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这里有一个胡桃，试问我们的感性认识所能觉到的是什么？首先我们的眼睛看见它是黄褐色，表面凸凹不平，再用手去触一触，是硬的，或者用鼻子嗅嗅，没有一点气味。还有什么没有呢？怕不再有什么了。这就是我们眼前对于胡桃所能感到的一些外表的东西。但我们对胡桃的认识，当然不只这些东西。除了这些外表的感觉认识之外，我们还能够认识到胡桃的各方面的关系；我们知道它可以作为人的食品，而且相当美味，相当有营养价值。我们也知道它是一种植物的种子，把它放在土里，有了适当的阳光、水分和肥料，就能生长成为树木。这些都是胡桃的性质，是胡桃这种客观事物所包含的规律。这些规律为什么会被我们认识了呢？眼前的感性认识就能直接告诉我们吗？当然不能。胡桃的肉是藏在壳里，不把它敲破，就不可能看见。胡桃树要从这颗种子里长出来，那是将来才会有的事，眼前我们的感觉，是不可能看见这一切的。我们怎样能够认识这胡桃的规律呢？照前节讲过的道理来说，是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我们先有感性认识，而且把这感性认识逐渐积累起来。我们不是今天才看见胡桃，在今天以前，我们已经有很多次看见过胡桃了，我们好多次看见别人敲碎胡桃，我们自己也敲过胡桃。如果我们是在乡村里生活，那我们也会看见过农人种胡桃树，甚至于我们自己也可能种过胡桃树。第二，在积累起来的感性认识上，我们又加上了思想的工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已把这些感性认识加以总结，把那反复发生的现象概括起来，认识出它们中间的一定不移的关系，因此也就认识了它的规律：敲开胡桃（只要不是坏了的）一定得到美味的食品，种在土地上适当的加以培养一定可以长成树木。这些步骤叫做认识的过程，就是从感性达到理性的过程。我们在过去日常生活中已不知不觉的完成了这个过程，所以今天一眼看见胡桃，不用把它打破，不用把它放在土里去栽种，已经能够推测出它会发生一些什么作用了。理性的认识，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就是能够按照一定事物的规律的知识，来推测这一事物未来的发展以及它将会发生的作用。

我们认识事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旁观的地位上去认识，一种是在实际行动中认识

但是这里有一个秘密，我们还没有说出来。前面说过：我们在以前吃过胡桃，种过胡桃树或者看见有人种过胡桃树，因此才有丰富的感性认识，才能总结成理性认识。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没有对胡桃采取过这些行动，能不能有这些认识呢？我敢说绝对不能。没有这些行动，单单看见过胡桃的外表，那么，即使反复看见过千万遍，仍然只能认识这是一个黄褐色的硬圆球，此外便毫无所知了。因此，我们对于胡桃，可以在两种不同的地位上去认识它：一种是在行动上和胡桃不发生任何关系，不敲它、不吃它、不栽种它，总之，不把它的现状加以任何改变，简单的从旁观察它，这叫做在旁观的地位上去认识事物。在这种地位上认识胡桃，我们将永远只能认识到它的外部形状，至于它的内部怎样，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有人一定要问内部怎样，那我们只好跟“不可知论”者一道走。明朝的王阳明整整用七天工夫观察竹子而没有结果，就是这样的原因。这是在一种地位上所发生的一种认识结果。另外一种地位和上面相反，是经常在行动上和胡桃发生关系，敲它，吃它，栽种它，或看别人栽种它，总之，一面改变它的现状，一面来认识它，这叫做在实际行动中来认识事物。

要在实际行动中，才能不断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和正确的理性认识

在这种地位上来认识胡桃，我们就不会永远只看见它的一些简单的外部形状，相反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的隐藏着的内容和内部关系剖露出来，把“不可知论”认为无法知道的东西经常变为可知，于是我们就常常能获得新的感性认识，能发现事物中间的新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的认识，如果再经我们亲身试过，就更能够实实在在证明它是不是确定的关系，是不是一定不移的规律。单单听人说胡桃肉味美，我们还可能半信半疑，要是我们自己也吃过，那就完全无疑了。单单听人说胡桃是植物种子，我们还可以怀疑，如果我们自己也种过或亲眼看见人种过，那就要完全相信了。所以要通过实际行动，才有可能让我们不断获得新的感性认识，并用我们的行为来切实地检查这些认识，使我们经过行动的检查证明而得到正确无误的理性认识。

说到这里，读者诸君，我要向你们道歉了！我在前面费了很长的篇幅，讲了好几次反映论，可是总没有把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讲出来，这就是人的实际行动，哲学上也叫做“实践”。由胡桃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实际行动对于我们的认识，是有决定作用的。实践是我们一切认识的基础，不论我们的感性认识或理性认识，归根到底都是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得来的。首先，实际行动使我们不断地获得很多新的感性认识，并由此形成新的理性认识。其次，我们的认识之正确与否，又要拿到实际行动中去加以检查才能得到证明。“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只有指导实践获得成功的规律知识，才是正确的知识。如果在实践中碰了钉子，或部分地碰了钉子，就证明这种知识是完全错误或部分错误，必须加以抛弃或修改。总之，认识是服从于实践的，做什么，才要学什么，也只有在做的过程中间，才能够确确实实地学到一些东西。如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各方面的问题，也只有在解决中国各方面的革命问题的实际行动当中，才能逐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好。脱离了实际行动的地位，我们的认识就会停止不进，就不能得到正确的规律知识。

实际行动有两种：一、改变自然；二、改变社会

我们这里所说的实际行动或实践，是改变事物的行动，是打破胡桃壳的行动，是要打破现状，而不是保守现状的行动。这样的实践有两种：一种是改变自然的实际行动，如农人种地，工人做工，这种行动又叫做生产的实践，因为在这种行动中，人类就能改变自然，生产出自己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如吃的饭、穿的衣等。另一种实际行动是改变社会的行动，如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皇帝以及军阀的统治，建立民主的新社会，俄国人民推翻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等等。这种行动又叫做阶级斗争的实践，在这种行动中革命的阶级推翻腐败没落的反动阶级统治，建立新的革命阶级统治。就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改变社会的实际行动，就是反对旧社会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奴役和压迫，就是要推翻这些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者。推翻了反动统治者、建立了人民政权以后，我们除了继续肃清反动派之外，又要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进行教育改造，也要教育工人阶级自己，以便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前面曾经讲过，要想使我们自己有充分正确的认识，把事物的真实面目反映在我们的脑子里，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必须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

中国广大人民的立场，就是改变中国旧社会的立场

为什么要这样说，现在我们可以完全懂得其中的道理了。旧中国广大人民（以工人农民为主）亲身遭受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的最残酷的剥削压迫，并且也能坚决与专制独裁者和外国侵略者斗争，他们的亲身痛苦经验，使他们容易深刻认识到，要使中国进步必须努力打破这个束缚中国向前发展的胡桃壳。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不站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上，就不可能深刻认识中国民族遭受压迫的灾难之深重，就不能认识推翻这种压迫的迫切需要。抗战胜利一年不到，广大中国人民就完全认清楚了美帝国主义的豺狼面目，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反而把这豺狼认作老子，这就因为中国人民所处的地位是要打破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硬壳，要让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成长起来，而国民党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位是要保守这个硬壳，因此前者很容易（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之下）看到侵略者压迫者的凶狠面目，而后者却不容易看见，即使看见，他们也要装作看不见。专制独裁者经常玩弄手腕，假意发表许多民主的诺言，或者采取各种欺骗的措施，身受压迫的广大人民在实际行动中深刻认识到独裁者的诺言从来不会兑现，因此就比较容易了解他们的虚伪；但是一些比较处在上层地位的人，没有亲身深刻体验过受欺骗的苦味，却往往要受到迷惑，甚至有时受到反动派的收买拉拢，对专制独裁者发生各种的幻想。

不同的阶级对事物有不同的认识，就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中的立场不同

前面讲世界观问题时，曾经说过各种世界观是代表各种社会阶级集团的看法，说一切思想都有阶级性，其中道理，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了。不同的阶级，对于革命的实际斗争所处的地位也不同，有的反对革命，要保守旧社会的胡桃壳，有的坚决要革命，要打破旧社会的胡桃壳。有的比较动摇，有的完全脱离革命，但也不坚决反对革命，只站在中立旁观的地位。各阶级在革命实际斗争中各自所处的这种不同地位，使他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也有差异。脱离群众革命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受到反动势力压迫时，很容易成为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和广大人民一起行动，对于后者的伟大力量没有感性的认识，因此也就无从理解到革命的光明前途。在抗战初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发生了“唯武器论”和“亡国论”的思想，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是反对人民的，他们对于广大人民在民族战争中的伟大力量没有感性认识，他们的眼中只有敌人的强大的武装，因此“抗战必亡”就成为他们的理性认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他们的生产工作是有组织的，他们亲身体验到群众的组织和团结的力量，他们也能理解组织和团结的坚强与否能决定斗争的胜败，所以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就相信只要中国广大人民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就可以最后战胜日寇，也可以最后推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统治。

广大农民有无产阶级领导，就能够脱离宿命论的思想，而相信自己的力量能使自己解放

旧社会的农民由于生活分散，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不能形成坚强的组织，虽然对于封建统治者也能进行英勇的斗争，但因为力量不能集中、不能充分发挥，以致常常遭受失败。农民阶级的这些弱点也形成了他们的认识上的弱点，使他们对于自己的伟大力量往往缺乏信心，因此封建统治者的宿命论思想就能够影响他们。但是当他们受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团结成为强大的组织力量，并起来进行斗争，那他们就会看见新的天地，就会在思想上高度地觉悟起来，抛弃宿命论的影响，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使自己翻身。中国广大人民对反动统治者的斗争，其主要的成分，就是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自己解放自己并解放全民族的广大人民的斗争。

以上许多例子，表明各种阶级有各种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有正确的，合乎事实真理的，有错误的、违背真理的，而这些在最后都决定于一定的阶级立场。

只有和广大群众一起斗争的革命阶级，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脱离了群众的革命阶级斗争，或害怕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眼睛不敢面对客观现实，他们的思想也就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实，就会有许多错误的思想。反革命阶级与人民为敌，是反对社会的进步发展的，因此他们的思想也就成为与真理正相反对的欺骗人民的思想。相反的，无产阶级为了改造世界而领导和参加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他们的立场就使他们有可能面对客观真理，他们就有可能对于事物获得正确的认识。外国有一句话说：“压迫人的人，聪明的也会变为愚蠢。”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他们首先在感性认识上，就不会觉到（或不会深刻地觉到）被压迫是如何痛苦的事。因此也就不相信被压迫阶级一定要反抗到底，不到斗争胜利不止；因此他们就会发生错误的梦想，以为骑在人民头上做皇帝的事可以成为千秋万世的基业；因此他们就要愚蠢地向广大人民的铜墙铁壁进攻，不到自己碰死不止。希特勒、墨索里尼一群人的灭亡，就是外国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的愚蠢行为的榜样，慈禧太后、袁世凯、北洋军阀，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倒台，就是中国压迫人民的反动阶级的愚蠢行为的榜样。要想不愚蠢，要想有正确的思想，最根本的条件，是要站稳革命的阶级立场，要站稳广大人民的立场。小生产者和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私的立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立场，都是妨害正确认识的，而后者的立场甚至于还要走向有意地隐瞒真理和诈骗行为。无产阶级的集体生活、集体斗争的立场，把个人利益服从子集体的利益，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立场，是保证我们没有主观成见，虚心学习，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立场。这也是共产党人的立场。

正确的理性认识能使我们预见将来，指导行动，不至于走错路

前面我们讲革命的实践如何产生正确的认识，现在我们又要反过来讲一讲，正确的认识对于革命的实践是如何重要。我们的认识通过改变世界的实践由感性阶段达到理性阶段，而理性认识就使我们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有了这种规律知识，我们对于周围事变的发展前途就能有先见之明，就能够预测某些事物将来一定要发生发展，以及如何发生发展，某些事物一定要消灭，以及如何消灭。我们就能照着这些预测去定出一定的方针、计划，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使我们的行动不犯错误，使我们能走向上发展的道路，而不是走消灭的道路。我们推测胡桃有肉，就去打破胡桃，我们了解石头没有肉，就不去打石头。这样地来行动，就不会枉费精力，就可以避免错误或少犯错误。在革命斗争中我们有了正确的理论知识，就能预测革命的前途，就能够在事先很好的作准备工作，就不至于走错路，碰太大的钉子，使革命遭受损失，总之，就是能够正确指导革命运动。例如我们认识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规律，我们在行动中，就不会像亡国论者一样灰心丧气，以至于投降敌人，也不会像速胜论者那样轻率急躁，集中很多兵力和敌人打阵地战，使民族力量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在抗战的指导上就能作长久布置，如发展游击战，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等等。八年的抗战就是由于广大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正确理论指导之下才能保持民族力量的继续生长，建立了解放区，坚持到最后胜利。没有持久战的正确理论，是不可能有这样伟大成绩的。所以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依靠正确的理论知识及其预见来指导革命运动，才能有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我们之所以必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精密揭示出来的关于中国革命的规律知识，目的就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行动，指导中国广大人民胜利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指导中国人民争取使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斗争。

正确的革命理论，是从群众的实际斗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因此也才能正确地指导斗争

现在我们要再回过来讲一下：如何才能掌握正确的革命理论知识？前面说过，正确的革命理论知识，是以革命的实际行动为基础，是从广大人民的实际革命行动中产生出来的知识，是经过群众实践的反复证验，是群众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例如抗日战争中的持久战的理论，就是这样产生的。抗战以前，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等反动势力进行了多年的斗争，已经在历史上积累了许多感性认识（即经验），这些感性认识反复证明，广大中国人民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必须经过艰苦而曲折的道路，必须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武装斗争，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确定地认识了中国革命要经过长期战争这一个的规律，把这些规律知识应用到抗日战争中，加上了抗日战争最初几个月的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就创造了抗日战争中的持久战的指导理论。所以持久战的理论，并不是从革命领袖的脑子里偶然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人民群众的实际斗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正因为是从群众的实际斗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是群众的斗争反复证明了的规律知识，所以才能够正确地指导群众的斗争。认清这一点，在我们的认识论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前说，要保证正确地认识事物，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必须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而这里讲到广大人民的立场，必须包括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和善于学习群众斗争的经验这一点内容，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正确认识革命规律的目的。凡是做革命工作的人，不论他担负的工作大小，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熟悉他所担负的工作的规律，而要熟悉工作的规律，就必须善于学习与这工作有关的群众的经验。学习群众斗争的经验，就是要把成功的经验加以发扬推广，把失败的经验作为教训，避免将来再犯错误。试举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做例子；我们现在都知道在生产落后的农村里，领导农民组织变工队，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增加生产，用这一条规律知识指导生产运动，曾发生很大的效果。这条规律知识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是不是指导生产运动的领导者凭空想出来的？当然不是。其实它的初步经验，是农民群众中原来就有的，是由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不过在旧社会里，农民的变工组织只是临时的个别的现象。

正确地认识事物和指导工作的方法，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解放区的生产运动的正确指导，就是把这些农民群众原有的初步经验，加以总结、集中，把它提高、推广，成为普遍的运动。把群众中创造出来的好经验概括和集中起来，加以提高、推广，加以普遍化，这是领导革命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事物的正确方法。这种方法，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叫做“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也叫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无论担任大小工作，如果能够善于运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正确认识工作规律，就可以把工作做好，把斗争引向胜利。一个革命工作者，他必须和群众站在一起进行斗争，并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倾听劳动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然后才有可能把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掌握革命的规律知识，反过来又以这种知识来指导群众的斗争。

说到这里，有些知识分子一定要发问了：“如你所说，我们学习革命理论，只有一条路了，这就是从中国革命的群众的斗争经验中学习。这样一来，书本上的革命理论就毫无用处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可以不读了，甚至于中国革命领袖的书也可以不读了。”我们答复说，在前一章我们就说过，我们决不轻视书本理论知识，而且相反地十分重视一切科学著作的理论知识。

从群众的斗争经验中学习，是学习革命理论的正确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我们又必须指出；从群众的斗争经验中学习，是我们学习理论的正确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我们学习理论是为了要能指导中国革命工作，是要掌握中国革命（包括我们自己直接做的具体工作在内）的规律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许多普遍的科学原理，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以及我们的各种具体工作的指导，不从这些著作中学习理论，要正确了解中国革命规律和做好工作，是不可能的。但中国革命中以及我们的许多的具体工作中，有着许多特殊情况和特殊规律，例如抗日战争和持久战的规律、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规律、抗日游击战争的规律等，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里并没有为我们准备了现成的解答，如果我们只知道一些普遍原理，而对于这些特殊情况特殊规律不作独立研究，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国革命运动和指导这些革命工作。要掌握这些中国特有的规律，解决具体工作中特殊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的革命群众斗争经验中去学习。这样，正确的学习方法，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确定的许多普遍原理的指导之下，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革命群众的实践经验，来认识中国革命以及我们许多具体工作的特殊规律。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就因为他是这样正确地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是一方面反映了他们指导革命的当时当地的一些特殊经验和规律，这些规律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适用于别的国家的时候，另一方面，他们的著作也包含着许多普遍的经验和普遍的规律，这是对于世界各国以及中国都适用的。例如要推翻封建社会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规律，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规律，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规律，这些普遍的规律，也适用于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有了这些普遍的理论知识，就可以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某些一般方向，就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一般的指导。例如，根据这些理论，我们确定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革命包含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与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建立同盟关系等等。但是单只有这些一般的方向，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因为中国还有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和特殊经验，不是这些一般的方向所能完全包括。我们要把那一般的理论作为指导，来研究和总结这些特殊情况和特殊经验，找出中国革命运动中所包含的新的特殊规律，例如我们由此认识到中国革命第一阶段虽然也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然而却有它的新的特点，即它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一般的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掌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我们就有了完全符合于中国情况的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了。

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才能得到正确的革命规律知识

因此，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并不是毫无用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必须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自然更必须学习），问题是在于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我们不需要教条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把原来的活理论变成死理论的方法，单纯依靠书本上的某些一般原理或现成词句而不重视中国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的错误方法。我们的方法应该是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学习群众的实际斗争经验作基础，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普遍真理作为一般的引导，来总结出中国革命所特有的具体规律，指导中国革命运动。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这叫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叫做从实际出发再回到实际的学习方法。用这种方法学习理论，就不会成为教条主义者，就能够活用书本上的理论，创造出适合中国革命运动特点的具体的理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正确指导革命运动，如毛泽东同志的理论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