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学得最快的时期，正是成人无法指导其学习的时期。

在生命的最初一两年时间里，

婴幼儿能够把毫无头绪的“噪声”整理为语言，

并用之进行基本的交流，

而这一切都是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完成的。

认识婴儿的大脑

为人父母的，当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啼哭时，就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对孩子的痴情。但是，有多少人能感受到对孩子的敬畏？

“我们在婴儿床里看到的那个小东西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心智，是宇宙间最有效能的学习机器。那精巧的小手指和嘴巴，就是理解陌生世界的探测仪，运转得比火星巡航器还要精确得多；那皱皱巴巴的小耳朵接收着杂乱无章的噪声，并将之准确无误地解读为意义明确的语言；那双有时似乎是洞悉我们灵魂的大眼睛，在破解着我们最深层的情感；那毛茸茸的小脑袋里，每天形成着几百万个神经连接。这至少是30年的科学研究所告诉我们的东西。”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Alison Gopnik与Andrew N. Meltzoff、Patricia K. Kuhl这样写道。他们合著的《婴儿床里的科学家：早期学习过程向我们揭示的心智》（The Scientist in Crib: What Early Learning Tells Us about the Mind）一书开篇就指出：人类虽然已经进入了计算机时代，但是，不管比尔·盖茨拿他的数百亿美元和他卓越的技术才能造出了什么了不起的计算机，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比起他的女儿躺在婴儿床时期的大脑来，也要粗陋得多。再高级的计算机也是人造的，孩子的大脑则是天造的。计算机与婴儿的大脑一个最根本的区别是：计算机不会自发地应付出其不意的环境挑战。比如，不管是多么高级的计算机，没有中文软件就无法处理中文信息，还是要依靠人所输入的程序。一个婴幼儿则不同。你不管把她或他放在什么语言环境里，不用任何语言课程，到两三岁时都能说话。也就是说，你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集中在一起，他们也制造不出一种比婴儿的大脑更有效的学习机器。“早教之母”——意大利教育学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早就感叹：一个孩子在生命头三年的学习成就，要成人奋斗六十年才能达到。所以她提倡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方法：成人的使命是给孩子创造心智发育的良好环境，而不是试图去“教”他们，要让比成人更聪明的孩子自己“教”自己。

人类对婴儿智能的这种认识是建立于现代儿童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科学家们通过脑电图等手段发现：婴儿大脑中的脑细胞或神经元要比成人丰富得多。在婴儿的脑皮层（控制感性和高层次思维的中心）里，各部分之间的连接也比成人更充分，运转得更有效率。这也解释了人类自古以来的常识：为什么儿童几乎学什么都比大人快得多？

不过，我们更要问的是：这一被现代科学验证了的常识，对自古以来的教育方法提出了什么挑战？既然孩子比大人聪明，为什么孩子要听大人的？当然，大人有孩子没有的经验，大人靠着这些经验积累了更多的知识，这是大人权威的依据。但是，即使大人的经验和知识中有相当多的“内容”值得孩子们学习，难道在学习的“方法”上，更聪明的孩子也要听那些远不那么聪明的大人的指挥吗？也许大人可以对孩子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如你好使。但我也曾经是个孩子，曾经像你一样聪明。我有你的经验，你却没有我的经验。所以我有指导你的资格。”可惜，我们所谓的童年，主要是指3岁以前，这是超出了任何大人的记忆范围的时期。大人早已忘记了自己和婴儿一样聪明时是怎么学习的，自然也没有能力指挥这台自己并不了解的“学习机器”的运转。

我们传统的教育方法，基本就是建立在这种大人的自以为是的基础上，他们经常觉得自己具有种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能力：自己脑子明明已经不好使了，却要指挥一个天才如何运用大脑；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弹跳力了，也忘了怎么打篮球，却坚持要教科比怎么“三步上篮”，而且这位科比还必须听。

我们最习惯的死记硬背，就是经典的一例：脑子已经变笨的大人，要让比自己聪明得多的孩子遵守笨人所奉行的教条。我们一直说“书读千遍，其意自见”。我们学习语言的传统办法就是背诵。婴儿则不用这一套。如蒙台梭利所言，婴儿学得最快的时期，正是成人无法指导其学习的时期。在生命的最初一两年时间里，婴幼儿能够把毫无头绪的“噪声”整理为语言，并用之进行基本的交流，而这一切都是在无师自通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换了成人会如何呢？我们都知道破解古文字或密码的难度。成人经过严格的训练，大多数人对此还无法胜任。如果你能用十年的工夫破解一个失传的出土文字，你就是世界级专家，可以到哈佛或者牛津拿个终身教职。这就是婴儿和我们之间的差距：他们每一个都有比哈佛、牛津的教授还高得多的智商。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我们怎么向他们学，而不是怎么让他们向我们学。你要是一个考不进哈佛的人，就别试图去教一个哈佛教授怎样学习他专业领域内的知识。用中国的话说，这叫“关公门前舞大刀”。你要争取的，是一个旁听他讲课的机会。

现代儿童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许多研究，其实就是“旁听”婴儿这一最大的“天才”给我们讲课。学者们大多承认，直接学习这位“天才”的大脑运转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对自己的婴儿期都没有记忆，也无法让婴儿来答疑。也就是说，婴儿无法直接给我们授课，我们只能“旁听”，也就是从各种侧面观察研究。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科学的发展为我们的“旁听”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比如，通过脑电图等手段，科学家们可以测量婴儿脑组织的密度，分析其神经连接的阶段性发育，在解剖学上对婴儿的大脑和成人的大脑进行比较。上面所讲的儿童大脑的优越性，就是被这些技术手段所证明的。

孩子的观察力超出你的想象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生理上被证明的优越性，是如何在功能上体现出来的？这也是许多家长必须面对的问题：当自己说东，孩子却向西时，究竟是孩子不懂事，还是孩子比自己聪明正确？在什么时候应该引导孩子听自己的，什么时候应该接受孩子的引导？记得女儿不到两岁的时候，我用童车推着她在街上散步，看到马路边一对鸽子正在交配。按照我这个成人的思路，要真给女儿解释什么是交配，就要解释什么是性行为。女儿还不到两岁，似乎太早了。况且，鸽子交配，就如同鸡交配一样，公的要踩到母的身上，嘴咬住对方后脖儿的羽毛，母的作挣扎状，更像打架。我们小时候（也就是七八岁记事的时候）看见鸡的交配，都说是公鸡欺负母鸡（或者“公鸡耍流氓”）。所以，我当时就对女儿说：“看看，它们在打架呢。”谁知女儿用小手指着这对鸽子用中英混杂的语言高声纠正我：“一块kiss（接吻）！”

这比我的解释靠谱儿多了。此事多年来一直令我玩味不尽：我对动物的交配或人的性行为都有着基本的知识，女儿则完全没有。假设我像女儿一样没有这些知识，仅凭肉眼观察，这两只鸽子的行为更像打架或者一个欺负另一个，就像幼儿园的孩子一个骑在另一个身上拳脚相加一样，和人类充满爱意的亲吻非常不同。女儿每天都接受爸爸、妈妈的亲吻，也见过自己幼儿园里的大班孩子打架。但她在不需任何解释也无任何知识的情况下，怎么一眼就能看出这两只鸽子是在接吻而不是打架呢？她肯定观察到了我这个成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传统的观念认为，儿童无法集中注意力，没有耐心，只能跟着感性和欲望走，无法遵循理性的引导。这是儿童智力尚未充分发育成熟、无法像成人那样进行高强度思考的证据。但是，现在的一些研究修正甚至推翻了这样的成见。比如，前述的儿童心理学家Alison Gopnik就概括说：“我们有时说成人比儿童更有注意力，其实正好相反。成人比儿童更缺乏注意力。成人善于把许多事情迅速地从意识层面过滤掉，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非常狭小的领域。”我和女儿一起看鸽子交配就是一例。我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不自觉地把一些关键性的细节给过滤掉了，女儿则根据被我忽视的细节得出了接吻（kiss）的结论。我的注意力之缺乏，实在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成人和儿童的这一对比，有着生理学上的根据。脑神经体系有一种不断进行着的“修剪过程”（pruning process）。在我们睁开眼睛的一瞬间，这种“修剪”就开始，把那些庞杂的、似乎是没有必要的神经连接都去除掉。在一方面，“修剪过程”就像收拾房间一样，把我们的大脑整理得更干净整齐、更有效率，使我们能够排除干扰、集中精力。但在另一方面，因为“修剪”得太干净简洁，仿佛是把一些一时不用的“家具”都给扔掉了，这一过程也就把我们的思维变得更为狭隘，导致了学习的困难，使我们缺乏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就好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家在应付几位不速之客时竟找不到多余的凳子坐。从生理的角度说，婴儿没有经历这样的“修剪过程”，其脑组织更密集，更有可塑性，其构造中有非常少的抑制性神经递质（inhibitory neurotransmitter，一种防止神经元被激活的化学物质）。这就使婴儿的大脑充满了比成人多得多的飞速驰骋的思绪。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思维强度反而是成人无法达到的。Alison Gopnik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经过“修剪过程”的成人，大脑的神经连接简单明了，进而更有效率。结果，成人比孩子更容易把自己的鞋带系好。相比之下，未经“修剪”的儿童大脑神经连接四通八达，甚至以成人的标准来看是混乱无序的。这就使孩子没有办法集中精力系好鞋带，但却能轻而易举地同时掌握三门语言。那么，两者谁更优越呢？

用个更直接的比喻，成人的智力像个手电筒，当准确地射到一件物体上时，这件物体的形态就非常清晰地显示出来。儿童的智力如同一盏灯笼，点亮以后光芒四射，周围的物体大致都能显现，但是不像在手电筒照射下那么清晰。我们在黑暗中走路，靠手电筒能看清眼前每一块绊脚石，但路究竟通向哪里却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甚至看了这个漏了那个。打起灯笼，则顿时四下亮堂、一览无余，很容易看清大概的方向。“修剪过程”的目的本来是提高效率，但是也使我们丧失了太多的神经连接。这些神经连接也许仅仅是因为一时无用而被淘汰，但时过境迁后可能派上大用场时，却已经不在了。这就使成人在观察世界时经常忽视了太多看似多余混乱、实际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事实。这也是成人的思想为什么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不能接受新鲜事物、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环境的原因。

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有句名言：“天才不过是能自如地恢复自己的童年而已。”成人必须向儿童学习，只有设法恢复自己的童心，才能保持创造力。娱乐、坐禅等等，都有此功能。根据《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一些科学家在成人看电影时用脑电图记录他们的大脑活动，发现他们大脑前部的活动被抑制，大脑后部与视觉相关的部分则被激活。Alison Gopnik指出，这就是在成人大脑中发生的瞬间即逝的还童状态：你绘声绘色地捕捉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一下子丧失了自我意识，完全想着屏幕上的事情。在坐禅的玄想中和被美丽的景色所震撼之时，成人也会出现这种“忘我”、“无我”的境界，这是一种儿童的境界。他们大脑中的神经连接是如此丰富活跃，乃至无法把思想集中在“自我”身上。用禅师铃木俊隆的话说：这就是起初的心智，是人像婴儿一样思想的时刻。用心理学家的语言来解释，大脑经常在你不试图控制它时运转得更好。

我们传统的“早期教育”，实际上是在做相反的事情。这种教育，是要过早地把孩子的智力发育纳入严格结构化的成人模式，加速受教育者脑神经的“修剪过程”，进而更早地使孩子的大脑僵化、封闭、丧失学习能力。所以，当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学钢琴、外语、美术，纳入成人的学科时，家长一定要格外注意。孩子脑神经复杂丰富、思绪流动迅速，很难在一件事情上停留太久，也不受成人的意识框架和学科的局限。幼儿的学习浅尝辄止也许是好事。除非像莫扎特那样的天才，小时候在一件事情上太专注，可能会不自觉地把孩子的想象力和在其他方面的创造力给砍掉。我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一书中引述的一些研究证明，过早开始识字的孩子后来的阅读能力反而比晚开始的孩子要差，像日本这种过早开始成人式教育的东亚社会，人均诺贝尔奖得主的比例远比那些不让孩子在5岁前读书的同等发展水平的欧洲国家要小。道理很简单：孩子的脑神经被过早“修剪”，其学习过程过早被纳入成人的学科中，结果会导致他们的思路太狭隘，也许照本宣科时更能集中注意力，但是创造力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死记硬背的方式并不是好的早期教育方式。比如我反复举例的古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无意贬低此诗的伟大，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人的感受和诠释。诗人本身的思维是发散式的，大脑的神经连接是丰富活跃的，情感状态是亢奋忘我的，所以才能言人所未言。此诗的原创性，正在于其不可重复性。如果你一定要让孩子重复、背诵，就是按这一单一的模子对孩子的脑神经连接进行“修剪”，毁掉了他或她成为诗人的潜力。比如，孩子如果真登上鹳雀楼看到这样的景观，本能的结论也许不是“更上一层楼”，也许是想飞翔，也许是想追逐入海的黄河。甚至孩子们对景观本身的描述也各有不同。他们也许想白日飞到天边一把拎住快入海的黄河，停止其奔流，也许白日和黄河站在地平线上“一块kiss”，也许是黄河正在把白日冲走……我这么个中年人也能想出许多，对孩子们而言，可能就更是无限的了。但是通过背诵，天真烂漫的孩子就变成了心如死灰的老学究。

孩子是人生最大的礼物，也是你最好的老师。你从孩子身上学到的，常常要比你能教给孩子的更多。应该发生的，是孩子让父母的思想和精神生枝开花、枯木逢春，而不是父母把孩子这一棵枝叶茂盛的小树砍成了一根光秃秃的树干。

幼儿园战争

其实，成人对童年的入侵，已经是个世界范围的现象，正在引起全球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和家长的警觉。

不久前，一位美国母亲在网上发飙：“我上幼儿园的女儿每天拿回来快一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她还不会读，怎么写？怎么可能回答卷子上那些问题？她的作业自然成了当妈的作业。我每天下班5点才回家，孩子也是差不多那时候回来。我要先忙着做饭，等吃完晚饭，还要给孩子的学校忙一个小时的家庭作业。而且，我一管她，更小的孩子谁来管呢？这实在太不公平了！”网友们纷纷回应：“老师总说是15分钟的作业。可是，孩子本来精神就不集中，作业又那么难，怎么也要一个小时。”“你要大胆地和老师理论。这不仅是替你自己说话，也是替别的家长说话。”

这是美国幼儿园大战的一角。在最近二十年，美国的幼儿园里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本来，幼儿园只是个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没有任何书本的因素。但不知不觉中，幼儿园不仅教读书、写字、算术，甚至还有颇为系统的课程要求，老师要照本宣科地跟着教学大纲走，孩子们则每天带回家一堆家庭作业，要按时完成，家长检查、签字等等。总之，如今的幼儿园，越来越像是小学的低年级。

这种幼儿园小学化，和高中大学化一样，是美国教育的一个大趋势。以高中而论，学生毕业时往往已经通过了许多“高级课程考试”。这种高级课程，是大学入门课的水平，通过了这个考试就可以在大部分大学免掉相关课程的学分。《新闻周刊》的全美高中排名，甚至以各校提供的“高级课程”的数量为基准。以教育上最为领先的马萨诸塞州为例，本来该州最好的公立学校是波士顿拉丁，这是美国第一所高中，培养了四位哈佛校长，进去要考试。但是，1992年马萨诸塞州议会决定建立“马萨诸塞数学与科学学院”（Massachusetts Academy of Math and Science），通过考试招收全州最优秀的学生来读高中最后的两年。这所学院，说是半个高中（正常高中是四年），实际则设在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校园内。学生第一年上精英级的高中课，第二年则在伍斯特理工学院像普通本科生一样选课。因为伍斯特理工学院在美国算是一所科技名校，学分绝大部分大学都承认，马萨诸塞数学与科学学院的高中毕业生，实际上也就都是该上大二的学生了。该校在各种成绩上，也大有超越波士顿拉丁之势。

应该说，高中大学化，对一部分聪明的学生而言还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幼儿园小学化则产生了大量的副作用。2009年美国的“儿童联盟”发表一份报告，题目是“幼儿园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需要玩耍”，警告幼儿园小学化正在全面摧毁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学业的发展，必须紧急刹车。

报告提出的事实是清清楚楚的：全日制幼儿园的孩子每天花在阅读、算数、准备考试和应试上的时间，高达两三个小时，而自由活动的时间则仅有30分钟。学业的压力，使孩子变得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有侵犯性，行为问题日益加重。幼儿园小学化毫无必要地加速了孩子的学业，造成了“孩子老得快”（KGOY：Kids Getting Older Younger）的现象。调查表明，那些从幼儿园就开始读书的孩子，学业确实起步早，比其他孩子领先，但是，这种领先到四年级时就消失了。在那些“问题孩子”（kids at risk）中，早读书反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早读书使这些孩子的智商在初期有所提高，但到15岁时，他们的学业急速下降，还不如那些晚读书的孩子。

这种“死读书、读到死”（drill and kill）的恶果是国际性的。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教育改革，把幼儿园从以玩为主转化成以学为主。后来有学者对50名在以玩为核心的幼儿园长大的孩子和另外50名在以学为核心的幼儿园长大的孩子进行了对比，发现在以玩为中心的幼儿园中长大的孩子，在阅读、数学等方面明显比在以学为中心的幼儿园中长大的孩子要好，而且在情感发育、社会能力上更健康，在创造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勤奋上，也具有明显的优势。面对这样具体的证据，德国的幼儿园又改回到以玩为中心去了。芬兰的幼儿园一直坚持让孩子玩，没有小学的内容。另外，芬兰的孩子7岁才上小学，比美国的孩子晚一年。但是，芬兰15岁的孩子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的“国际学生估测”中，一直在西方国家中排名第一。

为什么在幼儿园读书会毁了孩子？要想理解这一问题，就必须回顾一下幼儿园的历史。幼儿园是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于1840年前后创立，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教育革命。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孩子在7岁前一般不上学，上学则无非是满堂灌的大课和背诵经典，这就和中国式的死记硬背非常接近。后来卢梭写了《爱弥尔》，主张孩子要抛开课堂，到大自然中去，让自己的手脚和眼睛当第一位老师，从直接的经验中学习，这在哲学上为现代教育奠定了基本的原则。接着，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把卢梭式的哲学贯穿到教育实践中，创立了实体教学法。他提出，孩子在接触一个概念前，必须先接触这个概念指涉的实物，通过直接和实物的接触获得知识。词语、阅读当然都属于概念的范畴，属于成人世界，实物则属于孩子的世界。教育要以孩子为中心，就必须从实物开始。福禄培尔作为裴斯泰洛齐的追随者，把其实体教学进一步深化，发明了“福禄培尔的礼物”，实际上是一系列做手工和游戏的材料，积木是其中的核心。这样，他把裴斯泰洛齐的实物抽象化为积木式的几何形体，孩子可以像科学家们用原子来解释万物一样，用积木等基本元素构成自己的世界。

这套教学的有效性，使幼儿园成为世界学前教育的主流。现代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不断证明，孩子在这种由成人引导和组织的游戏中能够最有效地学习。他们能够自己发明场景和故事，解决问题，磨炼社会技能。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且做起来很自觉、很努力。因为他们有内在的动力，从游戏中很自然地就学会了如何成功地追求自己的目标。那些在这种复杂的游戏中长大的孩子，比起不太爱游戏的孩子来，有更好的社会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更丰富的想象力和更高的语言能力。他们性情更温和，更有自制力。动物的研究也证明，经常做游戏的动物比不做游戏的动物有更灵活的大脑、更复杂的神经系统。

以上这些，本是战后欧美幼教的主流理论，但是，在最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教育实践渐渐偏离了这种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竞争。冷战前的全球竞争是国家竞争，个人之间很难跨国较量。冷战后美国成为独霸，但因为全球化的国际人才流动，美国人再不可能躲在国界后面自己过日子了。在个人的层面上，美国人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竞争，仿佛是大家都在申请一个工作。而移民，特别是亚裔子弟的优异学术表现，使美国的家长坐立不安，生怕自己的孩子日后被别人挤掉。举例而言，2005年波士顿34所公立高中的第一名（即被师生选为毕业典礼代表学生致辞的人），有20名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孩子。有的孩子才13岁，刚到美国时一句英语都不会；有一个还在等待遣返。最近还有一些研究，调查亚裔和拉美裔移民，发现第一代移民学术表现最好，第二代则稍弱，但到了第三代就明显下降，和美国主流社会的学生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越是美国化，学术表现就越差。再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McKinsey（麦肯锡咨询公司）等权威机构的调查评估，在2006年30个主要工业化国家15岁的学生中，美国学生的数学水平排第二十五，科学排第二十四。在40年前，美国在高中毕业率上还领先于世界，如今在28个工业国家中排第十八。在1995年，美国的大学生比例还是世界并列第一，十年后跌到第十四。这样里里外外不如人，日后怎么生存？于是，许多美国家长越来越迫切地要求让孩子早点起步。

基于这样的压力，联邦政府也大力投身于教育。1997年4月17日，“早期儿童发展和学习白宫会议”举行，第一夫人希拉里不仅出席，而且发表了重要讲话。早期儿童教育成了美国的国策。在布什任上，国会又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加强联邦政府对学校的监督，通过标准化考试的办法确立基本的教育水准，惩罚那些达不到标准的学校。结果，标准化开始越来越热。我女儿从四年级开始有全州的考试，有时一周要考两三次。有学习慢一点的孩子，吓得不肯来上学，家长只好将之转到私立学校。为了让孩子们在四年级时适应得好一些，许多学校也纷纷从幼儿园起就开始为标准化考试作准备。比如，有些学校采取了家庭作业递进制，每升一级，家庭作业多10分钟，从幼儿园的10分钟家庭作业开始。这样，到了四年级需要应试时，孩子就自然养成了一天做50分钟作业的习惯。当然更不用说，商业教育公司大肆兜售《婴儿爱因斯坦》、《婴儿莫扎特》之类的产品，许多家长生怕孩子落后，要求学校多留作业。

这场幼儿园的家庭作业大战，体现了美国教育应试化的趋势。面对这样的趋势，中国要不要追风？事实上，中国根本不是追风的问题。中国的应试教育之风早已吹在美国的前面，早已渗透到了更小的年龄层中。不过，美国和西方这种早期应试教育的经验，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很有参照意义的反面教材。毕竟，西方的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比较发达，能够追踪接受不同类型教育的孩子从四五岁一直到成人时期的表现，比起我们普通人的印象来要准确得多，而且能够进行跨国比较。前面已经提到，目前欧洲的研究结果证明：接受了早期应试教育的孩子，虽然小学享受着短暂的领跑阶段，但到中学以后学习比较慢，普遍被没有接受早期应试教育的孩子赶超。我们日常的经验也能提供不少印证。那些从小用功的乖孩子，到了中学后就越来越没有优势，似乎大脑已经老化。而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小学时不好好读书，但到了初中或高中突然“懂事”，学业突飞猛进。我们常说，这种孩子的大脑还处于清新状态，特别好用。

其实，美国的应试教育有许多社会原因。大体而言，应试教育在中低产阶层中比较盛行，在中高产中则受到许多抵制和批评。中低产阶层，特别是贫困阶层，一般家长的教育程度很低，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同时贫困地区的学校很穷，以有限的资源解决弱势阶层子弟的教育问题，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批量生产，一个照本宣科的老师（这种老师经常素质不高，无法创造性地教学）管一大堆孩子，用统一考试来测量进度，多少能保证基本的教育底线。中高产阶层所在的学区相对来说也比较富裕，能花得起钱雇更好的老师。素质高的老师不需要统一教程，每个人教的班级里人数又很少，当然可以进行启发式教学。更重要的是，中高产的家长至少是大学生，对教育的体会要深刻得多。即使没有学校，他们大多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循循善诱。所以，教育水准高的家长，大多要求孩子的教育是“对话式”，而不是“满堂灌式”。

我女儿在这方面非常幸运。她从1岁半开始就进入了纽黑文一家著名的幼儿园“创造孩子”（Creating kids）。该幼儿园遵循的是哈佛著名心理学家Howard Gardner的“多重智力”理论，这套理论认为，儿童乃至人的智力比传统学校课程所涵盖的要宽广得多。传统学校课程主要以语文和数学为核心，扩而广之不过是文史和数理，这基本上是传统的智商理论所强调的能力。但是，Gardner发现人的能力要广泛得多，如音乐、肢体运动、人际互动等等。他主张突破学校常规课程，给孩子更广泛的发展机会。Gardner的理论虽然还有许多争议，但他至少意识到成人对孩子智力和情感发育过早地干预和“修剪”是多么有害。女儿所在的这个幼儿园，在Gardner的影响下坚持自然成长的原则。其中的一个硬规矩就是绝不教读书识字或者算术，从来没有家庭作业。同时，幼儿园强调老师给孩子读故事，教孩子各种舞蹈，带领孩子接触自然（玻璃窗上设有透明的鸟窝让孩子观察鸟儿的家庭生活）等等，保证孩子绝对快乐。我们当时还有些担心，曾质询过幼儿园的主管是否应该让孩子认识几个字母，但被干净利落地拒绝。结果呢？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阅读已经很好。早晨醒来看父母还没起床，自己先读半个小时的书。如今到12岁，也是班上顶尖的学生之一。也难怪，当时耶鲁的许多教授和研究生，为了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个不教读书写字的幼儿园而不遗余力。

我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父母怎样根据孩子不同阶段的发育特点，最大限度地激发孩子的潜力。记住，这里讲的是“激发”，而不是“灌输”。“激发”是点燃孩子内心的火焰，等这火焰烧起来，孩子的成长你想挡也挡不住。“灌输”则是把你有的东西急急忙忙地硬塞给孩子。最后孩子所掌握的，大不了就是你有的东西，或者你认为有用的东西，很难有超出你想象的发展。而在大部分情况下，硬塞给孩子的东西很难成为孩子自己的东西。总之，孩子是个幼苗，家长和老师要对之施肥浇水，培育其内在的生长动力，而无法替代他们的生长。下面，我就将具体记述和讨论这一施肥浇水的过程。

让孩子的心灵自然绽放

那是2004年的夏天，我们全家从纽黑文移居波士顿。我搭乘搬家公司的大卡车，5岁的女儿则和妈妈一起乘火车和我到新居会合。大家安然到达后，妻子兴冲冲地告诉我在列车上发生的事情。

当时列车正驶过海边一片广阔的平野，铁路两侧随风摇曳的树在车窗外飞逝而过，仿佛是一行绿色的舞女。女儿惊喜地用小手指着窗外叫起来：“妈咪，那真是美丽，就像电影一样。那是一种破碎般的美丽！”（Mammy, they are so beautiful, just like movie. And it is a broken kind of beauty.）当时周围素不相识的旅客听到她的话，一脸吃惊的表情。有的还转过身来，赞许地把她好好打量了一番。

应该说，她的语言非常简单，而且不太规则。但是，“破碎般的美丽”这一句，实在是点睛般地描绘了透过飞驰的车窗奔涌进来的景色。她的语言是和这景色直接撞击而产生的，其本身的幼稚和不规则也正好反映了她诗一般的原创。乃至妻子在对我这位不在场的父亲复述时，也让我身临其境、刻骨铭心。

这一幕，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哲学：让孩子的心灵自然绽放。任何家长的雕琢，都可能是对这率真的童心的摧残。

把教育留给孩子自己

什么是家长的雕琢呢？我不妨假设性地描述一个大家绝对不感到陌生的景象：

一个“教育妈妈”带着宝贝女儿乘坐同样的列车，列车穿过同样的平野。这位“教育妈妈”丝毫不忘自己的本职，手指窗外叫着女儿：“宝宝快看，外面多漂亮呀！你还记得咱们刚刚学的诗吗？”聪明的女儿马上朗声背出：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啊，宝宝真聪明！”妈妈骄傲地鼓起掌来……

应该说，在家教良好的家庭中，这一景象是相当常见的。这样的教育，比起完全没有教育来当然要好得多。应该说，那位母亲很有修养、很聪明，循循善诱，希望通过窗外的景色帮助孩子理解经典。但是在我看来，她这种教育方法本身却不自觉地扼杀了孩子天生的潜能。孩子除了背诵了一段一千多年来世世代代都在背诵的古诗外，没有显示出任何创造力。相反，大人无意中用古诗捆住了她想象的翅膀。孩子不是触景生情、自由思想，而是按照大人镶嵌于其心中的框架来感受。如果大家都这样培养孩子，孩子长大后也就千篇一律，难以特立独行。有时看中国的孩子表演节目，他们似乎很懂得大人眼中的“可爱”是怎么回事，而且非常熟练，本能地按照大人的期望来表现出“可爱”的样子，似乎是把自己的性格按照大人设计好的模子填进去的。那一张张稚嫩的脸上，经常露出一丝早熟甚至世故，童心反而丧失了。

这当然是教育的结果。我一直坚持，让孩子背古诗就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教育方法。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背古诗的孩子都不行。相反，很多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可能在各方面都优于他人。但他们之所以优秀，完全是出于不同的原因。道理很简单，除了智力上的因素外，背古诗需要大人监督。能背许多古诗的孩子，一般和大人的互动比较多，从父母乃至亲友那里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多。这样，他们的情感发育比较充分，心理自信，学什么也就都会比较快。但是，在家长和孩子充分交流，并对其教育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前提下，背古诗恐怕就不如其他教育方法有效了。换句话说，只要家长充满爱意地和孩子消磨时间，孩子就可以获得许多感情的满足。如果孩子发现自己没有别的办法和父母处在一起的话，她就宁愿给父母背古诗以成为家里的小中心。不过，如果她有别的选择，她宁愿和父母一起做游戏、谈天说地，甚至做家务事。这些活动，可能都是比背古诗更好的教育手段。

开篇提到的蒙台梭利（1870—1952），在儿童教育上的信誉恐怕是很难有人与之匹敌的。她是意大利的第一位女医生，年轻时致力于教育那些智障、不幸福，甚至被认为是“不可教”的儿童。1896年，她在“教育议会”上就训练智障儿童进行的讲演，让在场的意大利教育部长心服口服，马上任命她主持一个智障教育中心。结果，在不久后举行的国家读写考试中，她的几名8岁的智障学生不仅通过了考试，而且分数高于考生平均成绩。这一成就被称为“第一个蒙台梭利奇迹”。蒙台梭利的回答是：既然智障的孩子都能如此，她的方法在正常的孩子身上就更有效。于是她很快开办起自己的学校来。蒙台梭利教育法和蒙台梭利学校很快就遍及全球。如今不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就是在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蒙台梭利学校也都发展成卓有声誉的教育机构。下面是蒙台梭利的一段经典论述：

“教育并不是由老师来完成，而是自然过程在人身上的发展。教育并不是通过聆听词语而获得，而是孩子通过对环境的反应而形成的经验。老师的职责不是说教，而是为孩子在特别的环境中准备和安排一系列从事文化活动的主题……这样，所造就的不是一个学校，也不是一套教育方法，而是人本身：一个通过他的自由发展来显示其本色的人，一个有着显而易见的伟大品格的人，乃至直接的思想压制已经对他无能为力、限制不了他的内在发展、征服不了他的精神。”

我本节开篇时的两个场景对比也正要说明这个问题：孩子本身就是一首诗。女儿是在没有任何大人的指导和暗示的情况下对环境作出的自然反应。“破碎的美丽”实际上就是她创造的一行诗句，只是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作诗而已。接下来假设的那位“教育妈妈”，则处心积虑地教孩子诗歌，但孩子除了会重复别人外，并不能作出诗来。孩子心中的“内在的老师”和“教育妈妈”这个“外在的老师”的高下，一比就能看出来。还是让孩子自己教育自己好。

家长应该干什么

那么，当把教育留给孩子自己时，家长应该干什么？当然不是无事可做。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帮助孩子心中的“内在教师”找工作：把孩子放在各种各样有益的环境中，让其心灵自发地感应。女儿两个月到十四个月这一阶段，我们全家住在日本的横滨市，家离海岸著名的山下公园很近。从一到日本开始，我就几乎每天都要带女儿到公园走一趟。因为海滨到处是海鸥，飞起来十分壮观。我是希望这场面对她有所刺激。我只记得我小时候和父母去颐和园时第一眼看到昆明湖时那番美丽的震惊。我忘了是几岁，只是知道从小的多少教育我都没有记住，可这一瞬间的印象则终生难忘。我希望女儿早点有这番经验。但是，孩子实在太小。我经常还没有走到公园，她就在我胸前的婴儿挂袋里睡着了。我只好在公园里苦苦等着她醒来，而当她真看到海鸥时，似乎也不如我期望得那样兴奋。我实在是搞不懂她小脑袋里的“内在老师”是怎么工作的。

和孩子的这番经历使我认识到，我并不懂怎么教育她，还是她自己更懂，而且她经常能教育我。我带她外出把她抱在胸前时总是让她脸朝前，以更好地观察外面的世界。而我则观察她，向她学习。一次，从一个购物中心出来，她眼睛一亮，头仰起来，两只小手上扬，嘴巴也不禁张开，仿佛是在惊叹：“哇！”我马上顺着她的眼神看去，面对的正好是广场上的一座巨大的抽象雕塑。我忘了她那时是四个月还是五个月，总之还不会说话。这大概是我观察到的她第一次对外界有如此激动的反应。其实，这一雕塑坐落在我每天上学必走的路上，但我来去匆匆，从来没有太注意。女儿的反应，则使我开始仔细端详这尊雕塑，发现了其艺术气质。这一点一滴的小事不断地告诉我，这几个月的婴儿，确实比我敏感，心灵更加开放。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把她抱在胸前，让她脸朝前，在各种自然风景、城市广场和雕塑间走来走去。她心中自有“内在教师”给她讲解，比我高明多了。

女儿长到三四岁以后，和成人建立了基本的沟通能力，我们有对她传授知识的机会了。但是，我们从来都坚持这样的原则：万事让孩子自己先经历体验，切不可事先给她一个框框或结论。做家长的，必须保持在孩子面前的谦卑以及对童年的崇拜。如果我们相信孩子是花朵的话，就让她自然绽放，也不要想当然地预期花开了后是个什么形状和颜色。用手去把花瓣掰开，即使能一时领略盛开的景象，那花也很快会枯萎。我们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对环境作出反应，孩子则根据她的内在直觉和经验对环境作出不同的反应。我们总怀疑自己的反应是平庸的，她的反应则是这个小生命对世界的新贡献。过早地对她“传授知识”，实际上就是用我们有时是陈腐的知识替代了她最有创造性的直觉。还是回到开篇：孩子要是太早就被传授了“白日依山尽”、脑子被成人的知识框住，可能就丧失了自己的感知能力，说不出“破碎般的美丽”来。

好爸爸有多重要

这是本父亲写的书。虽然我对母亲们的伟大充满敬意，但要利用这个机会特别讲讲爸爸的重要。

我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中记述育女的经验，说在女儿7岁半前，我每晚都要和她一同躺下，抚摸、按摩着她的背，直至她入睡。这一“保留节目”，没有一日错过。直到女儿11岁半时，我偶尔跳过几天，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如此。连她自己都知道这样实在太娇惯了。

女儿跟妈妈亲是天性。有些明明需要找爸爸的事情，也本能地喊“妈咪”。这时做父亲的总难免有点酸溜溜的感觉。但我的“保留节目”当妈的却抢不走。妈妈哄女儿睡觉，很难哄着，经常万般无奈之下把事情再推给我。而女儿一旦看到爸爸到了床前，马上有一种安宁之感，睡意蒙眬，一会儿就进入梦乡。

更重要的一点：我哄女儿睡觉时，她经常话特别多。父女俩有时干脆讨论起问题来，从音乐、历史、文学，到道德、人生、社会、经济、政治，几乎无所不涉及。我一直称这是“睡前讨论班”。比如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影响、政府是否应该在财政困难时大印钞票等等大人的问题，女儿居然也兴致盎然地要和我讨论，有时兴奋得不想睡觉。

俗话说，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更不用说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母乳喂养，和妈妈在身体上几乎都难以分开。20世纪对发展心理学、教育学、儿科医学等影响巨大的依恋理论，主要也是围绕着孩子和母亲的关系展开。养育孩子是母亲的天性，举世皆然。父亲在这方面和母亲竞争，难免要自讨没趣，还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好。甚至动物世界都是这个规矩。美国虽然经历了女权运动的洗礼，父亲越来越多地操持家务、带孩子，但耶鲁大学的临床心理教授和儿童专家Kyle D. Pruett惊叹，关于父亲在教育孩子中的角色问题，在英文资料中几乎没有像样的专著。

根据Pruett教授的研究，新生儿六周时就能分辨出父母的声音，八周时就对父母发展出不同的期待。父爱和母爱一样，对孩子的发育都非常重要。比如，那些经常受到父亲照顾（包括换尿布、抱着哄觉、讲故事、读书等等）的孩子，长大后抵御生活压力的能力明显要强一些。他们更自信、更有耐心，功课也好很多。和父亲独处时间长的孩子，探索性的行为和社会技能都更加突出。这在父女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心理学家Ellen Bing在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过一项开创性研究，发现父亲小时候给女儿读书，对女儿高中时的语文能力有重大影响，而母亲不管是给儿子还是女儿读书，都没有这么强的影响。另一位学者Norma Radin发现，女儿或儿子的智商，和父亲的关爱程度有正比关系，和父亲的严厉程度则有反比关系。中国那种“严父慈母”的教育方法，似乎有些站不住脚。Henry Biller则揭示出，缺乏父爱的孩子在学习数学时的能力要稍弱。20世纪70年代对MIT（麻省理工学院）一年级女生的研究也证实，父亲和女儿分享在数学和分析性思维上的兴趣，对孩子日后在这些领域的能力和兴趣有着巨大的塑造作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Frank Furstenberg和Kathleen Harris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具体的数据：那些感觉和父亲亲密的孩子与那些和父亲没有这种亲密感的孩子比起来，上大学或者高中毕业后维持稳定工作的比例要高一倍，进监狱的比例低80％，青春期怀孕的比例低75％，经历多种抑郁症的比例减少一半。

可见，尽管对父爱、父教的研究还很缺乏，但是父亲对孩子成长发育至关重要的意义已经被许多心理学家所证实。随着西方对这一问题渐渐开始重视，估计更多的研究结果会不断涌现出来。

那么，父爱、父教和母爱、母教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扮演好父亲的角色。

生物进化过程造就了父母的明确分工。母亲从一开始就负责满足孩子基本的生存需求，比如喂奶。母亲后来对孩子的照顾，也多是围绕着这种生存的物质需求而展开的：孩子是否吃饱了、穿暖了，是否干净，等等。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当母亲完成了这些职能后，对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就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也正好为父亲提供了舞台。研究者发现，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主要不是体现在温饱等方面的基本物质照顾上，父亲更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直接和孩子玩起来。母亲虽然也和孩子玩，但即使玩起来也处处体现了母亲对孩子的基本物质需求的考虑。母亲总是用儿童玩具和孩子玩，玩的是地道的孩子游戏。父亲则更加“非功利”，经常不通过玩具和孩子随意地玩，而且特别喜欢让孩子参与自己的游戏，比如打球，而不是玩孩子的游戏。总之，父亲和孩子的互动，往往超越了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进而引领孩子冒险、探究。当然，人类的文化又强化了这一模式。即使在现代西方社会，一般家庭中大多还是父亲在外面闯天下，母亲在内理家照顾亲人。孩子往往会顺着父亲的视野去看社会。因此，父亲经常是孩子和外部世界的重要桥梁。

以孩子练琴为例。你观察许多家庭就会发现，母亲监督孩子练琴，孩子经常会撒娇，拖延或干脆拒绝练习。即使母亲自己是个音乐家，也往往一筹莫展。父亲监督，孩子则更多地集中精力工作。我们中国人往往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严父慈母”的功能。其实未必如此。我们家的女儿从来不怕我。她学钢琴从来都是妈妈带着去，我等于是“圈外人”。但是，监督练琴，常常是我更有效率。女儿见了爸爸，本能的反应就是该工作了。见了妈妈，则摆出一副吃奶的小样子没完没了地发嗲、贫嘴。

总之，孩子对父母的感情需要是不同的。父爱和父教，在塑造孩子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方面，恐怕比母爱、母教还重要。西方在女权运动之后，男女的角色确实有混同之趋势。母亲在外面忙，父亲守家的例子也越来越多。但是，这种社会角色的混同，并不能取消进化过程为人类家庭设计的基本模式。怀孕、母乳喂养孩子的只能是母亲。母亲照顾孩子的基本物质需求，也是这种自然安排。父亲扮演着更多的社会角色。通过这种社会角色，父亲把一定的“社会期待”带给了孩子。“爸爸期待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观念在学前孩子的心灵中就根深蒂固。所以，父亲在塑造孩子的价值观念、人生目标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母亲很难取代的。也只有当父亲和孩子关系亲密时，才能把自己的期待传达给孩子，让孩子的生活有个方向感。这比一天到晚督促孩子用功要重要得多。我和女儿的关系就是这样。我其实是个很能“硬”得起来的父亲，可以非常严厉，我经常告诫女儿工作时要有工作的样子，不许跟我耍在妈妈那里常耍的小孩子脾气。但是，正是因为我不时地对她严厉，不管白天发生了什么，睡觉时我总要守候在她身边，保证她带着无可置疑的父爱进入梦乡。我不一味地反对“严父”，但“严父”的本钱是孩子对父爱的信心。我虽然从来不具体要求女儿成为什么人，但她知道爸爸期待她有精彩的生活，能对社会作出卓越的贡献。因此，她根本不用督促，每天课后能够用功三四个小时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