另外一位学生参加了10项课外活动，那么其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超越他人。我们的孩子的发展就如同长颈鹿的头颈变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畸形。这代人在20年后会成为怎样的人，这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游戏规则已经不仅局限于最顶尖的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或者8所常春藤盟校。借用安德鲁·海克（Andrew Hacker）和克劳迪娅·德雷福斯（Claudia Dreifus）在《高等教育》上所用的词汇，“12所黄金院校”包含了8所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杜克、威廉姆斯和艾姆赫斯特。最极端的竞争、最靓丽的履历、最惨不忍睹的录取率，将永远在这几所大学里上演。

从我过去多年的全美旅行和交流中发现，这种疯狂在更大范围的大学里广泛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可能没有八九项课外活动，但是他们起码也有六七项。我曾接触过来自密西西比大学荣誉学院的学生，他们可能没有修过七八门AP课，但是他们也完成了五六门。即使这些院校学生的抱负、天资、痴狂症以及家长的经济背景可能比顶级院校的稍逊色一些，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与前者大同小异。

每年被哈佛拒绝掉的33000名学生照样会进入到其他大学。到了2012年，65所大学院校的录取率已低于33%，再加上另外二三十所录取率差不多的学校和一些略高于这个录取线的学校（比如女子学校，本来申请的人数就会少一些），那么大概总计有100所高校是属于精英梯队的。事实上，这也仅仅是个保守的估测。有一些不知名的区域性质的文理学院，也见证了类似的问题。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估计，全美每年大概有10%～15%的高中毕业生卷入了为争取名校席位的竞赛中，也就是40万大军，这是个系统性问题。下一章节我将剖析这群人的成长历程——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学校以及他们作为“优秀的绵羊”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