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2月3日—

亲爱的家人和朋友们：

最近几周里，无休止的风雪包围了布鲁克林。为了化雪，马路和人行道上处处都撒了盐，结果弄得泥泞不堪。长时间被困在室内，我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去想更多有创意的活动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尽管身在数九寒冬，但如果你选择在黄昏时分眺望窗外，也会发现日光似乎消失得更晚了一些，这暗示着春天就在前方。

生命中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往往是无法预料的。对我来说，12月23日就是这样的一天。那天早上，我在天亮前醒来，凌晨5点45分抵达医院，就此开始长达15个小时的左腿手术。7点半，一位骨科医生过来在我的大腿上做了记号，我被推进了这辈子见过的最长的走廊。后来我觉得世界上最长的走廊大概都是在手术室外，而且还知道了这条走廊即使按医院要求的标准来衡量也算是长的了，一向被戏称为“绿色奇迹”(1)。

手术室里有一系列高科技的显示仪监控器、一群护士和助理人员、一个戴着类似宇航员透明头盔的人，还有一张3米多长的桌子，上面摆放着各种工具、手术刀和插管。这一全套工具足以用来完成一顿丰盛的国宴，但此刻唯一的“鱼肉”显然就是我了。在我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刻，约翰·希利医生告诉我，最新的片子显示我腿上的肿瘤已经被化疗击败了。“它死了。”他说。后来他告诉我的家人，“我是希望布鲁斯能微笑着进入麻醉状态。”

在我进入睡眠状态后，希利医生开始做手术。琳达、我妈和我哥都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中午12点15分，护士告诉他们希利医生还在切除我股骨和大腿上的肿瘤。下午2点50分，还是这样。4点50分，依然如故。到了6点10分，琳达、安德鲁和我妈被叫进一个房间，5分钟后，希利医生出现了，说：“他很好，我也不错。这么说你们懂了吧。”

接下来，希利医生以他特有的耐心与细致的方式，花了45分钟讲解了他的工作。首先，他切除了约22厘米的左侧股骨，还有大约1/3的股四头肌。实际切除的肌肉组织比他预想的要少，令他引以为豪的是保住了一条原本计划切除的血管。“布鲁斯会喜欢这个消息的，”他说，“那条血管叫股深静脉。”

接下来，希利医生把特制的钛假体安在我股骨的断层处，与剩下的骨组织联结起来，然后将整个替代物拧紧。尽管在我们的设想中，这个假体和股骨形状一致，但事实上，它是由一系列的管子、小方块、螺杆和套环做成的，看起来更像是个减震器——我哥觉得它像是《星球大战》里的光剑柄。假体大小很合适，正好卡在股骨断层处，就像船和码头之间的踏板一样联结得紧密结实。事实上，这两者越是接近，健康的骨组织就越容易延伸过来，在假体上生长。希利医生说这次成功的改良手术会推动他日后采取更具挑战性的医疗措施，也增强了他的信心。当被问到是否会出现异常的时候，希利医生说：“布鲁斯会有条很粗的腿！”

尽管希利医生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但我的手术还没完。就在他为我家人讲解的时候，整形医师马尔马拉在我的小腿上做起了文章。他切下我约为22厘米的左侧腓骨，接在股骨的空隙中，然后将腓骨嵌进假体。为了保证腓骨的活性，他还从我小腿上切下了4根血管，将其植入大腿处。晚上11点半，当他向我家人告知手术情况时，也非常乐观：“骨头正常，血管正常，没问题。”临近午夜的时候，希利医生回来了，感叹今天这台大戏的成功收场。他说：“信不信由你，此刻我真是高兴死了。”希利医生一直战斗到了最后，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比喻，他是这场战役中的英雄。

接下来，就是康复过程。第二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地醒来，只隐约记得麻药、试管和引流管什么的，神志尚未完全清醒，说起话来有点语无伦次。我看到左腿上有接近80厘米的缝线，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让人迷惑的是，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医生们好像用了胶带来强制我闭上眼睛，结果是我一醒来就发现自己单侧角膜擦伤。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会让这么拙劣的操作影响了一台如此高科技的卓越手术。

那天晚上，也就是圣诞节前夜，眼科医生过来给我测视力。他在我眼前约15厘米的位置竖起一个小型视力表。在我眼中，那东西简直就像在蹦床上一样弹来跳去动个不停。“我认为你需要戴眼镜。”医生一边说，一边把单片镜片凑到我眼前。“我不需要戴眼镜。”我急切地说，“我也不需要做这个测试。”然而就在此时，我一下子吐在他身上。在一片混乱中，医生非常冷静地宣布这是他见过的角膜擦伤中最严重的病例，并要求我接下来的3天都不能睁开右眼！

后来我的视力一天天恢复，我努力摆脱了吗啡，开始盘点自己的身体状况。目前，我有两个伤口。第一个是大腿上的，它肿得吓人，插了两个引流管来导出积液消肿，缝合的75针约有45厘米长，从臀部一直延伸到膝盖。第二个伤口在小腿上，上面也插着引流管，为了防止我乱动，还加了夹板。缝合针口也有30多厘米。骨科医生团队负责大腿部分，而整形医生团队负责小腿部分。每个团队都极力避免评论、检查甚至是查看另一部分伤口。不过，他们确实都认为，我还困在病床上绝对是对方的错。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腿就是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大腿部分是北方军队，小腿是南方邦联，而膝盖就是南北分界线。这个僵局需要林肯来统一。

术后第7天，希利医生（他抗议说他比林肯高多了）最终打破了僵局，提出了惊人的诊断结果：我已经迅速跨越了可能出现术后综合征的阶段，这比他们预想得快多了，而我的腿还没到能开始复健训练的程度。“恐怕你好得太快啦。”他开玩笑说。

终于，术后第11天，医生们第一次允许我坐起来。“你的腿会肿胀、充血，变成紫萝卜，”希利医生警告我，“而头部会抽痛，迷糊，甚至昏倒。”每件事都让他说中了！于是，接下来的24小时里，我慢慢地走下了床，坐上轮椅，被“推”进我的新生活。足足用了一辆救护车、一辆消防车、两名医护人员、一个担架和还有几乎超剂量的止痛剂，才让我得以从位于曼哈顿的医院转移到布鲁克林的家里，爬上楼梯，回到自己的床上。女儿们围在我身边。在这为期一年的战斗中，我们终于走到了第2阶段的尾声。

而伴随我们的是一系列的好消息。出院前一天，我和琳达正在病房偷吃她私自拿进来的蘑菇凤尾鱼比萨饼，希利医生来了。他刚从癌症治疗复查委员会出来，得到了一些好消息。病理检查显示化疗异常成功，肿瘤细胞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这个结果说明，可能化疗已经连我血液中潜在的癌细胞都杀死了，这不仅解决了自7月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威胁，也意味着我完全治愈的可能性更高了。平时谨慎保守的希利医生这次也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这可不是小赢一场，这是大获全胜！”说着，他激动地与我握了握手。

尽管喜讯来势汹汹，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依然极具挑战性。回到家后，我的疼痛加剧，难以行动，恢复体力和练习走路的难度也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每天都要接受大量药物治疗，要试着用便盆，要接受海绵擦洗，要面对理疗师，还有我不死心地期望增加运动练习以促进左腿恢复。老实说，在床上翻个身这么简单的动作，都能让我气喘吁吁。要是去看医生，得需要3个人帮忙，在我一拐一拐地走下楼梯、出门、挪下结冰的台阶时，还得一直有人帮我扶着左腿不让它着地。医生的要求是在情人节之前左腿不得承力吃劲，情人节后的6周可以让左腿承担一点力量，然后再做几个月的复健，我才能重新学会走路。

出院10天后，我又开始了3个月的术后化疗，以目前的状态，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忽然之间，我又开始重复去年秋天的噩梦——恶心、消瘦、血细胞减少，还有精神折磨。而这次，还得加上我痛得要命的左腿。开始化疗后，我又住了一次院，还不止一次地失控大哭，嚷道：“我再也不要得癌症了！”

当然，我并没有再患上癌症。或许终此一生，我们都无法完全摆脱它的阴影威胁，但至少此刻，我体内没有发现癌细胞。去年夏天我们定下的策略是将我的手术推迟半年，看看身体是否对化疗有反应。老天，这个决定简直太英明了！第1阶段的结果极佳。第2阶段的手术似乎也非常成功。我们现在进入了第3阶段，有了这些好消息，我们能做的就是坚定对未来的信心。

那么，其他人都怎么样呢？

对于这个严酷的考验和折磨，琳达非常体谅和宽容，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勇敢和乐观。我所有的家人都极其团结，帮助我们照顾女儿们，而且从入院到出院，每天都有人陪着我，帮我把生活必需品移到触手可及的地方。我妈甚至花了几个下午陪我打牌，而且她大获全胜。

值得纪念的是，在我术后第5天，家人把女儿们带到医院。我曾经为这个场景担心了好几个月，怕她们受到惊吓。我说服护士暂时拔下了针头，脱掉病号服，换上家居服，把伤口遮好，还用床单把屋子里的仪器都盖上了，才让女儿们进了病房。我们把探病的时间压缩得很短。女儿们给我带了礼物，我也给她们准备了礼物，我读了《好奇乔治的医院之旅》。然后趁她们还没产生太多疑惑之前，就把她俩送走了。泰碧在电梯附近遇到了希利医生，这让她很兴奋。当大家都走出医院的时候，伊甸说：“妈妈，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此时，在楼上的病房里，我忍不住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胸中却充盈着身为人父的骄傲。

时光流逝，我们的生活又一地变得规律起来。从感恩节前的化疗开始，我的眉毛和睫毛就掉光了，不过现在，它们又回来了，还伴随着我的“毛毛头”发型，以及不太受欢迎的胡子茬。女儿们对我左腿上缝线到伤疤的变化很感兴趣，也重新开始享受在我们卧室里的芭蕾舞表演。注意：要假装为压轴节目和安可表演扔上花朵和糖果。我们的小家又一次成为一个整体——跌跌撞撞，步履蹒跚，但依旧前进着。

我们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2月和3月的挑战。那时琳达因为工作原因要先去加州，然后是印度，因此我得回医院待一段日子。但我向孩子们保证，等4月中旬她们过生日的时候，我的行动就会更加灵活。等到夏天，我的头发就能恢复原样了。有时候，这些未来看起来并非那么遥不可及。

在那之前，一想到有你们陪伴共同走过这段旅途，就让我们心生感激。当你们面临挫折、瓶颈、灾难和伤心痛苦的时候，也请抽出一个下午，与爱人相伴，想一想你们曾经给我的无限祝福与鼓励，想想我们一直以来的挣扎与努力，这或许能让你们更快地走出低谷。

最后，当然，请替我去散散步吧。

爱你们的，布鲁斯

(1) 《绿色奇迹》（The Green Mile）是1999年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电影，改编自史蒂芬的同名小说。片中有个专门关押死刑犯的狱舍，地板是绿色的，另一头就通向行刑用的电椅，被称为“绿色奇迹”。因患者进入手术室生死未卜，故此处是借此开玩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