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吊胃口，换句话说就是“卖关子”，先故意提出一个使人容易产生迷惑或误会的结论，然后再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分析和解释，从而在听者心中引起波澜，这比平铺直叙更有效果。在说话时不妨“卖关子”，把握“引”而不发与“隐”而不发的语言特点，将对方的胃口吊足，使你的讲话有趣、生动。

古人讲“文似看山不喜平”，说话也是一样，贵在破陈出新。说话时，要表达同样的意思，不妨“卖卖关子”，采用一些看似不相关的话语，通过虚理实说、巧妙组合，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某部九连新任指导员发表就职演讲，他说：“世界上有些人对一些数字有偏爱，其实，‘9’也是一个很好的数字，它寓意深刻，含义丰富。‘9’含有圆满之意，‘9’的上半部分是一个圆，好像桌子上的圆杯，‘9’的下半部分是一撇，形似杯中外溢的水，水满才会外溢，正好体现了我们九连岁岁丰收，事事圆满。”话音刚落，战士们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同样的开锣鼓，这位指导员却能巧奏出动人心弦的新鲜鼓点来。他不是郑重其事、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而是借九连“9”字的象形意义说开，引发听众广泛的联想，进而表达出自己美好的祝愿。巧妙把握“虚”与“实”的结合，既活跃了气氛，又融洽了情感，有“曲径通幽”之奇，“暗度陈仓”之妙。卖关子还能达到喻中有意，明理暗说的效果。从听众的心理角度来说，人们普遍反感一味的说教和尽讲大道理，这就要求演讲者注重语言处理的技巧。有些道理，不必直接说出来，演讲者可采用比喻和对比的方法，从而使道理深入浅出，不言自明。

有一次，著名作家刘绍棠在南开大学做报告。在他讲到“每一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时，台下有人递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着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刘绍棠对于这张纸条提出的问题，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批评的方法去回答，而是找到这位写纸条的女同学，说：“你把你的学生证给我看看好吗？”女同学有些迷惑不解。

“我要看看你的学生证上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

“我为什么要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啊？”

“长疮时你为什么不拍个照片呢？”刘绍棠追问一句。

“长疮时谁还拍照片啊，怪寒碜的。”女同学很轻松地回答。

“你不在长疮时拍照片，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因为你是漂亮的，长疮时的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照相留念，更不想照这样的相片贴在学生证上。我们的某些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有些事情是有特殊原因的，是涉及许多方面问题的，应采取措施去改正。可你非把它揭露出来，这岂不是要我们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工作证上吗？”

这位女同学提的问题，说“刁”也够“刁”的，因为她针对刘绍棠的部分话语大做文章。如果照常理讲，就会陷入真实与存在、现象与本质的哲学辩论中去，非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刘绍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跳出传统思维的怪圈，用“卖关子”的办法避免正面回答。他根据照片与本人、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可比性，先使对方不知不觉地进入自己预设的语言“圈套”中，然后就此展开说理，使道理犹如拨云见日般地显露出来。在对话中采用喻中有意、明理暗说的办法，刘绍棠确实高人一筹。

“卖关子”并非单纯地故弄玄虚，而是暗藏着开启智慧之门的“机关”。巧妙地运用这些“机关”，就会使讲话与众不同，效果迥然。一种意思，不是用平铺直叙的办法表现出来，而是采用语气或态度上的“否定”来表现，在语意跌宕中巧妙收拢，最终回归正面话题。这就是正话反说。要做到正话反说，说话者首先须在话柄中设置“机关”，然后出其不意地抖搂出来，使听众在惊诧中恍然大悟。

1947年蒋介石派胡宗南“进剿”延安。在沙家店我军给胡部以狠狠的打击，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这时毛泽东并未显得很高兴，而是替胡宗南遗憾，带着同情的语气叹息：“唉，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哪样想，他就哪样办。”接着毛泽东扳着手指数道：“清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整个凑起来我们吃掉他六七个旅。胡宗南说他有四大金刚，我看他的‘金刚’不如老百姓的腌菜缸(哄堂大笑)，他们四大金刚被我们搬来三口：何奇、刘子奇、李民岗。只剩下一口缸叫什么——(会场上有人喊：叫李日基)对了，叫李二吉(毛泽东故意把‘日’说成‘二’)，这次没有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也许还抓不住，再算一吉，第三次就跑不了啦！”

在庆祝胜利的演讲中，无论多少豪言壮语都不为过，而毛泽东却并非如此。他先隐藏住胜利的喜悦，采用同情的语气替胡宗南遗憾，让听众一愣神马上又心领神会。然后，毛泽东把李日基说成李二吉，造成口误，好像走入绝境。哪知他暗藏机关，巧妙地解释这种口误，从而在听众眼前展现出一片“桃源”。直至听完，大家才明白他说错话的真实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