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15]那诱使我们有时不惜铤而走险的求真意志[2]啊，那自古至今所有哲人怀着敬意谈论的著名真诚啊！这追求真理的意志将什么样的问题抛给了我们！这是些多么怪异、糟糕、可疑的问题！这可是由来已久了——然而又似乎从未开始？要是我们终于产生怀疑，失去耐心，不胜其烦而掉头他去，要是我们从这位斯芬克斯[3]身上学会了自己也来发问，那么这又有什么奇怪呢？究竟谁在此向我们发问呢？究竟是我们身上的什么要“追求真理”呢？——确实，我们曾驻足良久，探讨这求真意志的起因，——直至我们终于纹丝不动地伫立在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之前。我们开始追问起这意志的价值。倘若我们要的是真理，那么为什么要的不是非真理？不是飘渺不定？不是无知蒙昧？——关于真理价值的问题走向了我们，——抑或是我们走向了这个问题？在此，我们中哪一方是俄狄浦斯[4]？哪一方是斯芬克斯？这是一场约会，看起来是问题与问号的约会。——人们是否应该相信，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似乎从未提出过，——似乎是我们第一次察觉了、看见了、鼓起勇气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做确实是一种冒险，也许没有比这更大的冒险了。

2

[16]“事物怎能来自其对立面？例如，真理滋生于非真理？或者，追求真理的意志植根于追求幻觉的意志？或者，无私行为源于利己心理？或者，智者朗朗乾坤般的观照来自贪婪？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谁若这样梦想，谁就是个傻瓜，还可能更糟糕！凡是具有无上价值的事物，定然另有自身的源头——它们决不能生于这转瞬即逝、充满诱惑、虚幻和卑微的世界，决不能生于这妄想与贪婪的大杂烩！它们乃是生于存在的怀抱，生于永恒，生于隐匿的神明，生于“自在之物”[5]——必定是生于此处，绝无其他可能！”[6]——这种判断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先入之见，每个时代的形而上学家们[7]都在此一再露出马脚。这种评价方式是他们所有逻辑推理过程的背景。他们从自己的这种“信念”出发苦苦追求“知识”，苦苦追求那最终被冠以“真理”之名而隆重推出的东西。形而上学家的基本信念就是对价值对立的信念。尽管在开始时怀疑尤为必要，但是连他们中的谨慎者也没想到要这样做，虽说他们还自诩为“怀疑一切”[8]。也就是说，人们完全可以怀疑：首先，是否真有这种对立存在；其次，那些世俗的价值评判和价值对立，即形而上学家们盖上印章担保无误的东西，是否只是肤浅的判断，只是瞬间的景象？也许还是一隅之见，是自下而上的坐井观天，借用画家的常见术语来表达，就是“青蛙的视角”（Froschperspektiven）。[9]即使不妨将许多价值归于真实、真诚和无私，[10]但也许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对一切生命来说都要来得更高尚和更基本的另一种价值，[17]可以划到表象、欺骗欲望、自私和贪婪的名下去。甚至还可能是这样：那些好的、受人尊敬的事物的价值，恰恰在于这些事物与坏的、表面上与之格格不入的事物之间令人尴尬的关联、纠缠、钩连，也许甚至在于两者本质上的一致。也许！——不过，谁又愿意去关注这些危险的“也许”呢！为此必须等待一种新型哲人的出现，他们会拥有某些与迄今为止的哲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品位和偏好，无论如何理解，他们会关注那些危险的“也许”。——而说实在的，我已经看到他们走来了。[11]

3

我观察哲人们的一举一动，字里行间全不放过。在如此细致的长期观察之后，我对自己说，必须认为有意识的思维十有八九属于本能行为，哪怕是哲学思维也不例外。我们必须改变观念，如同我们改变了关于遗传和“天赋”的观念那样。生育行为在整个遗传过程及其后续发展中不起什么作用，同样，“意识”在任何决定性意义上都不是什么与本能相悖的东西，——哲人的有意识思维大多受到其本能的悄然控制，并被迫沿着特定轨道运行。在富于逻辑和看似独断的活动背后，是价值判断，说得更清楚些，是为了保持某种特定生命而提出的生理要求[12]。例如，确定的事物比不确定的事物更有价值，表象的价值不如“真理”。如此这般的评价，虽然它们在调节方面对我们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却只是肤浅的判断，只是一种特定的愚昧[13]，[18]对维持我们这样的生命必不可少的愚昧，也就是说，假设并非恰恰“人”才是“万物的尺度”[14]……

4

一个判断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这还不构成对该判断提出的异议；在这点上我们的新语言听起来也许十分陌生。问题在于，一种判断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生命、保存生命、保存种群甚至培育种群。我们原则上倾向于宣称：最为谬误的[15]判断[16]（先天综合判断[17]即属此类）对我们来说恰恰是最不可少的；如果不承认逻辑虚构的有效性，如果不以绝对的和自我同一的纯虚构世界来衡量现实，如果不持续地用数字来仿拟世界，人们将无法生存；放弃错误判断即是放弃生命，否决生命。承认非真实是生命的必要条件：这无疑是以一种危险的方式与习以为常的价值感作对。一种哲学敢于如此，便将自己孑然一身置于善恶的彼岸。[18]

5[19]

之所以将半是怀疑、半是讥讽的目光投在所有哲人身上，不是因为人们一再发现他们是如此清白无辜，——如此频繁和如此容易出错和迷路，简单地说，不是因为他们幼稚天真，而是因为他们不够诚实。只要稍稍涉及真诚问题，哪怕只是旁敲侧击，他们便全都道貌岸然地大叫起来。他们全都装模作样，似乎他们的真正见解乃是从一种冷静的、纯粹的、[19]上帝一般漠然的辩证法[20]的自我发展中发现和获得的（这点有别于大大小小的神秘主义者——后者比他们这些哲人更诚实，也更愚蠢——因为讲的是“灵感”[21]），其实他们是要维护一种先发的命题，一种突发的念头，一种“灵光一闪”，多半是一种他们经过抽象和筛选的内心渴望，他们总在以事后觅得的理由为其辩护——他们全是讼师，虽然他们不乐意被人这么叫，而且他们大都是些为自己的偏见强词夺理的老狐狸，他们给这种偏见起名为“真理”——没有一点儿敢于承认这一切、恰恰是这一切的良心，没有一点儿品味高尚的勇气将这一切公布于众，无论是为了警告朋友或敌人，还是出于高傲或为了自嘲。这种顽固不化、煞有介事的塔尔丢夫式[22]的伪善，康德[23]老人身上就有，他藉此将我们诱入辩证法的通幽曲径，再将我们引向他的“绝对命令”[24]，或者更准确地说，将我们诓入其中。这场演出只能让口味挑剔的我们发笑，我们没什么兴趣去细看那些老奸巨滑的道学家和卫道士玩的把戏，甚至是以数学形式出现的骗术，斯宾诺莎[25]就是以此给自己的哲学——最后是“爱他的智慧”[26]，公正地解读就是“爱他的智慧”——披上铠甲、戴上头盔，为的是从一开始便恫吓那些发难者：这些家伙竟敢正视不可战胜的圣女帕拉斯·雅典娜[27]！如此虚张声势，恰恰透露出了这位病痛缠身的隐士是多么地胆怯，有怎样的软肋！

6[28]

我渐渐地发现，所有迄今为止出现过的伟大哲学究竟是什么。它是其创始人的自白，[29]一种不自觉、未标明的回忆[30]。也就是说，[20]每种哲学中的道德（或非道德）意图构成了它本初的生命萌芽，然后这萌芽总能长成参天大树。确实，在解释某个哲人的哪怕最怪异的形而上学论断是如何产生时，有效（和聪明）的做法是首先问自己：它想（或他想——）以何种道德为目的？[31]因此，我不相信所谓“求知欲望”是哲学之父，我认为有另外一种欲望在此和到处把认识（以及错误的认识！）只当作一种工具。谁要是仔细观察人类的基本欲望，看它们恰恰在此作为激励人的天才（或恶魔，或精灵……）在多大程度上能起作用，谁就会发现，它们全都曾经一度从事过哲学活动，——而且它们中的任何一员都恰恰酷爱把自己说成是存在的最终目的和有权统治所有其他欲望的君王。因为每种欲望都在追求权力：作为具有此种特性的欲望，它尝试进行哲学活动。——当然，在学者那儿，在那些真正从事科学的人那儿，也许情况有所不同——情况“较好”，如果你愿意这么措辞的话——，因为在他们那儿可能确有某种诸如求知欲望之类的东西，好比一只独立的小钟表，上足发条后便勇敢地运作起来，基本上不需要学者身上的所有其他欲望的参与。所以学者的真正“兴趣”往往在别处，比如在家庭、赚钱或政治方面。甚至可以说，他的微型机械装置被放到整个科学中的这个或是那个位置上，他这个“充满希望”的青年劳动者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语文学家、还是会成为菌菇专家或化学家，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他成为这还是成为那，并不构成他的标志。相反，在哲人身上，则完全没有非个人化的东西，其道德素质更是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他是谁——即证明了他天性中那些最深层的欲望是如何分等排序的。

7

[21]哲人们何等恶毒！我不晓得还能有什么比伊壁鸠鲁[32]针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的戏谑更恶毒：他称他们为Dionysiokolakes。从字面上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狄俄尼索斯的谄媚者”，[33]就是说，是暴君的附庸和佞臣。除此之外，该词还表示：“这些人全是演员，他们身上没什么是真的”（因为当时演员俗称Dionysokolax）。后者其实是伊璧鸠鲁射向柏拉图的一支毒箭，因为他被惹恼了：矫揉造作地粉墨登场，对此柏拉图及其弟子们驾轻就熟，而他伊璧鸠鲁，这个萨摩斯岛的老塾师[34]，曾不动声色地坐在自己位于雅典的小花园中写了三百本书的人，对此却一窍不通！谁知道呢？也许是因为面对柏拉图怒火中烧，好胜心切？——希腊花了百把年时间才明白过来，这位花园之神伊璧鸠鲁[35]究竟是个什么人物。——不过，真明白了吗？

8[36]

在每种哲学中都存在一个临界点，哲人的“信念”就在此现身；或者用一种古老的神秘主义的话来说：

“驴子过来了，美而能干。”[37]

9[38]

你们想要以“遵循自然”的方式生活？哦，你们这些廊下派[39]的高人啊，扯了这样一个弥天大谎！请你们想象有一种东西，它和自然一样挥霍无度、冷漠无比、漫无目的、毫无顾忌、从不施舍怜悯与公正、既丰饶又贫瘠、从无一定之规。想想这种冷漠的权力吧！——你们怎么能遵循[22]这种冷漠而生活？生活，难道不就是想要有别于自然吗？难道生活不就是估价、偏心、不公正、受束缚，想要与众不同吗？即便说，你们的命令“遵循自然而生活”其实意味着“遵循生活而生活”，——那么，你们怎么可能不如此生活呢？有什么必要从你们现在正处的状态，同时也是你们必须如此的状态之中，鼓捣出一条原则来呢？——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你们假装心醉神迷地阅读着你们自然法则的圣典，其实有着完全相反的目的。你们这些出神入化的戏子，自欺欺人的家伙！你们甚至骄傲地试图以自己的道德、自己的理想来规定自然、吞食自然，你们连自然都不放过。你们要求自然成为“遵循廊下派”的自然，要求万物按照你们自身的形象存在——并且永远盛赞廊下派，让廊下派涵盖万有！你们热爱真理，却强迫自己如此长久、如此顽固、如此受了催眠般死板地以错误的、即廊下派的方式看待自然，直到你们再不能以其他方式看待自然，——最后，还有某种深不可测的傲慢将灌输给你们一种疯人院里的希望：因为你们懂得自虐——廊下派主义就是自虐——，所以自然也愿意受虐，廊下派不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吗？……不过这故事由来已久了：当年在廊下派身上发生的，今天仍然在发生，一旦哲学开始自信，这故事就没完没了。哲学总是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40]，它不可能不这样。哲学就是这么一种暴虐的欲望，精神上的权力意志，“创造世界”的意志，追求第一因[41]的意志。

10

热烈、精细——我甚至要说，狡猾。这些就是如今人们在全欧洲探讨“真实的世界与表象的世界”这一问题时表现出的态度。这些态度[23]值得思索，值得留神；谁要是在这背后除了“追求真理的意志”之外什么也没听见，那他肯定不能为自己有一副上好耳朵而自豪。在偶尔一遇的个别情况下，或许其中真的掺杂着某种追求真理的意志，某种超越常规的大胆冒险，以及形而上学家们失势后的好胜心：美妙的可能性车载斗量，最后却宁可要那一丁点儿“确定性”。甚至还会有一些对良知抱着狂热的清教徒，宁可死于确定的虚无也不愿死于不确定的实有。但这是虚无主义[42]，是一个绝望了、累垮了的灵魂的迹象，无论这种美德如何作大无畏状，都是如此。[43]然而，在另一些相对而言强健有力、生气勃勃、渴慕生命的思想家那里，情况便有所不同了：他们反对表象，高傲地说出了“透视”[44]这个词。他们估计自己躯体的可信度和与“地球静止不动”这一视觉表象的可信度差不多低下，看来心情愉快地丢开了最可靠的占有物（因为如今还能有什么比自己的躯体更可靠的呢？）——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其实想要夺回某种东西，那是从前的一种更可靠的占有，某种古老的占有，属于从前的信仰，也许是“不灭的灵魂”，也许是“古老的神明”，总之是这样一些理念，它们比“现代理念”更能使人生活得美好，也就是欢快、充满活力？这是不信任现代理念，不相信所有昨天、今天建立起来的一切；也许掺入了少许厌烦与讥讽，不能再忍受今天所谓的实证主义[45]拿出来兜售的来源五花八门的垃圾[46]概念，也许因为自己的品味比较高雅，所以讨厌光怪陆离的年市，讨厌所有强调实在的半吊子哲学贩子[47]卖破烂的作风，那些家伙除了炫人耳目，什么新东西[24]真玩艺都没有。在我看来，应该承认今天这些持怀疑立场的反实在论者和以显微镜检验认识者的做法不无道理，因为他们[48]的本能，那把他们从时髦的实在里驱逐出来的本能，并没有被驳倒——他们在小径上悄悄往回走，这又与我们何干呢！关键不是他们想要“倒退”，而是他们——想要离开。再多一点力量、动能、大无畏精神和艺术家气质，他们就会想要超越——而不是倒退！

11[49]

看起来，似乎现在的人大都力图无视康德对德意志哲学施加的真正影响，特别是挖空心思避而不谈他对自己的评价。康德主要和首先为他的“范畴表”（Kategorientafel）[50]自豪，他双手举着这张表说：“在为形而上学能做的事情中，艰难莫过于此。”——让我们来理解一下这“能做”两字的含义！康德感到自豪，为自己在人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能力、即先天综合判断能力而感到骄傲。可以假设他这是在自欺，但是德意志哲学的发展与迅速繁荣却系于这自豪，系于所有年轻人的竞赛，他们争先恐后地去发现可能更加值得自豪的东西——至少是去发现若干“新的能力”！——不过我们得想一想：现在是想一想的时候了。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呢？康德如此自问，——他又是如何作答的呢？凭借一种能力（vermöge eines Vermögens）[51]：遗憾的是并非以这么寥寥几个字，而是如此拖泥带水，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又毫不吝惜德意志的高深莫测与繁文缛节，以至于人们难以察觉这种回答中隐含着的德式愚蠢[52]。人们甚至还为这种新的能力而忘我陶醉，当康德在人身上又[25]发现了一种道德能力时，就更是欢声雷动，无以复加：因为那时德国人还是恪守道德，闭口不谈“现实政治”的。——于是德意志哲学的蜜月期开始了；图宾根修道院的年轻神学家们[53]立刻全都涌入了灌木丛，——全都去寻找所谓“能力”了。还有什么是他们没能发现的呀——在德意志精神纯洁无瑕、丰饶富足、尚属青春年少的时代，在浪漫主义这狡黠的女妖已然随风潜入、高声歌唱的时代，那时人们还分不清“发现”和“发明”呢！他们发现的首先是“超感”（Übersinnliche）的能力：谢林[54]称之为理智的直观[55]，以此迎合了他那些其实是渴望虔信的德国人内心深处的热望。这种纵情和亢奋的运动其实是青春勃发，尽管它大胆地化妆成了白发苍苍的概念，对它最大的不公莫过于严肃认真地、甚至以道德义愤对待它。难道这还不够吗：人会逐渐老去——梦会烟消云散。人们揉脑门的时代到来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揉脑门。原来是做了一场梦，而领头和率先做梦的人便是——老康德。“凭借一种能力”——他这样说过，至少曾有过这意思。不过，这难道算是——一个回答吗？是一种解释吗？抑或，只不过是把问题又重复了一遍？鸦片是怎么使人入睡的呢？“凭借一种能力”，也就是凭借“睡眠能力”[56]——莫里哀[57]笔下的医生如是作答：

因为睡眠能力在他身上潜伏，

天生能让感官入睡.[58]

不过此类回答只能用于喜剧。现在终于是时候了，应该把这康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换成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必须相信有这样一种判断？”——也就是要去理解，为了维护我们人类的本质，必须相信这种判断是真实的；因此，它当然仍可能属于错误判断！或者，说的更清楚些，粗俗而彻底地来表述就是：[26]先验综合判断根本不“可能存在”：我们没有拥有它的权利，它在我们嘴里纯属错误判断。不过仍然有必要相信它的真实性，作为一种表面的相信，一种视觉的表象，属于生命透视角度的范畴。——最后再来回想一下“德意志哲学”[59]——人们是否如我所希望的那样理解它有权享用引号？——在全欧的巨大影响，人们毫不怀疑，有某种“催眠能力”参与其中：人们陶醉了，因为多亏了德意志哲学，各国的有闲贵族、正人君子、神秘主义者、艺术家、四分之三基督徒和政治蒙昧主义者获得了一副解毒药，用以对付那仍然占上风的感觉论[60]。这感觉论是从上一个世纪流传下来的，简单地说就是——“感官入睡”[61]……

12[62]

至于唯物主义原子论[63]，它可是那些被驳斥得最为彻底的东西中的一个；在今天的欧洲学者中间，除了顺手拿来方便家用（即作为一种简约的表达手段）之外，没人会无知到还真以为它有什么严肃的意义——这首先要归功于那达尔马提亚人[64]博斯科维奇[65]，他和波兰人哥白尼[66]一样，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成功的视觉表象反对者。哥白尼使得我们相信，地球与我们的一切感觉相反，并非静止固定的。博斯科维奇则教会我们放弃了信仰，即不再相信地球上有什么“固定”的东西，不再相信“实体”、“物质”，不再相信构成泥粒土块的原子。这是地球有史以来取得的对感官的最伟大的胜利。——不过，人们应该再接再厉，也要向至今阴魂不散、人们对此却[27]毫无察觉的“原子论需求”宣战，就像要对名气更大的“形而上学需求”[67]宣战一样，——这是场真刀真枪、你死我活的战争。——首先还必须打倒另一种更危险的原子论，那就是基督教费时最久、用力最勤地宣扬的原子论，灵魂原子论（Seelen-Atomistik）。不妨用这个词来称呼那种对灵魂的信仰，那种把灵魂视为不灭的、永恒的、不可分的东西，视为单子，视为原子[68]的信仰：这种信仰必须从科学中驱逐出去才好！我们私下来说吧，根本没必要在此摆脱“灵魂”本身，放弃那最古老、最令人敬畏的假设之一，就像我们常可遇见的那些笨手笨脚的自然主义者那样，他们刚碰到“灵魂”就不知丢失到哪儿去了。但是，重新把握灵魂假说并去芜存精，仍是一条未定之路：“终有一死的灵魂”，“作为主体多样性的灵魂”，或者“作为欲望和感情的社会架构的灵魂”，诸如此类的概念将来要在科学中占一席之地。新心理学家将要终结那种迷信，终结那种至今围绕着灵魂观念学说生长蔓延、几乎堪称根深叶茂的迷信，当然，这样他就仿佛将自己抛入了一片新的旷野，面临着一种新的不信任——很可能，那些老的心理学家们会过得舒适快活些——：但他最终会发现，正因为此他也注定要去发明——谁又说得准呢？也许是注定要去“发现”吧。——

13

生理学家们应当考虑考虑了，是不是要将一个有机体的自我保存欲望看作是它的基本欲望。活物的首要意志便是释放其力量——生命本身即是权力意志[69]——：自我保存只是它的一个间接的、最常见的后果。——简单地说，无论到哪，务必小心多余的目的论[28]原则，比如自我保存欲望的原则（这要归功于斯宾诺莎[70]的前后矛盾）。要求这样做的方法，本质上必定是“原则之节俭（Prinzipien-Sparsamkeit）”的方法。

14

也许现在有那么五、六个人的脑子开始明白了，物理学也只是一种对世界的布局和安排（当然是按我们的标准！如果允许这么说的话），而不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但是，只要它立足于对感官的信任，它就被视为更多的东西，必定被长期视为更多的东西，即被视为一种解释。它有眼有手，能看会摸：它影响了一个以庶民趣味为本的时代，使人如痴如醉、心悦诚服、坚信不移，——它本能地追随永远属于民间的感觉论[71]的真理典范（Wahrheits-Kanon）。什么是清楚的，什么是“解释清楚了的”？只有那些能看见、能触及的东西，——每个问题都必须研究到这一步。反之，恰恰是在对感官满足的抗争中，显出了柏拉图式思维方式[72]的魅力。这种思维方式是高雅的，——也许对这样的人而言，他们拥有甚至比我们同时代人更强大、更讲究的感官，但他们更辉煌的胜利是主宰这些感官：撒开一张苍白、冰冷、灰暗的概念之网，罩住五彩缤纷的感官旋涡——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感官的乌合之众[73]。这样模仿柏拉图的风格统治世界、安排世界，也会带来享受，不过不同于今天的物理学家给我们带来的享受。与这些物理学家如出一辙的还有生理学家中的达尔文主义者[74]和反目的论者[75]，其原则是“最小可能之力”，其表现是最大可能之愚蠢。“要是又看不见，又摸不着，也就不必去寻找什么了”——这命令确实不同于柏拉图的命令，不过，[29]对未来的机械师和造桥匠这些五大三粗、吃苦耐劳、只干粗活的人说，可能倒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命令。

15[76]

研究生理学时若要问心无愧，就得坚持认为感觉器官并非唯心主义哲学[77]所说的现象：否则的话，它们就绝不可能是根源！至少这样一来，感觉论就是调节性假说[78]，如果不称之为启迪性[79]原则的话。——怎么会这样呢？不是也有人甚至说，外部世界不过是我们器官制造出来的？然而这么说来，那我们的身体，作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器官制造出来的了！我们的器官本身——也是我们器官的产物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彻底的“归谬法”[80]，倘若“自因”[81]的概念是彻底荒谬的话。因此，外部世界就不是我们的感官制造出来的了吗？——

16

仍然有一些无害的自我观察者相信，存在着“直接的确定性”[82]，比如“我思”[83]，或者像叔本华[84]的迷信那样，“我欲”：似乎认识在此能够不折不扣、不遮不掩地把握其对象，作为“自在之物”，而且无论在从主体方面还是在客体方面都无歪曲可言。但是我已经无数次地重申，“直接的确定性”，一如“绝对认识”和“自在之物”，包含着一种“修饰悖论”[85]——快从这种话语的误导中挣脱出来吧！即便民众相信，认识是一种最终认识（zu Ende-Kennen），哲人也必须对自己说：如果分析“我思”这句话表达的过程，[30]我会发现一系列难以证明或许不可证明的大胆断言：比如，我就是那个“思”者；肯定有什么在“思”；“思”是一项活动和源自某一本质的后果，这一本质被“思”为起因；有个“我”存在；最后，能以“思”指称者已然确定，——我知道，何为“思”。因为，假如我本身尚未就何为“思”的问题作出定论，那么我又有什么依据来确定当下发生的事不是“意志”或者“感觉”呢？总之，“我思”有个前提，那就是我将目前的自身状态与别的我所知的自身状态作一比较，以确定我目前的自身状态是什么；由于要这样反过来与另外的“知”建立联系，所以我目前的自身状态对我而言根本不是什么直接的确定性。——因此，哲人获得的就不是民众在此可能相信的“直接的确定性”，而是一系列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与理智相关的真正的良知问题：“我从何处获得思考这个概念？我何以相信有起因和后果？谁赋予我权利谈论自我，谈论作为起因的自我，甚至谈论作为思考起因的自我？”谁要是援引一种认识直觉[86]，敢于立即回答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说什么“我思考，我知道，这至少是真实的，确定的，无疑的”——今天的哲人就会奉送他一个微笑，外加两个问号。“尊敬的先生，”哲人也许会这样告诉他，“您不太可能没有搞错，可是为什么非要搞出真理来呢？”[87]——

17

说到逻辑学家的迷信，我要不厌其烦地[31]强调一个小小的事实，一个那些迷信的家伙不情愿承认的事实：即一个想法的出现，是“它”自己愿意[88]，而不是“我”愿意就成的，所以，如果说主语“我”是谓语“思”的条件，那就是对事实的歪曲。有东西在思考：但是这在思考的“东西”恰恰就是那闻名已久的“我”，说客气点，这只是一种假设，一种宣称，而绝非什么“直接的确定性”。说到最后，就算是“有东西在思考”也发挥过头了：这“东西”已然包含了对过程的一种诠释，却并不属于过程本身。出于语法上的习惯，人们总是认为“思考是一项活动，任何活动都必然有一个活动者，所以——”。差不多也是按照同样的程式，以前的原子论除了寻找发挥作用的“力量”，还寻找这种力量所在和赖以发挥作用的物质颗粒，这就是原子。终于，有更严谨头脑的人发现，没有这“碎土残渣”也行。也许有朝一日人们还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即使逻辑学家也不需要那个小小的“东西”了（年高德劭的“我”已经挥发在其中了）。

18[89]

可以被驳倒——这肯定不是一种理论最乏味的地方：恰恰因此，这种理论才吸引了更有智慧的头脑。看起来，曾经无数次被驳倒的“自由意志”理论正是因了这种吸引力而历久弥新——：总是会有人来，自以为足够聪明，可以驳倒这种学说。

19

哲人们老是谈论意志，好像它是世上最熟悉的事一般；诚然，叔本华[90]使我们了解，唯有意志是我们真正熟悉的，而且是十分熟悉，不折不扣的熟悉。然而我[32]总是觉得，叔本华在此也只是做了哲人们习惯做的事：他接受了一种大众偏见，并将其大为夸张。意愿，在我看来，是某种复杂的东西，只有作为一个词时才是统一的整体，——大众偏见正是隐藏在这一个词中，左右着总是不太谨慎的哲人们。让我们谨慎一些，让我们“不那么哲学”吧——，我们说：首先，任何意愿中都有大量感觉，对于离去（weg）状态的感觉，对于趋向（hin）情况的感觉，对于“离去”和“趋向”本身的感觉，然后还伴随着一种习惯性的肌肉感觉，即使我们并未动用“手臂和腿脚”，但只要我们开始“意愿”，就会如此。其次，既然必须承认感觉、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感觉是意志的成分，那么另一成分就是思考：在每次意志活动中都有一种发号施令的思想；——而且绝不能相信，这种思想可以与“意愿”分离，让意志独自留存！第三，意志并不单是感觉和思想的混合体，而且关键是还有一种情感，也就是那种命令的情感。所谓“意志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自以为比必须服从者优越的情感：“我是自由的，‘他’却必须服从”——任何意志中都隐藏着这种意识，同是还有全神贯注的紧张，目不转睛的凝视，无条件的价值判断“现在只需要这个，别的什么都不需要”，必然获得服从的内心确定性，以及其他所有一切与命令者状态有关的东西。一个人意欲如何——，这就意味着他在向自己的身心发号施令，后者会服从，或者他相信后者会服从。现在来看看，什么是意志这如此复杂、却被大众用一个词儿来概括的东西中最奇异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是命令者又是[33]服从者，作为服从者我们体会到强制、催逼、压迫、反抗、运动等等，这些感觉总是紧随着意志行为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又习惯于凭借综合概念“我”忽视和掩盖这种二重性；于是出现了一连串关于意志的错误结论以及不实的价值判断，附在了意愿上，——这样，有意愿者便信心十足，相信意愿足以保证行动。由于在可以期待命令产生效果、即被服从并且有行动的场合，却十有八九只是提出了意愿，于是虚象就化为了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效果的产生有某种必然性似的；总之，有意愿者颇有把握，相信意志与行动已浑然一体——，他还把意愿的成功和实施全都归于意志本身，并享受那种不断增长的、凡是成功都会给人带来的权力感。“意志的自由”——这是指意愿的那种多彩多姿的快乐状态，它发号施令，同时与执行者合二为一，——作为命令的执行者，它也享受着克服阻力的胜利，但却私下这样判断：其实是它自己的意志克服了阻力。这样，有意愿者除了其作为命令者的快乐感之外，还获得了别的快乐感，即负责执行、卓有成效的工具的快乐感，甘愿臣服的“下级意志”或下级灵魂——我们的身躯确实只是许多灵魂组成的社会结构——的快乐感。朕即成就[91]：在此发生的事情，就是任何一个结构完善的幸福群体中发生的事情，即统治阶级将群体的成就划归自己的名下。无论什么意愿，肯定都涉及到以如前所述的许多“灵魂”组成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命令与服从；因此哲人就应该有权在[34]道德视野中把握意愿本身，即把道德理解为统治关系的学说，而“生命”现象就是在这种统治关系下产生的。——[92]

20

单个的哲学概念并不是任意的、自然生长的，而是在彼此牵扯的关系中形成的。它们看起来在思想史中横空出世，心血来潮，但却也属于一个体系，就像地球上某大洲上的动物群一样。这种情况最终还体现在，形形色色的哲人们无疑会一再将自己纳入可能存在的种种哲学的某一基本模式。在看不见的魔力作用下，他们周而复始地在同一轨道上兜圈子，无论带着批判意志或系统意志的他们如何觉得彼此无涉，相互独立，在他们身上还是有某种东西在引导他们，还是有某种东西在按照特定的前后次序驱使他们，这就是概念与生俱来的系统性和关联性。确实，他们的思想与其说是发现，毋宁说是重新认出，再度忆起，是回归，向一种遥远的、太古的灵魂共同居所的回归，那些概念当初就是在此长大离家的：——就此而言，哲学活动乃是一种最高级的返祖现象[93]。全部印度的、希腊的、德国的哲学活动之间奇妙的家族相似性，也就很容易解释了。恰恰是在有语言亲缘关系的地方，由于共同的语法哲学——我指的是共同的语法功能所带来的无意识的统治和引导作用——难免从一开始起便为诸哲学体系的相同发展及其顺序作好了一切准备，封闭了通往其他解释世界可能性的道路。[35]乌拉尔—阿尔泰语区[94]（主体概念在这一语区的发展最为滞后）的哲人们极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观察世界”，走上完全不同于使用印度日耳曼语者或伊斯兰教徒的道路：特定语法功能的魔力，说到底也就是生理学价值判断和人种条件的魔力。——暂且就此打住，作为对洛克[95]关于观念来源的肤浅论调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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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因是迄今为止能想到的最出类拔萃的自我矛盾，它是一种逻辑强暴，是做作的、不自然的：然而人类过分的骄傲却将自己可怕地与这种狂言深深地缠绕在一起。要求“意志自由”的是形而上学至高无上的理性，而这种理性依然不幸地统治着半开化的头脑；要求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和最终责任，不再让上帝、世界、祖宗、意外、社会插手；这类要求不是别的，就是自因，比明希豪森男爵更加狂妄自大[96]，竟想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虚无的沼泽中拉起来，拉到存在中去。假如有人看清了“自由意志”这一著名概念原来就像乡巴佬一般单纯，所以在自己脑中删掉了它，那么我现在请求此人，把他的“启蒙”再推进一步，把那个伪概念“自由意志”的反面也删掉：我说的就是“非自由意志”，它会导致对因果的滥用。人们可不该错误地将“起因”和“效果”物化，一如自然学者（以及所有像他们这样在思想上自然主义化了的人）所为，他们遵循不可一世、愚不可及的机械论，将起因压了又压，踢了又踢，直到它产生“效果”为止；[97][36]人们应当把“起因”和“效果”只当作纯粹的概念，这就是说，将它们用作一种约定俗成的虚构，便于指称和理解，而不是用来解释什么。在“自在”之中并没有“因果联系”，没有“必然性”，没有“心理上的不自由”，那儿也不会有“因导致果”，那儿没有“规律”在统治。仅仅是我们自己臆造了起因、次序、彼此、相对、约束、数量、法则、自由、根据、目的；若是我们将这个符号世界作为“自在”强加到事物上去，将它们混为一谈，那我们就是积习难改，又在讲神话了。[98]“不自由的意志”就是个神话：在真实的生活中，只有强硬的或软弱的意志。——一位思想者如果在所有的“因果关系”和“心理必然性”中感觉到强迫、困顿、不得不从、压力和不自由，那么这几乎总是一种标志，说明他身上缺少了什么；[99]有这种感觉就会真相毕露，——这人自我暴露了。假如我观察得不错，那么“意志的不自由”根本是被人从两个对立面，但却总是以一种极为个人的方式被当作一个问题来把握的：一些人无论代价如何都不愿放弃他们的“责任”，不愿放弃对自我的信仰，不愿放弃个人对自身功绩的权利（那些虚荣的种族就是这样）；另一些人则正相反，不愿为任何事负责，不愿将任何事归咎于自己，并且出于一种内心的自我鄙视，要求滚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如今这后一种人写书的时候，习惯于关照罪犯；某种社会主义的同情[100]是他们最喜欢披上的外衣。确实，意志薄弱者的宿命论是在令人吃惊地粉饰自己，将自己打扮成一种“人类苦难的宗教”[101]：这是它的“高品位”。[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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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原谅我，作为一名老语文学家[103]，怀着不可遏制的恶意，要对那些低劣的阐释艺术指指点点；不过，那种被它的物理学家们如此骄傲地谈论、似乎如何如何的“自然法则”[104]，只是由于你们的诠释和低劣的“语文学”才得以存在，——它不是事实状况，不是“文本”，而是带着一种幼稚的博爱进行的调整和曲解，你们以此来充分迎合现代灵魂中的民主本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点上自然与我们一般无二”：这种没说出来的漂亮话中隐藏着贱民对于所有特权者和独断者的仇恨，同时还有第二种更精致的无神论。“既无上帝亦无主”[105]——这对你们来说正中下怀，于是高呼“自然法则万岁！”——难道不是这样吗？但诚如上述，这是解释，而不是文本；也可能会有别人，带着相反的意图和阐释艺术，从同一个自然、同一些现象中读出对权利的诉求来，读出要暴君般毫无忌惮、毫不手软地实现这一诉求的结论来，——解释者将一切绝无例外、定然存在的“权力意志”[106]展现在你们眼前，使得几乎任何词汇，甚至连“暴政”这个词儿最终都显得不能再用了，或者只是软弱无力的隐喻了——显得太过于人性了；尽管如此，最后他仍然宣称你们所宣称的，即：世界有一种“必然的”、“可预计的”过程，但却不是因为世界上有什么法则，而是因为绝无法则，每种权力都在随时作出其最终结论。假如这也只是解释的话——那你们就会足够起劲地提出异议？——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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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整个心理学，迄今为止，都纠缠在道德偏见和道德忧虑上：它不敢再往深处发展。像我一样，把它理解为权力意志形态学和发展学[107]——别人甚至想都没想到过要这样做：假如许可的话，是可以在迄今为止写下的东西里找到迹象，辨认出至今避而不谈的东西。道德偏见的暴力已经深深侵入了最富精神性的领域，侵入了看起来无比冷静、毫无前提的世界——而且，可想而知的是，这种侵入起着伤害、阻碍、迷惑、扭曲的作用。生理—心理学[108]必须与[109]研究者心中无意识的阻力作斗争，以“心灵”为对手；这是一种关于“善”欲“恶”欲互为条件的学说，它作为较为精致的非道德，会使一个人尚属强有力的良知陷入困窘，感到厌烦。它更是一种关于善欲无一例外来自恶欲的学说。但是，倘若有人将仇恨、妒忌、贪婪、征服欲当作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情感，当作是全部生活中最基本、最本质、因此若要提升生命就必须也使之提升的东西，那么，这人会由于他的这一判断倾向而感到痛苦，就像晕船一样。不过，这种假定还远远不是这个几乎全新的、充满危险认知的巨无霸王国内最令人尴尬和奇怪的假设：——确实有千百种有力的理由说明，对这个王国每个人都应该避而远之，只要他——能做到这点！另一方面，要是自己的船已经漂进了这个王国，那么好吧，现在上！咬紧牙关！睁大双眼！把稳船舵！——我们勇往直前，穿越道德，我们扬帆远去，[39]无所畏惧，也许压坏了、碾碎了我们仅剩的一点道德——但这又与我们何干！还从未有大胆的旅行者和冒险家见识过比这更深邃的世界，而心理学家如此“作出牺牲”——这不是牺牲理智[110]，恰恰相反！——，至少会为此要求心理学重新被承认为科学之王，其他科学则都是为它服务，为它准备的。因为从现在起，心理学又是通往基本问题的必经之路了。

[1] [KSA版注]Vs（初稿 W I 7 中的初稿）：对真理的追求诱使我走上了并非无疑的道路，也不时地让我提出最可疑的问题：我在关于这种追求的隐秘原因何在的问题上停留得最久，后来又在关于那种追求有何价值的问题面前止步不前了。真诚性问题出现在我面前：人们是否应该相信，这问题是要让我觉得是第一次被提出、被发现，被鼓起勇气说了出来？其他Vs（W15）：骰子已经掷出。——诱使我不惜铤而走险的“求真意志”已经把一些不寻常的问题抛给了我[，一些多么糟糕和可疑的问题！要是我终于怀疑地转过身来，从这位斯芬克斯身上学会了自己也来发问，那么这又有什么奇怪呢？究竟谁在此向我发问呢？]！这是些多么糟糕、怪异、可疑的问题！这可是由来已久了：要是我终于产生怀疑，失去耐心，不胜其烦而掉头他去，那么这又有什么奇怪呢？究竟谁在此向我发问呢？究竟是我身上的什么要“追求真理”呢？

[2] ［Pütz版注］求真意志（der Wille zur Wahrheit）：追求真理的意志。通过这一措辞，尼采把意志和认知、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联系起来。真理至今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从古典时期起，尤其是从苏格拉底起，它一直就是理论哲学而非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尼采觉得这一两分法正是问题所在。他提出“追求真理的意志”，探讨追求真理本身是否可能是和应该是正当行为的问题。尼采追本溯源，深入考察对原则和规律、评价和视角进行寻求和使之产生的原因，并发现了正是这些原则和规律，评价和视角调节着人们对系统地、一致地掌控生活，对在世界上辨向定位的兴趣。

[3] ［Pütz版注］斯芬克斯：最早指古埃及一种狮身人面的怪物，王权的化身。在希腊神话中，斯芬克斯是半人半兽的怪物。他坐在忒拜城外的山岩上，路人若无法猜出谜底，就会被他推入悬崖。俄狄浦斯找到了谜语的答案，斯芬克斯随即自杀，从而使忒拜城摆脱了诅咒。这个谜语问，是什么先用四个脚，后用两个脚，最后用三只脚走路？谜底是人，儿时用四肢在地上爬，长大后两脚走路，到了晚年则拄杖前行。

[4] ［Pütz版注］俄狄浦斯：国王俄狄浦斯被认为是希腊神话中无辜卷入不幸的英雄原型。“希腊舞台上最为苦难深重的人物形象”在尼采看来就是“不幸的俄狄浦斯”（参见《悲剧的诞生》第9节）。根据德尔菲神庙的神谕预言，俄狄浦斯杀死了父亲拉伊俄斯，在将忒拜城从斯芬克斯手中拯救出来之后又娶了母亲约卡斯塔。这些都是无意而为，他并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当他再次根据同一预言寻找杀父凶手时，发现了真相，在绝望中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尼采着重强调的是俄狄浦斯主观上的无辜，是他事后对真相的不懈追寻以及他客观上犯下的不受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罪行（参见《朝霞》第1卷第78，“报复性正义”）。雅典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将俄狄浦斯命运的第一阶段搬上了舞台，写成了《俄狄浦斯王》（前426年之后）。在尼采眼中充满智慧的俄狄浦斯猜中了斯芬克斯的谜底为“人”，但在经历了多灾多难、深奥莫测、难以避免的命运之后，他发现“人”本身恰恰不是答案，而是不解之谜。由此可见，俄狄浦斯的智慧既是基于对人的认识，也是基于人的深不可测性的认识。这一智慧概念意味着综合了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的认识和预感。

[5] ［Pütz版注］自在之物（Ding an sich）：在康德主要哲学理论著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第1版）中，“自在之物”被认为独立于人的认识条件（时空的直观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范畴）而存在。正因为如此，“自在之物”是不可认知的，我们只是在主观认识方式的条件下接近作为现象出现的“自在之物”。

[6] [KSA版注]绝无其他可能！说得更加坚定一些：最高等级的事物和状态根本不会产生，——“生成”对它们而言是有失身份的，唯独它们才是[存在者]，唯独上帝存在——它们就是上帝。Vs（W I 7）

[7] ［Pütz版注］形而上学家们：“形而上学”最初是出版者设计的标题，用来指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之后的著述。从新柏拉图主义者起，“形而上学”被普遍用于指称哲学的基础学科，这些基础学科追问存在的超越可能经验范围的终极原因，探究存在的本质和规律性（形而上学作为本体论，即作为存在学）以及所有存在物的本源，追问上帝及其存在、本质和作用（形而上学作为神学）。尼采这里用“形而上学者”一词泛指恪守思辨—唯心主义传统的思想家，这种传统严格区分感性世界和理念王国。他们力图从纯粹理性、从作为万有本源的上帝出发认识“真实”的存在。

[8] ［Pütz版注］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一切都应受到怀疑]，转义为：“一切都是有疑问的。”

[9] ［Pütz版注］借用画家……“青蛙的视角”：绘画中的“透视”涵盖了所有呈现三维空间的法则。水平线的位置决定了一幅透视画作的特征。在“青蛙视角”的构图中，水平线和聚焦点位置极低；遁线大部分呈下沉状，从而描绘的物体显得较大，整个画面由“底部视角”所主宰。这样就给人一种似乎从下往上看的印象。

[10] [KSA版注]真理、真诚、被称为无私的行为，艺术观中“大海的平静”Vs（W I 5）

[11] [KSA版注]（1）最终甚至可能是这样——我[也相信这点]也承认这点！——：那些首先被赞扬的事物之所以有价值，恰恰是因为从根本上和坚定地来看，它们和似乎相反的事物[这些事物的名声迄今为止被形而上学家们弄得如此可悲，这些事物的荣誉还没有任何人进行“挽救”]和状态没什么两样。但是，谁有勇气去看这个没有面纱的“真理”呢！也许在此类问题和可能性面前还有一种被允许的贞洁。——（2）这是我的信仰！也许[情况还要糟糕得多]人们必须将他们的怀疑再向前推进一步——我自己已经这样做了——，因为甚至可能会是这样：那些好的、受人尊敬的事物的价值，恰恰在于这些事物与坏的、表面上与之格格不入的事物之间令人尴尬的关联，紧密的关联，也许还不不止如此？（a）不过，谁[又有兴趣]又愿意去关注这些“也许”呢！如果真理开始除去自己的面纱，否定所有好的羞耻心，这就违反好的品味，尤其有悖于美德，在这样的女人面前难道不应该小心为上吗？（b）也许！不过，谁又愿意去关注这些危险的“也许”呢！你们告诉我，这违反好的品味，也有悖于[美德本身][贞洁]美德。如果真理开始变得如此有失体统，如果这个纯洁的女人开始把自己的面纱揭开到这种程度，开始否定所有[好的]羞耻心，那么就让这个诱惑的女人滚开，滚开吧！让她今后去走自己的路吧！面对这样的女人，怎么小心都不算过分！“人们其实可以，你们眨着眼对我这样说，带着一种不起眼、羞答答的错误一起漫步，带着一种小小的、乖乖的谎言——”Vs（W I 5）

[12] ［Pütz版注］为了保持某种特定生命而提出的生理要求：尼采暗指以下观点：即便是真理观念或伦理和审美价值观念这样的最高原则，甚至所有思想的逻辑基础、语法规则以及某个历史时期的风格，都源于它们各自对生命的有用性。早在《朝霞》（参见《朝霞》第5卷第542，“哲学家与老年”）中，尼采就提出了一种生理归因的方法，即可以将思想的基本概念归因于其结构的肌体和需求（参见《快乐的科学》，2版前言，第2节），可以归因于人种、本能，最终可以归因于某种生命形式的自我保存原则（参见本书本章21节和第二章28节）。

[13] ［Pütz版注］愚昧（niaiserie）：幼稚可笑、头脑简单、愚蠢。

[14] ［Pütz版注］人……“万物的尺度”：尼采在此暗指古希腊哲人普罗塔戈拉（前480-前410年）的话“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绝对的普适真理，真理是和时间、语境相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认识都是相对的，即受制于认识者的立足点。

[KSA版注]由于万物，权力意志推行了一种特定的本质（这些本质必须超越一切，容易地、贴近地、确定地、可测度地，即原则上在逻辑透视中观察——）Vs

[15] [KSA版注]最为谬误的即最古老的Rs

[16] [KSA版注]原为：概念Rs

[17] ［Pütz版注］先天综合判断（die synthetischen Urteile a priori）：对“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问题的澄清，是康德主要理论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一大夙愿。这实际上是要证明必要和普适的、即“完全独立于任何经验”（《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2版，3页）同时又是扩展的（而不是分析的）认识的可能性。基于其先天直观联系，数学能综合地、先验地进行判断；除了数学之外，先天综合判断只有在与可能经验的对象相联系——这便是康德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从历史起源的角度来看，这一局限意味着既克服了经验主义，也克服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原则上否认不依赖经验的认知的可能性，理性主义则相反，认为对不依赖经验的实体（“上帝”、“自由”、“不朽”）的认识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参见本章5节注释“康德”）。

[18] ［Pütz版注］一种哲学……善恶的彼岸：对真理概念的批判或批判性检验，还有对真理价值和认识价值的疑问，导致尼采对判断提出了批评，在判断这种获得认识的形式中，为确定事物的本质属性将各种概念联系在一起。把判断看作是真理假设的支架指明了一种可能的方向，就这点而言是对生活有用的。判断的价值由此不仅仅在于它所包含的表面真理，它的形式和范畴作为先验概念也服务于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信仰。如果说真理和非真理的区分最终具备服务生活的功能，那么非真理、假象和谎言也是生活的条件。这样在善与恶的彼岸的哲学里，一种新的判断学说与一种新的伦理联系起来，这两种逻辑—形而上学的对立充其量只有纯粹的、可疑的对立价值，双方互为条件、互相挤压和斗争，与本体论层次的现实、与“真理”并不相符。

[19] [KSA版注]Vs（N VII 2）中的初稿：我对哲学家产生怀疑，不是因为我发现他们如此频繁和如此容易出错和迷路，而是因为我发现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够诚实：他们全都装模作样，似乎他们是通过辩证法而发现和获得了什么，其实他们是通过一种证明在维护一种先发的命题，他们为自己的偏见辩护，而且不够诚实，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也不向我们事先公布。这种顽固不化、康德老人寻找引向“绝〈对〉命令”的通幽曲径，这种塔尔丢夫式的伪善让我们发笑。甚至还有数学表象，斯宾诺莎就是以此〈赋予〉自己的心愿一种堡垒式的性质，一种必定可以恫吓那些发难者的东西。

[20] ［Pütz版注］辩证法：源自希腊语dialektiké téchne，谈话的技艺，同时也是论证的技巧；苏格拉底把它看作解释概念的方式；柏拉图则将其视为文学的形式，同时视为认识理念（存在基础）的智力过程；从中世纪到18世纪它是逻辑的代名词，在康德看来，它是理性的自然趋势，脱离作为人类认知基础的经验，旨在就上帝、自由、不朽问题作出形而上学的最终论断；对这一说法的自相矛盾和幻想色彩，康德进行了辩证表象的批判。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逻辑来说，辩证法是思想和存在的一种经由否定与扬弃否定的运动，它既是绝对者也是生成者。对马克思（1818-1883）来说，辩证法是经济活动和阶级斗争史的运行规律。

[21] ［Pütz版注］灵感（Inspiration）：拉丁语为inspiratio[唤醒，顿悟]。灵感的特征是，它和保持距离的理性思考不同。其内容不是得之于有意识的生产，而是得之于——超自然的——顿悟（Eingebung）。

[22] ［Pütz版注］塔尔丢夫式（Tartüfferie）：道貌岸然，虚伪，假虔诚；莫里哀喜剧《伪君子》（1664）主人公塔尔丢夫在虔诚的面具后隐藏着的尽是虚伪。

[23] ［Pütz版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人；尤因其《纯粹理性批判》（1781，1878年2版），《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以及《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1794）成为“先验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在批判性的，即设限的和此限之内建立起来的研究中，康德认为认识、行为、审美判断和信仰是在我们共有理性的规定基础之上形成的，比如逻辑原则、以时空作为观照形式，是我们自己将这些原则和形式带入经验。我们经验世界中严格的规律性可以追溯到以上通过先验理性形成的人类活动。而且康德认为，这一规律性同时决定了现实的纯粹现象特征。因而我们无法认知“自在之物”，即无法认识一个不依赖我们主观经验方式的世界。由此，在康德看来，自由作为道德的条件，是无法通过理论化的理性认识的。但是他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无法否认的意识，也就是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驱使人们的行为遵循理性和普遍准则。尼采对康德批判哲学提出的批评主要是，要支撑起这些原则，一切经验和行动都必须以一种综合的、理论和实践的能力为前提。不过，他在《善恶的彼岸》中压倒性的否定态度有时却是基于对康德哲学的简单化描述。

[24] ［Pütz版注］绝对命令，范畴律令（der kategorische Imperativ）：康德如此描述一种关于义务的绝对的、即必须执行的命令：“只按照你同时想使之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

[25] ［Pütz版注］斯宾诺莎：Baruch（Benedictus）de Spinoza（1632-1677），启蒙运动时期哲人，尝试在其主要作品——《伦理学》（1667）中将数学论证的严谨性引入哲学。他主要用演绎法论证，辅以解释、注释和附录，力求通过少量明显而普适的形而上学以及几何学原理（公理和前提）证明上帝和自然的同一性。其《伦理学》一书的3-5章同时也是通过驾驭情感而幸福生活的指南。

[26] ［译注］疑指斯宾诺莎的理论，即所谓“对神的理智的爱”，“精神对神的理智爱即神对自己的无限爱的一部分”，等等。

［Pütz版注］哲学……“爱他的智慧”：“哲学”一词在希腊语中意为“爱智慧”，也就是意味着，人类从未停止对存在和责任的最终原因的探寻。尼采的诠释则强调，斯宾诺莎的智慧只是一种听从内心意愿的知识，因而所谓智慧其实只是个人的动机，是非常主观的。

[27] ［Pütz版注］不可战胜的圣女帕拉斯·雅典娜：帕拉斯（希腊语“少女”）是宙斯女儿、希腊处女神雅典娜的别称。作为雅典城的保护神，雅典娜在与波塞冬的斗争中获胜，并把橄榄树赠予这座城市。在特洛伊战争中，雅典娜站在希腊人一边，因为帕里斯的裁决判决并不对她，而是对阿弗洛狄忒有利。这位好战的、头戴盔甲、手持长矛和盾牌的女神是“不可战胜”的，她甚至加入到巨人之争的行列，并成为狄俄墨得斯、奥德修斯和赫拉克勒斯等许多希腊英雄的有力庇护者。

[28] [KSA版注]参见第10卷，3[1]79；尼采致露·封·萨洛美的信，落款日期1882年9月16日。 III 4 中的初稿：我已经习惯将伟大的哲学视为其创始人不自觉的自白，又将道德部分视为全部哲学中具有旺盛繁殖力的萌芽，以至于在源自道德领域的某些意图中可以发现最怪异的形而上学论断的诞生。我不相信一种“求知欲望”，而是相信把认识当作一种工具的那些欲望。谁要是逐一列举那些欲望，谁就会发现，它们全都从事过哲学活动并且乐意把自己说成是存在的最终目的。——在“学者”那儿，情况有所不同：思维经常真是一架小机器，运作起来不需要人的全部欲望系统的参与——，所以真正的兴趣往往在别处，就像所有的职业人一样：比如在家庭、国务或者赚钱等方面。偶然性决定了这种机器会被放到整个科学中什么位置上，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语文学家还是化学家——这并不构成人的标志。相反，哲学完全不是非个人化的东西，道德更是属于个人的，而且证明了哲人身上欲望的等级次序。

[29] ［Pütz版注］迄今为止……其创始人的自白：早在1882年9月16日写给莎乐美（Lou von Salomé）的信中，尼采就曾提到“哲学体系归结为其创始人的个人作为”的问题——在此他重拾莎乐美的观点，可惜她的原话没能流传下来。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人基于和为了对感官认识的热爱，生来就追求知识（参见《形而上学》，1980a）；而尼采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传统，不相信这种无我的认识欲，不相信这种为知识而知识、为理解而理解的认识欲，而是相信有一种在利用认识的欲望。如果说这种欲望从总体来看必须发挥生命机能，那么就总是已然从中产生一种目标明确的认识，从而产生一种对事物本身的——如尼采所言——“错误认识”。在尼采看来，认识要归功于其创始者的实践意图，他以此在世界上辨向定位，与其说他认识到“这个”真理，不如说他表明了自己，透露出他心中各种欲念的等级。

[30] ［Pütz版注］回忆：mémoires（法语）。

[31] ［Pütz版注］它想（或他想——）……为目的：尼采通过这一表达对主体身份的天真信仰提出质疑。对“语言是对事物的适当表述”这一观点，尼采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提出了质疑，通过归因于语言自身的隐喻性，打破了语言反映世界的观念。这样就销蚀了神学的原则、科学的前提以及被视作近代主体意识最初自觉的笛卡尔名言“我思”。

[32] ［Pütz版注］伊壁鸠鲁：萨摩斯岛的古希腊哲人（前342-前270），约前307年起在雅典讲学。伊壁鸠鲁抛弃了希腊哲学传统，包括柏拉图理念说和关于人类参与纯粹精神的假设。相反，他认同哲人德谟克利特（前460/459-前380）的原子论自然理论，即万事万物乃至人类灵魂都在原子的结合与分裂中生生息息。因此，伊壁鸠鲁看重的是那些只有借助感官和理智才能把握的东西。他的伦理观涉及人的实际生活，宣扬灵与肉的快感和乐趣乃是任何哲学思考的目标。在他看来，人的幸福并不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以融入古希腊城邦生活为基础。 [KSA版注]ed. Arrighetti，Fr.93，18-19

[33] ［Pütz版注］Dionysiokolakes……谄媚者：狄俄尼索斯，也称巴克斯，拉丁文为巴库斯，是宙斯和塞墨勒的儿子，古希腊酒神，广义上也是植物之神。“酒神的谄媚者”即追随者除了羊人和神女之外，还有女酒鬼和女祭司，清一色的狂热女子，藤条缠绕，身披狍皮，手持神杖。她们陶醉在一片恣意狂欢之中，撕碎羚羊，生吞活剥。悲剧（希腊语Trag-odia[羊之歌]）即从歌颂酒神的仪式合唱发展而来（参见尼采《悲剧的诞生》和《狄俄尼索斯颂歌》）。

[34] ［Pütz版注］萨摩斯岛的老塾师：萨摩斯，希腊小岛，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南面零星群岛中，是哲人伊壁鸠鲁的家乡。

[35] ［Pütz版注］花园之神伊壁鸠鲁：公元前4世纪与3世纪之交时雅典两大哲学流派，即柏拉图的学园（“学园”即Akademie得名于雅典附近的一块希腊语称为Akademos的土地）和亚里士多德的逍遥派（Peripatetiker，得名于吕克昂学园里希腊语称为perípatoi的回廊，亚里士多德经常在此边散步边讲学）不久就被花园伊壁鸠鲁主义学派排挤到了一边。该学派因一座别墅的花园而得名，伊壁鸠鲁在此与其弟子和友人交谈。在花园里，伊壁鸠鲁这位智者在与朋友畅谈中追求一种神仙般无欲、克制、怡然自得的生活。

[36] [KSA版注]参见第11卷，26[466]

[37] ［Pütz版注］驴子过来了，美而能干：adventavit asinus /pulcher et fortissimus（拉丁语），引自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德国物理学家、作家）：Vermischte Schriften，哥廷根1867，卷4，第327页。 [KSA版注]引自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Vermischte Schriften，Göttingen1867，V，327，BN（尼采生前藏书）

[38] [KSA版注]N VII 1中的初稿：以“遵循自然”的方式生活？哦，你们这些廊下派在怎样高贵地撒谎！请你们想象有一种东西，它挥霍无度、冷漠无比、漫无目的、从不怜悯，既丰饶又贫瘠，你们想想这种冷漠吧！——你们怎么能遵循这种冷漠而生活？生活，难道不就是想要有别于这种自然吗？遵循生活而生活？你们怎么可能不如此生活呢？有什么必要鼓捣出一条原则来呢！事实上，你们先是按照你们的智者贤人的形象来塑造自然！然后再按照这你们形象的形象塑造自己！这用来对付歌德、泰纳等也同样有效。

[39] ［Pütz版注］廊下派：源自Stoá poikíle，指五彩缤纷、饰以油画的雅典廊厅，芝诺（约前335-前263年）常在此演讲，因此其追随者被称为廊下派。和伊壁鸠鲁一样，芝诺和廊下派考虑的问题也是人如何才能幸福。不过芝诺认为，人生活在群体中，不是为个人而存在。芝诺继承了犬儒学派（参看第二章26节注释“犬儒学派”）顺其自然的生活理念，但为其提供了哲学体系的支持。廊下派伦理的目标，同时也是廊下派哲学的主要部分，是一种基于漠然和不动心的生活，使人能将其愿望和必须接受的世界变幻协调起来，顺其自然地生活，执守那份内心的安宁。因此最高美德就是获得一种依赖于个人及其内在逻各斯的洞见。

[40] ［Pütz版注］哲学总是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参见摩西五书之一，26章起：创世第六日，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41] ［Pütz版注］第一因：causa prima（拉丁文）；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尤其是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物质因和动力因从属于形式因和目的因。由此，上帝被视为第一因，而造物则是第二因（causa secunda）。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世界的第一个、本身未受推动的推动者。上帝同时也是自因（causa sui）。

[42] ［Pütz版注］虚无主义：源自拉丁文nihil[无]。教父奥古斯丁（参看第三章50节注释“奥古斯丁”）以论战的口吻将否定宗教信条者称为“虚无主义者”。后来对认识真理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被钉上了虚无主义的耻辱柱：这一说法首次出现在作家和哲人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1743-1819）的《致费希特》（1799）中。文化哲人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8）一书中将这个概念用于指称对伦理准则有效性表示怀疑的人。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在其长篇小说《父与子》（1861）中把它用到否定现行政治权威及其鼓吹的理想的人身上。诗人让·保尔（Jean Paul，参看第八章244节注释“让·保尔对费希特……”）则在其《美学入门》（1804）中谈到“诗学中的虚无主义者”。尼采是在《快乐的科学》（1882，346节）中首次使用这一概念。他颠覆了主流的语言运用：正是被以上抨击虚无主义者视作“积极”的价值和真理，在尼采看来却是对最高价值即生命的“虚无主义式”的否定。

[43] [KSA版注]原为：因为只要它的美德如此放纵，就会死亡和毁灭Dm

[44] ［Pütz版注］透视：参见序言注释“透视……基本条件”。

[45] ［Pütz版注］实证主义：由法国哲人孔德创立的思想流派，以“实证的”即实存的事物为出发点，研究和论述的对象仅限于这些事物，认为形而上学的阐释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在实践中是无用的。宗教信仰，形而上学思辨，甚至对文化财富的领悟，都应该被主要以自然科学为导向的认识取代。19世纪中叶以来，实证主义主宰了学术界的自我理解，其重要代表除了英国的休谟、穆勒、斯宾塞之外，还有法国的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和勒南（参看第三章48节注释“勒南”）和德国的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和杜林（参看第六章204节注释“杜林”）。

[46] ［Pütz版注］垃圾：bric-à-brac（法语）。

[47] ［Pütz版注］强调实在的半吊子哲学贩子：“半吊子哲学贩子”指不可信赖的侈谈哲学者；这里影射如杜林这样的实证主义哲学家。

[KSA版注]影射欧根·杜林

[48] [KSA版注]不无道理[，所有这些康德、谢林、黑格尔、叔本华以及他们的后继者]，因为他们Dm

[49] [KSA版注]参见第11卷，25[303]；26[412]；30[10]；34[62. 79. 82. 185]；38[7] N VII 1中的初稿：“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呢？”——凭借一种能力，也就是这样回答：它们是可能的，它们存在了，我们能够这样做。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做？康德断定了一个“如是”的事实，但是并未给出解释。到最后，这种“能力”是一种假定力，一种鸦片催眠力的假设。我的观点是：所有“因果性”理念、绝对者、灵魂、存在、物质、精神□□□这些概念是以一种在逻辑上糟糕的方式产生的，如同词源学揭示的那样，以至于单一性质被用作表达相似事物的符号。随着感官的和注意力的加强，相似性越来越少得到承认；为了从内部指称事物，精神环绕着一系列再辨认标志的辨认标志，以此来把握事物，理解事物，理解是一种把握。（参见第11卷，38[14]）

[50] ［Pütz版注］范畴表：尽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继承了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将最简单的基本思想概念纳入一个完整体系，但在康德理论中，范畴概念的地位和作用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除了范畴起源于纯粹理智之外，康德认为，有资格被称为范畴的概念必须同时具备客观构造和经验创立方面的意义。由于任何经验认识都有综合特征，所以选作范畴的概念应该能被描述为综合可能性的条件。发现范畴的主导思想是系统的列表，表上列出了根据数量（普遍的、特殊的、个别的）、质量（肯定的、否定的、无限的）、关系（分类的、假设的、对立的）和样式（可疑的、确定的、断然的）作出的判断。与之相关联的是范畴按数量（单体、多体、完体）、质量（实在、否定、局限）、关系（本质、起因、集群）和样式（可能、此在、必要）的划分。

[51] ［Pütz版注］凭借一种能力：嘲讽康德形而上学地将认识行为归因于认识能力（比如认为判断来源于判断力）。

[52] ［Pütz版注］德式愚蠢：niaiserie allemande（法语）。

[53] ［Pütz版注］图宾根修道院的年轻神学家们：“德国唯心主义”哲人，黑格尔（参看第八章244节注释“黑格尔”）和谢林（Frei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在1790年前后和他们的诗人朋友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在图宾根修道院学习神学和哲学，并共同提出了《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初的体系纲领》（1795）。

[54] ［Pütz版注］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1775-1854），德国哲人，“德国唯心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多次尝试围绕一个主题，即一种绝对的哲学，作为对康德批判哲学有系统的贯彻和完善。

[55] ［Pütz版注］理智的直观（die intellektuale Anschauung）：理智的（intellektuell，也写作intellektual）直观在康德看来是一种纯粹的神性的理智能力，这种理智既是直观的，也是认识的，其对象无外乎现实之物。基于这样一种直观，可能和确实之间的区分以及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Ding für uns）之间的区分就不复存在。在谢林看来，理智直观是一种理智能力，即在进行思考和提出范畴的过程中直观自身的能力。

[56] ［Pütz版注］睡眠能力：virtus dormitiva（拉丁文）。

[57] ［Pütz版注］莫里哀：原名Jean-Baptiste Poquelin（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演员和剧院院长。他1643年建立了后来的法国喜剧院，1660年执掌皇家剧院，并为该院创作喜剧。他以《可笑的女才子》（1659）获得了艺术上的突破。其他重要作品有《伪君子》（1664）、《愤世嫉俗》（1667）以及《无病呻吟》（1673）。莫里哀的喜剧高度贴近时代，主要探讨社会现实问题，同时也体现出跨时代特点，因为作品揭露的弊端可视为人类普遍缺陷的例证。

[58] ［Pütz版注］因为睡眠能力……入睡：Quia es in eo virtus dormitiva，cujus est natura sensus assoupire（拉丁语—法语）引自莫里哀（参见前注）喜剧《无病呻吟》（幕间表演III2）。

[59] ［Pütz版注］德意志哲学：尼采在此不仅是指康德，而且主要是指德国观念论哲人，即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黑格尔和谢林。

[60] ［Pütz版注］感觉论：源自拉丁文sensus[感官]；一种哲学流派，认为所有认识来源于感觉，感觉和认识之间并无本质差异。感觉论主要代表在古代有伊壁鸠鲁和廊下派，近代有休谟（参看第八章252节注释“休谟”）和洛克（参看本章20节注释“洛克”）。与感觉论相近的是经验论；与这两者相反的是唯理论，它宣称理性乃是认识的最高原则，认为基于天生的理性观念存在独立于经验的认识的可能。康德在其认识论中批判地站在经验论/感觉论和唯理论这两种对立的思想流派之间：“没有感性，我们面前就没有对象；而没有理智，我们就不会思考对象。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泛的，而没有概念的直观则是盲目的”（《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2版，75页）。

[61] ［Pütz版注］感官入睡：sensus assoupire，参本节注。

[62] [KSA版注]参见第10卷，15[21]；第11卷，26[302. 410. 432]

[63] ［Pütz版注］唯物主义原子论：在古希腊，原子观是指一种自然哲学的学说，它认为所有事物的特质、甚至灵魂也可归结于无形、不变、不可分的最小元素（“原子”）的形式、状态和大小。由此，在这一学说看来，物质不仅是材料现实、而且也是精神现实的基础。古代原子论最重要的代表有留基伯（Leukipp，约前460）、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前460/59-前380）。

[64] [译注]克罗地亚南部地区。

[65] [译注]意大利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首次提出用几何学方法，通过三次观测旋转行星表面上的一点，求出行星的赤道，并根据三次观测到的行星位置，算出行星的轨道。他最大的贡献是在大地测量学领域，被称为“大地测量学的鼻祖”。［Pütz版注］博斯科维奇：Ruggiero Giuseppe，原名Ruoter Josip Boškovic＇（1711-1787），克罗地亚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出生于拉古萨（Ragusa，今天的杜布罗尼科）。他是耶稣会成员，生活在罗马、帕维亚和法国，后来去了米兰。他对同时代人影响最大的是他提出的动态原子论，也即原子是点状的力量中心，周围是相吸、相斥、静止的力场。尼采1873年在巴塞尔读了博斯科维奇的著作《自然哲学理论，基于自然界力量的唯一有效法则》（维也纳1769）。

[66] ［Pütz版注］哥白尼：Nikolaus，原名N. Koppernigk，波兰语为Kopernik（1473-1543），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出生于托伦市（Torun），波兰一同名省的首府。哥白尼以日心说取代了地心说，认为太阳（而不是地球，如迄今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圆形的天体轨道的中心，而地球则围绕太阳旋转。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这一观念被进一步修正，太阳系的位置由银河系中心转移到银河系边缘。

[67] ［Pütz版注］形而上学需求：康德将这称为一种理性“需求”：假设存在一个超感觉世界，它处于所有经验及其形式的彼岸。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4节）中区分作为需求和天赋的形而上学和作为严谨科学的形而上学，理性批判为后者奠定基础。叔本华认为，在所有本质中，唯独人疑惑于自身的此在，并鉴于生命的有限性而产生“一种形而上学的需求”（参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I，17：“论人类形而上学的需求”）。

[68] ［Pütz版注］视为单子，视为原子：布鲁诺（参见第二章25节注释“乔尔丹诺·布鲁诺”）在构造现实的元素的意义上运用单子的概念；“单子论”真正的创始人是哲人莱布尼茨（参见第六章207节注释“莱布尼茨”）。在其《单子论》中，他称单子是最简单的、也就是组合物中自身不可再分的部分。因为其简单性和不可分性，必然导致否定单子的空间质量和时间质量。然而单子仍各有质量，质量源自其“感知”（Perzeption）的不同，亦即其意识程度的不同。因此在莱布尼茨看来，可以区分无意识概念的单体和概念较为清晰且明确的单子。

[69] ［Pütz版注］生命本身即是权力意志：参见《前言》，“生命”和“权力意志”及以下。

[70] ［Pütz版注］斯宾诺莎：在斯宾诺莎看来，每个事物中都蕴含着一种追求（conatus），即对自身存在的固守（参见《伦理学》3章，命题6），这种追求构成了其现实本质（3章，命题7）。与之相对，尼采并不否定对自我保存的追求这一事实；他只是否认这种追求是一种本源的欲念。在他看来，每个生命体更多地是在追求自我提升，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追求自我超越，甚至不惜通过自我毁灭。

[71] ［Pütz版注］永远属于民间的感觉论：这里并不涉及作为哲学上的感觉论，而是涉及一种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的代表，它拒绝任何哲学问题，认为哲学问题是可疑且无用的玄思的出发点。

[72] ［Pütz版注］柏拉图式思维方式：尼采在此暗指柏拉图思想的特有方式，即贬低感性，贬低感性在认识中的作用。柏拉图认为，感知不能长久，即不能提供持续的确定性，只能给出迷惑性的见解。在柏拉图看来，灵魂要获取真知只有通过与一切感性断绝关系，确切地说是通过对亘古不变的事物的原型（“理念”）的一种纯精神意义的观望（参见柏拉图《王制》中的“洞喻”，卷7，514a起）。

[73] ［Pütz版注］用柏拉图的话……乌合之众：对柏拉图《法义》（卷3，689a-b）直接引用，在那里一种以是否快乐的感觉为导向的生活方式被视为“极端无知”和“国家中芸芸众生”的典型特征。

[74] ［Pütz版注］达尔文主义者：英国自然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追随者。达尔文的进化论植根于自己创立的选择论。他认为，动物和人的发展、演变、遗传和过度繁衍的基本条件使得选择成为一种必须。在“生存斗争”中只有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生命体能涉险过关；而另一些则走向衰亡。他的理论对生物学、思想史、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著作有《物种起源》（1859）。

[75] ［Pütz版注］反目的论者：这些人否认，（自然的）历史向一个目标（希腊语telos）前进。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近代自然科学和英国经验主义（洛克，贝克莱；参见第二章36节注释“像贝克莱或叔本华说的那样”）的影响下形成，尤其在实证主义哲学流派（孔德，参见第三章48节注释“奥古斯特·孔德的社会学”）中得以体现。据此任何科学都仅限于记录可观察的事物，发现它们的规律，后者被认为是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的多种多样经验的表述。如此从经验的、实证的角度观察事物，就抛弃了对事物的本质和目的的追问。因此对世界上的事物、本质和事件只是进行因果关系的观察，只是从数的角度作为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实体，同时也作为合乎理性的关联体系的对象。

[76] [KSA版注]Vs：为了研究生理学，就得相信，感觉器官并非纯粹的现象：否则的话，它们就绝不可能是根源！即是说：感觉论是调节性假说，就像我们在生命中拥有的那样。没有人会认为牛排是一种现象，

[77] ［Pütz版注］唯心主义哲学：根据柏拉图中期哲学即所谓理念说，形成了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继承了这种世界观——当然是在认识论转向中——的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及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的批判哲学。德国观念论始于费希特的首部《知识学》（1794），随着黑格尔去世而告终。在观念论哲学中，客观现实以及认识、情感、行为的感性事实被解释为由一种更高的精神存在原则引申出的现象。因此基于感觉的现象与一种隐秘的存在相对立，是后者导致了前者的产生（康德区分“现象”和“自在之物”）。

[78] ［Pütz版注］调节性假说：“假说”的字面意思是指其内容可作为其他事物的解释模型。从自然科学发展过程可见，假说的确定性并非一锤定音，而是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所得，作为针对某一问题的解释模型。归根结底，假说只是纯粹的假设，我们永远无法使之具备绝对的有效性。因此，假说对要被确认的对象而言，不具备“构成性”，而是如尼采借用康德的话所说的那样，只具备“调节性”，即是说只具备调节思维的特征，但不具备客观的特征（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2版，536页起）。

[79] ［Pütz版注］启迪性：出自希腊语heurískein[找到]；启迪性原则：出发点和前提，在方法论的道路上给新事物的发现提供指引。因而，只要能启动推进工作流程，假说、工作模式以及表述形式就有启迪意义。

[80] ［Pütz版注］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拉丁文）。

[81] ［Pütz版注］自因：causa sui[自身的原因]。经院哲学中指上帝，在此转用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参见本章9节注释“第一因”）。

[82] ［Pütz版注］直接的确定性：法国哲人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参见第三章54节注释“笛卡尔”）从批判认识的角度提出要求，认为只有经受住方法论怀疑的认识才具备确定性。从此以后，尤其是17至18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就聚焦于一点：通过归结于直接的、即无需进一步引申就清楚明了的定理，不仅使数学、也使哲学认识获得不可动摇的根基。不是从尼采对传统在语言哲学方面的批评开始，而是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这种以数学为主导的方法论思想就被当作是哲学上不合适的认知模式而遭到拒绝（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2版，页740起）。不同于数学，哲学必须依靠那些已成为历史的、意义发生转变的概念，所谓直接的确定性充其量只是暂时接受一个问题的答案，却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的最终答案。

[83] ［Pütz版注］我思：笛卡尔认为自我确定性是根本的、原型的确定性，并由此引入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取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近代哲学（参见序言注释“对主体和自我的迷信”）。但在康德哲学中，它却已经面临其第一个重大局限。和笛卡尔相反，康德关于“我，或他，或思考着的它（物），……我们不断围绕其循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7年2版，页404）的论断已经是以“自在主体”的不可认识性为出发点了。尽管如此，笛卡尔物性的“我”在康德那里还在经验知识的范围里具备引导认识的功能，“我”的这种作用在尼采等开创的20世纪语言哲学转折之后不复存在。从此，主体性似乎即便不能理解为纯粹的语言效果，也只可描述为语言内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