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社会和国民文化中的犬儒主义可以分为两大类:公开的犬儒主义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它们的基本区别在于,当一个人因为犬儒主义而不相信统治意识形态、制度、权威、信仰体系以及由权力或习俗规定和主导的法律或价值规范时,尤其是怀疑和鄙视政府、政治权力和政治人物的时候,公开的犬儒主义会在公共言论和行为中表示出来,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则通常不会,不仅不会表示不相信,而且还会假装成相信的样子。公开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公然怀疑,公然拒绝,不相信就是不相信。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对那些也是什么都不相信,但正因为对什么都不相信,所以对什么都可以装作相信。他们玩世不恭,随波逐流,最后有的连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于是索性不去管相信不相信,"难得糊涂"地过一天算一天。当然,这不等于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摘下面具露出不相信的真面目。他们在私下或在不那么公开的场合中也会有不戴假面的时候。这时候,不加掩饰的犬儒主义就会成为同道者之间互相联络的接头暗号。这使得原本以怀疑和不信任为特征的犬儒主义反倒成为一种人际联系方式,也形成一种有群体特征的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概念的犬儒主义

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被禁锢的头脑》里刻画了他所熟悉的那个假面社会,那个社会里的"访客到了西方,会受到莫大的震憾,因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从与火车站的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接触开始,到处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他所遇到的人都非常轻松、神态自若,在这些人当中看不到那种在低垂的脑袋和不安地转动的眼球中表现出的内心紧张情绪,他们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1]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包括公开说出自己的怀疑和不相信,对来自假面社会的人们来说,这绝对是一件足以令人紧张害怕、心有余悸的事情。

大卫·布兰登勃格（David Brandenberger）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幽默》一书里和罗伯特·瑟斯顿（Robert W. Thurston）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社会层面:苏联的幽默与恐惧》一文中都谈到了苏联的犬儒主义。早在斯大林时期,许多苏联人就对革命、内战、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集体化运动、工业化、大恐怖、斯大林、秘密警察、苏联生活方式疑虑重重、敬而远之,但却又假装出十分虔信、衷心拥护的样子。只有在私下的家人和好朋友之间（当然是冒着很大危险,因此必须非常小心警觉）,他们才敢在政治笑话的揶揄和嘲笑中流露出自己的真正想法。[2]不能公开表达的犬儒主义常会以戏谑和玩笑来表现（这本来就是一种伪装）,因为它存在于其中的现实自身就有荒诞和笑话的特征。许多人戴着面具,假装相信,时而一本正经,时而玩笑夸张地扮相表演。犬儒者们顺从统治权力,玩它设定的假面游戏,可是,他们并不是无代价地被动游戏,他们有自己的犬儒玩法:规则由你,我与你配合,相安无事,但多少得让我得些好处。这种无是非的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有奶便是娘"构成了压迫性制度下假面犬儒主义及其游戏人生的一个主要特色。

与苏联人不同,美国人可以公开怀疑和大声嘲笑他们国家里的两党政治、政客和政府、美国梦、自由民主、福利制度、自由消费,公开拒绝参与公民政治或在选举日投票,甚至公开揶揄上帝、基督教或任何形式的信仰。而且,公开的犬儒主义并不能为犬儒者获取什么个人的好处。由于民众可以公开而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媒体也经常用各种"民意调查"的方式来评估民众对不同对象的犬儒主义态度和程度。相比之下,苏联人的许多看穿和幻灭是不能公开"说穿"的。这种不说穿不是在心里坚持真实与谎言的区别,而是对这个区别釆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根本不相信这个区别还有任何意义。观察和分析这样的犬儒文化,当然不可能借助于西方那种民意测试的办法（就是测试了,结果也未必可信）,而是必须更加细致地对许多具体现象或行为进行深层的诠释和解读,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被视为"犬儒"的具体现象或行为都会要求大致说明这个用词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不是从某个抽象的犬儒概念推导而出,而是由它与整体假面社会文化的关系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决定的。

犬儒既是一个语词的"说法",又是一个包含意义的概念。一个语词可以表达不同的含义,例如,"钱"可以意指"货币"也可以意指"资金""家财"。在假面社会里,犬儒这个语词比在一般社会里有更丰富多变、细微隐约的含义。

针对假面社会里的不同事例,我们可以用犬儒来意指死活不相信、玩世不恭、尖酸刻薄、冷嘲热讽、凡事看穿、看穿但不说穿、睁着眼说瞎话、厚顏无耻装崇高、阳奉阴违、随波逐流、难得糊涂、有奶便是娘、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醒着的人装睡、假面扮相人戏不分、面具游戏久假不归、无所不为、两面三刀,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看成是犬儒的一词多义或是它的不同概念内涵。当文化研究把这些多样而互异的犬儒表现联系起来的时候,犬儒便形成了更完整、复杂、深层的概念内涵。这是语词与概念内涵的新遇合,在这种遇合中,许多在具体社会现象、情境、事件、事例、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虚伪、谎言、伪装、狡黠、阳奉阴违、首鼠两端在整体的观照下会呈现出互有联系、你中有我的犬儒文化特征。

这些具体的犬儒表现当然可以用其他的概念来表述。例如,有论者分析当今大学生在毕业时的一些"恶搞"现象（行将离开前对母校的一些乖张行为:泄愤、讽刺、挖苦、谩骂）,对此写道,"至于恶搞,至于犬儒,至于投机取巧、人格分裂、阳奉阴违,难道不是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可见,这不仅是大学生的悲哀,也不仅是高等教育的悲哀,而是社会的悲哀。"[3]在这件特定的事情上,作者所说的"犬儒"意指在校假面伪装,离校原形毕露,被逼无奈时俯首帖耳,其实心里什么都不相信。这些意指是这个情境中"犬儒"一词的细节内涵,同时又与"犬儒"社会文化的其他一些表现——投机取巧、人格分裂、阳奉阴违——相互联系、相互阐发、相互充实。

人们在运用犬儒这一语词时,往往并不提供定义或解释,这会造成犬儒一词用得太泛的印象（尽管实际上也许并非如此）。例如,汶川地震后,作家王兆山写下了遇难者受到"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的诗句。有评论指出,这是一首"集犬儒主义之大成的诗词"。文章所说的犬儒指的是"献媚"（当然还有对逝者的轻薄）,诗人矫情做作的"抒情"不过是"听命文学,以此保持（作者）自己的权力、丰厚报酬的职位和公费出国旅行的权利",因此是令人恶心的"马屁诗人"。[4]对于这个被称为"犬儒"的具体事情和行为,犬儒这个概念也许会不如一些人们更熟悉、更通用的语词或概念——拍马屁、虚假、谎话、投机取巧、"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虚伪矫情,等等——来得准确。但是,如果加以必要的定义和说明,犬儒对于揭示"党疼国爱"的虚伪（一种有别于一般虚伪的假面社会虚伪）的实质,仍然有其他语词或概念所无法代替的作用。当观察者把这种现象放在更大的犬儒社会文化环境中讨论的时候,则尤其如此。一方面,"犬儒"可以与人们更熟悉的一些概念起到相互说明和补充的作用。另一方面,"犬儒"又是一个比那些概念更具包含度的概念,例如,拍马屁是一种犬儒,但犬儒并不就是拍马屁。

2014年9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多家网络媒体以《人民论坛发布社会病态报告:骂共产党、恨体制》为题报道称,调查者"通过深入调查采访和梳理提炼,初步整理出如下13种公众反映较多的社会病态"。这13种"社会病态"包括:"（1）娱乐至死:崇尚个人享乐主义,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2）看客心态:阿Q式的冷漠、麻木与围观,崇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哲学；（3）习惯性怀疑:社会诚信危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从而怀疑一切；（4）审丑心理:丑闻成为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假恶丑盛行、越骂越红；（5）社会焦虑症:因工作、生活、养老及未来无法预期等而长期紧张与不安；（6）信仰缺失:价值多元化下存在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道德赤字与坏账凸显；（7）暴戾狂躁症:粗暴野蛮、乖张残暴,易怒且好走极端甚至危害社会；（8）‘鸵鸟心态’:逃避现实,掩耳盗铃,面对压力与困难采取回避态度；（9）思考恐惧症: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对于谣言或他人观点,不假思索,附和跟风；（10）网络依赖症:对网络及移动媒介上瘾,产生依赖,沉溺在虚拟世界中不能自拔；（11）炫富心态:展示、炫耀财富,虚荣心作怪,自卑心理的另一种反映,炫耀是为了获得满足感；（12）初老症:未老先衰,心比实际年龄老得快,过早放弃追求,过早妥协；（13）自虐心态:骂共产党、恨体制,甚至获得体制内好处越多的人骂得越凶。"据称,综合调查数据显示,"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炫富心态""审丑心理""娱乐至死""暴戾狂躁症""网络依赖症""自虐心态"位列当今十大社会病态。

在所有这13种"病态"中,没有一处提及犬儒,可见犬儒并不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常用的概念。然而,这些病态中至少有八九种都是犬儒主义的典型表现:（1）娱乐至死（没有目标或信仰,得过且过）；（2）看客心态（看穿、冷漠、围观,管了也没用,不如不管）；（3）习惯性怀疑（上至政府,下至朋友,对谁都不信任,都不相信）；（4）审丑心理（在一个是非不分的环境里,美丑、善恶、真假也无法辨别,何必要坚持真、善、美）；（8）"鸵鸟心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被宣传的现实反正是假的,不如"躲进小楼成一统"）;（9）思考恐惧症（多思多惹事,有的是前车之鉴,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才是安身保命之道）；（11）炫富心态（看穿一些道德、理想、未来展望的虚妄,只有钱才是实在的,才是世人认可的唯一价值）；（12）初老症（没有前途、没有未来、没有追求,过一天算一天,坐吃等死）；（13）自虐心态（这个说法并不确实,因为一般人既非共产党又非体制,不是"自虐",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法,明白人说糊涂话,既不诚实,也不真实,它本身就是犬儒主义的）。

这八九种"病态"（当然还可以有所添加）之间有着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的关系,难以设想在整体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得不到改变的情况下,可以一个一个地单独"诊治"这些病态。因此,我们也许应该问,整体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病症又是什么?既然十来种病态出现在同一个历史阶段的同一个社会里,那么,那个使它们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病态又该用怎样的概念来归纳和整合呢?

这个能够起到归纳和整合思考作用的概念,它应该是一个指向普遍深层问题的社会文化概念。犬儒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文化概念。虽然它也许不是唯一可以用作这种归纳和思考的总体概念,但在我们形成或找到另一个或另一些普遍概念之前,它的作用可以说是其他概念所难以替代的。这个作用不是来自这个概念的某种词典式或百科全书式定义,而是来自前人和我们同时代人对犬儒主义已经贡献了的丰富观察、研究和论述。

犬儒主义的内涵和界定

作为现代社会文化的犬儒概念要比古代的犬儒概念复杂得多。古代犬儒主义具有三个可以辨认的特征:一是随遇而安,去欲望的生活方式；二是绝对怀疑和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夸张玩笑。相比之下,很难用几个有限的特征来概括复杂多变的现代犬儒主义。由于是在多种不同的情境中运用,犬儒一词可能会有概念太泛,结果无所不包,什么都难以说清的问题。凯尔德维尔（Wilber W. Caldwell）在《犬儒与美国梦的演变》一书中写道犬儒的古典定义和范例都是很清晰易解的。但是,犬儒是在演变的,在当今时代,犬儒还在变化,它的含义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新暗流。今天,犬儒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微妙隐伏、萎靡不振,经常被称为一种‘感染’‘扩散’‘传染’的疾病。今天,犬儒成为破坏我们社会的威胁,但我们大多数人却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犬儒。我们常常误以为犬儒就是怀疑主义、冷嘲热讽、挖苦现实、悲观主义、愤世嫉俗,或者用它来代替一个更简单的说法。这么漫不经心地随便运用,总有一天,犬儒会变得全无意义。"[5]为了避免犬儒意义太泛,有的论者又趋于用过于狭窄的定义把这个概念限制得太死。这使得对犬儒的理解可能导向另一个极端（这么做也可能是出于限定论述范围的需要）。例如,将犬儒只是限定为悲观绝望的那种"看穿"（seeing through）或只是"知"（knowing）与"行"（doing）的分裂,便有可能将犬儒的范围规限得过于狭隘。[6]过于狭窄的定义会把当今社会生活中许多可以用"犬儒"概念来理解的行为和现象不当地排除出去。

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概念,"犬儒主义"应该在"太泛"和"太窄"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它的运用范围（多样性的概念内涵）应该比单一的"看穿"和"知行分裂"等来得宽广,但应该以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某种可辨认的生活状态（如假面伪装）为边界。在我们关注的那个普遍缺乏真实、信任、信仰和希望的生活状态中,我们称之为"犬儒"的那些行为方式、处世原则、思维模式、生存策略、生活态度、语言习惯、人际关系都与这种生活状态有关,有的是原因,有的是结果,有的则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在非自由状态下的伪装和假面社会文化里,由于犬儒主义的暧昧存在,概念太狭窄会不利于透视犬儒并把不同的犬儒表现在整体文化层面上联系起来,相互参照、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作为一个宽阔而不空泛、具体而不抽象、变化而不凝滞的社会整体文化概念,犬儒主义包含多种不同的所指内涵,有的直接与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有关（如有权者与无权者的主奴关系、顺民苟安和逆来顺受、谎言和欺骗、全民假面游戏、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有的除了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还关乎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别（如弱者的自我防卫和暗中抵抗、对社会精英的不信任）,有的基本上是社会人际间的行为表现（如缺乏信任、幸灾乐祸、无端猜疑不良动机、丧失信念和希望、不说理和说歪理）,还有的则是特定人群的道德堕落（如官员的伪善和腐败、知识分子的首鼠两端、一般人的趋炎附势、谄媚输诚、出卖和背叛）。不同种类的犬儒是为了论述方便而大致划分的,可以视为总体犬儒文化的不同部分或方面。它们的犬儒特征有的会相似或交叉重叠,有的则没有明显的相互联系。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其他社会文化概念（如社会主义、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所涵盖的部分之间也都有这种情形。

由于犬儒主义的表现和特征是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所以不可能为它找到一个"一言以蔽之"的定义（经常必须借助字典或词典上的定义）,也无需依赖于这样一个定义。凯尔德维尔指出,对犬儒主义主要有两种界定方式。第一种是指出犬儒主义的主要手法（principal techniques）,如嘲讽、挖苦、调侃、反讽、插科打诨、诙谐逗趣、笑话、段子、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第二种是从原因或结果来说明犬儒主义,其原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某件事情的原因（或对它的反应）,那么就会获得对它的了解。尽管这比较间接,但仍然是一种有根据的正当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使定义依靠日常语言,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或理论）语言。而且,必须看到,不同种类的犬儒主义是不同原因造成的,运用的是不同的策略,产生的是不同的效果。"[7]例如,在成为行动之前,犬儒首先是一种心态,造成犬儒对什么都不信任,对什么都往坏处想的基本原因是先对事物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然后失望（挫折和失败）,最后彻底幻灭（痛感被欺骗、利用、出卖和背叛）。这样看待犬儒主义,便是有因也有果,"不相信"对犬儒来说既是因,也是果。

在"手法界定"和"因果界定"之外,还有"取样界定"的方法（在说理中,举例就是一种常用的定义方法）,具体的犬儒事例会指向犬儒主义的一些主要方面和特征表现。个别和单独的讨论与取样界定经常是同时进行的。我在本书里结合运用了这三种界定方法,它们虽然都可以是准确、适宜和有用的,但目的都不在于为犬儒主义提出一个高度提炼的单一定义。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书里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定义（因此也被广泛地引用）:"犬儒主义是受到过启蒙的错误意识"（Cynicism is 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然而,正如凯尔德维尔所说,虽然这个定义很精练,很深刻,但斯洛特迪克却必须用一本500多页的大书来阐述这个定义。[8]

犬儒文化的困境与出路

为了帮助普通读者认识犬儒主义,用几十篇单独成文但可相互联系的思想随笔,多角度透视人们熟悉的社会现象和文化,也许比用一部大书来高屋建瓴地阐述更符合他们的需要。着眼于许多可以单独辨认的现象或行为,从多重角度来分别观照和剖析犬儒文化的不同方面,这对大多数读者会有具体明了、阅读方便和分合皆宜的好处。这同时也能帮助他们把许多看起来分离、不同的现象和行为联系为一个社会文化的整体,从而发现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恰罗普卡（William Chaloupka）指出,"犬儒主义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基本元素交织在一起——那些构成当代世界的结构、模式和习惯,在犬儒主义的周围形成了一种文化。"对犬儒主义进行文化批评,虽然可以做系统的理论批判,但未必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犬儒主义总是在具体的事情和行为上突然冒出来,有时候明显一些,有时候则不那么明显,如恰罗普卡所说,"成功地对待犬儒主义,需要从比较接地气（closer to the ground）的具体问题开始"。[9]

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比较接地气"的犬儒问题,把对它们的分别讨论放在同一本书里,有助于了解正在对整体制度和生活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的犬儒社会文化。我们面临的犬儒文化是一个困境,它与我们现实生活的多种元素交织在一起,也延续着我们历史和民族心理的多种负面因素,因此呈现出根深蒂固、恶性循环、不断再生的形态。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困境。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来考虑走出这一困境的可能出路,它们也构成了本书三个部分的基本内容。

第一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社会文化的改善,包括重视社会文化中的信仰缺失、信任危机和普遍存在的犬儒主义影响。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改善要求人们切实看到和重视存在的问题,不掩饰,不回避。这就需要说真话,让真实、诚实、公开、公平、公正真正成为指导政治运作、社会生活、人际交往的道德伦理原则,让民主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民主是通过诚实、公平的讨论而实现的治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在法律上平等的公民之间自由的公共讨论而实现的治理"。[10]比起其他制度来,民主制度更能确保真实和公平的原则。尽管民主制度不可能消除犬儒,甚至还会产生犬儒,但那些至少不是在清醒状态下装睡和装傻的犬儒,是可以改变的,而装睡和装傻的人则是永远无法唤醒的。

第二是理性和心智的启蒙。理智的启蒙帮助人们学习、锻炼和提高思考、辨别、判断的能力,犬儒心态经常是基于非理性的害怕、恐惧、不信任、猜疑,进而成为一种惰性和习惯。习惯性犬儒的养成和继续大多与缺乏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和思想懒惰有关。启蒙使人既勤于思考,又知道如何思考,这是走出习惯性犬儒的必由之路。心智启蒙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人性和人的情绪、心理、心灵的复杂性。如17世纪思想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所说,人并不是只有野兽的一面,人也有天使的一面,既不要把人想象得太崇高,也不要把人看得太卑鄙。只有这样,人对生活才能抱有切合实际的希望。保持清醒的希望不仅是健康心理的需要,也是抵御犬儒的唯一方式。

第三是公共说理。启蒙是为了明理和说理。人的理性,也就是人与他人说话、交流、对话的能力,是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的最根本的体现。在民主社会里,人是通过公共说理的人际交流来扮演公民角色和发挥公民作用的。理智和心智启蒙都是为了在素质、能力、自信、自尊上成为能胜任的公民,公共说理是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公民素质和发挥公民作用的实践。一个人对自己说理,是为了弄清问题,对他人说理,则是为了建立一种可以相互了解、信任、避免强迫和压制的人际关系。犬儒主义是不说理、不会说理的产物,"犬儒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作为一种交际手段,犬儒主义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破坏,由于犬儒主义,我们在评估和检验别人说理的公共真实性价值之前,就已经拒绝相信"。[11]

犬懦主义的许多偏颇、谬误和极端倾向都是因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不真实、不诚实、欺骗、伪善和不公不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怀疑、失望、放弃和信仰丧失而起。犬儒主义并不只是个人的不良"心理倾向"（disposition）——气质、习性、性格、心情、情绪,而且更是一种危害群体共存的错误生活方式。这使得改变犬儒社会文化成为与我们每个人有关的事情。识别犬儒主义和抵制犬儒文化必须从坚持说真话、要求公平正义和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开始。即使这样的坚持和要求还不具备充分实现的条件,我们也还是要相信这些坚持和要求是可能的、必需的,并对它寄予热切的希望。一个社会里民众的普遍素质越高,他们就越是能做到不放弃争取改变的努力,即使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透视和剖析生活中的犬儒因素虽然不能消除造成犬儒主义的外在因素,但却可以内化地帮助我们形成认识和应对犬儒主义的新思考方式和新话语策略。

[1] 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乌兰、易丽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4页。

[2] David Brandenberger, Political Humor under Stalin. Bloomington, IN: Slavica Publishers, 2009. Robert W. Thurston, "Social Dimensions of Stalinist Rule: Humor and Terror in the USSR, 1935-1941."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4, No. 3, Spring, 1991.

[3] 陶东风:《恶搞大学毕业照背后的犬儒主义》https://www.dfdaily.com/html/63/2010/7/5/493130.shtml.

[4] 《"纵做鬼也幸福"公派参加德国书展》https://www.aboluowang.com/2009/1014/146444.html#sthash.TpyYCiEu.dpbs.

[5] Wilber W. Caldwell, Cynic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2006. pp. 15-16.

[6] Dick Keyes,Seeing through Cynicism.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6 .季广茂:《犬儒主义: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https://hlog.boxun.com/hero/201002/lmksj/25_1.shtml.

[7] Wilber W. Caldwell, Cynic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 PP. 31-32.

[8] Wilber W. Caldwell, Cynic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 p. 32.

[9] William Chaloupka, Everybody Knows: Cynicism in Americ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 7.

[10] Stephen Holmes, Passions and Constraint. Chicago: Chicago Univernity Press, 1995, p. 71.

[11] Ronald C. Arnett and Pat Ameson, Dialogic Civility in a Cynical Ag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