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梦想爸爸:大卫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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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那面墙。当然,你可能会时不时地遇到阻碍,那就拆了它,跨过去。你总能找到个办法,翻过去,绕过去,甚至是从底下钻过去。你承认它的存在,但你要超越它。

我第一次见到大卫·布莱克的时候,他正坐在办公室里的蓝丝绒安乐椅上,眺望着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熨斗大厦。他身高一米六左右,气色不错,穿着牛仔靴,正搓着手,眼神中有一种热切的渴望,像一位正要施法的巫师,也像准备偷袭的猫鼬。总体上说,大卫看起来既可爱又凶猛,惹人怜爱,也有本事干掉一条眼镜蛇。

时值写作生涯的第6年,我到了瓶颈期。尽管我已经出版了3本书,但看起来似乎依然没办法以此为生。最后,在绝望之中,我和婆婆妈妈的原经纪人解了约,去寻求新的帮助。那时候人人都向我推荐大卫,说他可能有办法。他办公室墙上贴满了一排排由他经手的畅销书名单,还有一群在他的帮助下正冉冉升起的作家新星。大卫是个足球迷,爱锻炼健身。除此之外,他还有点东西是其他备选的经纪人比不了的:他是个男人。

很快,他就证明了他的与众不同。我刚进来,屁股还没沾到凳子,他就对我1.87米的身高做出了挑战,说:“我要有你那么高,早进NBA了。”

爱做白日梦,听起来不错。好胜逞强,那更好了。

尤其是对一个经纪人来说。

没过几天,他开始打电话刺激我,说我失败的原因是圆梦的路整个就走错了。对一个已经撞到南墙的梦想家来说,这简直就是魔咒。我当即就和他签下了合约。

不过,我仍然在想:怎么才能翻过这面墙呢?

“爸爸军团”带给我的惊喜之一,就是逼我把原本说不出口的那些话表达出来。它推动我与最亲密的朋友们促膝长谈,亲口说出他们对我的重要性,请他们成为我女儿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治疗进展,手术日期一天天逼近,“爸爸军团”也初见雏形。杰夫每日寄来的明信片都堆在我的床头;马克斯半个月一次的电话变成了每周3次。在邀请这些男人进入我人生最私密空间的过程中,我们加强巩固了一种全新的情感纽带。

由于“爸爸军团”,我们不得不坐下来探讨生活,我开始发现这些男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这是一种新型的男性特质,对我爷爷那代人来说恐怕是无法想象的,我爸那代人和自己最亲近的老伙计之间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我们这些男人不仅会定期聚在一起聊天,谈的还都是以往女性杂志和八卦周刊才有的内容:孩子、感受,甚至是身体状况。

在我的朋友中,最能体现这种现代男性全新特质的人,就数大卫·布莱克了。大卫既是个传统的硬汉,也是个具有女性特质的现代新男人。要说他男人那一面嘛,接电话的时候他总是以“嘿!混蛋!”打招呼。他超级争强好胜,总是没完没了地称赞没人听过的冷门葡萄酒。他甚至给自己买了辆敞篷跑车当50岁的生日礼物。实际上,他像大多数男人一样没耐心:才49岁他就买了!

作为现代新男人,大卫也有女性化的一面。他会为了去给少年棒球联盟当教练而早早下班,也喜欢拥抱别人。朋友出事的时候,他会第一个打电话来;倒霉的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会确保一切安好再最后一个离去。他还会烘焙点心。有人问我,邀请大卫加入“爸爸军团”的时候他是不是哭了。我回答说:“大卫?你找他一起去散个步,他都会感动地掉眼泪。”

大卫这种混合复杂的人格特点,部分来源于他儿时对体型和体重的自卑感。我问他小的时候长什么样。他说:“我小时候比较蓬松。”我问:“蓬松是什么意思?”他答得很快:“就是胖呗!”

大卫出生在皇后区的杰克逊高地,他父亲希勒尔·布莱克在威廉·莫罗公司当编辑,负责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瑞格那德·达米瑞尔的《白人郊区大作战成功:新泽西州蒂内克市的传奇故事——全国第一个投票表决是否建立统合学校的城镇》。他父亲对这个近郊小区极感兴趣,于是决定举家迁入,那年大卫正好8岁。

“因为我爸是编辑,所以每周五会在家里工作,”大卫说,“我总是让他出来陪我玩,他总是以工作为理由拒绝。他就坐在那些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旁边听歌剧。他永远不会出来陪我玩,因为这个缘故,我从小就讨厌歌剧。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他是因为父亲的原因才喜欢书籍的吗?

“我尊敬爸爸的工作,但自己并不想做那个。我想当自己的老板。小时候,我想要一台立体音响。父母说只要我自己赚到钱就可以买。于是我开始骑着自行车送《卑尔根实录报》。几周后,妈妈开车看到我,说:‘你爸和我讨论了一下,决定给你买音响了。’我说:‘妈,你还是做你的事去吧,我还得送报纸呢!’”

大卫的独立自主——有时简直就是顽固,成了他的个性标签。21岁的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以自己的顽固对抗孩提时的噩梦。“那时候我在梅西百货工作,”大卫说,“不知不觉胖了不少。于是我开始跑步。从4月到10月,我瘦了整整36斤,还参加了纽约马拉松比赛。正是那件事造就了现在的我。因为它让我明白,只要我下定决心,就无所不能。它让我想起了送报纸的经历。我有一个目标。我要实现它。什么也阻止不了我。”

即使是他的父亲也不能。

“马拉松比赛,我跑后半程比前半程还快了半个小时。”大卫说,“到了40公里的时候,我爸冲到路上来,高兴地看着我。我看了他一眼,说,‘别挡路’!说这句话的感觉糟透了,但我突然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属于我的时刻。没人能从我手中夺走。也是因为这个,一周后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婆。”

“你把认识玛丽莎这事归功于马拉松?”我问。

“那时候我自我感觉特好,状态正佳呢。很多男人嘴上不提,好像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材,但我跟你打赌,大多数人心里都在乎得不得了!你总能在街上看到一些大腹便便的家伙,他们走起路来老像在跟自己发火似的。那是因为他对自己不满意。你要是对自己不满意,就不会开心。我将来要把这个告诉你闺女。”

这种新型男人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会打破以往男人友谊中的那些界限。大卫以前是我同事,后来慢慢成了朋友;现在我们首先是好朋友,然后才是工作关系。在“爸爸军团”中,大卫是最了解我工作情况的人。而且我们住得很近,所以他也是最清楚我家庭生活的人。我们两家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娱乐活动,比如在万圣节相互串门儿,“不给糖就捣蛋”;一起看美国橄榄球“超级碗大赛”;还有共同庆祝生日等等。大卫和我同一天生日。不过,哼哼,他比我可老上5岁呢。

这种关系有许多优点,比如:工作和生活的无缝连接。如果专业指导你工作的人能理解你的选择对家庭的影响,显然是件好事。不过当然也有缺点:多重关系让你很难抽身。如果出了问题,要摆脱困境也比较难。对这两方面,我都深有体会。

文学经纪人就像是贩卖梦想的人,而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里,大多数梦想都不会成真。大卫的成功之处在于,对于理想中的远大抱负和现实里的残酷挫折,他自有一套应对的巧妙方法,这也是琳达和我希望他能与女儿们分享的。大卫能鼓励孩子们树立超乎寻常的目标,而一旦目标定位过于虚无缥缈,他也能将她们适时抽离。

大卫可以教会女儿们如何做梦。

大卫·布莱克与图书结缘,是从纽约一家大型中介代理机构开始的,他那时是送信员。之后他又跳了槽,到另一家公司做了接线员。直到29岁,他才有勇气自己出来当老板。“我小时候,有一天和我爸在前院的草坪上散步。他对我说:‘儿子,爸不在乎你将来怎么过自己的人生。不过你记住,要自己做主。’这句话埋在了我心里头。在公司成立的那天,我给我爸打电话,告诉他:‘现在我是布莱克公司的主人了!’”

“你害怕过吗?”

“以前没有。直到我第一次给员工们发工资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有些家庭的生计都寄托在我这个公司上呢。”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的公司靠谱的?”

他眼睛都没眨一下,说:“我本来就觉得它肯定能行。”

大卫身上有一些特质让他在工作上如鱼得水。他的思维是图示式的,没什么耐心,而这恰恰有助于他从一堆散乱的设想中找出某本书的结构来。我在写纳什维尔市乡村音乐家的时候,本想在书里记录5位,大卫劝我缩减为3位。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自己是一个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感觉很灵,这让他想出了许多有创意的点子。有一次,我想出版一本自己在中东地区旅行时的摄影集。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想法,肯定会赔钱。他就建议我让出版商共同承担成本,风险减半,利润均摊。于是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不过,大卫身上最明显的特点,还是情绪化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但这也使他能够应对那些有同样问题的客户。要知道,作家们往往都情绪不稳,而且永远自我怀疑。在我们首次会面一年后,大卫开始推销我的第4本书,但他在拍卖的时候犯了个大错,一夜之间,我失去了一年的收入。对我来说这是致命一击,对他而言更甚。即使到了今天,他依然称它为“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耻辱”。后来,当我又一次面对事业上的障碍不知所措的时候,大卫飞过了大半个美国,跑来我家睡在沙发上,发誓要和我同患难。那是我们需要彼此的一种约定。

“所以,当你的书终于成了畅销排行榜冠军的时候,我哭了。”大卫说。

7年后,我的人生跌到了谷底。在我和琳达首次去见希利医生的那天,大卫赶到我家,帮我提上鞋子,替我背着包,扶着我一瘸一拐地走下楼梯,和我一起坐出租车到候诊室,陪我走进了那个未知的世界。

经历了眼泪和恐惧之后,在化疗药物侵蚀我的血液之后,在我停止写作之后,我问大卫,这么多年身为梦想的代理人,他学到了什么,他会给追梦的人哪些最重要的礼物?

“信念。相信他们有能力取得成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相信他们,就给了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

“可我第一次进你办公室的时候,”我说,“我根本没信心。我已经写了10年,毫无起色。我撞上了南墙。”

“我可没看见那堵墙,”他说,“而且我希望你也看不见。‘忽略那面墙。’当然,你可能会时不时地遇到阻碍,那就拆了它,跨过去。你总能找到一个办法,翻过去,绕过去,甚至是从底下钻过去。你承认它的存在,但你要超越它。不管怎样,不要投降,不要在一堵墙面前就屈服了。”

“好吧,那假如20年后,”我说,“泰碧或伊甸坐在你的安乐椅上,说她有个梦想,想开个餐馆、去登山、跑马拉松,或是写本书。可她没勇气:我不行,太难了,我没有钱。你会怎么跟她说呢?”

“我会说,‘让我们坐下来,分析一下可能性’。”大卫回答说,“咱们画一张登山路线图,或者做一个开餐馆的创业计划,或是列一下那本书的提纲。让我们做点了不起的实在事儿。”

这时,大卫的声音中蛊惑和吹嘘的感觉不见了,不再有任何男人随口开玩笑胡闹的意味。他的声音低得好似耳语,仿佛对你的心事感同身受,让人想到多年前那个“蓬松”的男孩儿孤零零站在院子里等待歌剧声停止的样子。他明白一个人信心匮乏的感觉,他懂得一个人渴望某样东西却又得不到的感觉。

“如果她失败了呢?”我又问。

“那我就告诉她,咱们一起找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吧!”他说,“它可能并不是你一开始想要的,也不是你此刻想要的。但你可以改变梦想。你可以先换个能实现的。这样,你就能享受成功的喜悦,而不是独吞失败的苦果。以我的经验来说:谁都可以做不切实际的梦,但只有少数人能找到自己有能力实现的那个梦想。”

“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