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任何美好的享受都有赖于一颗澄明的心，当一颗心在低劣的热闹中变得浑浊之后，它就既没有能力享受安静，也没有能力享受真正的狂欢了。

圆满的平安夜

今年春天，女儿养了两只小鸭，一黄一黑，她称它们为小黄和小黑。小黄不几天就死了，小黑的身体也不健壮，在妈妈的建议下，她把它放养在陶然亭公园的湖里了。

我常到公园散步，每次必去探望小黑。我发现，那里放养的家鸭，除小黑外，还有一只黑的和一只黄的，它们聚在大湖旁的一个池塘里，一天天长大。不久后，它们都长成了大鸭，两只黑鸭非常漂亮，一身黑亮的羽毛，尾羽两侧却雪白，颈羽闪着蓝光，看上去很像公野鸭。我真为我们的小黑自豪。

后来，它们突然从池塘里消失了。我终于发现，原来它们转移到了大湖里，加入了野鸭的队伍。那只黄鸭总是游离在队伍的边缘，两只黑鸭却非常合群，混在野鸭群里几乎乱真，但我心里清楚它们是家鸭。

冬天来了，十一月初的那三场大雪之后，湖面冰封了。我很担心这三只家鸭的命运，野鸭能飞走，它们怎么办呢？好在天气突然转暖了，已经冰封的湖面迅速解冻了，奇迹般地重现了满湖碧波的景象。家鸭们又有几天好日子过了，我看见它们和野鸭一起在湖中逍遥地游弋。

但是，好运不会久留，我心中仍充满忧虑。十二月上旬，气温骤降，湖面又冰封了，冻得严严实实。湖上已不见鸭的踪影，野鸭一定飞走了，三只家鸭去哪里了呢？

一天早晨，我再去公园，看到了悲壮动人的一幕：在靠岸的冰面上，有四只鸭子，其中两只正是那漂亮的黑家鸭，而另两只竟是母野鸭！它们已经彼此结成了伴侣，而为了爱情，这两只母野鸭毅然守着自己的异类丈夫，不肯随同类飞往温暖的远方。现在，两对情侣无助地站在冰上，瑟瑟发抖，命在旦夕。

我久久地站在岸上，为我看到的景象而悲伤、而自责。当初若不把小黑放养在湖里，至少会少一个殉情者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听任不管是悲剧，拆散它们也是悲剧。

这天之后，那只黄家鸭再也没有出现。它是一只母鸭，长得很肥，我听几个老人站在岸上议论，其中一个老妇做了一个朝嘴里送食物的手势，笑着说：已经被“米西”了。我心中一痛，知道等着小黑的命运不是冻死，就是也被“米西”。

万般无奈，我只好在博客上呼救，请动物保护人士用最妥善的办法救救这两对情侣。新浪主页把我的博文放在了首页上，反应强烈，众声喧哗，但无人能提出实际可行的办法。

我仍天天去看这两对情侣。天气越来越冷，它们坐在冰上，都垂着脖子，看样子有些坚持不下去了。第四天，我看到的情景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冰上只有两只黑家鸭了，那两只母野鸭飞走了。

我想起了一位朋友的冷嘲之语：世上哪有永恒的爱情！真是这样的吗？我仿佛看见，两只母野鸭终于看穿自己的家鸭丈夫不是同类，于是义愤填膺地痛斥它们是骗子，怒而起飞，两对情侣不欢而散。不，不会这样的，它们不是人类，不会如此无情。实际的情形更可能是，它们实在熬不下去了，为了自保，只好向家鸭丈夫挥泪话别，许诺下辈子投生家鸭，重结良缘，然后依依不舍地飞离，一边还泪汪汪地回头张望。

唉，不管哪种情形，可怜的丈夫们终归是被遗弃了，从此只好独自受难了。

不曾料到，这个悲剧故事再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就在遭到遗弃的第二天，天气又一次转暖，岸边的冰化冻了，两只公家鸭悠闲自在地站在靠水的冰上，吃着游人抛过去的食物。第三天，一只母野鸭飞回来了，从此天天守着两只公家鸭没有再离开。有趣的是，这一母二公永远保持着固定的队形，一母居中，二公在两侧，仿佛彼此有一个温暖的约定。在我的想象中，当初这只母野鸭无疑属于挥泪而别的情形，而那只一去不返的母野鸭则很可能属于不欢而散的情形。看来，和人类一样，禽类的个体也有多情和寡情之别。

三只鸭子的命运成了我们一家人每天讨论的题目。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必须给它们寻找一个新家。妻子突然想到了“锦绣大地”。这是位于京西的一个大农场，那里有一片辽阔的人工湖，湖水循环，常年不冻，湖中养着天鹅等珍禽。她立即给我们的朋友于基打电话，于基慨然允诺，不忘以他一贯的风格调侃说：“让国平除了关心鸭子，也关心一下人，有空来看我们一眼。”

太好了，鸭子得救了。可是，怎么把它们捕捉到手呢？我们和公园管理处联系，说明情况，他们同意我们捕捉，但表示爱莫能助。这三只鸭子总是在水那边的薄冰上活动，我们购置了捞鱼的大网，但一旦靠近，它们立即朝远处走去，网杆根本够不到。它们当然不会知道我们的一番好心。

只能等待。我仍然天天去看，准备相机行事。我在等再次降温，冰结得更厚实了，就可以走到冰上去捕捉了。不过，那时候，别人也很容易捉到它们，所以必须盯紧，我仿佛看见有许多双食客的眼睛也在盯着它们。

天越来越冷了，开始有人在冰上走了，但鸭子所停留的地方冰还比较薄。有一天，我在原处找不到它们了，心情无比沉重。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妻子和女儿去寻找，在附近一座小桥下发现了它们，那里风大，湖水未冻，成了它们的新避难所。

今天上午八时，我进公园，又大惊失色。但见那一只母野鸭孤零零地站在冰面上，仰着长脖子，嘎嘎地哀鸣，两只公家鸭没有了影踪。一位老先生站在我旁边，也在看哀鸣着的母野鸭，我听见他嘟哝道：“怎么把那两只鸭子都抓走呢，它没有伴了。”我赶紧问：“谁抓走的？”他指给我看正在对岸走的一个老妇，那老妇手中提着一只红布袋。我冲上小桥，老妇恰好迎面走来，狭路相逢，我一把夺住她手中的布袋。周围有好几个老人，纷纷谴责她。她讪讪地解释道，她不是抓回去吃的，是怕它们过不了冬，要带回家养起来。老妇面善，我相信她的话。经我说明原委，她把鸭子放了。

幸亏今天我是在老妇捉鸭子的这个时刻去公园的，早一点或晚一点，它们的下落就成了永远的谜。事不宜迟，必须立即行动了。傍晚，我和妻子去公园把两只公家鸭捉回了家。本想把母野鸭也一齐捉了，但它飞了起来，落在远处的冰上，也是仰着脖子嘎嘎地哀鸣。对它倒不必太担心，它自己会飞往温暖的地方的，当然，我们更希望它能辨识路径，去和它的伴侣团聚。

回到家里，我们把两只鸭子放在浴室里，给它们拍照，女儿也和它们合影。自从春天放养后，小黑是第一次回家，当初系在它的一条腿上的小白绳还在呢，因为日晒雨淋，已经变成黑色。它们都很惊慌，仿佛大难临头似的，哪里想得到是天大的好事在等着它们。

十五分钟后，我和妻子上路，驱车向“锦绣大地”驶去。到了那里，天色已黑，在车灯的照射下，可以看见湖上波光粼粼，不远处的小岛上停留着一只孔雀。我们把纸箱打开，把两只鸭子抱起来，放到湖岸上。只见它们都立刻张开了翅膀，一边欢快地嘎嘎叫着，一边向湖里扑去，两个背影依稀可辨，一眨眼就没了踪影。我永远忘不了它们展翅向湖里扑去时的快乐模样，在把它们放到湖岸上的那一瞬间，它们显然立刻明白了事情的真相。这是一个无比幸福的瞬间，分不清是鸭子更幸福还是我们更幸福。

一个多么圆满的平安夜。在这同一个夜晚，我的新作《宝贝，宝贝》也写完了最后一个字。

2009.12

春节，把心静下来

一

答应写一篇关于春节的文章，坐到电脑前，才发现答应得太冒失。

要命的是，我这个人好像是不过春节的。

在我的记忆中，过春节还是小时候的事情。那时候，一临近过年，爸爸妈妈就忙碌起来，开始置办年货，而我们这几个孩子则兴奋地围着他们转。对于我们来说，过年首先意味着能够吃到好东西了。其实，所谓好东西，不过是花生、糖果、糕点之类罢了，在那个贫困的年代，这些东西平时不易吃到。当然，还有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还有年初一早晨的汤圆。上海人称汤圆为圆子，除夕那天，家家户户都从房间角落里搬出小石碾，把浸泡好的糯米磨成粉，包出一批豆沙馅、芝麻馅和猪肉馅的圆子备用，那是最有节日气氛的情景。圆子是大馅的，个儿比一般元宵大许多，非常好吃。除了吃，过年还意味着可以穿上新衣裳，跟父母走亲戚，再奢侈一点，到城隍庙买一盏灯笼，到“大世界”看一场戏。

我对过年的兴趣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至少从上中学开始，过年就不太能让我兴奋了。我喜欢独处，喜欢看书，过年的热闹让我烦。这副落落寡合的脾气在上大学后达于顶点，过年时，寒假留校的同学聚在一起玩闹，唯有我躲进了阅览室里。走出校门，在广西一个小县工作许多年，基层的环境愣是没能把我改造过来。逢年过节，人们照例是聚餐打牌，我把自己关在我的小屋里，热闹海洋中的一座安静小岛，这真是美好的时光，说不尽的寂寞，说不尽的充实。我不认为我这种喜静不喜闹的性格是优点，实际上它也让我吃了一些苦头，只是天性如此，只好顺其自然。

自从我自己当了爸爸，我对春节乃至各种节日又重视了起来，那当然是为了让孩子高兴。由此我明白，当初我的爸爸妈妈兴冲冲地为过年忙碌，其实动力也是我们这几个孩子的企盼。孩子是节日的主人公，一切欢乐的节日同时也都是儿童节。节日的来由各不相同，都是神给孩子的礼物。在孩子惊喜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春节和一切快乐节日的最可爱的价值。

二

其实我知道，节日是应该热闹的，不热闹不成其为节日。尤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那基本上就应该是狂欢节。在古代，许多民族都有类似于狂欢节的盛大节日，其特征是打破日常的禁忌，让平时受压抑的原始本能尽兴释放出来，人仿佛回到了自然状态。要说热闹，今天文明民族的节日哪里能和这些古代的节日比。

就热闹程度来说，现在的春节也大不如从前了。从前的春节，从除夕到元宵，连续半个月，是一个长长的节日，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开庙会，演百戏，一片喜洋洋。冬去春来，这个农业民族的休整期即将结束了，春节是一年忙碌开始之前的最后的狂欢。相比之下，现在的春节，不但时间短多了，而且欢度的方式也相形见绌，庙会、游乐、宴席都成了商机，失去了普天同庆的民俗意味。

生命需要欢乐，平凡的日常生活需要用节日调剂，热闹无可非议。可是，倘若人们平时的日子就过得十分热闹，过节又当如何？我们的先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的节奏与自然一致，日子过得忙碌然而安静。对于他们来说，节日是忙碌中的休憩，安静中的热闹。现代人却忙碌得何其不安静，充满了欲望、焦虑、争斗、烦恼。在今天，相当一部分人的忙碌生活是由两件事组成的——弄钱和花钱，这两件事制造出了一系列热闹，无非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人生任何美好的享受都有赖于一颗澄明的心，当一颗心在低劣的热闹中变得混浊之后，它就既没有能力享受安静，也没有能力享受真正的狂欢了。这样的人能够怎样过节呢？不过是把平时那种低劣的热闹放大，从而使之变得更加低劣罢了。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天，日子过得忙碌而热闹是一种普遍状况，人们把太多的精力花在挣钱和消费上面了。针对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在春节长假里，不但停止忙碌，而且停止热闹，不去旅游热点，不去娱乐场所，就坐在自己家里，与亲人相对，最多邀二三好友，过一个清静的节日。节日应当不同于平时，昔人静极而动，我们动极而静，不都是合乎逻辑的吗？

三

“通宵达旦地坐在喧闹的电视机前，他们把这叫作过年。”

“我躲在我的小屋里，守着我今年的最后一刻寂寞。当岁月的闸门一年一度打开时，我要独自坐在坝上，看我的生命的河水汹涌流过。这河水流向永恒，我不能想象我缺席，使它不带着我的虔诚，也不能想象有宾客，使它带着酒宴的污秽。”

我写上面这一段文字，应该是在二十年前了吧。从那时到现在，岁月的闸门又打开了许多次，我的生命的河水已经流走了太多。每到旧年离去，新年到来，我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我对守岁的理解与许多人不同。许多人的守岁，是大家聚在一起，往往还是聚在电视机前——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看着“春晚”，等着那一记钟声，犹如一声令下，大家一齐欢呼、拥抱、祝福。这是什么守岁啊！世上哪有众人共有的“岁”啊！也许他们守的是新岁，那随着一记钟声而开始的新的一年，因为尚未打上任何人的生命印记，因此尚可说是大家共有的。可是，真正应该守的是旧岁，那离去的一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它都是独特的，是他的生命的一个不可重复的片段，铭刻着他的特殊的悲欢和经历，而它却永远地消逝了。守岁是一种诀别，必须独自面对，一个人怎么能把自己生命的如此珍贵的片段和众人的片段混在一起，让它不明不白地消逝，因而真正消逝得无影无踪呢。

所以，在我看来，过年是一个机会，它提醒我们，岁月易逝，生命有限，这岁月不是笼统的岁月，而正是你的岁月，这生命不是抽象的生命，而正是你的生命。你也许有点儿伤感，但有点儿伤感没什么不好。你必须心疼你的生命，才会好生照料它，必须怜惜你的昨天，才会珍惜你的明天。在平时的匆忙中，我们的那个最本真的自己往往遭到了忽视和冷落，甚至可能迷失了，那么，现在让我们把它找回来，让我们亲近它、爱护它，带着它重新上路，从此不再把它丢失。

一年忙到头，忙于劳作，忙于交往。过年的时候，劳作暂停了，交往也节制一点吧，无论外面多么热闹，也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吧。把心静下来，与正在离去的旧的“我”道一个别，向正在到来的新的“我”许一个愿，这岂不是处在新旧之交的此时此刻的“我”最应该做的事？看见有的人用大量应酬和交际把春节填得满满的，不给自己留一点时间，我实在费解，他们真是太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

四

人最宝贵的东西，一是生命，二是灵魂。人生最美好的享受，一是生命的祥和，二是灵魂的安宁。如果说独处是享受灵魂的安宁，那么，团圆便是享受生命的祥和。中国人是最看重家庭的，节日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团圆。春节尤其如此，无论相距多么远，一定要日夜兼程、风尘仆仆，只为在除夕之前赶回家，一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年夜饭。倘若有人缺席，在场者和缺席者都会觉得是极大的遗憾。

用现代标准看，小家庭——夫妻及未成年子女——能团圆就可以了，而团圆应是常态，不限于过年之时。曾经有一个时期，在城镇人口中，夫妻两地分居十分普遍，并且人为地不予解决，只好盼在春节时相聚，而农民中绝无此种现象。现在情况正相反，城里人很少分居了，可是，农民的小家庭几乎没有不妻离子散的。一年一度的“春运”，基本上就是农民工的回乡和返城大潮。他们只在春节才有假期，才能团圆，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为城市化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我无法破解这样的难题。我只能说，亲情是人生的重要价值，人人都应有权享受，而享受到的人都应懂得珍惜。

2008.12

一曲有保留的赞歌

一

必需品与奢侈品的界限真是非常相对的。有一些东西，今天已经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必需品了，退回到二十年前，即使上流人士也是做梦想不到要拥有的。

最显著的例子是手机。

就说二十年前吧，我研究生已毕业，住在单位的宿舍里。那时候，普通家庭安座机电话的也不多，因为初装和月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与亲朋的联络，主要靠公用电话。小区里的公用电话，一般设在自行车的存车处，由看车人代管。若有电话打进来，看车人就到宿舍窗户外大声呼唤，这叫作传呼电话。一听到传呼，我必须立即放下手头的一切，向存车处狼狈冲刺。公用电话用的人多，去迟了，电话被挂断，往往要等很久才轮上打。

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联络已如此不方便，异地就更甚了。打长话是一件很奢侈的事，轻易不敢问津。有紧急的事情，就发一封电报，为了节省费用，挖空心思把字数减到最低限度，被称作电报文体。出差在外，人分两地，多么想念也只好忍着，分离得长久就写信倾诉，雁书往返。

其实，我和我的同龄人，一生中多半岁月都是这么过来的，说不方便仅是现在回头去看的感想，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曾几何时，传呼电话已是遥远的记忆，电报也差不多成为古董了。今天的年轻人在手机普及的环境里生长，他们一定会觉得用手机联络是天经地义之事，难以想象曾经有过那么原始的通信时代。那么原始！可那不过是一二十年前啊！

的确，信息技术发展之快，其产品普及之神速，令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手机刚在市场上出现，形状如一块笨重的砖头，俗称大哥大。我猜测，如此命名的含义，一是因为体积大，二是因为大款才买得起。当时在街上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景象：一个生意人把脸贴在这么一个乌黑的重家伙上，扯着嗓子喊叫。为什么要扯着嗓子呢？大约因为那时无线传送的信号太弱吧。我相信，看见这个景象的人，不管心里是鄙夷还是羡慕，多半不会想到自己不久后也将拥有手机，而且其外观之美丽，体态之灵巧，性能之先进，都是大哥大望尘莫及的。如今，手机已经普及到了这个程度，即使是农民工、保姆、收废品的，基本上人手一部。不分阶层、地位、职业，大家似乎一致感到，倘若没有手机，这日子简直没法过。

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手机，而习惯成自然，手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活必需品。随身携带手机，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要找的人，随时随地可以和亲朋通话，随时随地可以谈生意、诉衷情、拉家常，我们从前没有这样的需要，这些需要是手机制造出来的。手机雄辩地证明了技术的威力，它不但满足人的需要，而且创造人的需要。

二

在手机之后，应该说一说电脑。

如果从蔡伦造纸算起，纸笔的使用将近两千年了。两千年里，人类一直是用笔把文字写在纸上，这样来传递和保存信息、思想、作品的。倘若塞万提斯、歌德、托尔斯泰复活，来到今天的书房，看见作家们一个个都眼睛盯着屏幕在敲键盘，一定会惊诧不已。不用说过去世纪的作家了，即使活在当代的我，与纸笔为伴几十年，何尝想到有一天书桌上放的不再是纸笔，而是一台电脑。

我从1994年开始用电脑写作，算比较早的。不好意思的是，我这个一向自称对现代文明怀有警惕的人，用上以后竟再放不下了，离开了电脑简直不愿写也不会写任何东西。和纸笔相比，电脑真是既快捷又方便。以前用笔在稿纸上一格一字地写，自嘲为爬格子，着实辛苦。当时最头疼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修改，在稿纸上涂涂改改，经常涂改得面目全非，只好换一张稿纸从头再来。二是留底，稿子邮寄出去，寄丢了就白写了，即使没有寄丢，编辑给你乱改，你的原版从此在世界上消失，所以底稿是一定要留的，但无论誊抄、复写还是去单位复印，都十分麻烦。有了电脑，这两个问题不复存在，在电脑上增删挪移，页面始终整洁美观，完稿后保存和备份也不费吹灰之力。有一段时间，还必须打印出来再邮寄给编辑，“伊妹儿”诞生之后，这也不需要了，鼠标一点，稿子立即进了编辑的邮箱，何等便捷。

当然，用电脑写作也有烦恼，比如说，因为病毒或故障，保存的文档打不开了，甚至不翼而飞了。在用电脑的十几年里，我丢失过一些文稿，很是心疼。当年刚用电脑，中文软件好像叫WPS，后来屡屡换代，这种软件早已绝迹，而我又没有及时转换文档格式，使得若干早期文稿永远成了乱码。不过，算起总账来，得还是远大于失，而技术产生的问题也总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得到解决。

我这里说的是电脑给文字处理带来的变化，至于图像的处理，变化就更大了。对于老百姓来说，摄影曾经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从买胶卷到冲洗，成本颇高，也就节假日玩玩而已。随着数码相机的诞生和普及，摄影已经成为一种最大众化的业余爱好。既然可以随意选留所拍的影像，拍摄时心态就非常放松，而拍摄完了存入电脑，在屏幕上就可以欣赏。配一台打印机，还可以自己打印，彻底摆脱了对照相馆的依赖。数码技术发展之快，功能之先进，已大有淘汰光学相机的趋势，使得专业的摄影家也纷纷从暗室中解放出来，变身为电脑工作者了。

三

天哪，还有互联网！在互联网面前，上述种种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什么是全球化？互联网就是全球化。打开网页，全世界今天发生的事立刻呈现在眼前。有一台安装宽带的电脑，或者一部可以上网的手机，无论身在何处，世界各地的新闻全在你的囊中了。互联网真正使天涯变成了咫尺。

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是说不尽的，它不但使你可以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而且使你可以坐在家里办公、购物、炒股、交友。通过互联网，政府向老百姓发告示，老百姓向政府发牢骚。也通过互联网，无数潜在的作家有了发表自己的小情调或大手笔的场所。

可是，对于互联网，我到底知道些什么？我必须承认我的无知，因为我上网太少，连自称网民的资格也没有。我上网仅限于做两件事。一是有目的地搜索资料，为此我感谢搜索引擎的发明，它的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二是写博客和看留言。我同样感谢博客，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形，一个写作者能够如此迅速地听到众多读者的评论和心声。

然而，仔细一想，我对手机和电脑又知道些什么？我是很晚才有一部手机的，而且平时不开机，基本上只用来收发短信，因为我怕有太多的打扰。我用电脑虽然比较早，但也基本上只用来写作，因为我没有工夫用它干别的。我对手机和电脑的诸多功能是陌生的，这些功能对于我等于不存在。

这种情况好不好呢？我想，至少对我来说是好的，我借此既让这些现代化信息设备为我所用，又避免了它们对我可能产生的害处。什么害处？比如说，我无法想象自己成为一个寄生在网络上的网虫，一个耽于电脑游戏的玩主，一个总在接听手机的忙人。尽管如此，我仍不能躲避掉所有的害处，其中之一是，我不再有手稿，和朋友之间也不再有本来意义上的书信往来。偶尔翻出所保存的从前的手稿和朋友来信，看着这些渐渐发黄的纸和渐渐变淡的字迹，心中不禁怅然。

我为信息化时代唱赞歌，但有所保留，唱的是一曲有保留的赞歌。

2008.9

资源八年半：寂寞而珍贵的岁月

大学毕业后，我在广西资源县工作和生活了八年半。回想起人生中这一段岁月，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文化大革命”第三年，工宣队进驻北大，迅速把两届毕业生分配掉。据说广西当时的负责人向中央要了大批毕业生，我班二十五人，去广西的确最多，达十一人。分配方案宣布，浙江有五个名额，家在江南的同学都想去，问我不去行不行，我说可以，结果我被分配到了广西。分到广西的人先在湖南洞庭湖农场锻炼一年半，结束后，宣布具体地点，我是南丹县，另一个同学是资源县，他问我肯不肯交换，我的回答也是可以，结果我去了资源。

1970年3月，我离开农场，奔赴那个好不容易从地图上查到的小小的点。客轮在苍茫的洞庭湖上航行，我心中也是一片迷茫。其实，去什么地方，我不在乎，使我迷茫的是不知在那里能否生活得有意义。我在长沙上岸，乘火车到桂林，第二天早晨乘长途汽车去资源。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颠簸盘旋，一边是崖壁，另一边是深谷，路面窄而不平，迎面错车相当惊险。车窗外水气迷蒙，似雨似雾，罩住了群山。下午四点钟左右，终于到达县城。

资源是一个小县，人口仅十万略多，坐落在越城岭山脉上。县城也很小，建在山坳里，抬头看四面都是山，居民不过几千，只有一条街，几分钟就能走完。我一直在上海和北京生活，并不喜欢大城市的喧闹，乍到这么一个小山城，反觉得清静可喜。我还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色，真正是山清水秀。资源是资江的发源地，因此而得名。这条清澈而又湍急的河流从此成了我的密友，我常常站在县城一侧的那座大桥上，看江水滚滚北流，发出永不止息的轰响。春天来临，到县城周围的山谷里走一走，到处静悄悄的，殷红的杜鹃花在涧边、在山坡、在打柴的小姑娘手中绚烂地开放着。

在县里工作，下乡是经常的事。我喜欢下乡。第一次是去最偏远的两水公社，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两水是苗乡，景色很美，两条溪流穿越群山，把村寨连接起来。溪上这里那里筑有桥亭，是当地一大特色。顾名思义，桥亭既是桥，又是亭，木结构，瓦顶，两边木栏杆内侧有两排长凳，村民们出工前在那里集合，夏夜在那里乘凉。民风十分淳朴，多数妇女儿童没有出过乡，以至于我这个脸上架着两片玻璃的人几乎被当成了怪物，看见了我，或发出哄笑，或撒腿飞逃。不过，我很快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我在一个多子女的人家住了一个月，这个家庭真的很穷，几根辣椒放在灶膛里烤一烤，然后捣碎，撒一把盐，就是下饭的菜了，基本上顿顿如此。我始终很愉快，相处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欢我。尤其那个十九岁的女儿，每见到我就特别高兴，总是甜甜的笑脸，还兴致勃勃地教我讲苗话。临别那天，男主人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喃喃说：“对不起……”我知道他是为他家的穷内疚，便赶紧不让他说下去。我正奇怪没有看见那个女儿，她出现了，塞给我一包刚炒好的热花生。她天天穿着补丁衣，现在特意换了一件新衣服为我送行，并且因为我的离去而闷闷不乐。我心中十分感动，但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来。

资源是美丽的，也是贫穷的。我走了全县七个乡的许多村庄，还常在某一个村里长住，这叫作蹲点，每次少则几个月，多则一整年。经常在农村，我对农民的艰难也就有了切身的感知。他们的艰难，很大一部分是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的，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所谓科学种田，强制推广双季稻和相应的水稻矮秆品种，即使颗粒无收，也不得违抗。另一是大刹副业，所谓副业，几乎囊括除种粮食之外的一切经济活动，一律被判为资本主义倾向，严格禁止。我在资源生活的收获之一，是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一点感性的了解。以前我容易把农村想象成远离政治的桃花源，其实大谬，中国农民身受太多的束缚，而当时最大的束缚恰恰来自政治。这种政治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名义把农民树为假想敌，给农民的正常经济活动设置重重障碍。事实上，中国农民之苦，大半来自人为。现在国情有了很大变化，但农民所受的其他束缚仍太多。农村问题的解决说简单也简单，第一步是解除加于农民的种种无理束缚，使他们真正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地位。

在大学做讲座时，经常有学生问我，资源岁月对于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有什么影响。我的回答是，最重要的是使我有了一种定力，不管环境如何，都坚持不懈地去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我到资源那一年，分配到这个小县的大学生多达六十几人，其中只有我一人被安排在县政府工作。在那个年代，一个年轻人若想混得比别人好，唯一的选择是走仕途，而我似乎获得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但是，我很快发现，这条路不适合于我。最大的问题是，我改不掉书生的积习，除了应付交给我的工作外，多数时间闭门读书和写作。因为这个原因，上司和同事批评我放不下大学生的架子，脱离群众。其实，我放不下的只是书罢了，除此之外，我是很随和的，一般百姓特别是农民从来不说我有大学生架子。

既然改不掉这个“缺点”，自然就升迁无望了。不过，看清了这种情形的必然性，我也就不在乎了。我不但没有升迁，而且在担任县委宣传部干事四年之后，便“下放”到位于一个公社的县党校去做教员了。那是两排破旧的平房，坐落在一片人烟稀少的田野上。一到夜晚，周围黑洞洞的，空旷一片，萤火虫一闪一闪，蛙和昆虫们单调地鼓噪着，我独自坐在屋子里，真感到与世隔绝，心里淡泊极了。屋子十分简陋，老鼠猖獗，蚊蝇和各种虫子乱飞。从物质条件看，比在县城差了许多。但是，这里工作简单，除有时办班开课外，大量时间可供自己支配，这就比什么都好。

若问我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其实很可怜。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找书读和写点东西罢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术和文学刊物皆已停办，报纸只刊登统一口径的政治宣传，我写的东西根本无处发表。在当时，我坚持读书和写作，不折不扣是出于自己的精神需要。我心想，处境优劣，地位升降，由不得我自己，有没有真才实学，却在于我自己了。我只追求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去考虑不由我支配的事情，也就落得了一个心安理得。荀子的话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因此君子“日进”，小人“日退”。我看不到自己在现实中有什么前途，但是，这种处境反倒使我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自信。我相信，我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因为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现在处境恶劣不能使我止步，一旦处境好转同样也不会使我止步。也许，牢固地确立一种做人原则，看重内在的精神性成就远超过外在的社会性成功，便是资源八年半历练的最大收获吧。

当然，八年半的历练绝不轻松。在这个深山小县里，岁月似乎停止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过着不变的日子。多少个黄昏，我站在田野上，怔怔地望着云雾重重的远方，感到苦闷和绝望。那时的感觉是，我将终老这里了。但是，即使如此，我仍愿意是我自己，不肯为了觅一条出路而违心做人做事。我不知道的是，岁月其实并没有停止，它在寂静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带往一个适合于我生长的地方。1978年10月，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走出资源，也走出广西，回到了我的精神故乡北京。

资源，一个让我既伤感又怀念的地方，那里藏着我生命中许多个寂寞的日子，而这些寂寞的日子组成了我生命中一段极其珍贵的岁月。我对资源的感情是复杂的，但其中决没有怨恨。我清楚地知道，我在那里的经历不过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罢了，倘然当年我被分配在另一个地方，情形不会有多大不同。2004年5月，在阔别多年之后，我携家人重返资源，看到那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从桂林进资源要坐差不多一整天汽车，现在公路改线并拓宽，两小时就到了。那里的旅游业方兴未艾，使我有机会第一回乘船游资江，领略到了沿江的秀丽景色。在船上闲聊，一位女士告诉我的妻子，我在资源时是许多姑娘的暗恋对象呢。我听见了，笑说：哇，怎么不早告诉我呀，那样我的八年半就不至于过得如此冷清了。

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