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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简单谈一谈那个我试图进入、我也许已经找到一条新通道的世界——古代世界。我的趣味可能与一种宽容的趣味相反，此处也与全盘肯定的态度相去甚远：它通常不喜欢说“是”，更喜欢说“不”，最喜欢什么都不说……这适用于整个文化，适用于书籍，——它也适用于地方和风景。从根本上说，只有数量很少的古代书籍在我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最著名的均不在其中。我对于风格、对于作为风格的警句的喜爱，几乎是在接触萨卢斯特[1]的一瞬间突然产生的。我没有忘记，当我尊敬的老师科尔森不得不把最好的成绩给他这个最差的拉丁文学生时所表现出来的惊讶，——我一下子成熟了。简短，严格，言之有物，对“华丽的辞藻”和“华丽的感情”怀有一种冷酷的恶意——在此，我发现了我自己。直到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人们将在我身上重新认出一种极为严肃的追求罗马风格、追求永久[2]风格的抱负。——在我第一次接触到贺拉斯[3]时，情形亦然。直到今天，我在任何其他诗人那里都没有获得贺拉斯的一首抒情诗最初带给我的那种艺术陶醉。在有些语言中，这里所达到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企及。这种对于文字的精雕细琢（作为声音、位置和概念，每个词都向左右、向整体迸发出它的力量），这种符号范围和数量上的最小值，这种由此达到的符号表现力上的最大值——所有这一切都是罗马式的，如果人们愿意相信我的话，是高贵卓越的。相比之下，所有其他的诗文都成了某种过于流俗的东西，——一种纯粹的情感饶舌……

从希腊人那里我从未受到过如此强烈的影响；而且，坦率地说，在我们眼中，他们不可能和罗马人一样。人们不会学习希腊人——他们的举止太异样，他们又太富于流动，因而不能发挥强制的和“典范的”作用。有谁曾经向一个希腊人学习写作！又有谁曾经绕过罗马人学习写作！……人们不要拿柏拉图来反驳我。和柏拉图相比，我是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并且始终未能加入在学者中间通行的对马戏演员柏拉图的赞叹。在此，古人中最优秀的鉴赏家毕竟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在我看来，柏拉图混淆了风格的各种形式，因而，他是一个头等的风格颓废者：他所犯的错误有些类似于发明了墨尼波斯混和文体（satura M enippea）的犬儒主义者。人们必须从来没有读过优秀法兰西人——比如丰特奈尔[4]——的东西，才会觉得柏拉图对话这种极度自负和幼稚的辩证法有魅力。柏拉图是乏味的。——我对柏拉图的不信任终究是根深蒂固的：我觉得他如此偏离了希腊人的一切基本本能，如此富于道德说教，如此预先表现出基督教特征（他已经拥有作为最高概念的“善”的概念），以致和任何其他的词语相比，我更喜欢用“高级欺诈”这个严厉的字眼，或者，如果人们更喜欢听的话，用理想主义，来指称整个柏拉图现象。这个雅典人曾经在埃及人那里上过学（——或者是在埃及的犹太人那里？……），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基督教的巨大灾难中，柏拉图是那种被称为“理想”的模棱两可和迷惑力量，这种“理想”使得古代的高贵天性有可能误解自己，走上通向“十字架”的桥梁……而在“教会”的概念中，在教会的组织、体制和实践中，还有多少柏拉图啊！——我的康复，我的偏爱，我对各种柏拉图主义的治疗，一直是修昔底德[5]。修昔底德，或许还有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君王，与我自己最为相近，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绝对意志：即不自欺，不在“理性”中，更不在“道德”中，而是在现实中考察理性……对于卑劣地把希腊人美化为理想——受到古典教育的年轻人在文科中学接受生活训练时，作为奖赏所得到的正是这种理想——的做法，没有比修昔底德的治疗更为彻底的了。人们必须逐行读他，并且像读他的文字那样清楚地读出他的隐念：很少有这样富含隐念的思想家。在他身上，智者文化——我要说实在论者文化——达到了完美表达：这个处于到处正在发生的苏格拉底学派道德和理想欺骗之中的异常珍贵的运动。希腊哲学是希腊本能的衰退；修昔底德是植根于古希腊人本能中那种强大、严格、坚实的真实性的总和和最后显现。在现实面前的勇气最终把修昔底德和柏拉图这样的天性区分开来：柏拉图在现实面前是一个胆小鬼——所以，他逃避到理想中去；修昔底德可以控制自己——所以，他也可以控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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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人那里发现“美丽的心灵”、“中庸之道”以及其他完美特征，比如，赞叹他们那惊人的平静、完美的思想和高度的质朴——我自身携带的心理学家保护了我，使我摆脱了这种“高度的质朴”，并最终摆脱了一种德国的愚蠢（niaiserie allemande）。我看到了他们的至强的本能，即强力意志，我看到他们惧怕这种本能的巨大威力，——我看到他们所有的公共机构都是由防护措施发展而来，目的是面对其内部的炸药他们彼此获得安全感。于是，内部的巨大紧张便以可怕的、无情的仇恨向外爆发：城邦之间相互残杀，借此每个城邦的公民获得了自身的安宁。人们需要成为强者：危险近在咫尺，到处都是危险。漂亮而灵活的身体、希腊人所具有的大胆的实在论和非道德主义，是一种需要，而不是一种“天性”。它仅仅是作为结果出现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人们通过节日和艺术也无非是要感觉到自己的强大，显示自己的强大：它们是颂扬自己、也许是敬畏自己的手段……人们竟然以德国人的方式，根据希腊哲学家评价希腊人，譬如，用苏格拉底学派的伪善解释本质上属于希腊的东西！……哲学家是希腊文化的颓废派，是反对古老、高贵趣味的运动（反对竞赛本能，反对城邦，反对种族的价值，反对血统的权威）。人们之所以鼓吹苏格拉底的美德，是因为希腊人已经丧失了美德：敏感，怯懦，多变，全是伪君子，他们有太多的理由容忍道德说教。不是说这种说教管什么用，而是大话和高调非常适于颓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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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个为了理解古老而充沛甚至于泛滥的希腊本能而认真对待那个被称为狄奥尼索斯的奇妙现象的人：它只有从力的过量才能得以说明。探究希腊人者（比如那个当今在世的最深刻的希腊文化鉴赏家即巴塞尔的雅可比·布克哈特），马上就知道，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布克哈特在其《希腊人的文化》一书中用单独一章讨论了上述现象。如果要了解相反的情况，那么，人们应当看一看德国文献学家们在接近狄奥尼索斯现象时那种近乎可笑的本能匮乏。特别是著名的洛贝克[6]，他带着书本间一个干瘪的蛀虫那样可敬的自信爬进这个神秘状态的世界，并且劝说自己为了科学之故，轻浮、幼稚到恶心的地步，——洛贝克煞费苦心地使人们理解这样一点：所有这些奇妙的现象原本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祭司们可能向这些狂欢的参加者传达了一些并非毫无价值的东西，例如，酒引发欲望；人生活在果实的环境中；植物在春季开花，在秋季枯萎。源于狂欢的仪式、象征和神话资源是如此惊人，古代世界到处都留传着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于是，洛贝克从中找到了进一步展示其聪明才智的机会。“希腊人”，他在Aglaophamus一书（I，672）中如是说，“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于是欢笑、跳越，他们四处休息，或者，他们坐下来，痛哭、流泪（因为人有时也想如此）。后来，其他人聚拢过来，为这种触目惊心的行为寻找随便一种理由；于是，产生了用来解释那些风俗的无数节日传说和神话。另一方面，人们相信，从前在节日举行的那种滑稽表演，必定也属于节日庆典，于是把它作为宗教仪式的必要部分记录了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人们片刻也不会认真对待洛贝克这样的人。当我们考察温克尔曼和歌德所形成的“希腊的”这一概念，发现它与狄奥尼索斯艺术由之生长的要素即酒神祭不相容之时，我们的感觉则完全不同。事实上，对下述一点我毫不怀疑：歌德从根本上把这样的东西从希腊人的可能性之中排除出去了。所以，歌德不理解希腊人。因为只有在狄奥尼索斯的神秘仪式中，在狄奥尼索斯状态的心理学中，希腊人本能的基本事实——他们的“生命意志”——才得以表达。希腊人用这些神秘仪式担保什么？永恒的生命，生命的永恒轮回；在过去被预告、被敬献的将来；超越死亡和变化而对生命所作的胜利的肯定；真正的生命即通过生殖、通过性的神秘仪式而达到的总体的永生。因此，对希腊人而言，性的象征是真正可敬的象征，是全部古代虔诚中真正深奥的思想。生殖、怀孕和分娩行为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唤起最崇高、最庄严的情感。在神秘教义中，痛苦被宣告为神圣的东西：“产妇的痛苦”从根本上使痛苦神圣化了，——一切生成和生长，一切将来的担保，均以痛苦为条件……为了有恒久的创造的乐趣，为了生命意志恒久地肯定自己，也就必须恒久地有“产妇的痛苦”……狄奥尼索斯一词蕴涵了所有这些意义：除了希腊人的这种象征意义即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意义，我不知道什么更高的象征意义。在这种象征中，至深的生命本能、趋向生命之将来的本能、趋向生命之永恒的本能，以宗教的方式被感觉到，——通往生命之路，生殖，作为神圣之路……只有从根本上憎恨生命的基督教才把性变成了某种污浊之物：它把污泥抛向开端，抛向我们生命的前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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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神狂欢体现了一种泛滥的生命感和力感，其中，甚至痛苦也成了兴奋剂。这种狂欢的心理学为我提供了理解悲剧情感的钥匙，这种情感不仅被亚里士多德误解了，更被我们的悲观主义者误解了。悲剧远没有证明叔本华意义上希腊人的悲观主义，毋宁说，它被视为这种悲观主义的决定性否定和反例。甚至在其最陌生、最艰难的问题上也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感受到自己生生不息的乐趣——我把这叫做狄奥尼索斯式的，我猜想这才是通往悲剧诗人心理学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激烈的爆发从一种危险的激动情绪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理解的）：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成为永恒的生成乐趣本身，——那种也把毁灭的乐趣包含于自身之中的乐趣……于是，我又来到了我以前由之出发的地方——《悲剧的诞生》是我对一切价值所作的第一次重新估价：于是，我又回到了我的意志、我的能力由之生长的大地上——我，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最后门徒，——我，永恒轮回的教师……

【注释】

[1]萨卢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前34年），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2]aere perennius，拉丁文，比青铜还持久。——译者

[3]贺拉斯（Horaz，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诗人。——译者

[4]丰特奈尔（B.Fontenelle，1657—1757），法国科学家、文人，被伏尔泰称为路易十四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人。——译者

[5]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396年），希腊历史学家，曾被认为是远古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

[6]洛贝克（Christian August Lobeck，1781—1860），德国古典学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