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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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原生家庭方面的工作时,我遵循的是上一章列出的几个具体工作步骤。此外,读者还可以参考本书的附录A。在书后的附录A里,我列举了一些类似的策略,还给出了几个具体问题,以供读者向家庭成员进行提问。首先,我要做的是给原生家庭的每个成员邮寄一份“家谱图”(按照当时我所理解的家庭关系模式绘制)。在寄给每位家庭成员的信中,我表示希望深入了解自己的家庭状况,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协助我开展这项工作。我向他们解释了家谱图中各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并向他们询问我绘制的图表是否有所遗漏。我请求他们把漏掉的家庭成员信息补充进来,包括其姓名、出生日期、婚姻或离婚的情况,以及逝世时间等。然后,我请他们告诉我家谱图中各位家庭成员的状况,诸如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如何度日、生活得怎么样等。接着,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整封信的口吻并没有流露出我想“探究家庭隐私”的意思,我想表达的是自己对家庭感到自豪,并希望对“自己人”了解得更加深入。
刚刚开始这项工作时,我是十分紧张和恐惧的。大家读本书时,一定会发现我在书中非常强调提问的重要性。但是,我和母亲之间很少询问对方的事情(似乎我家里的其他成员也都很少过问别人的事情)。向母亲提问,就意味着我对她的个人生活产生了兴趣。我感到这打破了我和她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规则。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行为。一开始,我们二人都感到有些为难,甚至尴尬。有一次,我刚刚开始原生家庭方面的工作,要去洛杉矶开会。我告诉母亲希望能跟她共度一天,并且向她咨询一些问题。那天早上九点,我开车把她从家里接出来,提议一起去拉古娜海滩兜风。她同意了。我们开车四处闲逛观景,泛泛地谈了一些东西。下午,当我驱车送她回家时,她向我问道:“我觉得你有些问题要问我吧?”在此之前,我已经通过往来信件向她提出过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她给我提供的家谱图方面的信息),但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谈论我的问题。此前,我一直对此十分紧张,并且尽力逃避。我说道:“是的,把车停下喝杯咖啡怎么样?”这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大约一个小时了,我和母亲第一次面对面坐下来,以两个成年人的身份谈起她的成长和人生经历。这个过程令人兴奋,母亲也对我也很坦诚。在第8章提到的“耐德”的例子,也是关于此事的。
我在信中向母亲最先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她和我的生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向她打听过生父的事情,她也没有主动向我透露过任何信息。第8章“诺亚”的例子可以说明我过去是如何应付这种情况的。那时,我在心里编了个故事,骗自己说:我是个私生子,所以母亲不愿意谈及我的生父。当我给母亲写信询问生父的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时,我仿佛听见洛杉矶方向爆炸了一颗核弹。我满以为她会打电话过来质问:“你怎么敢提这种问题?”
但是我从母亲那里收到了回信,还是满满三页单倍行距的打印纸。正如“诺亚”的例子所示,原来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在等我问她。母亲的个人行为准则是:“如果他想知道,就该问我。”但是,她不知道我也有一条个人准则:“如果她想让我知道,就会告诉我。”我们二人大半辈子就靠这两条准则行事,结果就是我不问,她也不说。
从事原生家庭工作的头两年里,我一直在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对母亲的生活经历十分好奇,向她提出的问题既有关于她家庭的,也有关于她自己的。此外,我也向其他家庭成员询问。母亲后来告诉我,她的姐姐(也就是我的阿姨)曾经对她说:“罗纳德的问题可真多!”母亲只是答道:“是啊,他问得是不少。”然后,她们就没再说什么了。对我来说,这项简单的工作(至少在很多其他人看来很简单)似乎很难完成。但是当我遇到困难,无法继续进行时,母亲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反馈和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人渐渐不再反感我的问题了,而我也习惯了提问的工作。我得到的答案很有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了一种更为开放的新关系。在这个阶段,我主要通过提问让原生家庭的成员们明白我对哪些事情感兴趣。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开始相互询问,纷纷对彼此的生活状况感到好奇。我母亲和她姐姐之间也建立起了一种更开放、更亲密的新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母亲去世。
我和母亲的这种交流方式让人感到很不舒服。我们都要战胜自身的犹豫,才能进行下去。但是至少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安全了。后来,在我从事原生家庭工作中的后几年里,有一次我去温哥华,希望母亲能跟我一起录制一个视频,向学习原生家庭心理治疗法的学生们展示如何与父母进行对话和提问。母亲立即就同意了,这让我感到有些吃惊。准备拍摄之前,我先把视频里要问她的大约30个问题发给她了。录制开始了,我向她问道:“我已经提前把今天的问题给你了,你感觉如何?”她说:“这些问题有些讨厌。”我又问道:“那你能接受吗?”她回答:“我们走着瞧吧。”
实际上,她回答问题时非常坦诚,而且有问必答。我的一些问题涉及了非常私人的内容,比如“你对自己的四段婚姻怎么看?”她回答道:“我试图在婚姻里寻找未能从父亲身上得到的东西。”在视频录制的过程中,母亲突然哭了。我担心这是因为我的问题让她感到不快。但是,我仍然镇定地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如果当年我能跟父亲这样谈谈该多好啊!”我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是她对我工作的莫大肯定,而且她也非常愿意借这个机会讲出自己的人生经历,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她。我也很喜欢这次采访。母亲逝世之后我才知道,她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而且把这次采访告诉了很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