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

[105]如今欧洲的道德感细腻微妙，处于晚期，花样繁多，相当敏感，充满机巧，然而与之相关的“道德学”却还十分年轻，刚刚起步，显得笨拙和迟钝：——这种颇有吸引力的对立，时不时会在一位道学家身上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其实就其所指而言，“道德学”这个词本身就过于狂妄自大，品味欠佳：好品味一向首先垂青那些较谦逊的词。人们应当十分严肃地承认，在此什么尚属长期必要，什么只是暂时占理：这就是说，要收集材料，要在概念上把握和整理一个由各种细腻的价值情感和价值差别组成的庞大帝国——这些情感和差异会存活、成长、繁衍、死亡——，也许还要尝试清楚地展示这活生生的结晶体的各种一再出现的常见形象——，从而为道德类型学做好前期准备。当然，迄今未止，人们并非如此谦逊。哲人们通通带着某种僵化得可笑的严肃态度，在把道德作为一门科学研究时，要求自己做出一些高尚、考究、庄严得多的事情来：他们企图论证道德[2]，——迄今为止，每位哲人都相信自己已经成功论证了道德；但道德却是[106]“既定的”。他们既笨拙又傲慢，怎可能胜任描述的任务：那描述的任务似乎毫不起眼，如同泥污尘土，但要完成它，却连最灵巧的双手、最敏锐的感官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正是因为道德哲人们只是简单粗暴、断章取义地来认识道德事实，通过随意的节选或者偶然的缩写，当作与他们自己的环境、地位、宗教、时代精神、气候地理条件相关的道德观念，——正是因为他们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所知甚少，也无心向学，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到道德的根本问题：——唯有比较多种道德[3]，道德的根本问题才会显露出来。虽然听起来可能十分惊人，但在迄今为止所有的“道德学”中，确实都缺少道德问题本身：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出了问题。哲人们所说的“论证道德”，他们要求自己做到的“论证道德”，若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只是对流行道德的坚定信仰采用了一种学术形式罢了，只是该道德的一种新的表达手段，是一种特定道德观念范围之内的事实情况，说到底甚至还是一种否认，否认这种道德可以被当作问题来理解：——反正绝不是对这种信仰进行检验、分解、质疑、剖析！举例来说，人们可能听说过，叔本华[4]是怎样带着一种近乎可敬的清白无辜提出自己的任务的，而人们藉此对一种“科学”的科学性得出结论，这种“科学”最后的大师讲起话来简直就和小孩子或老女人一样：——“原则，他说（《伦理学基本问题》第137页），基本定理，对其内容所有伦理学家其实意见一致：不要伤害任何人，尽已所能帮助所有人[5]——其实这就是一切伦理学家拼命想要证明的命题……伦理学的根本基础，千百年来人们寻找的那块智者之石。”——要[107]证明上述命题，当然极其困难——众所周知，就是叔本华也未能如愿以偿——；谁若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个本质为权力意志的世界上，上述命题是多么乏味、虚假和感情用事，谁就可能会想起，叔本华，虽然是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是在吹着笛子……每日饭后均是如此：关于这点，不妨去读一读他的传记[6]。顺带问一句：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否定上帝者与否定世界者，却在道德面前止步，——对道德，对不伤害任何人的道德表示首肯，吹起了笛子：怎么会这样呢？这到底还是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187

撇开“我们心中有某种绝对命令”之类的断言有何价值不谈，我们还是可以发问：这种断言说出什么与说出这种断言者相关的内容？有些道德会在别人面前为其创始者辩白，另一些道德则对其创始者进行安抚，使他对自己感到满意；他要以其他道德把自己钉上十字架，使自己受尽侮辱；他要以其他道德实施报复，以其他道德隐蔽自己，以其他道德美化自己，志存高远；这一道德帮助其创始人忘却，那一道德帮助其创始人使自身或自身的一部分被人忘却；有一些道学家想对人类行使权力，发泄颇具独创性的情绪，另一些道学家，或许尤其是康德，则以其道德告诉人们：“我身上的可敬之处，就是我能顺从，——在你们身上，情况不应有别于我！”——长话短说，道德也不过就是情感的手势语罢了。

188

[108]与放任自流[7]正好相反，任何道德都是一种对“自然”的暴政，也是一种对“理智”的暴政；这倒不是反对道德的理由，因为你必须从某种道德出发才能宣布，无论何种暴政或非理性均在禁止之列。无论何种道德，其本质和难以估量性就在于，它是一种长期的束缚：若要理解廊下派[8]、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9]或清教主义[10]，也许就应该回想一下对语言的束缚，迄今为止的每种语言都在这种束缚下走向了强大和自由，——我指的是格律的束缚，韵脚和节奏的暴政。无论在哪个民族中，诗人和演说家都给自己弄出了多少麻烦！——如今那些写无韵散文的人也不例外，他们耳朵里老是盘踞着一个不依不饶的良知——“为了一种愚蠢”，就像功利主义的傻瓜们说的那样，他们此语一出，便觉得自己是聪明人了；——“出于对专制法律的屈从”，就像无政府主义者们[11]说的那样，他们此语一出，便以为自己“自由”了，甚至具有自由精神了。然而令人惊异的事实是，人世间曾有或现有的一切自由、精美、勇敢、舞蹈以及卓越信心，无论是存在于思想本身之中，还是存在于统治里，无论是存在于演说和游说里，还是存在于艺术或者美德之中，都是凭借“这种专制规则的暴政”才发展起来的；不开玩笑，它们很有可能恰恰就是“自然”或者“自然的”——而不是放任自由！每个艺术家都晓得，随心所欲的感觉和其“最自然的”状态天差地远，在“灵感”出现的一瞬间自由地安排、布置、运用、塑造，——恰恰为此他必须十分严格、一丝不苟地顺应千百种规则，这些规则恰恰因为自身的刚性和确定性，嘲讽一切借助概念的描述（与之相比，哪怕最确定的概念也含有某种漂移的、多样的、多义的东西——）。“天上地下”本质性的东西看来是——在此重申——方向一致的长久[109]顺从：如此久而久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会出现一些东西，为此值得在大地上生活下去，比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智、智慧，——某种美化的，精致的、出色的和神圣的东西。长期以来精神的不自由，思想的间接性及其不信任的束缚，思想者背负的纪律枷锁，迫得他们的思想顺从教会和宫廷的规定，遵守亚里士多德的前提[12]，还有由来已久的精神意志，要求按基督教模式解释一切发生的事情，在一切偶然的事件中不断发现基督教上帝并为之辩护，——一这一切暴力的、专横的、强硬的、可怕的、反理智的东西都是某种手段，用来培育欧洲精神，使之强大、灵活，并具有肆无忌惮的好奇之心。诚然，不可避免地也有许多力量、许多精神遭到压死、窒息、腐坏的命运（因为在此和在别处一样，“自然”淋漓尽致地展现着它奢侈浪费、无动于衷的大气派，令人愤怒，却不无优雅）。千百年来，欧洲思想家只想着证明什么——今天倒转过来了，凡是“想证明什么”的思想家在我们看来都很可疑——，在他们那里，本来应该通过严格到极点的深思熟虑才产生的结论，却总是早就确定了，就像从前的亚洲占星学[13]，或是今天“为了上帝的尊荣”、“为了拯救灵魂”而对周围的个人事件作出的无关紧要的基督教道德解释：——是这种暴政，这种专制，这种一本正经、冠冕堂皇的愚蠢，教育了精神。奴役，无论对其的理解是粗是细，看来也都是精神管教和精神训练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任何道德都不妨如此来看：道德的“本质”是教人憎恨放任自由，憎恨过分自由，是培育对有限视阈和眼前[110]任务的需求，——是使眼界变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愚蠢当作生活与成长的条件来传授。“你应顺从，无论对谁，持之以恒：不然你便将毁灭，失去对你自己最后的尊重”——在我看来，这便是自然的道德命令，不过这命令当然并非如老康德[14]要求的那样是“绝对”的（因此有了“不然”——），也不是针对个别人（自然对个别人不感兴趣！），但大抵是针对各个民族、种族、时代、阶层的，尤其是针对“人”这一动物的全部的，针对整个“人类”的。

189

对勤劳的种族而言，忍受懒惰殊非易事：英国人本能的一项杰作便是将星期日神圣化[15]，让星期日显得如此无聊乏味，以致于英国人不知不觉地对每周的工作日产生渴望：——将星期日视为某种聪明地发明、聪明地插入的斋期，类似现象在古代世界很常见（虽然在南方民族那里理所当然地并不与工作相关——）。肯定有多种多样的斋期；凡是强烈的冲动和习惯盛行的地方，立法者就得考虑插入一些闰日，以便在这些闰日约束冲动，使之重新学会忍受饥饿。若是登高远望，就能发现，所有辈分和时代，只要沾染上某种道德狂热，就都像是这种插入的克制期和斋戒期，冲动受到压抑，俯首帖耳，但也学会了自我净化和锐化；也有个别哲学派别（比如廊下派，他们身处古希腊文化[16]骄奢淫逸的空气之中，满身都是阿弗洛狄忒[17]的香气）[111]可以如此解释。——这也为搞清楚那个悖论提供了一项暗示，即为何正是在欧洲的基督教时期，恰恰在基督教价值判断的压力之下，性冲动得以升华成了爱（激情之爱[18]）。

190[19]

在柏拉图的道德中，有一些东西原本不属于柏拉图，[20]只是出现在其哲学中，可以说是违背其初衷地出现在其哲学中：这就是高贵的柏拉图其实看不上的苏格拉底思想。[21]“人人都不想受到损害，因此一切恶都不是故意的。因为恶人也损害了自己：他若是知道这事是恶的，他便不会做了。如此说来，恶人之恶，只是由于一个错误；若使恶人摆脱这个错误，恶人必定会——变好。”——这种推理方式散发着贱民的气味，他们只看到恶行有糟糕的下场，便判定“行恶是愚蠢的”；而他们的“善”也不过等同于“有用和舒适”。无论那种道德功利主义，都可以猜想其源头在此，如此顺藤摸瓜，几乎不会出错。——柏拉图无所不用其极，就为了往他老师的话里塞进些精美优雅的东西当作诠释，尤其是把自己也塞了进去——他，要论大胆诠释无出其右，将整个苏格拉底当作流行话题或是街头民谣来处理，想将其改头换面成某种无穷无尽和无法想象的东西：即把自己的假面具和多样性套在苏格拉底身上。说句笑话，援引荷马：若不是“前是柏拉图，后是柏拉图，居中的却是山羊”[22]，那么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会是怎么样呢？

191

[112]神学上“信”与“知”的古老问题，或者说得清楚些，是本能与理智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在对事物的价值评判方面，本能是否比理性——理性按照理由，按照“为何”，按照目的性与实用性来判断与行事——享有更大的权威？这仍是那个古老的道德问题，肇始于苏格拉底，在基督教问世之前很久便导致了思想家们的分裂。苏格拉底本人带着某种天才的品味——杰出雄辩家的品味[23]——首先站到了理智一边；事实上，他终其一生做了什么呢，除了嘲笑那些高贵的雅典人笨拙无能，他们与别的高贵者一样，都是受本能驱使的人，从来不能充分说明自己的行为动机？虽然如此，苏格拉底也在暗地里不出声地嘲笑自己：以其更为精致的良知和自省，他在自己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困难和无能，于是奉劝自己：既然如此，又何必与种种本能分道扬镳！必须帮助本能，也帮助理性获得权利，——人得听从本能，但也得说服理性，以有力的理由对本能进行辅导。此乃那位神秘的反讽大师的真正虚伪；他其实对道德判断中的非理性一目了然，却让自己良知以一种自欺方式获得满足。——柏拉图[24]在此类事情上相对无辜，他没有庶民的狡猾，只想使出浑身解数——以迄今为止哲人所能使出的最大力量——来向自己证明，理智与本能会自发地向着一个目标前行，向着善，向着“上帝”；自柏拉图以来，所有神学家与哲人都沿着这条轨迹前行，——即是说，在道德方面，迄今为止取得胜利的是本能，基督徒把它叫作[113]“信仰”，我则称它为“畜群”。笛卡尔大概可以除外，他是理性主义之父[25]（因此也就是革命之祖父），他只承认理智唯一的权威：然而理智只是工具而已，在此笛卡尔未免浅薄。

192[26]

谁若追踪某一门科学的历史，便会在其发展中找到一条主线，藉此理解一切“知识与认识”的最古老、也最普遍的过程：无论在哪个领域，首先得以发展的都是仓促的假设，都是臆想，都是善良而愚蠢的“信仰”意志，都是怀疑与耐心的匮乏，——我们的感官学得很慢，甚至怎么学也永远成不了能够缜密、可靠、慎重地进行认识的器官。在某一给定场合观察时，我们的眼睛乐于炒冷饭，总是再现那些经常产生的图景，而不是在印象中捕捉变异和新颖：要做到后者，需要更多力量，更多“道德观念”。我们的耳朵既耻于也难于听见新东西；陌生的音乐听不清楚，我们在听别的语言时，会不由自主地试图将听到的声音切分成自己听来比较熟悉和习惯的词语：比如以前德国人把arcubalista[27]弄成了Armbrust，就是这么来的。而新东西也敌视和讨厌我们的感官，在“最简单”的感觉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总是情绪，如恐惧、爱慕、仇恨，也包括消极的惰性情绪。——今天的读者不会从头至尾地读完一页上的所有词语（甚至所有音节），而是比如从二十个中随机挑出五个左右，“猜出”它们可能蕴含的意义；同样，我们看一棵树也不会那么仔细，那么完整，不会从叶片到枝干，[114]从颜色到形状全都不遗漏，相比之下，想象出树的大致模样要容易得多。即使对那些最罕见的经历，我们也是如此行事：我们臆造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几乎不可能强迫我们不以“虚构者”的身份观察某个过程。这一切都说明：我们自古以来从骨子里就——惯于说谎。或者，说得道貌岸然、假仁假义一点，总之说得让人舒服一点：人比自己预料的更象艺术家。——在一些热烈的谈话中，我总是依据对方表达的或者我以为在他心中唤起的想法，如此清晰明确地感受到对方的脸部表情，清晰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视力所能：——即是说，对方肌肉运动与眼神表达如此精细，肯定应归功于我的臆想。很可能对方脸上是另外一种表情，或许根本就没有表情。

193

日光下发生的事情，黑夜里也令人不安[28]：不过也可能反之亦然。梦中的经历，倘若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梦中经历，最终就会成为了我们整个心灵的一部分，就像“真正的”经历一样：由于这些经历，我们变得更富有或更贫乏，或多或少地有所需求，最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在我们头脑很清醒、心里最明白的时刻，都不免会被我们梦中的习惯所左右。假设，某人时常在梦中飞翔，一做梦便觉得自己具备了飞翔的力量与技术，而且以为这是自己的特权，是自己固有的令人艳羡的幸福：他相信自己能轻而易举地飞出任何弧度和任何角度来，心存近乎上帝的轻率之情，“往上飞”，不用挣扎不费劲，“往下飞”，[115]不失风度不掉价——何重之有！——经历并习惯了如此梦境的人，怎么不会终于在清醒的日子里也使“幸福”一词染上别样色彩，获得别样界定！他又怎么不会对幸福提出另一种——要求？相对于那种“飞翔”，诗人描绘的“腾身而起”对他而言无疑是太近尘土、太有血肉、太暴力、太“沉重”了。[29]

194[30]

人与人之不同，不仅在于他们手持的财富清单不一，即不仅在于他们对何种财富值得追求的看法不一，对公认财富的价值大小和等级高低意见不一，——这种差异还更多地表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拥有和占有某种财富的定义上。以女人这种财富为例，支配她的肉体、获得性的享受，这对要求不高者而言，已经完全是占有她、拥有她的充分标志了；如果是更多疑、更讲究、占有欲更强烈的人，便要打个“问号”，认为那种拥有不过是表象，他要细加检验，主要是想知道那女人除了对他以身相许之外，是否也愿意为他而放弃她所有的或者想要有的一切——：只有这样，才算“占有”。还有第三种人，其猜疑心与占有欲还不止于此，他问自己，那女人为他放弃了一切，但她是否会为他的幻影这么做呢？他要自己彻底地、极其彻底地被人了解，这样才能被人爱，为此他敢于让人对自己了如指掌——。只有心爱的女人对他不再抱有幻想，而是爱他的魔鬼行径和内心贪婪，一如爱他的[116]善良、耐心和智慧，他才会觉得完全占有了她。一个人想要占有整个民族，为达此目的，卡格里奥斯特罗和喀提林的所有高超艺术[31]在他看来都不妨一试。另一个人的占有欲更精致，他自语道：“若想要占有，便不应说谎”——，想到自己的面具会支配那个民族的心，他就激动不已，迫不及待：“所以我必须让人了解我，首先我必须有自知之明！”在乐于助人者和行善积德者中间，几乎经常可以发现那种拙劣的诡计：首先为自己安排好受助人，似乎此人“应该获得”帮助，正在寻求他们的帮助，对一切帮助都深表感激，对帮助者忠心耿耿、五体投地，——靠着这种幻觉，他们支配穷人如同支配财产，出于对财产的渴望，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大善人。若有人在助人方面抢了他们的风头，他们便会妒火中烧。双亲不知不觉地将孩子塑造得与自己相似——他们管这叫“教育”——，没有哪位母亲会怀疑自己生下孩子就是自己带来了一份财富，也没有哪位父亲会否认自己有权让孩子服从自己的概念和价值观念。是的，从前的父亲觉得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新生儿的生死（在德国古时候便是如此）。和父亲一样，甚至如今的教师、有地位者、牧师、王侯都毫无疑虑地在每个新人身上看到了占有新财富的良机。由此可以推论……

195[32]

犹太人乃是“生来为奴”的民族，塔西陀[33]和整个古代世界如是说；犹太人系“所有民族中上帝的选民”，犹太人自己如是说，并对此深信不疑。犹太人实现了颠倒一切价值的奇迹，[117]因此人世生活几千年一直保有某种新奇而危险的魅力：——他们的先知将“富有”、“无神”、“邪恶”、“暴力”、“肉欲”熔为一体，并且前所未有地将“尘世”一词铸成了耻辱。犹太民族的意义就在于这种颠倒价值（包括将“贫穷”等同于“神圣”与“友好”），道德中的奴隶起义[34]即从他们开始。

196

太阳之外，有无数黑暗的天体等待推断，——那些我们将永不得见的天体。私下里我们不妨说，这是一种比喻；在道德心理学家眼中，整张星图便是一种比喻语言和符号语言，此中许多事物，皆可缄默不语。——

197

人们彻底误解了食肉动物，彻底误解了奉行弱肉强食的人（比如恺撒·博尔吉亚[35]），“自然”也不例外，只要还在这些其实最健康的热带猛兽和莽林中寻找“病态”，或者寻找对其而言与生俱来的“地狱”，就像迄今为止几乎所有道学家所做的那样，人们就是误解了“自然”。看起来，道学家们对原始森林和热带雨林颇为憎恨？应当不惜一切代价诽谤“热带人”，说他们是人类的病态和蜕化，或者说他们是自身的地狱，是自我的折磨？究竟为什么要这样？为了“温带”的利益？温和者的利益？“道学家”的利益？芸芸众生的利益？——这些话应收入“怯懦的道德”那一章。

198

[118]这一切道德面向个人，据说是为了他们的“幸福”。这一切道德并非别的，乃是根据个人生活中危险的程度而提出的行为建议：是针对其激情、良癖或恶癖的药方，只要他们还有权力意志[36]，还想充当主宰；或大或小的精明巧妙和装模作样，带着角落里的旧药气味和老女人的智慧；全都采取巴洛克式[37]的、非理智的形式——因为它们针对“全体”，在不应普遍化的地方搞普遍化——，全都说绝对话，作绝对状，全都不只是以一粒盐花调味，而且会变得可以忍受，有时甚至极富诱惑力，即当放入了过多佐料，开始闻到危险气味，尤其是“另一个世界”的气味时：从理智上来衡量，这一切无甚价值，远非“科学”，遑论“智慧”，这一切是，再说第二遍，再说第三遍，是聪明、聪明、聪明，夹杂着愚蠢、愚蠢、愚蠢，——或是如廊下派推荐和倡导的那样，面对愚蠢的情感亢奋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冷冰冰如同画柱；或是像斯宾诺莎那样从此勿喜勿悲，他幼稚地主张通过分解和剖析来摧毁情感；或是像亚里士多德式道德[38]那样，使情感降温到没有危险、但又可获得满足的中等程度；或者甚至将道德当作情感享受，但却是享受有意淡化和脱俗的情感，通过艺术的象征，比如音乐，比如爱上帝以及为了上帝而爱人——因为在宗教里，激情又获得了公民权，前提是——；最后甚至是那种对情感的迎合，有意献身于情感，就像哈菲兹和歌德[39]教导的那样，那样大胆地信马由缰，[119]一如古时候那些罕见的例外，即那些充溢着智慧的奇人和醉汉，他们精神上迷人的风流放荡[40]“不再有多大危害”。这些话也应收入“怯懦的道德”那一章。

199

一切时代，只要有人，有人群（家族联盟、城镇、部落、民族、国家、教会），便总是大多数人服从，极少数人发号施令。——在服从和培养服从精神方面，迄今为止人类做得无可挑剔，而且持之以恒；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一般而言，如今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生的服从需求，作为一种形式的良知，它命令道：“你应当无条件地做某事，无条件地不做某事”，简言之，“你应当”。这种需求希图饱足，寻找内容来填充其形式；它强壮、紧张、急不可耐、饥不择食，食不求精，伸手乱抓，听从一切命令者——父母、师长、法律、阶层偏见、公众舆论。人类发展受到罕见的限制，踌躇不前，费时费力，时常开倒车，原地打转，这些都是因为群居本能中的服从被完美地继承了下来，以命令艺术为巨大代价。设想这种本能一直走到它放荡的末日，那么发号施令者与独立自主者终于销声匿迹了；或者他们内心受着良心折磨，首先必须欺骗自己，然后才能发号施令：似乎他们也只是在服从。这种情况如今在欧洲确实存在，我把它叫作发号施令者的道德伪善。他们内疚，却不懂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良心的啮咬，只能装作是在[120]执行（祖宗，宪法，公义，法律，甚至上帝的）那些年代较久远、层次较高级的命令，或者从群体的思维方式出发，借用群体的座右铭作为挡箭牌，说自己是“人民的头等公仆”，或者是“公共福利的工具”。另一方面，如今群居的欧洲人装得好像他们是唯一获得许可存在的人，大肆美化身上那些使自己变得温顺、好相处、对群体有益的特点，吹嘘成真正的人类美德：即团结、友善、体贴，勤奋、节制、谦逊、宽容、同情。有时人们认为没有带路人和领头羊不行，于是就再三尝试将群体成员聚集在一起，以此来取代发号施令者：比如说，代议制宪法皆源于此。尽管如此，出现了一个绝对的发号施令者，这对欧洲人这些群居动物而言，是何等的快慰，终于从难以忍受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了。拿破仑[41]的出现便造成了这种影响，他是最近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拿破仑的影响史几乎便是幸福史，是一百年来最可敬的人物和最宝贵的时刻获得的更高等幸福的历史。[42]

200

在分化时代，各种族杂处融合。这时代的人身上继承的遗产来源不一，五花八门，也就是说，继承了相互对立、而且往往不仅是对立而已的本能欲念和价值标准，它们彼此争斗，难得平静。——晚期文化犹如折射光，它孕育的这种人通常偏弱：他就是战争，但他最基本的需求便是终结这一战争；对他而言，幸福——[121]与使人安静的（比如伊璧鸠鲁式的或基督教式的）镇定药剂和思考方式[43]相一致——首先是休憩的幸福，是不受打扰，饱足无求，是最终的合一，用雄辩家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就是“安息日之安息日”[44]，圣奥古斯丁也是这种人。——在这样的本性中，对立与战争若是作为生活中的刺激与兴奋起着更多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强有力和不妥协的本能欲念，通过继承和培育又获得了真正高超和巧妙的与自我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克己和自欺的能力；于是就会产生那种魔术般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东西，那些像谜一样的、注定为胜利与诱惑而生的人，表现得最为完美的是阿尔喀比亚德[45]和凯撒[46]（——出于我个人的品味，我还想在这两人之外再加上那位堪称第一位欧洲人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二世[47]），在艺术家当中或许是列奥纳多·达·芬奇[48]。他们恰好都出现在要求和平的弱者登台亮相的时代，他们和这些弱者唇齿相依，一脉相传。[49]

201

只要道德价值判断中的实用性仅仅是群体的实用性，只要目光还是聚焦于族群的存活，只要不道德还完全定位于对族群生存有害的东西；那么，“爱邻人的道德”[50]就绝不可能存在。即便在此已能不断地看到几分体贴、同情、公道、宽厚、互助；即便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所有后来被冠以“美德”尊号，最后几乎与“道德”概念重合的本能都开始活动；然而在那个时代，它们都[122]还不属于道德价值判断的领域——它们还游离在道德之外。例如，同情行为在古罗马鼎盛时期[51]是无所谓善恶的，既非道德，也非不道德；即便受到赞扬，那么也会有某种不情愿的轻视，褒贬兼而有之，两者和谐相处，在将这一同情行为与某种有利于整体、有利于“公共事务”[52]的行为进行对比时就会如此。最后，“爱邻人”始终是次要的，相对于怕邻人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的、随意而表面的行为。当社会结构似乎在整体上得以确立，看来能够抵御外来危险之后，是这种对邻人的恐惧再次创造了道德价值判断的新视角。某些强烈和危险的本能，如野心勃勃、胆大过人、复仇心切、诡计多端、掠夺成性、贪图权势，迄今为止从公益角度来看不仅必须获得尊敬——当然还得公正地换上好听的名称，不能用以上措辞——，而且必须广而教之，积极培育（因为人在群体危险中，面对着群体敌人，就需要这些本能）。不过现在，人们加倍地体验到这些本能的危险性——因为现在没有发泄它们的渠道——，逐渐地给它们打上了不道德的烙印，使它们沦为诬蔑的靶子。现在，对立的欲念和嗜好获得了道德上的尊重，群畜本能逐步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有多少对公众和平等的危害存在于一种意见、一种状况与情感、一种意志、一种天赋之中，这在今天是道德视角的问题：恐惧在此再度成了道德之母。至于最高、最强的本能，一旦它们激情洋溢地爆发出来，使个人远远超越平均水平，跳出群体良知的低洼，那么社会的自我意识就会随之崩溃，[123]如同社会脊柱的自信心就会断裂；有鉴于此，上策当然是给这些本能打上烙印，加以中伤。拒绝依赖的高尚精神，特立独行的意志，伟大的理智，均会被视为危险；一切能使个人超越群体、使邻人产生恐惧的东西，从今以后都会被称作邪恶；得当、谦逊、顺从、安分的心态，适可而止的欲望，都获得了道德之名、道德之誉。最后，在极为祥和安宁的状况下，逐渐不再有机会和必要将人训练得铁石心肠；从此任何严厉，甚至包括公正性方面的严厉，都会构成对良知的干扰；态度强硬的高雅与自我责任感几乎会让人感到受辱，引起人的怀疑，“羔羊”尤其是“绵羊”越来越获得尊重。在社会历史中，病态的风化与软化达到某一程度，连社会也会站在损害社会者一边，站在罪犯一边，而且是严肃、真诚地这样做。在社会看来，惩罚似乎总有点儿不公平，——显然，一想到“惩罚”或“应受惩罚”，社会就觉得痛苦，感到恐惧。“使他不能再为害，这还不够吗？为什么非要惩罚呢？惩罚本身就非常可怕！”——提出了这种问题，群体的道德，怯懦的道德，也就得出了它们最后的结论。倘若可以铲除危险，铲除导致恐惧的根源，那么也就可以铲除这种道德：它不再是必要的了，它也不会再认为自己是必要的！——谁若去考察今日欧洲人的良心，谁就能从上千条道德的褶皱中找到总是雷同的那条命令，那条群体怯懦的命令：“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不再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有朝一日——通往这“有朝一日”的意志与道路，今天在全欧都叫作“进步”。

202

[124]我们立刻再说一次，虽然已经说过千百次了：这是因为今天人们不太愿意倾听这类真理——我们的真理。我们非常清楚，不加掩饰地、连比喻形式都不用地带直接将人类归入兽类，这种做法是多么侮辱人；但恰恰在谈到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类时，我们总是用“畜群”、“畜群本能”之类的表达方式，[53]这会被当作罪过算到我们头上。但这无济于事，因为我们别无它择：我们的新观点正在于此。我们发现，欧洲人在主要的道德判断上[54]取得了共识，那些受欧洲影响的国家也在此列。在欧洲，人们显然知道苏格拉底[55]自认不知的事情，知道那条古老而著名的蛇曾经许诺教给人的事情，——今天，人们“知道”何为善恶[56]。然而忠言逆耳，倘若我们总是如此反复强调，话就必然不怎好听：自诩知道的，以对此的赞扬与指责自吹自擂的，自称为善的，其实只是人类作为群牲的本能：它开始并不断地脱颖而出，取得优势，跃居其他本能之上；这点相应于生理学上的日益接近和趋同，它本身即是其症状。今日欧洲的道德乃是群牲的道德：——按我们的理解，只是一种人类道德，在之前、之后、与之同时，还可能有或应当有多种其他道德，尤其是层次更高的道德。然而这种道德全力抵制这“可能”、这“应当”：它决不让步，顽固地宣称“我便是道德，此外别无道德可言！”——确实，借助于一种对最微妙的群牲欲望竭尽迎合和谄媚之能事的宗教，我们甚至在各种政治机构和社会机构中也[125]发现了这种道德的日益明显的表现：民主运动继承了基督教的遗产。不过，其速度对迫不及待者，对患了上述本能病、得了上述本能瘾的人而言，仍然如同蜗行，慢得让人昏昏欲睡；这点的证明就是越来越疯狂的嚎叫声，像狗一样在欧洲文化的大街小巷里游荡的无政府主义者[57]就在这样龇牙咧嘴地狂吠。他们看起来与那些温和而勤劳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理论家相反，与呆头呆脑的半吊子哲学贩子[58]和兄弟情幻想家[59]更是截然相反。这些哲学匠和幻想者自称“社会主义者”、打算建设“自由的社会”，但实际上却和上面那些人一样，同样对任何不同于自治畜群的社会形式本能地恨之入骨（除此之外，甚至还拒绝“主人”与“奴仆”的概念——有种社会主义公式就叫“既无上帝亦无主”[60]——）；同样坚持反对任何特殊要求、特权和优先权（这就是说，从根本上反对一切权利：因为，既然众生平等，就没有人再需要“权利”了——）；同样怀疑公正的惩罚（似乎这是对弱者的施暴、对一切早期社会必然结果的不公正——）；但也同样信奉感同身受的宗教，对感觉、体验和忍受的一切都予以同情（下至禽兽，上至“上帝”：——“同情上帝”这种妄为，乃是属于民主时代的——）；同样全都大声叫喊着同情，迫不及待地同情，对痛苦恨得死去活来，几乎象女人那样不能对痛苦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同样不由自主地变得忧郁和软弱，正因为受此摆布，欧洲看来面临一种新佛教的威胁；同样相信群体的同情这一道德，好象它就是道德本身，是高峰，是人类达到的高峰，是未来的唯一希望，[126]是现今的少许安慰，是以往一切罪孽的大解脱：——同样全都相信群体就是救世主，即相信畜群，相信“自己”……[61]

203[62]

我们，我们有另一种信仰，——在我们看来，民族运动不仅是政治组织的衰落，而且人类也随之变得衰落和渺小，意味着人类的平庸化和贬值：我们应该将希望寄托在什么上？——寄托在新型哲人身上，别无它择；寄托在精神强有力而原生态的人身上，他们能率先提出相反的价值判断，重估和颠倒“永恒的价值”；寄托在先行者和未来人身上，他们如今编结缰绳，迫使千年来的意志进入新的轨道。要教会人类，人的未来便是他的意志，取决于人的意志，要有大勇气，全方位地尝试推广管教和培育，从而终结迄今被称作“历史”的那段荒唐和偶然的恐怖统治——“绝大多数人”的荒唐只是它最后的形式——；如要这样，那么迟早要有新型的哲人，要有新型的发号施令者，与他们的形象比较，这世上所有隐秘的、可怕的、友好的幽灵都显得苍白渺小，相形见绌。这类领袖的形象悬浮在我们眼前：——我是否可大声说，这就是你们自由的精神？状况，人们为自由精神的诞生而部分重新创造、部分加以利用的状况；途径与尝试，一个心灵通过这些可能的途径和尝试成长起来，获得必要的高度与力量，从而体会到这一任务的迫切性；价值的重估[63]，在重估价值这新的压力和[127]锤炼下，一种良知百炼成钢，一种心灵化为合金，能承受这样一种责任的重担；另一方面，这类领袖的必要性不啻一种可怕的危险，他们可能不如愿出现，或者可能会遭遇失败，蜕化变质——这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担忧和阴影，你们晓得么，你们这些自由的精神？这是沉重的思想与雷暴，掠过我们生活的天空。几乎没有什么比看到、猜到、感受到一个杰出人物出轨和蜕化更让人疼得揪心的了；但谁若是独具慧眼，能觉察这整体的危险，即“人类”本身的蜕化，谁与我们一样，认识到人类未来问题上的巨大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玩的把戏，别说人的手没玩过，连“上帝的手指”也没玩过！——谁若是意识到这个灾难，这个隐藏在“现代思想”愚昧无知和天真烂漫的轻信之中，更是隐藏在整个欧洲的基督教道德之中的灾难：那么他就会遭受到某种无与伦比的恐慌的折磨，——他一眼就看清了，在能有效地积聚力量、提升使命的情况下，还能通过教育从人身上发掘出些什么来；他从对自己良知的全部知识出发，知道人类最大的可能性尚未充分利用，知道人这一种类曾有多少次面对神秘的决定和全新的道路；——他还出于自己最为痛苦的回忆，更清楚地知道，一种最高等级的生成者迄今为止总是碰上哪些可怜的事情而崩溃、折断、沉没、变得可怜的。人类的整体蜕化，一直堕落到今天被那些愚蠢而浅薄的社会主义者理想化了的“未来的人”！——人类退化了，变得渺小，变作彻头彻尾的群牲（或者，如他们所说，变成了“自由社会”的人），[128]变成具有同样权利和要求的小动物，这是可能的，毫无疑问！谁若将对这种可能性的思考进行到底，谁就会感觉到另一种其他人没有感觉到的恶心，——也许也是一个新使命吧！——

[1] [KSA版注]尼采使用的Frauenstädt版的第136页（但更可能是第137页）

[2] ［Pütz版注］论证道德：尼采在此批判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毫无批判精神的过分要求，即对“哪些行为是好的、因而是应该实施的”这个问题上，也要进行科学论证，进而总结出普遍和必要的原则。比如斯宾诺莎就试图用“几何学方式”构建伦理学（参见第一章5节注释“斯宾诺莎”）。在尼采看来，这些道德哲学没有认识到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的历史局限性和可变性。

[3] ［Pütz版注］多种道德：道德的复数形式是对一种唯一的、普适的即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道德的修正。这表明，在尼采看来，道德价值只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起作用，因而从头论证道德不啻为毫无意义的冒险举动。

[4] ［Pütz版注］叔本华：参见第一章16节注释“叔本华”，第三章47节注释“叔本华哲学”。尼采根据Frauenstädt-Ausgabe引用叔本华的话。

[5] ［Pütz版注］不要伤害任何人，尽已所能帮助所有人：neminem laede，immo omnes，quantum potes，juva（拉丁文）。

[6] ［Pütz版注］吹着笛子……传记：叔本华的年轻朋友、遗嘱执行者威廉·格温纳记录叔本华的生活习惯：“他在穿衣前通常先吹半小时笛子。1点钟吃饭。”（Wilhelm Gwinner：Schopenhauers Leben. Zweite umgearbeitete und vielfach vermehrte Auflage der 1862 in Leipzig erschienenen Schrift：Arthur Schopenhauer，aus persönlichem Umgange dargestellt. Leipzig 1878，页 529.）

[7] ［Pütz版注］放任自流：laisser aller（法语）。

[8] ［Pütz版注］廊下派：廊下派意义上的思想道德态度，流传甚广的古希腊哲学派别，约公元前300年由芝诺（Zenon aus Kition，参见第一章9节注释“廊下派”）创立。

[9] ［Pütz版注］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1204年在巴黎附近建立的西妥女隐修院，自1608年起经历了阿尔诺院长（Äbtissin Angelique Arnauld，1591-1661）发起的深入改革。在迪韦吉耶（Jean-Ambroise Duvergier de Hauranne，1581-1643）的影响下成为精神—宗教中心，极大地影响了法国的思想发展。在反教会的、虔诚信仰的詹森主义改革运动中，该隐修院起着主导作用，尽管教皇抨击其信仰学说（1653），仍然一度繁荣。隐修院接纳了隐士，其中有帕斯卡（参见第三章45节注释“帕斯卡”和48节注释“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仇恨耶稣会”）。

[10] ［Pütz版注］清教主义：源自拉丁文purus[纯净的]；约1570年起在英国展开的运动，在宪法、仪式和教义方面清除英国教会里的天主教元素。清教主义时至今日仍对英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其特征除了严格的圣经主义和良知神学外，还有一贯坚持的周日神圣观。

[11] ［Pütz版注］无政府主义者们：无政府主义者（出自希腊语anarchía[无统治、无法律的状态]）奉行一种要清除一切国家统治和国家权力的学说。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和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表，而巴枯宁（1814-1876）则创立一种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他在《上帝与国家》（1871）中认为，如果国家强制制度消失了，人会自动组成超个体的群体，从而创建一个集体主义的无国家、无阶级的社会制度。对年轻的理查德·瓦格纳产生影响的巴枯宁，于1864年在意大利建立了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其目的与其说夺取政权，毋宁说是摧毁政权。为此他们认为可以采取恐怖手段。尼采在此指杜林（参见第六章204节注释“杜林”）。

[12] ［Pütz版注］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人。公元前367年起为柏拉图学院的成员（参见序言注释“柏拉图主义”）。公元前355年，他在雅典成立了自己的学校，人称“吕克昂学园”或“逍遥学派”，被认为是脱胎于苏格拉底（参见序言注释“苏格拉底……罪有应得”）的“苏格拉底学派”之一。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有《物理学》、《形而上学》（书名原为编者所加，指《物理学》之后的一本书），还有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和诗学著作。他的思想基础是逻辑学（他称之为“分析学”）和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对真理的认知，不是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基于超越经验条件的理念世界，而是基于事物自身包含的符合人类概念的形式。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存在物及其最高形式的追问是哲学的首要问题（“第一哲学”）。在伦理学中，他把人类的生活目标定义为幸福。

[13] ［Pütz版注］亚洲占星学：起源于巴比伦，占卜学（星象学）传播到东亚（参见序言注释“占星术……宏伟的建筑风格”）。受到老子和孔子学说以及其中天下观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占卜学不是理性—客观地观察自然，不是寻找因果关系，而是寻求普遍的存在关联，并将人类和人类的研究也纳入其中。因此首先要在人类和宇宙相互作用甚至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进行预言，从宇宙万象中推导地球和人类的发展。

[14] ［Pütz版注］老康德：康德年过五十后才开始撰写以批判为题的主要著作，这也表明了康德批判的审慎性、逻辑的系统性、高度的抽象性（参见第一章5节注释“康德”）。

[15] ［Pütz版注］英国人本能……将星期日神圣化：星期天禁止世俗享乐，禁止工作，甚至禁止儿童嬉戏，这一源于加尔文清教主义传统的“周日神圣化”举动在英国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参见本章188节注释“清教主义”）。

[16] ［Pütz版注］古希腊文化：自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以来由希腊主宰的世界文化，在他征服地中海地区和东方后，影响波及印度、巴勒斯坦、阿富汗和中亚。文化中心除了雅典（哲学学派）之外，主要是亚历山大城、佩加蒙、罗得岛。从美学角度来看，希腊文化以其博大、激情和伟岸见长（雄伟的城堡、恢宏的宫殿、高大的雕塑）。

[17] ［Pütz版注］阿弗洛狄忒的香气：爱情的香味；指爱情的欢愉，也指病态的性亢奋，词源为希腊爱神阿弗洛狄忒。

[18] ［Pütz版注］激情之爱：amour-passion（法语）。在《爱情论》开篇（1册，1章，1822），司汤达（参见第二章39节注释“司汤达”）就区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爱：激情之爱处于顶端，其次是趣味之爱（宫廷之爱），第三是情欲之爱，最后是虚荣之爱。

[19] [KSA版注]Vs（M III 4） 中的初稿：古代的道德愚昧。——人人都不想受到损害，因此一切恶都不是故意的。——因为恶人也损害了自己：但是他相信的正好相反。 ——前提：善，对我们有用的善

[20] [KSA版注]我要称之为典型的苏格拉底式愚昧：因为它们原本不属于柏拉图，而只是出现在其哲学中 Rs

[21] ［Pütz版注］在柏拉图的道德中……苏格拉底思想：在此尼采尝试区分苏格拉底（参见序言注释“苏格拉底……罪有应得”）学说和真正的柏拉图（参见序言注释“柏拉图主义”）学说。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未曾留下任何文字；但他的形象和学说通过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尤其是他的弟子柏拉图的对话集流传下来。在那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常以主导者的面目出现，他认为知识不是一种拥有，而是一种寻求，是对自己无知的批判意识。只有这种意义上的知者才可能，也必然是品德高尚的。这一观点使得道德行为依附于理论认识，认为美德的匮乏归根结底是无知的一种表现。尼采在此作出了评价，他批评苏格拉底的这一美德学说其实只是代表了一种功利主义道德观（参见第四章格言174注释“功利主义者”），认为后来的柏拉图才为解释不涉及实用考虑的东西作出了努力。

[22] ［Pütz版注］前是柏拉图，后是柏拉图，居中的却是山羊：[...]，尼采在此稍加变化地引用的是荷马（《伊里亚特》VI，181）对喷火怪兽的描述：“前是狮子，后是龙，中间是只山羊”（Johann Heinrich Voss译本，1793）。

[23] ［Pütz版注］苏格拉底……杰出雄辩家的品味：苏格拉底（参见序言注释“苏格拉底……罪有应得”）的雄辩术（辩证法，参见第一章5节注释“辩证法”）就是以无知者的形象出现在自以为无所不知的谈话对象面前，从而促使他们承认自己的无知。这一谈话艺术的目标在主体间对知识的确认——即便只是关于无知的知识。尼采虽然疏远了相信理论和学术的苏格拉底，但对给思想带来有益的屈辱的“苏格拉底反讽”怀有敬意。

[24] ［Pütz版注］柏拉图：参见序言注释“柏拉图主义”和本章190节注释“在柏拉图的道德中……苏格拉底思想”，第一章14节注释“柏拉图式思维方式”。

[25] ［Pütz版注］笛卡尔……理性主义之父：参见第三章54节注释“笛卡尔”。笛卡尔试图在《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论》中提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理性方法，它最终汇集为指导正确生活的学说。

[26] [KSA版注]Vs（M III 1，1881年秋）：科学史的状况能揭示认识的历史过程。假设、臆想、轻信，这些在此也是本原性的东西。忠实的“感知”，比如眼睛的感知，则是很晚才出现的。在某一给定场合观察时，再现一幅经常产生的图景要容易得多（想象力用熟悉的机制进行构建，这种构建活动本身也喜欢采取习惯的方式）。看见和听见新的东西，这是尴尬和费力的：我们在听一门外语时，通常会根据只有我们熟悉的话语去处理听到的声音：比如以前德国人把arcubalista听成了Armbrust。陌生的音乐我们听不清楚。新东西也敌视和讨厌我们。我们的感觉过程伴随着爱、仇、恐惧——这里也会有惰性情绪等。——活动和感受之间没有原因和作用，后者是自身力量的爆发，前者则是对此的触动——，没有可测量的关系。认识的历史是以虚构的历史开始的。可能过程现在就在我们的感官中发生，我们的感官将臆想带入了自然（颜色？和谐？）。所有这些人，比如这些农民，是我们飞快地想象出来的，并没有看清。我们也没有仔细读了一页。大多数的意义是猜出来的，而且通常是猜错的（在快速阅读时）。真正说出周围或其中发生了什么，这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在这整页上还有字：]不是吗？ —

[27] ［Pütz版注］弩：arcubalista，源自拉丁文arcus[弯弓]和希腊拉丁文ballista[弹射器]；指配有弓的发射器，弩。最初弩在罗马和中世纪时期是一个固定的或者通过轮子转动起来的发射台，用以投射石块。

[28] ［Pütz版注］日光下发生的事情，黑夜里也令人不安：Quidquid luce fuit，tenebris agit（拉丁文）。

[29] [KSA版注]我就时常在梦中飞翔，一做梦便觉得自己具备了飞翔的特权，是自己固有的令人艳羡的幸运。轻而易举地飞出任何弧度和任何角度来，俨然是飞行的几何学，心存近乎上帝的轻率之情，“往上飞”，不用挣扎不费劲，“往下飞”，不失风度不掉价——何重之有！——这种经历，怎么不会终于在我清醒的白天里也使“幸运”一词染上别样色彩，获得别样界定！我又怎么不会对幸运提出另一种——要求？不同于——别人的？相对于那种“飞翔”，诗人描绘的“腾身而起”对我而言太有血肉、太暴力、太“沉重”了 Dm；参见第9卷，7[37]；15[60]

[30] [KSA版注]Vs（M III 1，1881年秋）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值得追求的财富相关，与他们认为是真正“占有”的东西相关。以女人这种财富为例，一些人认为，能在她身上获得性的享受就是已经完全“占有”她了；而另一些人想要得到如此的爱，女人为他放弃一切（这样她才算“被占有”，）。还有第三种人，他们要的是，女人不是为了他的幻影放弃了一切，她对他的爱必须以一种完全的了解为前提——只有女人对他不抱有幻想，而且尽管如此还是属于他，他才算完全占有了她。这是三种等级。——一个人想要占有整个民族，为达此目的，任何欺骗的手段在他看来都不妨一试。另一个人也要如此，但他不愿意大众的头脑里有一种他的幻影——这并非“他自己”，他的占有欲更精致，他不想欺骗，他自己想要占有：所以他必须了解自己（和让别人了解自己）。——只要我对某物抱有幻想，我就没有占有它——思想家对自己这样说。正直的人说：我连自己都无法控制，除非我知道我是谁。——为他人而感情冲动，这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我是真正了解他人，还是只满足于某一幻影。乐于助人者为自己安排好受助人（似乎在急切地正在寻求他们帮助，深表感激，五体投地，如同财产）。人看到有人受苦，就会寻求获得财产（若有人在助人方面抢了他们的风头，他们便会妒火中烧）。——双亲不知不觉地将孩子塑造得与自己相似，让孩子服从自己的概念和价值观念，他们毫不怀疑自己拥有财产（罗马人——孩子，奴隶）。教师、牧师、王侯都在人身上看到了占有财富的良机。

[31] ［Pütz版注］卡格里奥斯特罗和喀提林的所有高超艺术：卡格里奥斯特罗（Alessandro Graf von Cagliostro，原名Giuseppe Balsamo，1743-1795），意大利冒险家和炼金术士；通过招魂术和偶尔的运气，他的病人得以奇迹般的痊愈，这使他在上流社会也名利双收。在罗马，他根据埃及礼俗建立了共济会“自由石工”分会。1789年卡格里奥斯特罗被当作异教徒判处死刑，1791年减为无期徒刑，后死于监狱。歌德和席勒曾在文学作品中塑造过以他为原型的人物形象。——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约前108-前62年），出生城市贵族的罗马政治家。他与对手西塞罗竞争执政官一职，后者于公元前63年揭发了“喀提林背叛”国家的罪行，迫使他离开罗马。喀提林的追随者被指控谋反，根据一项元老院决议被处以绞刑。喀提林本人则于公元前62年初战败阵亡。罗马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前86-前35）在《喀提林阴谋》中以文学手段处理了这一素材。俾斯麦在1862年9月30日提及“喀提林们”，指那些背井离乡的反叛者。卡格里奥斯特罗和喀提林的艺术对尼采而言是蛊惑人心的艺术。在《瓦格纳事件》（1888）中，他认为“瓦格纳是现代艺术家的极致，是现代的卡格里奥斯特罗”。

[32] [KSA版注]Vs（W I 1） 初稿：先知作为保民官：他们将“富有”、“无神”、“邪恶”、“暴力”熔为一体。犹太民族的意义就在于此，这是道德中的奴隶起义。（按照塔西陀的说法，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生来为奴。）“奢侈是罪”。“贫穷”之名（Ebion）与“神圣”、“上帝之友”同义；参见13卷11[405]（Renan）及相关注释116页29行：塔西佗 ]《历史》，V，8.

[33] ［Pütz版注］犹太人……塔西陀：尽管尼采本人坚决拒绝反犹主义，但他有时也失于笼统，也难免落入偏见和定式的巢臼。他在此引用了塔西佗的《历史》，V，8. ——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55-116）是古罗马最后一位大史学家。除了政治生涯（执政官、元老、总督）之外，他还在多米提安皇帝（96）死后成为作家，起初写一些篇幅有限的作品（《阿格里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以及《关于雄辩术的对话》），之后推出《历史》和《编年史》两部煌煌巨著。在这两部史书中，他尽管想“不带仇恨和派性”（sine ira et studio）地描述罗马帝国从奥古斯都驾崩至多米提安（14-96）被害的历史，实际上却勾勒了一条悲情澎湃的心路历程，以各位皇帝和由其决定的时局为例解读罗马君主制下政治和道德的衰落过程。

[34] ［Pütz版注］道德中的奴隶起义：尼采认为，犹太民族经历了一次历史影响深远的价值重估，即以被统治者和被制服者的视角对立于有权势者、征服者的贵族标准，对立于“主子道德”（参见《道德的谱系——一篇檄文》，第1章）。

[35] ［Pütz版注］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1475-1507），意大利枢机主教和大主教。他肆无忌惮地摧毁封建势力和城市势力，完成了宗教国家的重新布局。博尔吉亚不顾廉耻且权力欲旺盛，不惜通过暗杀实现自己的权力扩张。在马基雅维利（参见第二章28节注释“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中”）的《君主论》（1532）中，他是优秀统治者的理想化身。

[36] ［Pütz版注］权力意志：参见《前言》，“生命”和“权力意志”及以下。

[37] ［Pütz版注］巴洛克：源自葡萄牙语barroco[不规则的、走样的珍珠，歪圆的，夸张的，扭曲的]；1）矫饰的，繁缛的。直至19世纪仍然是贬义词（离奇的，夸张的，可笑的），在此亦然；2）和巴洛克有关的。巴洛克系17世纪至18世纪初流行的以雕梁画栋、蓬勃张扬见长的艺术风格。除了极富动感的造型，在整体中对细部的扬抑之外，巴洛克风格以极化的对立、强大的张力为特征：无论是普世主义、市民阶层意识、人生乐趣，还是民族主义、宫廷对体面的追求、尘世虚无的意识，都给这一时代打上了烙印。

[38] ［Pütz版注］亚里士多德式道德：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分析了风俗习惯，现行美德和与之相对的恶习，从而确定人类行为准则和促成人格完善和幸福感的因素（参见本章188节注释“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伦理美德和理智美德。伦理的或者良俗的美德表现为灵魂的习惯性活动，作为一种选择习惯而不断激活，通过理性在两端之间寻求并保持中庸，就像一个聪明人习惯于追求合适的中点（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二，第六章）。在活动的灵魂开始习惯于在感情和欲望的极端中间寻求适度时，它又得通过教导和经历最大程度地提升理智美德（智慧、理解力和机敏）；因为后者能促成人类发挥自己最大能力，实现终极目的。

[39] ［Pütz版注］哈菲兹和歌德：哈菲兹是波斯诗人沙姆思奥丁·穆罕默德（Schamsoddin Mohammed，约1325-1390）的笔名。哈菲兹非常熟悉伊斯兰神秘主义的概念世界，在其“嘎扎勒”（东方诗歌形式）中讴歌自然的美好，讴歌爱与酒的世俗欢愉。作为入世的神秘主义者，他同时也对虚伪和狭隘冷嘲热讽。他的诗歌作品在他死后汇编成《诗歌合集》，激发了歌德（参见第二章28节注释“歌德的散文……玩意儿”）的灵感，后者写成了《西东合集》（1819）（参见 Katharina Mommsen：Goethe und die arabische Welt. Frankfurt am Main 1988）。

[40] ［Pütz版注］风流放荡：licentia morum[习俗方面的无法无天]，罗马塔西佗的史书中的核心概念（参见本章195节注释“犹太人……塔西陀”）。

[41] ［Pütz版注］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他在意大利实现了自己在法国革命军中的辉煌崛起之后，于1799年推翻了执政制，一手结束了革命。1804年自行加冕为“法兰西皇帝”，通过多次战争在1812年占领了除俄国和巴尔干半岛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他在俄国受到重创（1812），欧洲解放战争（1813-1815）爆发，他只得退位（1814），此后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均衡才在维也纳会议（1815）上得以重建。拿破仑集法国大革命（参见第二章38节注释“法国大革命”）理念、专制统治者意志、欲壑难填的权力追求于一身，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受朋友敬佩，也被敌人模仿。他的政策至今深深地影响着法国的行政、社会和法制。德国和意大利要感谢他带来的消除封建特权、终止国家分裂的现代国家观和民族观。在德国文人尤其是作家笔下，他被美化为革命的完成者，如在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的《波拿巴》（1798）、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两个掷弹兵》（1827）以及格拉贝（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1801-1836）的《拿破仑的百日》（1831）中就是如此。不仅司汤达（参见第二章39节注释“司汤达”）、歌德（参见第二章28节注释“歌德的散文……玩意儿”）、黑格尔（参见第八章244节注释“黑格尔”），甚至尼采也在拿破仑崇拜者之列。

[42] [KSA版注]尽管如此，出现了一个绝对的发号施令者，这对群居动物而言，是何等的快慰，终于从难以忍受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了。拿破仑的印象就是最近的一个有力的证据。从精致的方面来说，所有低等的认识者和探究者也有同样的需求，他们需要绝对的发号施令的哲人：这些哲人可能确定关于认识的价值表，几千年有效，比如柏拉图就是这样——因为基督教只是群氓的柏拉图主义而已——，又比如今天半个亚洲都在追随由佛陀通俗化了的数论体系Vs（W I 6） ；参见《善恶的彼岸》序的变体，12页33-34行

[43] ［Pütz版注］伊壁鸠鲁……思考方式：从尼采的生理学角度看，这两例都是生活的退化，这在对情绪的克制中已经表露出来。如果说在伊壁鸠鲁（参见第一章7节注释“伊壁鸠鲁”）那里，幸福感植根于欲念的和谐和自足的生活，那么基督教则培养情绪，使之升华为对上帝的爱，从而得以贯彻自己的权力意志（参见《道德的谱系——一篇檄文》）。

[44] ［Pütz版注］安息日之安息日：由于上帝在造物六天后休息了，第七天因而神圣化（参见摩西五卷之一，2章2-3节），十诫之三规定第一周里的第七天作为耶和华纪念日和庆祝日，要严守安息（参见摩西五卷之二，20章8-11节）。作为上帝和以色列之间契约的象征，安息日指向神性的救赎秩序。犹太教的安息日对应的是基督教中作为耶稣复活纪念日的星期天。“安息日之安息日”这一表述有多重意义：它既指个体的寿终正寝，又指基督教相信会在耶稣再生时来临的“末日审判”的拯救，此外还指“耶和华日”，在这一天，犹太教期待救赎理由充分，幸福再度实现。奥古斯丁在其《上帝之城》（413-426）中建立了一种历史哲学的模式，认为世界史并非如古典时期时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永无尽头、周而复始的轮回，而是依次排序的六个救赎史阶段，紧接着的第七个阶段则是幸福圆满再现的时期，是永无止尽的安息日。

[45] ［Pütz版注］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约前450-前404），雅典政治家和统帅，伯里克利的侄子，苏格拉底的忠实弟子（参见他在柏拉图《会饮》中的赞美词）。他在生前就被认为是无所顾忌的政治家，持一套诡辩的国家理论，只对个人权力感兴趣。作为激进的民主派和战略家，他起初为雅典而战，而后倒向斯巴达一边，与雅典为敌。在一连串的海战大捷后，他于公元前408年回到雅典。因执政不当，他被罢免官职，公元前404年逃离斯巴达人势力范围，投靠波斯人，最后在斯巴达人利桑德的鼓动下被处死。

[46] ［Pütz版注］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罗马政治家，统帅和作家。在战场上捷报频传、治理省务建树颇丰之后，他成为“统帅”、“国父”和“独裁官”，直至逝世。他取消了罗马的共和体制。公元前44年3月15日，他被布鲁图和卡修斯杀害。尼采直接挑明了自己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凯撒的关系：“扎拉图斯特拉痊愈时，凯撒站在了那儿，无情而善良。”（《1882-1884遗稿》，尼采《全集》，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München 1980，卷 10，页 526）尼采于1889年1月3日，即在他完全崩溃的前夕，在给克司马·瓦格纳的信中写道，在他最终成为“胜利的酒神”之前，凯撒是他本人的“化身”之一。

[47] ［Pütz版注］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194-1250），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之孙，亨利六世之子。其父驾崩（1197）后，起初并不被认可为皇位继承人。1198年后成为西西里国王，1220年继承皇位后依然几乎只关心他的西西里世袭岛国。在这里，他缔造了一个极端中央集权、财政力量雄厚的公务员国家。在他死后，帝国复辟的中世纪理想彻底破灭。由于其不遵教条的思想，腓特烈二世被他的敌人、尤其是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视为自由精神和异端。他研究古希腊和阿拉伯的哲学以及数学、自然科学，也推动了艺术的发展。

[48] ［Pütz版注］达·芬奇：Li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全能天才。作为画家、雕刻家、建筑师、艺术理论家、自然研究者和工程师，他的足迹遍布佛罗伦萨、米兰、罗马和法国。达·芬奇以其多方面的艺术才华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全才通人”（uomo universale）的化身。通过绘画，达芬奇既获得了认识的源泉也拥有了形象化表达科学知识的手段，从而促成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独一无二的互动。其最著名的画作也许是藏于巴黎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约1503-1506）。

[49] [KSA版注]生来统治者，如凯撒、拿破仑。所以最强大的人出现在种族等级大融合的时代，即对畜群幸福有巨大需求的时代，如伯里克利的雅典，凯撒时代的罗马，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最后提到的这个时代还刚刚开始：对更远的时代而言，应该期待一种更高等的人出现，那时产生大规模的种族融合，同时精神和物质的权力手段变得极为强大 Vs（N VII I）

[50] [译注]出自《圣经》：要爱你的邻人，博爱。

[51] ［Pütz版注］古罗马鼎盛时期：尼采在此或许是指罗马共和国末期即凯撒统治时期。在他看来，凯撒同上文中提到的阿尔喀比亚德、腓特烈二世、列奥纳多·达·芬奇同为伟大人性的杰出典范。

[52] ［Pütz版注］公共事务：res publica（拉丁文），转义：依照希腊城邦（参见第九章262节注释“城邦”）共和政体的群体、国家。也是西塞罗（参见第八章247节注释“西塞罗”）最著名的国家理论著作的书名。

[53] [译注]“畜群”、“畜群本能”即群体、群体本能。译文中多处“群体”，德文均为Herde（意为“畜群”、“兽群”）。

[54] [KSA版注]我有一个发现，不过这个发现并不令人振奋：它与我们的自豪相悖。因为无论我们称自己如何自由，我们这些自由精神——因为我们是在“我们中间”自由——，如果有人不加掩饰地将人类归入兽类，我们心中会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我在谈论我们时总是说“畜群”、“畜群本能”之类的话，这几乎是一种罪过，是需要道歉的。然而，这正是我的发现，我发现欧洲人在所有道德判断上 Vs（W I 4） 初稿

[55] ［Pütz版注］苏格拉底：参见序言注释“苏格拉底……罪有应得”。

[56] ［Pütz版注］古老而著名的蛇……善恶：参见摩西五卷之一，2章17节和3章1-24节。

[57] ［Pütz版注］像狗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参见本章188节注释“无政府主义者们”。

[58] ［Pütz版注］半吊子哲学贩子：参见第一章10节注释“强调实在的半吊子哲学贩子”。

[59] ［Pütz版注］兄弟情幻想家……“社会主义者”：一种乌托邦式的早期社会主义，18世纪就已出现，主要在法国，始于对广大底层人民的贫困的抗议，受到普世进步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创始者有巴贝夫（François Babeuf，1760-1797）、圣西门（Claude-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和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在19世纪，随着工业化和工人的无产阶级化，社会主义成为一场政治运动。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相对立，人们追求无阶级的、公有财产和公有经济构成的社会；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要求通过议会道路完成社会转变；相反，除巴枯宁（参见本章188节注释“无政府主义者们”）外，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尔（Friedrich Engels，1820-1895）这两位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1847）和《资本论》（1867）中代表了一种革命的方向。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的争论也决定了1869年成立于埃森纳赫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历史。

[60] ［Pütz版注］既无上帝亦无主：ni dieu，ni maître，参见第一章22节注释“既无上帝亦无主”。

[61] [KSA版注]是基督教运动的一种延续。但是这样也不能充分满足同一本能的欲望和梦想，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言论和未来之梦都证明了这一点，你只要侧耳细听就知道了。Vs（W I 4） 是基督教运动的一种延续。但是这样也不能充分满足上述本能的欲望和希望，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哀嚎都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才是彻底的“畜群本能”：“所有人的权利平等”的定理导致了“所有人的要求一样”，所以“一个畜群无牧人”，“所有的羊都一样”，所以“地上平安”，所以“喜悦归于人”。Vs（W I 6） 参见《路加福音》2，14 以及《漫游者和他的影子》350

[62] [KSA版注]Vs（W I 4） 初稿：前言——要促使人们作出左右人类全部未来的新决定，必须要有领袖，要有那些具有迄今为止也许未曾有过的思维方式的人。不断悬浮在我眼前的，就是这类领袖的形象。造就他们的手段，使他们能够坚持承担如此可怕重任的思想，——这些就是我的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比看到到一个杰出人物出轨和蜕化更让人疼得揪心的了。但谁若是体会到那些在总体上决定各民族的命运和离合的巨大偶然性，就会遭受无与伦比的痛苦：使人鼓舞的幸福，在力量和动能如此积聚起来时能做到什么，在哪些可怜的小东西中会突然迸发出奇大无比的生成物□□□

[63] ［Pütz版注］价值的重估：在《道德的谱系》（1887，第三部分27节）中尼采宣布要发表《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此后的拓展、削减和放弃均不成功，说明了尼采这一计划过于大胆冒进。从批判性上看，尼采绝不满足于简单的价值转变，而是旨在对所有文化进行新的评估，因为这些使得生活屈从于不利于生活的、本身已然退化的道德原则、宗教原则以及——作为它们在近代的后继者的——科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