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 非常时对宗教的态度 答熊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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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先生:孙传芳被刺杀的事件,各处都谈论得很多了。我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本不想把它提出来麻烦你们。但因为它发生在佛教的大本营里,使我想起了关于宗教的问题,想问一问你们的意见。你们对于宗教的问题,从来还没有讨论过,希望趁此机会给我们一个指示。
据我看来,这件事的本身,对于宗教也不见得有什么意义。即使有意义,恐怕也不过是加强了宗教的迷信罢了。有些人把“血溅佛堂”的故事看得很重,以为这是对宗教的一个反面的讽刺,其实我就看不出什么讽刺,在一般人的眼中,反而觉得这是佛教中因果报应说的证明,反而足以给一切靠佛教吃饭的人利用作宣传的好材料。它在宗教方面的反动性和保守性是非常浓厚的。这浓厚的程度不下于“替父复仇”的故事,在旧道德方面的保守性和反动性。
这件事的本身,虽然没有丝毫积极的意义,但它的出现,使我们想到:像孙传芳这样一个军阀,当他得势的时候,不知道屠杀了多少生命,榨取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失势了以后,又可以拥有极大的资产,到租界上去过安闲的生活。他正是今日不良社会制度的代表者。而这样的一个代表者,走进宗教的殿堂里去,公然又成为“大师”,坐上了长老的首席。由这样的事件看起来,宗教这东西的真面目是什么,就可以推想而知了。宗教是不良社会制度的拥护者,它替不良制度的代表者设下很巧妙的出路。它对于社会上的罪恶,在表面上好像也反对,甚至于要加以制裁的。但它对于罪恶的制裁,大部分是推到来世去,或者是说些死后地狱的裁判的鬼话,这样一来,就让现世的罪恶横行下去了。
我曾记得有名的社会科学家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真是一个恰当的比喻。鸦片是有毒的,而且中了毒以后,就会成瘾,没有办法丢开。宗教把不良制度的毒害种在民众的身上,使它成为民众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使人没有办法摆脱了它。现在还有很多痛苦的人民,明白他们的痛苦是不良制度造成的,而他们因为受了宗教迷信的毒素作用,仍然以为是前世作孽、神灵发怒的结果。譬如水灾,明明是负责河工的当局平常不顾农民的利益,不好好地做防范的工作,而寺院里的人却告诉人们说这是河神作怪。结果是人民虽然穷困,寺院的香火却愈更发达起来,灾荒虽然厉害,人们却不知道怎样去找正当的出路。这真可以算是鸦片的作用了。
宗教的毒害既然这样厉害,我们不是就应该设法来反对它了吗?但反对宗教是与大多数民众有关系的事,它的深固的根蒂是种植在大多数民众的生活里的,要把这种根蒂切实的拔去,我看真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有时候看起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过去曾有人用种种的方法反对迷信,都没有什么效果。例如,用演讲会之类的方法,想在民众中间灌输科学知识,使他们觉得宗教迷信是不可靠的,这办法可以说是一点成效也没有的。前两年又有人用“打破偶像”的方法来反宗教,把寺庙里泥塑的神像都捣毁了。这不但没有效果,反而引起了民众的反感,甚至于加强了他们的宗教信念,因为神像被毁,引得他们非常恐惧,怕这样一来,神灵一定发怒,要有什么灾荒了,恰巧又发生了连年的灾荒和兵乱,民众生活困苦的增加,使他们觉得好像从前的畏惧果然成事实了,这不是更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了吗?
中国的宗教问题,也并不简单,在民众中间有了势力的宗教,除了佛教外,还有回教、道教、外来的基督教,也多少有些势力,孔子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宗教对象了。我们如果要反对宗教,对于这些复杂的派别,要采用什么方法才会适当,才会有效呢?
并且,我还有一个问题:反对宗教的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当做最重要的问题来处理呢?眼前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显然是民族的危机。如果要说现在是非常时期,那我们得加上一个形容词,说这是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上的非常时期。现在是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去对付民族敌人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是不是还值得分一大部分力量来对付宗教问题呢?我想这倒是很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所以要提出这“非常时对宗教的态度”的问题来请教。
——熊实君来信
一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熊君提醒我们第一次来谈宗教问题,我们觉得很高兴。熊君对于宗教的见解,在原则上我们认为是很对的。一般地说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不良社会制度的拥护者,这是现在社会科学上已经确定了的见解,不容人再有疑问的了。
但宗教的作用,在各种情况之下,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因此,说到我们对宗教的态度,也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反对”二字可以了事。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还要拥护宗教,我们只是要说,反对宗教不是轻轻容易的事。宗教在民众的生活中,正如熊君所说,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东西,它是社会意识形态中最顽固的一种,它不但和不良的社会制度紧密地结合着,即使制度改变了,它还能够在民众中间发生不少的作用,像苏联那样的国家,社会制度是早已变了,但宗教势力仍然没有根绝。
反对宗教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宗教问题太复杂、太繁难,不知道要用什么态度和方法,才能够有效地对付这问题。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二 宗教的各种作用
在这一篇短短的答复中,我们不能把宗教的各方面问题,都详细说到,只就熊君所问到的范围以内说一说。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宗教的作用,在各种情况之下,是各式各样的。它是不良社会制度的拥护者,在不良的社会制度里,处在优势中的人们是压迫者。宗教既然拥护这不良制度,对于压迫者的优势当然也加以辩护的。事实上它是为压迫者所利用,替压迫者服务。但各时代各社会的压迫者所处的情形不同,他们的压迫方式也就有差异。因此宗教的作用也就有变化、有发展。
我们现在不能有系统的说明宗教的发展,但有几点是可以指出来的。譬如,对于一国内的劳苦人民,它的主要作用是要发挥那牺牲的说教,要苦难的人们忍受着现世的痛苦,允许他们死后得报酬,这样,压迫者的压迫可以维持,而被压迫者却失去反抗的意识了。这是宗教的最普遍的作用。又譬如,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帝国主义者对于殖民地实行侵略时,宗教又有两种作用。第一,侵略者可以利用宗教的顽固的宗派性,使殖民地国内民众自相残杀,帝国主义者就可以从中取利,这在印度回教徒和婆罗门教徒中间,就常常吃这样的亏。中国新疆的回汉冲突和西藏的两个喇嘛的斗争,都是很好的例子。中国的军阀内战虽然不是宗教战争,然而被操纵的情形却和这非常相似。
第二,宗教一方面有顽固的宗派性,而另一方面却又有一种虚伪的世界性,这在一定的情形之下,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也能尽帮忙的作用。凡在一个宗派之下的人,不论国籍,不论身份,宗教在表面上是一律平等的,侵略者借着这种特点,不妨对于被侵略者所信的宗教加以提倡,使被侵略者发生好感,忘记了侵略者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烟幕作用。譬如,意大利把阿比西尼亚的“圣城”阿克森占领了,意军却下令要保护阿克森的教堂。东方的侵略者吞蚀了中国的土地,却煞有介事地提倡佛教和孔教。
三 宗教问题是不是重要
宗教的作用已经讲过了,现在再来解答熊君最后提出来的问题:在民族危机非常尖锐的当前,宗教问题是不是可以当做最重要的问题呢?关于这问题,本来可以有两个互相反对的解答。或者说:现在唯一的重要问题只是民族危机方面的,这要用我们的全力对付,其他一切都顾不了,所以宗教问题可以丢在一边。或者说:民众受了宗教的麻醉,就没有抵抗的意识,因此反宗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要和民族解放同等看待,两者要并行的做。
但这两个相反的意见,都是不对的。第一个意见是把民族解放运动看得太简单化了。它不知道敌人的侵略并不是简单的行为,侵略不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表现,在文化上、宗教上敌人也会应用他们侵略的手腕的。看不见这一点,以为民族解放运动仅仅是一个武装抗争的运动,这是近于机械论的错误。自然,现在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武装抗争,这是眼前最要着重的事,但如果因此便把其他一切放置不顾,那也很有危险。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可以轻视的,忽略了民众习惯最深的宗教问题,也就是漏给敌人一个进攻的空隙。这是不能不注意的事。
第二个意见的错误,是把宗教看成独立作用的东西,不知道每一种形态的宗教都有一定的社会制度做它的根据,每一种方式的宗教政策都和压迫者或侵略者的主要行动有密切关系。因此,应付宗教问题,应该从它的社会根据上着眼,应该从侵略者的政策上着眼。不这样去做,要和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地并行地反宗教,那结果就和开演讲会捣偶像一样,反宗教既没有结果,对于民族解放运动也没有益处。
宗教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侵略者会利用它作为工具。同时也不能把它独立起来做,把它的重要性和民族解放运动并列起来。对于宗教问题的正当看法,是把它和民族运动适当地联系起来,并且要从属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大目标之下。
四 怎样办呢
在解放民族运动的大目标之下,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应该针对着帝国主义者或国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侵略政策来做的。
例如:当侵略者利用宗教的宗派性来挑拨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时,我们对于宗教也就不能取单纯的全然反对的态度,我们所要反对的地方必须以宗派性为中心点,使互相冲突的宗教民众能结合到民族抗争的统一战线上去。
当侵略者或国内的代理者也来提倡民众所习惯的宗教,想借此掩饰他们的狰狞面目时,我们所取的态度,是要抓着民众现实的物质利益,来和侵略者的欺骗对抗,证明宗教的欺骗是怎样危害了民族的生存。
同是侵略者的工具,但侵略者相互间的冲突矛盾,使得工具中间也有冲突矛盾。被侵略的殖民地民众,要能够善于利用这种矛盾冲突,是很有好处的。例如:东方和西方的侵略者虽同是被侵略者的敌人,但因为前者进攻得太过火了,后者不能不给他以打击,有时甚至于因此不能不支持被侵略者的抗争运动,这对于被侵略者多少总是一种好的反抗机会。意国对于阿比西尼亚就是这样的。在宗教上,这种情形也有时反映出来。西方侵略者的宗教集团,对于中国的民族抗争运动,有时多少也会取着赞助的方式,虽然这是非常有限的,但在民族抗争的总目标之下,我们对他就不能如最大敌人一律看待,我们要利用他所给我们的一切机会,加强起抗争的力量来。
以上几点,就是我们在非常时的当前对宗教应取的态度。性急的人也许以为这对于宗教的存在,一时是不能推翻,觉得不满,但在民众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宗教,本来不是一下子可以推翻的东西。它和旧社会的一切密切地结合着,反对宗教,也要和变革旧社会取同一步骤,旧社会全然摧毁了的那一天,宗教的根据也才会消灭。在目前,我们变革旧世界的任务是以民族抗争为主,因此对于宗教的态度,也只能适应着这任务,着重以上的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