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让孩子带着人生使命走出早教

养孩子的家长都知道，孩子总有一天会“翅膀硬了”，该自己飞了，什么时候孩子才翅膀硬了呢？以美国为例，过去的主流概念是18岁高中毕业之时，现在则有所谓“新青春期”的概念，即26岁前后才算结束“青春期”。我在美国的大学教书，发现20岁左右的学生还把自己当孩子，这当然和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家庭越来越富裕有关。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世界工厂”，孩子高中一毕业就在当地镇里的工厂找个永久工作，一辈子衣食无愁。当时高中最后两年，大家操心的不是分数、升学，而是社交、恋爱，毕业后一两年就结婚了，一辈子不会离开家乡。18岁父母将之扫地出门，自然理所当然，他们确实也用不着父母管了。但是，在当今的知识经济中，18岁的高中生能干什么？不读大学没有出路，读了大学也没有好出路，成为“专业阶层”怎么也要有个硕士。目前大多数美国大学生边上学边打工，5年毕业就不错了，然后工作一两年，再读个硕士，毕业出来羽翼丰满，基本上也到了26岁了。中产阶级富裕起来后，也能支持孩子走到这个年纪。

不过，我时时提醒熟读希腊史的女儿：亚历山大16岁时就在父亲离国出征时主政，显示出了超人般的雄才大略；20岁就当了国王。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又建立了一个从埃及到印度的欧亚非帝国，这是西方的第一个“世界帝国”。怎么现在的年轻人20岁还把自己当孩子？这并不是亚历山大面临的事情比现在的孩子简单。恰恰相反，他刚主政就面临着叛乱，不断出征，后来陷入极端复杂的宫廷斗争，最终导演了一场政变刺杀父亲而成为国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息了父亲之死所激发的大规模叛乱。应该说，他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当今世界领导人中没有几个能与之相比。

在我看来，现代教育制度远远低估了孩子们的潜力，不错，亚历山大确实是政治和军事神童，但是，这样的能力并非完全天生，而是精心教育出来的。亚历山大13岁时，其父菲利普就到处给他寻找名师，最后绕开了许多希腊最优秀的学者，选中了亚里士多德。站在两千多年后的视点，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位“野蛮”的马其顿国王的眼力。至今有学者还开玩笑说，如果评选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大脑，恐怕非亚里士多德莫属。当时亚里士多德的“开价”也不低，他自己的城市已经被菲利普夷为平地，居民要么变卖为奴隶，要么流亡。亚里士多德要求菲利普重建这座城市，并解放这些奴隶，召回流亡者，恢复所有公民的自由，菲利普都照办了。亚里士多德就任，菲利普提供了一栋庙宇作为校址，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的精英寄宿学校了，和亚历山大一起就读的是一群马其顿贵族子弟，后来多成为他忠实的将军，他就是领着这帮人征服了世界。

亚里士多德怎么教学，细节已经不可考证，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柏拉图的高足，柏拉图又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位巨人，基本定下了西方思想的基调。柏拉图以敬仰的笔调记述了苏格拉底怎样教学，苏格拉底的名言是：“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唯一比你们多知道一点的，就是我知道自己的无知。”他总是在雅典街头截住那些自以为是地侃侃而谈的人，先以求教的口气提问，最后用一连串问题使对方发现自己的回答自相矛盾，意识到原来自己对自以为知道的东西毫无所知，这种对话式的教育，就是著名的苏格拉底教学法。柏拉图的著作大部分就是以这种对话方式写成。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虽然已经发展为直接论述式，但从苏格拉底以来在教育方法上的传承他不可能完全放弃。另外，他的学生是马其顿的王子和贵族，摆中国式的师道尊严进行满堂灌或者训斥也不现实，他必须要把学生当未来的世界领袖来培养，要与之讨论，对之激励。事实上，亚历山大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指导下开始对《荷马史诗》，特别是其中的《伊利亚特》产生了狂热，亚里士多德授之以注释本，他随身携带东征西讨，完成了征服世界的使命。

亚里士多德究竟通过《伊利亚特》教给了亚历山大什么？12岁的女儿也正沉浸在对《伊利亚特》的狂热中。于是，我就把她叫来求教，女儿不假思索地说：“亚历山大的偶像是阿喀琉斯！”

“为什么阿喀琉斯为亚历山大所景仰？”

“他是希腊第一勇士，在战场上势不可挡，一个人能杀一千人，”女儿说到这里，突然用讽刺的语调模仿英雄的样子拍拍胸脯，加上一句，“一千人全是我一个人杀的！”

女儿一向对男孩子崇拜武力、一味逞能不以为然，但这居然没有妨碍她成为《伊利亚特》迷。于是我接着问：“咱们谈真格的，如果亚里士多德真让亚历山大相信这种一人在战场上杀一千人的神话，恐怕亚历山大在征服世界前早就战死了，我不否认他确实非常英勇，但不至于到这种鲁莽的程度吧？”

女儿马上说：“阿喀琉斯具有非凡的领导力，他非常会用语言来激励自己的将士，他让手下的人相信：他们只要像神一样勇敢地战斗，就会像神一样不朽，人类永远会记住他们（现在这确实也成了事实，我们都在读他们的故事）。阿喀琉斯让他的将士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独特，进而激发出他们最大的勇气和忠诚，这大概就是亚历山大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

我听着小女如同机关枪般的言辞，心里暗暗吃惊，12岁的她竟然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把一切归纳得如此清晰。记得美国研究领导力的权威、哈佛商学院教授John P. Kotter曾批评美国是个“被过度管理、被领导不足”的国家。“管理”是把下属控制住，让其执行自己的指令。“领导”则是用自己的理想，点燃下属内心的火焰，让他们在这一火焰的驱动下自发地奋斗。两者都是为了让下属执行自己的指令，但前者是以剥夺下属的自由为代价，后者则是以下属的自由为前提。想想看，亚历山大时代并无现代的官僚体制和财政系统所具有的“执行力”。《荷马史诗》在那个时代之所以重要，也就在于它提供了领袖如何激励和感召人们自觉地跟从自己的范本。怪不得在西方的古典世界，不读《荷马史诗》就不算个文明人。

现代社会是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你上班要被单位管，不做领导吩咐的事会被解雇，工资单拿到时税已经被扣除，出远门要护照、签证……一切都被管理得无微不至，社会越来越技术化。于是，我们的教育也追寻这样的潮流，集中精力给学生传授在这种社会中生存的技艺，并且随着技艺越来越复杂，教育内容越来越多，孩子独立的时间也自然越来越晚。但是，一个“被过度管理、被领导不足”的社会，创造力必然窒息，这也是美国的领袖学权威忧虑之所在。事实上，看看从比尔·盖茨、乔布斯到扎克伯格这些哈佛辍学生就知道，在这一工作、生活、教育都高度技术化、管理化的社会，每一代人中总会出现突破现有的“管理”框架的领袖，让内心的火焰，而非别人的指导和要求，来照亮自己生活的道路。

领袖的生活是一首诗，不管是希腊的《荷马史诗》还是中国的《诗经》，都是精英的读本。因为没有诗意，人生和社会就都丧失了方向感。我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这些在美国养孩子的中国父母，并非一天到晚像蔡美儿那样担心自己的孩子日后不会像自己这样成功。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孩子的前途是无法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想象的。孩子走的路，不仅比我们走得远，甚至最终要比我们能看到的远，鼓励孩子立志的家长，自己先要有高远的教育志向，所以，我从来都是把女儿当成她这代人的领袖来培养。我们都知道柏拉图有着“哲学王”的理念，即通过最完美的教育培养社会和国家的领袖。当然，柏拉图本人其实并没有明确表达对这一“理想国”的认同，不过，用教育培养最有智慧的人来领导世界，这大概是希腊人中经常讨论的话题。亚里士多德有着最好的机会实践这样的理念，其效果在亚历山大身上也看得清清楚楚，不管我们对亚历山大的业绩如何看待。现代世界的领袖，未必是个国王、总统，而可以是各行各业中的开拓者，包括那些创造了整整一个行业的人。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孩子时，就应该想到他们会有这样的未来。

想想看，我们的下一代终将超越我们这一代，我们在自己这代人中都算不上领袖，有什么资格对未来的领袖指手画脚呢？过分地强调技艺传授的现代教育，短见就在这里。你传授来传授去，还不是就自己知道的那点东西？从这方面看，以《荷马史诗》为“核心课程”的古代教育，则显示出了它的优势。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征服世界，也不知道怎么去征服，但是他用《荷马史诗》点燃了亚历山大内心的火焰，后者就带着《荷马史诗》走到了老师看不到的地方。我对女儿其实也是这个态度，她10岁时还不会背诵乘法口诀，我不以为意，当她觉得自己的生活需要时，自然会轻易地背诵，关键的问题不是传授给她乘法口诀之类的技艺，而是点燃她内心的火焰，培养她生命的使命感。

怎么培养这种使命感？作为研究历史出身的人，我采取的还是历史的方式。

卢梭曾有句脍炙人口的话：“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英国保守主义大师伯克则反唇相讥：人怎么是生而自由的呢？人生下来不过是个婴儿，一刻也不能离开父母的照顾。人生存于传统中，离开了这个传统，连生存的机会也不可能有。

女儿11岁时的一天，我和她在波士顿中央公园（Boston Common）散步。在她尽情地享受眼前的良辰美景时，我就把卢梭和伯克的两段话讲给她听，然后问：“看看，我们在这里自由自在地散步、享受，这种权利是生而就有的吗？”

她一下子说不上来，觉得问题似乎很复杂，于是我接着说：“我们生活在附近，有自由来这里散心吗？”

“当然了。”

“那么五六百年前呢？”

“那会儿根本没有中央公园呀，真不知道那时这里是什么样子，大概是印第安人打猎的地方吧？”

“是呀，那会儿我们如果这样自由自在地散步，说不定早被动物吃了。首先要有人建立这个城市、这个中央公园，还要有人发明了汽车、地铁，这样我们才能轻而易举地从家里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享有过去的人所不能想象的自由。但是这一切，又都是过去的人一代一代地为我们留下的，看看，我们用的电话、手机等等不都是如此吗？我们运用这些技术随时随地可以和朋友、家人通话，这种自由也只是最近才有。是有人发明出新的东西，为我们创造了新的自由。”

“我相信，我的孩子那代人的自由一定会更多的。”女儿经常会这样小大人似的说话。

“他们不会自动地就获得更多的自由吧？这恐怕要取决于你们这代人给他们留下什么，你们给他们留下更多的发明创造，他们就有更多的自由。你们给他们留下更糟糕的环境、更匮乏的资源，他们的自由就会更少。看看，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时，都是个赤条条的婴儿，需要上一代的帮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前人给的。但是，当我们走的时候，都要想想自己留给这个世界什么，留给后来的人什么，这大概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所在吧。记住，我们都只有这么一次生命，到时候可没有反悔的余地。”

女儿陷入沉思，目光望着远远飞翔的一对鸟，我能猜出她在想什么，这是她反复向我吐露的心声：“我希望创造有长久价值的东西，只是现在还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她的这种信念是在我们反复的对话中形成，而我总是用反复的对话，让她的心灵不断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讲到这里，我们还要重申皮亚杰的理论：孩子在十一二岁时心理上会进入“形式运思期”，这其实就是成人的意识结构。孩子具备了成人那种高度抽象思维的能力，可以独立思考这些复杂的人生问题，虽然日后经验和知识都会不断积累丰富，但基本的意识结构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在我看来，当孩子的心理登上这个台阶时，早教就应该结束，孩子还应该接受教育，但这将是一种成人的教育：孩子走的是被其内心的火焰所照亮的道路，会自己如饥似渴地学习其心灵所渴求的东西，而不需要父母手把手地灌输别人选定的具体知识和技能。亚历山大13岁时，其父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做他的老师，这位希腊世界顶尖的知识权威人物，绝不是位早教的老师，而是一个能够在年轻的心灵中呼唤出使命感的人。现在教育则过分地把孩子当孩子，这不仅推迟了他们的自由，也推迟了他们对自己生命之责任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