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听说我是个作家，总要问我是不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一般我都开玩笑说：“我爸的作品里，最长的恐怕就是便条了。”

哈！不过这便条可不是一般水平！

我父亲是一位便条大师，便利贴界的莎士比亚。没几个人能比他更言简意赅。

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从门缝里塞一摞新闻文章给我们看（后来变成了传真，然后电邮，现在是短信），上面附着便条。他独特的语言模式简直就像暗号。比如：“R&R”的意思是，“读完归还”；双箭头则表示读完之后要传给下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父亲特有的加密俳句：

看你的意思/谈谈吧/什么时候

扫露台/周日早上

必须

所有的便条上都只有一行字，五颜六色，字迹龙飞凤舞，字数绝对不超过10个。如果那天有坏消息，字条就是：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重大人生转变之后的清晨，则是：不要回头！

父亲的便条恐怕能让微博都无地自容。

在他60岁的时候，我们找了些最具“爸爸风格”的便条，并把它们结集成册。

不喜欢就别吃，不能啃了又扔掉。

能用钱和时间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只要你还在说话，你就还坐在谈判桌上。

有些便条很妙，就像我们摔倒的时候，他会写：你把地板弄疼了吗？有些则充满智慧，比如他在谈到奶奶的阿尔茨海默病时写的：养没父母可比养活孩子要难得多。

对我来说，其中至少有3条影响深远。在我成长过程里的关键转折点上，这些箴言在我心中成了父亲的象征。

我爸是那种越老越中看的类型。看上去，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70多岁，头顶微秃，两鬓斑白，感觉有点像演员吉恩·哈克曼。不过可别小看他，他曾经是一名雄鹰童子军队员，瘦得皮包骨，顶着一头呆呆的卷发，还长了一对招风耳。那时候他是个笨手笨脚的孩子，远远不如弟弟斯坦利表现出众。我爷爷建房子划分小区的时候，就把人见人夸的门前大街命名为“斯坦利”，而房后那条街才是以我父亲小埃德温·费勒命名的。

“斯坦利只是更善于交际罢了，”父亲说，“15岁的时候，你爷爷带我去亨特军用机场，想教我开车，结果我没学会。斯坦利当时只有12岁，可他很轻松就学会了。对老师来说，他是个更容易教会的学生。他总是很受欢迎，也善于与人交往。有些场合我很难融入，但他就没问题。”

与叔叔比起来，我爸擅长的则是纪律和决心。别看他的耳朵长得像兔子，他的性格可是典型的“乌龟”，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在萨瓦纳高中也好，在宾夕法尼亚的沃顿商学院也罢，就连参加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时候，他都一直保持着班上前10名的好成绩。我曾经问过他是如何做到“鹰军”级别的，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我觉得做事要善始善终。”

不过他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意思的是，那次罕见的小失控后来竟然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用我爸自己的话说，那是“改变人生的瞬间”。“1956年，我应召入伍，被送入海军训练营，”他说，“因为成绩好，部队给了我特别许可，能随意选择驻地。我挑了欧洲。但临近毕业时，我逃了一节炊事课睡了个懒觉。当时以为没问题，没想到被逮到了。欧洲之行就此泡汤，我被派到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威斯康星基地，最终也是因为这个和你妈妈结了婚。”

“你看，就因为你逃课，现在才有了我！”

“可不！老实说，我平常可不是逃课的人啊。”

两年后，在我妈大学毕业典礼那天，她没去母校密歇根大学庆祝欢呼，而是和我爸到巴尔的摩举行婚礼去了。我外婆当时还唱了一首自创的《迪克西之歌》，为这对新人伴奏。

他们已经启程，向着棉花田走去

埃德和简，你们永远在我们心上

在迪克西，你们会无比幸福

玉米和朱利酒是你们快活的秘方

婚后第二年，他们搬回了萨瓦纳，住进了我曾祖母留下的老房子。“1952年我离开萨瓦纳的时候，本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回来了，”父亲说，“当时萨瓦纳什么都没有，没空调，没电视。即使是那几户有电视的人家，装了巨大的天线，也只能收到一两个地方台。很多地方都没铺过柏油路，就连镇中心也是。阿斯特女爵说萨瓦纳就像是个天生丽质却蓬头垢面的女人。她形容得太贴切了！此外，那时当地的种族歧视还很严重。”

但事情总在改变，他也在变。“我在东北部住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纽约和新泽西这些地方的价值观，”父亲说，“念大学时，有天晚上，我结束了和一个女孩的约会后走到布莱恩·玛车站，对自己说：‘我不想在这儿生活。要生儿育女，在萨瓦纳更合适。’”

这一注押对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萨瓦纳开始发展起来。我爸从事的建筑行业生意日渐兴隆，我妈也怀孕了。但是，1961年10月我哥哥安迪出生的时候，危机又袭向了这个家庭。这个7斤7两重的婴儿在脊柱尾端的地方长了一个巨大的突起，这种病叫做脊髓脊膜突出，非常罕见。父亲回忆说：“就是那么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从孩子的身上凸出来，简直比他的头还大。”

我外祖父巴基是著名的泌尿科医生，当时正好在产房里。父亲说：“当时，巴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挠了挠孩子的脚背。你哥动了动大脚趾。巴基据此确认他的脊髓神经完好无损。尽管患有这种病的人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能正常行走，但你哥一定就是那个幸运儿。”第二天，一队由13位大夫组成的医疗小组将突起移除，把我哥的脊柱缝合起来。手术过后，巴基向我妈保证孩子没问题，就忙着赶回巴尔的摩工作去了。

一个月后，巴基·阿贝斯豪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那天之后，”父亲说，“每次我听说谁家有了宝宝，总是先问：‘孩子健康吗？’因为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我就深刻地体会到了身为人父、重任在肩是什么感觉。”

接下来的两年里，医生每隔一个月都要检查我哥的大脑，观察其发育是否正常。终于没问题了，我父母又去向艾默瑞大学的专家咨询，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否再要孩子。专家的意见是可以尝试。

“1964年10月25日那天，伯迪兹纳医生从产房出来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儿子很健康’。我真是松了一口气。你可要知道，得了脊髓脊膜突出的人，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能走路，而我们已经有了你哥，这概率可拼不起啊。”

每当我回顾童年，印象里的父亲总是坐着的：他在餐桌的一端，切着烤肉；他在起居室里抽着烟斗；他在海滩上读着小说。我记得在我上高中后，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会走进来，拉把椅子坐下，问我有没有什么想和他谈的。我呢，总是把他打发走，继续做作业，但我心里明白，有事可以找他。

他是一个好动的人：打羽毛球，清晨慢跑，经常散步。他以身作则传递给我们的价值观固若磐石：要明智、稳定、沉着。他自己就是“安居乐业”这个词的最好注解。

说起他传授给我们的智慧，我的记忆中有3颗珍珠熠熠生辉。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13岁的时候，那天我举行了成年礼，晚上父母请了一些朋友到家里庆祝。聚会快结束的时候，父亲把我叫到吧台旁，给我要了一杯金汤力酒，他说：“现在你已经是个男人了。你要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说，无论何时，如果我喝多了，只要一个电话，他永远愿意来接我回家。

那正是埃德温·费勒为人处世的风格：充满信任，情感表达迂回又温柔，催促我们离巢翱翔。就像他经常说的，他就是我们的啦啦队长。他的目标就是为我们提供坚实的臂膀，让我们踩着攀到空中去。他想要的，不过是自家孩子取得成就上杂志的时候，能在括号里被顺带着小小提上一笔，比如“布鲁斯·费勒（埃德温·费勒夫妇之子）这周再创佳绩”。

以前我并不完全懂得他这些话的意思，直到自己做了父亲才明白：最快乐的并非聚光灯，而是灯下的倒影；最幸福的并不是自己勇攀高峰出人头地，而是培育下一代茁壮成长。

就是那括号里的小小一笔。

第二件事是在我17岁的时候。当时我任副班长，班委会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举办毕业舞会。离舞会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们预定的场地出了问题，不得不临时跟萨瓦纳游艇俱乐部签约，但那里对黑人和犹太人的歧视很严重。同是副班长的劳拉和我脑子一热，决定不去了。我们辛辛苦苦靠洗车和卖饼干赚来的钱才不要花在这种地方。

我俩正抱怨的时候，我爸妈开始支招了。“该给你们讲讲查理·维特斯坦因的故事了。”他俩说。查理是位律师，多年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经验老到。对这种情况，他有三个法宝：

1．保持冷静。

2．绝不威胁。这样对方就会以为你深藏不露，还留有后手。

3．不要咄咄逼人，给他们留个台阶。哪怕是你占了上风，也要让对方觉得你并没有完全胜利。

从那以后，我们都叫它查理·维特斯坦因法则。

“告诉你，”我父亲后来说，“这方法真的很灵。”

那天下午，为了给对方留个“台阶”，我和劳拉提出了十几个备选场地作为参考。学校召开了董事会，我妈妈作为我们的代言人出席。最终我们摆脱了游艇俱乐部，把场地定到了某个社区大学里。会后，我们班的家长代表找到我妈，声音甜甜地说：“祝贺你，简，顺便问一下，可以请你来负责场地装饰吗？”

结果，舞会那天我们不得不早上6点就爬起来去装饰会场，往柱子上挂绉纱和纸做的鱼。

最后一件事发生在我23岁那年。1988年，我结束了在日本为期一年的英语教师生涯，回到了萨瓦纳。在外头的时候，我常常给家里写信，大都是感叹：“天哪！你绝对想不到我遇上了什么事！”结果等我回家后，不管去哪儿，都有人跟我说：“我喜欢看你的信。”我一脸迷茫，问：“我们认识吗？”原来是我奶奶把我的信印了好多份，到处发给人家看。这倒给了我个提示：“或许我可以出本书。”

那时，我23岁。一个作家也不认识，对出版行业也一窍不通。但我有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我爸。某次在海滩上闲聊的时候，他催促我赶快试一试。

“那次你哥为了去英国的事犹豫不决，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他说，“拿出一年时间，试试看。等你到了50岁，这追逐梦想的一年在你的人生里，也不过就占了2%。可那时候你再回头看就会明白，这2%有多重要。”

2% 法则。

这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一次决定了。100%。毫无疑问。

在接受癌症治疗几个月后，我和琳达收到了父亲的来信，这可不常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亲爱的布鲁斯和琳达：

1959年3月29日，我从美国海军光荣退役。在那之前，我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但我依然选择回到萨瓦纳，因为那是我见过的最适合安家立业的地方。我可爱的妻子表示支持。于是我们开着刚买的雪佛兰汽车（没空调，还要2 181美元），从马里兰州的首府安纳波利斯回到萨瓦纳。不久，我进入地铁开发公司工作。第一天上班是1959年的4月1号，星期三。现在，我依然在这儿。

在这50年里，我一直做着一份工作，生活在一个城市，守着一个妻子。

父亲说，为了写好这封给孩子们的信，他先后打了20来份草稿。这事的起因，是一次巧合。某次他在亚特兰大的商务俱乐部吃午餐，有位朋友问他近来怎样，他回答说：“我家有3个孩子，他们彼此关系很好，能正确看待财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别的都不重要了。”

他的朋友听了之后说：“我认识这间屋子里的每一个人，他们没有一个能说出你这句话来。”

于是我爸决定写下这封信，它见证了他人生中经历的三次经济危机、四个孙子孙女、两场飓风以及一个骨肉瘤，它代表了他一直以来以家庭为重的人生哲学。“我们要把这种价值观传承下去。”他这样写道。

后来我问他，他会选择什么地方将这种价值观传授给自己的孙辈。“我要带她们去泰碧海边的沙丘，”他说，“我会告诉她们，40年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这些沙丘还不过是些小土堆。但今天，它们成了山，上面覆盖着野草、海燕麦和松林。”

“沙丘的启示就是，”他接着说，“你永远都是连续变化体中的一部分。转变总在发生，只是它需要时间。所以不要着急。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局限性。但也要懂得，如果你善于回顾历史，明白自己是怎样走到今天的，你就能更好地面对将来。”

他给我们的信是这样结束的：

我暂时哪儿也不去（希望如此），因为我们一起进行的工作是如此愉快和顺利。我们的团队运转良好，请允许我感谢你们大家的配合。

信末尾的署名很老套，恐怕还是我爷爷那时代的风格。“挚爱你们的，小埃德温·费勒。”然而，与爷爷的严肃内敛不同，我爸勾掉了那个冷冰冰的打印签名，用蓝色的签字笔草草写上：爱你们的，老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