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辑 把心静下来

04-16Ctrl+D 收藏本站

关灯 直达底部

人生任何美好的享受都有赖于一颗澄明的心,当一颗心在低劣的热闹中变得浑浊之后,它就既没有能力享受安静,也没有能力享受真正的狂欢了。

圆满的平安夜

今年春天,女儿养了两只小鸭,一黄一黑,她称它们为小黄和小黑。小黄不几天就死了,小黑的身体也不健壮,在妈妈的建议下,她把它放养在陶然亭公园的湖里了。

我常到公园散步,每次必去探望小黑。我发现,那里放养的家鸭,除小黑外,还有一只黑的和一只黄的,它们聚在大湖旁的一个池塘里,一天天长大。不久后,它们都长成了大鸭,两只黑鸭非常漂亮,一身黑亮的羽毛,尾羽两侧却雪白,颈羽闪着蓝光,看上去很像公野鸭。我真为我们的小黑自豪。

后来,它们突然从池塘里消失了。我终于发现,原来它们转移到了大湖里,加入了野鸭的队伍。那只黄鸭总是游离在队伍的边缘,两只黑鸭却非常合群,混在野鸭群里几乎乱真,但我心里清楚它们是家鸭。

冬天来了,十一月初的那三场大雪之后,湖面冰封了。我很担心这三只家鸭的命运,野鸭能飞走,它们怎么办呢?好在天气突然转暖了,已经冰封的湖面迅速解冻了,奇迹般地重现了满湖碧波的景象。家鸭们又有几天好日子过了,我看见它们和野鸭一起在湖中逍遥地游弋。

但是,好运不会久留,我心中仍充满忧虑。十二月上旬,气温骤降,湖面又冰封了,冻得严严实实。湖上已不见鸭的踪影,野鸭一定飞走了,三只家鸭去哪里了呢?

一天早晨,我再去公园,看到了悲壮动人的一幕:在靠岸的冰面上,有四只鸭子,其中两只正是那漂亮的黑家鸭,而另两只竟是母野鸭!它们已经彼此结成了伴侣,而为了爱情,这两只母野鸭毅然守着自己的异类丈夫,不肯随同类飞往温暖的远方。现在,两对情侣无助地站在冰上,瑟瑟发抖,命在旦夕。

我久久地站在岸上,为我看到的景象而悲伤、而自责。当初若不把小黑放养在湖里,至少会少一个殉情者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听任不管是悲剧,拆散它们也是悲剧。

这天之后,那只黄家鸭再也没有出现。它是一只母鸭,长得很肥,我听几个老人站在岸上议论,其中一个老妇做了一个朝嘴里送食物的手势,笑着说:已经被“米西”了。我心中一痛,知道等着小黑的命运不是冻死,就是也被“米西”。

万般无奈,我只好在博客上呼救,请动物保护人士用最妥善的办法救救这两对情侣。新浪主页把我的博文放在了首页上,反应强烈,众声喧哗,但无人能提出实际可行的办法。

我仍天天去看这两对情侣。天气越来越冷,它们坐在冰上,都垂着脖子,看样子有些坚持不下去了。第四天,我看到的情景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冰上只有两只黑家鸭了,那两只母野鸭飞走了。

我想起了一位朋友的冷嘲之语:世上哪有永恒的爱情!真是这样的吗?我仿佛看见,两只母野鸭终于看穿自己的家鸭丈夫不是同类,于是义愤填膺地痛斥它们是骗子,怒而起飞,两对情侣不欢而散。不,不会这样的,它们不是人类,不会如此无情。实际的情形更可能是,它们实在熬不下去了,为了自保,只好向家鸭丈夫挥泪话别,许诺下辈子投生家鸭,重结良缘,然后依依不舍地飞离,一边还泪汪汪地回头张望。

唉,不管哪种情形,可怜的丈夫们终归是被遗弃了,从此只好独自受难了。

不曾料到,这个悲剧故事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就在遭到遗弃的第二天,天气又一次转暖,岸边的冰化冻了,两只公家鸭悠闲自在地站在靠水的冰上,吃着游人抛过去的食物。第三天,一只母野鸭飞回来了,从此天天守着两只公家鸭没有再离开。有趣的是,这一母二公永远保持着固定的队形,一母居中,二公在两侧,仿佛彼此有一个温暖的约定。在我的想象中,当初这只母野鸭无疑属于挥泪而别的情形,而那只一去不返的母野鸭则很可能属于不欢而散的情形。看来,和人类一样,禽类的个体也有多情和寡情之别。

三只鸭子的命运成了我们一家人每天讨论的题目。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必须给它们寻找一个新家。妻子突然想到了“锦绣大地”。这是位于京西的一个大农场,那里有一片辽阔的人工湖,湖水循环,常年不冻,湖中养着天鹅等珍禽。她立即给我们的朋友于基打电话,于基慨然允诺,不忘以他一贯的风格调侃说:“让国平除了关心鸭子,也关心一下人,有空来看我们一眼。”

太好了,鸭子得救了。可是,怎么把它们捕捉到手呢?我们和公园管理处联系,说明情况,他们同意我们捕捉,但表示爱莫能助。这三只鸭子总是在水那边的薄冰上活动,我们购置了捞鱼的大网,但一旦靠近,它们立即朝远处走去,网杆根本够不到。它们当然不会知道我们的一番好心。

只能等待。我仍然天天去看,准备相机行事。我在等再次降温,冰结得更厚实了,就可以走到冰上去捕捉了。不过,那时候,别人也很容易捉到它们,所以必须盯紧,我仿佛看见有许多双食客的眼睛也在盯着它们。

天越来越冷了,开始有人在冰上走了,但鸭子所停留的地方冰还比较薄。有一天,我在原处找不到它们了,心情无比沉重。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妻子和女儿去寻找,在附近一座小桥下发现了它们,那里风大,湖水未冻,成了它们的新避难所。

今天上午八时,我进公园,又大惊失色。但见那一只母野鸭孤零零地站在冰面上,仰着长脖子,嘎嘎地哀鸣,两只公家鸭没有了影踪。一位老先生站在我旁边,也在看哀鸣着的母野鸭,我听见他嘟哝道:“怎么把那两只鸭子都抓走呢,它没有伴了。”我赶紧问:“谁抓走的?”他指给我看正在对岸走的一个老妇,那老妇手中提着一只红布袋。我冲上小桥,老妇恰好迎面走来,狭路相逢,我一把夺住她手中的布袋。周围有好几个老人,纷纷谴责她。她讪讪地解释道,她不是抓回去吃的,是怕它们过不了冬,要带回家养起来。老妇面善,我相信她的话。经我说明原委,她把鸭子放了。

幸亏今天我是在老妇捉鸭子的这个时刻去公园的,早一点或晚一点,它们的下落就成了永远的谜。事不宜迟,必须立即行动了。傍晚,我和妻子去公园把两只公家鸭捉回了家。本想把母野鸭也一齐捉了,但它飞了起来,落在远处的冰上,也是仰着脖子嘎嘎地哀鸣。对它倒不必太担心,它自己会飞往温暖的地方的,当然,我们更希望它能辨识路径,去和它的伴侣团聚。

回到家里,我们把两只鸭子放在浴室里,给它们拍照,女儿也和它们合影。自从春天放养后,小黑是第一次回家,当初系在它的一条腿上的小白绳还在呢,因为日晒雨淋,已经变成黑色。它们都很惊慌,仿佛大难临头似的,哪里想得到是天大的好事在等着它们。

十五分钟后,我和妻子上路,驱车向“锦绣大地”驶去。到了那里,天色已黑,在车灯的照射下,可以看见湖上波光粼粼,不远处的小岛上停留着一只孔雀。我们把纸箱打开,把两只鸭子抱起来,放到湖岸上。只见它们都立刻张开了翅膀,一边欢快地嘎嘎叫着,一边向湖里扑去,两个背影依稀可辨,一眨眼就没了踪影。我永远忘不了它们展翅向湖里扑去时的快乐模样,在把它们放到湖岸上的那一瞬间,它们显然立刻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这是一个无比幸福的瞬间,分不清是鸭子更幸福还是我们更幸福。

一个多么圆满的平安夜。在这同一个夜晚,我的新作《宝贝,宝贝》也写完了最后一个字。

2009.12

春节,把心静下来

答应写一篇关于春节的文章,坐到电脑前,才发现答应得太冒失。

要命的是,我这个人好像是不过春节的。

在我的记忆中,过春节还是小时候的事情。那时候,一临近过年,爸爸妈妈就忙碌起来,开始置办年货,而我们这几个孩子则兴奋地围着他们转。对于我们来说,过年首先意味着能够吃到好东西了。其实,所谓好东西,不过是花生、糖果、糕点之类罢了,在那个贫困的年代,这些东西平时不易吃到。当然,还有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还有年初一早晨的汤圆。上海人称汤圆为圆子,除夕那天,家家户户都从房间角落里搬出小石碾,把浸泡好的糯米磨成粉,包出一批豆沙馅、芝麻馅和猪肉馅的圆子备用,那是最有节日气氛的情景。圆子是大馅的,个儿比一般元宵大许多,非常好吃。除了吃,过年还意味着可以穿上新衣裳,跟父母走亲戚,再奢侈一点,到城隍庙买一盏灯笼,到“大世界”看一场戏。

我对过年的兴趣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至少从上中学开始,过年就不太能让我兴奋了。我喜欢独处,喜欢看书,过年的热闹让我烦。这副落落寡合的脾气在上大学后达于顶点,过年时,寒假留校的同学聚在一起玩闹,唯有我躲进了阅览室里。走出校门,在广西一个小县工作许多年,基层的环境愣是没能把我改造过来。逢年过节,人们照例是聚餐打牌,我把自己关在我的小屋里,热闹海洋中的一座安静小岛,这真是美好的时光,说不尽的寂寞,说不尽的充实。我不认为我这种喜静不喜闹的性格是优点,实际上它也让我吃了一些苦头,只是天性如此,只好顺其自然。

自从我自己当了爸爸,我对春节乃至各种节日又重视了起来,那当然是为了让孩子高兴。由此我明白,当初我的爸爸妈妈兴冲冲地为过年忙碌,其实动力也是我们这几个孩子的企盼。孩子是节日的主人公,一切欢乐的节日同时也都是儿童节。节日的来由各不相同,都是神给孩子的礼物。在孩子惊喜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春节和一切快乐节日的最可爱的价值。

其实我知道,节日是应该热闹的,不热闹不成其为节日。尤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那基本上就应该是狂欢节。在古代,许多民族都有类似于狂欢节的盛大节日,其特征是打破日常的禁忌,让平时受压抑的原始本能尽兴释放出来,人仿佛回到了自然状态。要说热闹,今天文明民族的节日哪里能和这些古代的节日比。

就热闹程度来说,现在的春节也大不如从前了。从前的春节,从除夕到元宵,连续半个月,是一个长长的节日,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开庙会,演百戏,一片喜洋洋。冬去春来,这个农业民族的休整期即将结束了,春节是一年忙碌开始之前的最后的狂欢。相比之下,现在的春节,不但时间短多了,而且欢度的方式也相形见绌,庙会、游乐、宴席都成了商机,失去了普天同庆的民俗意味。

生命需要欢乐,平凡的日常生活需要用节日调剂,热闹无可非议。可是,倘若人们平时的日子就过得十分热闹,过节又当如何?我们的先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的节奏与自然一致,日子过得忙碌然而安静。对于他们来说,节日是忙碌中的休憩,安静中的热闹。现代人却忙碌得何其不安静,充满了欲望、焦虑、争斗、烦恼。在今天,相当一部分人的忙碌生活是由两件事组成的——弄钱和花钱,这两件事制造出了一系列热闹,无非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人生任何美好的享受都有赖于一颗澄明的心,当一颗心在低劣的热闹中变得混浊之后,它就既没有能力享受安静,也没有能力享受真正的狂欢了。这样的人能够怎样过节呢?不过是把平时那种低劣的热闹放大,从而使之变得更加低劣罢了。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天,日子过得忙碌而热闹是一种普遍状况,人们把太多的精力花在挣钱和消费上面了。针对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在春节长假里,不但停止忙碌,而且停止热闹,不去旅游热点,不去娱乐场所,就坐在自己家里,与亲人相对,最多邀二三好友,过一个清静的节日。节日应当不同于平时,昔人静极而动,我们动极而静,不都是合乎逻辑的吗?

“通宵达旦地坐在喧闹的电视机前,他们把这叫作过年。”

“我躲在我的小屋里,守着我今年的最后一刻寂寞。当岁月的闸门一年一度打开时,我要独自坐在坝上,看我的生命的河水汹涌流过。这河水流向永恒,我不能想象我缺席,使它不带着我的虔诚,也不能想象有宾客,使它带着酒宴的污秽。”

我写上面这一段文字,应该是在二十年前了吧。从那时到现在,岁月的闸门又打开了许多次,我的生命的河水已经流走了太多。每到旧年离去,新年到来,我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我对守岁的理解与许多人不同。许多人的守岁,是大家聚在一起,往往还是聚在电视机前——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看着“春晚”,等着那一记钟声,犹如一声令下,大家一齐欢呼、拥抱、祝福。这是什么守岁啊!世上哪有众人共有的“岁”啊!也许他们守的是新岁,那随着一记钟声而开始的新的一年,因为尚未打上任何人的生命印记,因此尚可说是大家共有的。可是,真正应该守的是旧岁,那离去的一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它都是独特的,是他的生命的一个不可重复的片段,铭刻着他的特殊的悲欢和经历,而它却永远地消逝了。守岁是一种诀别,必须独自面对,一个人怎么能把自己生命的如此珍贵的片段和众人的片段混在一起,让它不明不白地消逝,因而真正消逝得无影无踪呢。

所以,在我看来,过年是一个机会,它提醒我们,岁月易逝,生命有限,这岁月不是笼统的岁月,而正是你的岁月,这生命不是抽象的生命,而正是你的生命。你也许有点儿伤感,但有点儿伤感没什么不好。你必须心疼你的生命,才会好生照料它,必须怜惜你的昨天,才会珍惜你的明天。在平时的匆忙中,我们的那个最本真的自己往往遭到了忽视和冷落,甚至可能迷失了,那么,现在让我们把它找回来,让我们亲近它、爱护它,带着它重新上路,从此不再把它丢失。

一年忙到头,忙于劳作,忙于交往。过年的时候,劳作暂停了,交往也节制一点吧,无论外面多么热闹,也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吧。把心静下来,与正在离去的旧的“我”道一个别,向正在到来的新的“我”许一个愿,这岂不是处在新旧之交的此时此刻的“我”最应该做的事?看见有的人用大量应酬和交际把春节填得满满的,不给自己留一点时间,我实在费解,他们真是太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人最宝贵的东西,一是生命,二是灵魂。人生最美好的享受,一是生命的祥和,二是灵魂的安宁。如果说独处是享受灵魂的安宁,那么,团圆便是享受生命的祥和。中国人是最看重家庭的,节日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团圆。春节尤其如此,无论相距多么远,一定要日夜兼程、风尘仆仆,只为在除夕之前赶回家,一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年夜饭。倘若有人缺席,在场者和缺席者都会觉得是极大的遗憾。

用现代标准看,小家庭——夫妻及未成年子女——能团圆就可以了,而团圆应是常态,不限于过年之时。曾经有一个时期,在城镇人口中,夫妻两地分居十分普遍,并且人为地不予解决,只好盼在春节时相聚,而农民中绝无此种现象。现在情况正相反,城里人很少分居了,可是,农民的小家庭几乎没有不妻离子散的。一年一度的“春运”,基本上就是农民工的回乡和返城大潮。他们只在春节才有假期,才能团圆,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为城市化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我无法破解这样的难题。我只能说,亲情是人生的重要价值,人人都应有权享受,而享受到的人都应懂得珍惜。

2008.12

一曲有保留的赞歌

必需品与奢侈品的界限真是非常相对的。有一些东西,今天已经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必需品了,退回到二十年前,即使上流人士也是做梦想不到要拥有的。

最显著的例子是手机。

就说二十年前吧,我研究生已毕业,住在单位的宿舍里。那时候,普通家庭安座机电话的也不多,因为初装和月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与亲朋的联络,主要靠公用电话。小区里的公用电话,一般设在自行车的存车处,由看车人代管。若有电话打进来,看车人就到宿舍窗户外大声呼唤,这叫作传呼电话。一听到传呼,我必须立即放下手头的一切,向存车处狼狈冲刺。公用电话用的人多,去迟了,电话被挂断,往往要等很久才轮上打。

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联络已如此不方便,异地就更甚了。打长话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轻易不敢问津。有紧急的事情,就发一封电报,为了节省费用,挖空心思把字数减到最低限度,被称作电报文体。出差在外,人分两地,多么想念也只好忍着,分离得长久就写信倾诉,雁书往返。

其实,我和我的同龄人,一生中多半岁月都是这么过来的,说不方便仅是现在回头去看的感想,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曾几何时,传呼电话已是遥远的记忆,电报也差不多成为古董了。今天的年轻人在手机普及的环境里生长,他们一定会觉得用手机联络是天经地义之事,难以想象曾经有过那么原始的通信时代。那么原始!可那不过是一二十年前啊!

的确,信息技术发展之快,其产品普及之神速,令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手机刚在市场上出现,形状如一块笨重的砖头,俗称大哥大。我猜测,如此命名的含义,一是因为体积大,二是因为大款才买得起。当时在街上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景象:一个生意人把脸贴在这么一个乌黑的重家伙上,扯着嗓子喊叫。为什么要扯着嗓子呢?大约因为那时无线传送的信号太弱吧。我相信,看见这个景象的人,不管心里是鄙夷还是羡慕,多半不会想到自己不久后也将拥有手机,而且其外观之美丽,体态之灵巧,性能之先进,都是大哥大望尘莫及的。如今,手机已经普及到了这个程度,即使是农民工、保姆、收废品的,基本上人手一部。不分阶层、地位、职业,大家似乎一致感到,倘若没有手机,这日子简直没法过。

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手机,而习惯成自然,手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活必需品。随身携带手机,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要找的人,随时随地可以和亲朋通话,随时随地可以谈生意、诉衷情、拉家常,我们从前没有这样的需要,这些需要是手机制造出来的。手机雄辩地证明了技术的威力,它不但满足人的需要,而且创造人的需要。

在手机之后,应该说一说电脑。

如果从蔡伦造纸算起,纸笔的使用将近两千年了。两千年里,人类一直是用笔把文字写在纸上,这样来传递和保存信息、思想、作品的。倘若塞万提斯、歌德、托尔斯泰复活,来到今天的书房,看见作家们一个个都眼睛盯着屏幕在敲键盘,一定会惊诧不已。不用说过去世纪的作家了,即使活在当代的我,与纸笔为伴几十年,何尝想到有一天书桌上放的不再是纸笔,而是一台电脑。

我从1994年开始用电脑写作,算比较早的。不好意思的是,我这个一向自称对现代文明怀有警惕的人,用上以后竟再放不下了,离开了电脑简直不愿写也不会写任何东西。和纸笔相比,电脑真是既快捷又方便。以前用笔在稿纸上一格一字地写,自嘲为爬格子,着实辛苦。当时最头疼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修改,在稿纸上涂涂改改,经常涂改得面目全非,只好换一张稿纸从头再来。二是留底,稿子邮寄出去,寄丢了就白写了,即使没有寄丢,编辑给你乱改,你的原版从此在世界上消失,所以底稿是一定要留的,但无论誊抄、复写还是去单位复印,都十分麻烦。有了电脑,这两个问题不复存在,在电脑上增删挪移,页面始终整洁美观,完稿后保存和备份也不费吹灰之力。有一段时间,还必须打印出来再邮寄给编辑,“伊妹儿”诞生之后,这也不需要了,鼠标一点,稿子立即进了编辑的邮箱,何等便捷。

当然,用电脑写作也有烦恼,比如说,因为病毒或故障,保存的文档打不开了,甚至不翼而飞了。在用电脑的十几年里,我丢失过一些文稿,很是心疼。当年刚用电脑,中文软件好像叫WPS,后来屡屡换代,这种软件早已绝迹,而我又没有及时转换文档格式,使得若干早期文稿永远成了乱码。不过,算起总账来,得还是远大于失,而技术产生的问题也总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得到解决。

我这里说的是电脑给文字处理带来的变化,至于图像的处理,变化就更大了。对于老百姓来说,摄影曾经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从买胶卷到冲洗,成本颇高,也就节假日玩玩而已。随着数码相机的诞生和普及,摄影已经成为一种最大众化的业余爱好。既然可以随意选留所拍的影像,拍摄时心态就非常放松,而拍摄完了存入电脑,在屏幕上就可以欣赏。配一台打印机,还可以自己打印,彻底摆脱了对照相馆的依赖。数码技术发展之快,功能之先进,已大有淘汰光学相机的趋势,使得专业的摄影家也纷纷从暗室中解放出来,变身为电脑工作者了。

天哪,还有互联网!在互联网面前,上述种种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什么是全球化?互联网就是全球化。打开网页,全世界今天发生的事立刻呈现在眼前。有一台安装宽带的电脑,或者一部可以上网的手机,无论身在何处,世界各地的新闻全在你的囊中了。互联网真正使天涯变成了咫尺。

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是说不尽的,它不但使你可以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而且使你可以坐在家里办公、购物、炒股、交友。通过互联网,政府向老百姓发告示,老百姓向政府发牢骚。也通过互联网,无数潜在的作家有了发表自己的小情调或大手笔的场所。

可是,对于互联网,我到底知道些什么?我必须承认我的无知,因为我上网太少,连自称网民的资格也没有。我上网仅限于做两件事。一是有目的地搜索资料,为此我感谢搜索引擎的发明,它的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二是写博客和看留言。我同样感谢博客,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形,一个写作者能够如此迅速地听到众多读者的评论和心声。

然而,仔细一想,我对手机和电脑又知道些什么?我是很晚才有一部手机的,而且平时不开机,基本上只用来收发短信,因为我怕有太多的打扰。我用电脑虽然比较早,但也基本上只用来写作,因为我没有工夫用它干别的。我对手机和电脑的诸多功能是陌生的,这些功能对于我等于不存在。

这种情况好不好呢?我想,至少对我来说是好的,我借此既让这些现代化信息设备为我所用,又避免了它们对我可能产生的害处。什么害处?比如说,我无法想象自己成为一个寄生在网络上的网虫,一个耽于电脑游戏的玩主,一个总在接听手机的忙人。尽管如此,我仍不能躲避掉所有的害处,其中之一是,我不再有手稿,和朋友之间也不再有本来意义上的书信往来。偶尔翻出所保存的从前的手稿和朋友来信,看着这些渐渐发黄的纸和渐渐变淡的字迹,心中不禁怅然。

我为信息化时代唱赞歌,但有所保留,唱的是一曲有保留的赞歌。

2008.9

资源八年半:寂寞而珍贵的岁月

大学毕业后,我在广西资源县工作和生活了八年半。回想起人生中这一段岁月,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文化大革命”第三年,工宣队进驻北大,迅速把两届毕业生分配掉。据说广西当时的负责人向中央要了大批毕业生,我班二十五人,去广西的确最多,达十一人。分配方案宣布,浙江有五个名额,家在江南的同学都想去,问我不去行不行,我说可以,结果我被分配到了广西。分到广西的人先在湖南洞庭湖农场锻炼一年半,结束后,宣布具体地点,我是南丹县,另一个同学是资源县,他问我肯不肯交换,我的回答也是可以,结果我去了资源。

1970年3月,我离开农场,奔赴那个好不容易从地图上查到的小小的点。客轮在苍茫的洞庭湖上航行,我心中也是一片迷茫。其实,去什么地方,我不在乎,使我迷茫的是不知在那里能否生活得有意义。我在长沙上岸,乘火车到桂林,第二天早晨乘长途汽车去资源。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颠簸盘旋,一边是崖壁,另一边是深谷,路面窄而不平,迎面错车相当惊险。车窗外水气迷蒙,似雨似雾,罩住了群山。下午四点钟左右,终于到达县城。

资源是一个小县,人口仅十万略多,坐落在越城岭山脉上。县城也很小,建在山坳里,抬头看四面都是山,居民不过几千,只有一条街,几分钟就能走完。我一直在上海和北京生活,并不喜欢大城市的喧闹,乍到这么一个小山城,反觉得清静可喜。我还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色,真正是山清水秀。资源是资江的发源地,因此而得名。这条清澈而又湍急的河流从此成了我的密友,我常常站在县城一侧的那座大桥上,看江水滚滚北流,发出永不止息的轰响。春天来临,到县城周围的山谷里走一走,到处静悄悄的,殷红的杜鹃花在涧边、在山坡、在打柴的小姑娘手中绚烂地开放着。

在县里工作,下乡是经常的事。我喜欢下乡。第一次是去最偏远的两水公社,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两水是苗乡,景色很美,两条溪流穿越群山,把村寨连接起来。溪上这里那里筑有桥亭,是当地一大特色。顾名思义,桥亭既是桥,又是亭,木结构,瓦顶,两边木栏杆内侧有两排长凳,村民们出工前在那里集合,夏夜在那里乘凉。民风十分淳朴,多数妇女儿童没有出过乡,以至于我这个脸上架着两片玻璃的人几乎被当成了怪物,看见了我,或发出哄笑,或撒腿飞逃。不过,我很快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我在一个多子女的人家住了一个月,这个家庭真的很穷,几根辣椒放在灶膛里烤一烤,然后捣碎,撒一把盐,就是下饭的菜了,基本上顿顿如此。我始终很愉快,相处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欢我。尤其那个十九岁的女儿,每见到我就特别高兴,总是甜甜的笑脸,还兴致勃勃地教我讲苗话。临别那天,男主人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喃喃说:“对不起……”我知道他是为他家的穷内疚,便赶紧不让他说下去。我正奇怪没有看见那个女儿,她出现了,塞给我一包刚炒好的热花生。她天天穿着补丁衣,现在特意换了一件新衣服为我送行,并且因为我的离去而闷闷不乐。我心中十分感动,但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来。

资源是美丽的,也是贫穷的。我走了全县七个乡的许多村庄,还常在某一个村里长住,这叫作蹲点,每次少则几个月,多则一整年。经常在农村,我对农民的艰难也就有了切身的感知。他们的艰难,很大一部分是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的,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所谓科学种田,强制推广双季稻和相应的水稻矮秆品种,即使颗粒无收,也不得违抗。另一是大刹副业,所谓副业,几乎囊括除种粮食之外的一切经济活动,一律被判为资本主义倾向,严格禁止。我在资源生活的收获之一,是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一点感性的了解。以前我容易把农村想象成远离政治的桃花源,其实大谬,中国农民身受太多的束缚,而当时最大的束缚恰恰来自政治。这种政治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名义把农民树为假想敌,给农民的正常经济活动设置重重障碍。事实上,中国农民之苦,大半来自人为。现在国情有了很大变化,但农民所受的其他束缚仍太多。农村问题的解决说简单也简单,第一步是解除加于农民的种种无理束缚,使他们真正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地位。

在大学做讲座时,经常有学生问我,资源岁月对于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有什么影响。我的回答是,最重要的是使我有了一种定力,不管环境如何,都坚持不懈地去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我到资源那一年,分配到这个小县的大学生多达六十几人,其中只有我一人被安排在县政府工作。在那个年代,一个年轻人若想混得比别人好,唯一的选择是走仕途,而我似乎获得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但是,我很快发现,这条路不适合于我。最大的问题是,我改不掉书生的积习,除了应付交给我的工作外,多数时间闭门读书和写作。因为这个原因,上司和同事批评我放不下大学生的架子,脱离群众。其实,我放不下的只是书罢了,除此之外,我是很随和的,一般百姓特别是农民从来不说我有大学生架子。

既然改不掉这个“缺点”,自然就升迁无望了。不过,看清了这种情形的必然性,我也就不在乎了。我不但没有升迁,而且在担任县委宣传部干事四年之后,便“下放”到位于一个公社的县党校去做教员了。那是两排破旧的平房,坐落在一片人烟稀少的田野上。一到夜晚,周围黑洞洞的,空旷一片,萤火虫一闪一闪,蛙和昆虫们单调地鼓噪着,我独自坐在屋子里,真感到与世隔绝,心里淡泊极了。屋子十分简陋,老鼠猖獗,蚊蝇和各种虫子乱飞。从物质条件看,比在县城差了许多。但是,这里工作简单,除有时办班开课外,大量时间可供自己支配,这就比什么都好。

若问我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其实很可怜。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找书读和写点东西罢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术和文学刊物皆已停办,报纸只刊登统一口径的政治宣传,我写的东西根本无处发表。在当时,我坚持读书和写作,不折不扣是出于自己的精神需要。我心想,处境优劣,地位升降,由不得我自己,有没有真才实学,却在于我自己了。我只追求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去考虑不由我支配的事情,也就落得了一个心安理得。荀子的话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因此君子“日进”,小人“日退”。我看不到自己在现实中有什么前途,但是,这种处境反倒使我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自信。我相信,我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因为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现在处境恶劣不能使我止步,一旦处境好转同样也不会使我止步。也许,牢固地确立一种做人原则,看重内在的精神性成就远超过外在的社会性成功,便是资源八年半历练的最大收获吧。

当然,八年半的历练绝不轻松。在这个深山小县里,岁月似乎停止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过着不变的日子。多少个黄昏,我站在田野上,怔怔地望着云雾重重的远方,感到苦闷和绝望。那时的感觉是,我将终老这里了。但是,即使如此,我仍愿意是我自己,不肯为了觅一条出路而违心做人做事。我不知道的是,岁月其实并没有停止,它在寂静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带往一个适合于我生长的地方。1978年10月,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走出资源,也走出广西,回到了我的精神故乡北京。

资源,一个让我既伤感又怀念的地方,那里藏着我生命中许多个寂寞的日子,而这些寂寞的日子组成了我生命中一段极其珍贵的岁月。我对资源的感情是复杂的,但其中决没有怨恨。我清楚地知道,我在那里的经历不过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罢了,倘然当年我被分配在另一个地方,情形不会有多大不同。2004年5月,在阔别多年之后,我携家人重返资源,看到那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从桂林进资源要坐差不多一整天汽车,现在公路改线并拓宽,两小时就到了。那里的旅游业方兴未艾,使我有机会第一回乘船游资江,领略到了沿江的秀丽景色。在船上闲聊,一位女士告诉我的妻子,我在资源时是许多姑娘的暗恋对象呢。我听见了,笑说:哇,怎么不早告诉我呀,那样我的八年半就不至于过得如此冷清了。

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