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基督徒一旦对上帝和教会失望和幻灭,往往并不会拋弃原有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而是会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犬儒主义因此成为他为宗教信仰付出的代价。基督徒应该是有信仰的人,但是,不少基督徒因为痛感宗教人士的腐败而对教会失去信任,或者因为目睹、经历了太多现实苦难,而对上帝的公正甚至上帝的存在失去信心。他们不再相信人类还有由上帝的应许所体现的希望,因此无法在内心深处再诚实地坚守自己的信仰。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吃尽苦头的犬儒\"（jaded cynics）?对这些陷入了犬儒主义的基督徒来说,走出绝望困境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些是基督教作家贝尔斯（Andrew Byers）在他的《没有幻觉的信仰:跟随犬儒圣人耶穌》（Faith without Illusion: Following Jesus as a Cynic-Saint）一书里提出并要回答的问题。

宗教的和世俗的犬儒主义

贝尔斯讨论的\"犬儒主义\"不一定就叫犬儒主义,也可以叫\"筋疲力尽\"（burnout）、\"明白过来\"（enlightenment）、\"看穿\"（seeing through）。不管怎么叫法,那都是一种由于幻灭（disillusionment）而进入的思想状态。幻灭者觉得自己终于\"彻底看穿\",终于做出了拋弃幻想和幻觉的正确决定,终于把握住了真正的\"现实\"。

贝尔斯指出,这是一种以\"绝望的现实主义\"面目出现的犬儒主义。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认知的\"现实主义\"终点,这种幻灭感本身就是一种对末路的幻觉。陷入犬儒主义幻灭感的人们只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就能加入到许多\"有希望的现实主义者\"（hopeful realists）中间去。

幻灭并不一定是坏事,拋掉幻想可以是一件好事。德国信义宗牧师、反纳粹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说:\"对个人和群体来说,幻灭的震荡来得越快越好。\"人必须拋弃虚假、伪善的信仰,才能建立经受得起考验的真正信仰。贝尔斯指出,关键是,不能因为拋弃虚假、伪善的信仰而从此全无信仰,堕入彻底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深渊。信仰者在经历了幻灭震荡后,放弃假大空的理想主义（idealism）,可以也应该战胜陷人于绝望的犬儒主义,下面这一步便是\"抱有希望的现实主义\"（hopeful realism）。抱有希望的现实主义才是真正的信仰,耶穌体现的便是这样一种经受住怀疑和动摇考验的,并去除了幻想的信仰。

只有信奉基督教的人士才能成为基督教群体中的犬儒主义者。无神论者和世俗的思想者不相信基督教,虽然如此,但他们并不能算是对基督教抱有犬儒主义。他们既然从来就不相信基督教,对基督教从来就没有信仰,与然也就谈不上对基督教有什么幻灭或失望。

在基督教群体里,犬儒主义是那些曾经有过理想主义基督教信仰,但后来对这个宗教信仰的实质意义产生怀疑,乃至不再相信,予以拋弃的人们。他们以前把基督教当成唯一的信仰和希望,一旦幻灭便万念俱灰,茫然不知所从。他们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希望,因此陷入犬儒主义。

无神论者和世俗思想者与基督徒不同,他们不相信基督,不等于没有别的信念或信仰；他们没有基督徒的希望,不等于没有别的希望。对于落入犬儒主义的基督徒们来说,犬儒主义是他们宗教信仰的代价,而这种代价是与非基督徒或非宗教信仰者无关的。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失望和幻灭会导致犬儒主义,对世俗意识形态的失望和幻灭同样会导致犬儒主义。在这两种不同的群体中的人,都是越相信就越有可能失望和幻灭宗教意识形态是至高无上的,同样,世俗意识形态也可能被抬高到这个程度。一种意识形态越是被抬高到绝对正确的地位,也就越可能使曾经信奉过它的人陷入犬儒主义。

如果把世俗的意识形态当作一种\"信仰\",那么,既然犬儒主义可以是宗教信仰的代价,它也同样可以是世俗信仰（意识形态）的代价。信仰一旦动摇或破产,犬儒主义必定大面积地在社会中滋生和蔓延。

意识形态与现实世界的\"不协调\"导致犬儒主义

意识形态是一个由种种观念（理论）构成的思想系统,在一个群体中,人们接受某个意识形态,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那种种观念是真实的,而是因为那些观念让人们对许多复杂的问题有了简便的现成答案。

这些都是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因此是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理论\"。因为绝对正确,所以只要灌输下去就行。接受者无须自己去探究这些观念和理论的真实性,他们只要拿来套用便可。同时,意识形态可以让一个人能很容易融入众人一起信奉某主义的群体之中,相反,如果他不接受这个意识形态,就会被这个群体排斥。

意识形态帮助个人对复杂问题有筒单、易懂的答案,并能找到一个现成的信仰群体,生活也就变得容易多了,也合理多了。对个人和集体来说,意识形态提供的两个帮助——简易的答案和现成的认同群体——都是实用性的,与它在道德伦理上是否正确或在认知上是否合理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德国纳粹拥有的意识形态虽然非常邪恶,但非常有效,便是一个例子。

揭露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不是它的具体内容,是马克思曾经运用过的意识形态批判方式。在批判基督教时,他并没有在神学上与基督教神学家们展开辩论。用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的话来说,马克思所揭露的是,\"（基督教）宗教的唯一作用就是在屈从者（the subjugated）心里建立起一种永远的、无声的牺牲意愿（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29）。马克思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对世俗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的\"主义\"）的批判。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主义\"）的基本作用（虽然不是唯一作用）都是在普通民众心里建立一种对某些人永远的、无声的、不加思考的服从。

宗教的或世俗的意识形态,一旦它的美好允诺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丑陋真实感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和不协调（incongruity）,犬儒主义便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先是在少数的一些人那里,后来渐渐蔓延开来,遍及大面积的人群,以至于整个社会。《圣经》里记载的信仰失落者,那种对上帝失望和抱犬儒式怀疑的人,是个别的,而今天,贝尔斯在《没有幻觉的信仰》中讨论的基督徒犬儒主义则已经远不止是少数人的个别现象。

《圣经》里记载的最著名的信仰失落者是《旧约》里的约伯。约伯是个敬神、避恶的虔诚信徒。上帝和撒旦赌约伯的虔诚,上帝对约伯的考验开始了,约伯的绵羊、牛和骆驼被杀死,仆人丧命,儿子们和女儿们也相继死去。约伯失去了一切,最后也失去他的健康,整个身体\"从脚跟到头顶都长满毒疮\",变了形。约伯坐在灰堆中刮自己的皮肉。只有他妻子还留在他身边。但她把约伯从自己身边推走,说你还坚持你的虔诚吗?你弃掉神,死了罢!\"约伯的妻子是第一个对上帝起不信,对上帝愤怒的女人。

但是,约伯要坚守他的信念。他开始时坚定地忍受痛苦。继而从忍受变成哭诉。他抱怨自己的命运,但愿从来没有出生。约伯是向三位朋友哭诉的,他的哭诉因而有了向旁观者控诉的性质。这种控诉让他的三位朋友非常不安。对上帝的怨言,他们连听到了都觉得害怕。他们断言,约伯的不幸,如同世界上所有的祸害一样,是上帝对人犯下过失的惩罚。他们要求约伯停止哭诉,并且思考他的罪孽和罪责。对这些信神的朋友来讲,上帝一定是正义的,过错一定是在约伯身上。

对此约伯感到愤怒,所以他的哭诉变为真正的控诉。他愿意忍受痛苦,但不愿意忍受他是罪有应得。他为自己辩护道,我是虔诚的,但上帝还是诅咒我；我是无辜的,但上帝还是置我于不顾。我是无辜的！约伯甚至代表人类世界在控诉上帝,因为上帝允许了一个道德上颠倒的世界那些丧尽天良者\"究竟为什么活着,活得长久并且财产越来越多?穷人为什么挨饿?那不是因为他们不信神,而是因为富人把他们榨干。穷人必须磨别人的油,自己什么也留不下,为别人榨果汁,自己却口渴难忍。富人取走挨饿者的粮食,\"而上帝却不让他们下地狱……天光一亮,凶杀者起身,勒死穷人和可怜人\"。

《圣经》里的亚萨（Asaph）是一位古代的乐师和诗人,大约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统治的时期,亚萨是信徒崇拜上帝的引导人。《旧约》中的\"诗篇\"（psalms）有一些就是他写的。他像约伯一样看到上帝的应许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不相符合,为此愤愤不平: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

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73:3-6）

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

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

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

我实在徒然洁净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无辜。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73:9-14）

迪克·基耶斯在《看穿犬儒主义》一书中就此写道:\"和约伯一样,亚萨悲叹,在这世界上好人无好报。他以犬儒的眼光看待信仰上帝的回报,认为以一生来敬拜上帝,也不过是‘枉然’,这种失望比嘲笑上帝更令人悲哀。\"亚萨似乎已经预见到,后现代的人们会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73:16）和约伯一样,亚萨弄不懂,为什么神给人的应许,神说的人间要扬善避恶,实际上都不是那么一回事,而\"对上帝影响世界的犬儒主义看法却有时如此有道理\"。这种犬儒主义的蔓延削弱了基督教在美国的道德影响力。但是,这不能全怪那些受到犬儒主义影响的信徒,是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他们走上了犬儒主义之路。

犬儒主义是死路,理想主义是闹剧

在《没有幻觉的信仰》一书里,贝尔斯承认产生犬儒主义的现实原因:\"犬儒主义经常是从痛苦的失望中产生的——当信仰的基础在我们脚下突然猛烈崩塌\"。他认为,是\"教会\"这个体制本身的严重弊病造成了信徒们的幻灭和绝望,特别有害的就是以假大空的理想主义语言所做的宣教,它完全不能正视普通民众和教徒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和体验到的失落、失望和幻灭。大卫·费劳厄斯（David D. Flowers）在介绍《没有幻觉的信仰》的《拥抱\"希望的现实主义\":为什么犬儒主义是死路,理想主义是闹剧》（\"Embracing ‘Hopeful Realism\': Why Cynicism Is a Dead End and Idealism a Farce\"）一文中写道:从布道坛上冒出来的那种理想主义,都是用空洞的陈腔滥调和陈旧的感伤滥情来包装的,从教士们善意的唇间流出,就像人们在医院的病房里或葬礼接待室里勉强找出一些愉快的话语,安慰病人或死者家属一样。许多宣教的话都只能在安全、清洁的郊区才有人会听。\"

这样的宗教说教是脱离现实的,无法让受犬儒主义影响的失望者重新对基督教焕发出真正的信仰,就算他们星期日还有时会上教堂,那也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能在教堂里找到他们灵魂里已经失去的精神、信仰和希望。

许多人没有任何信仰和希望,产生这样的犬儒主义也是由于美好的理想与不美好的现实经验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乖讹和不协调。任何一个人但凡有点头脑,只要良心未泯、理智未失,不管他的政治信仰曾经多么虔诚,都不可能仍然装出天真无邪、满心虔诚的样子。信仰的失落,不能怪他们受到外来不良思想的影响,也更不可能指望那些装模作样的空洞宣教或回避现实问题的\"意识形态教育\"去重建他们的信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意识形态教育,而在于要什么内容、什么方式、什么人来从事的意识形态教育。

《没有幻觉的信仰》承认基督徒失落和失望的现实起因,基督徒的犬儒主义针对的不是有没有上帝,而是有没有好上帝。爱尔兰裔英国知名作家及神学家克利夫·史戴普·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眼看着妻子患骨癌痛苦离世,在《眼见悲哀》（A Grief Observed,London: Faber & Faber,1961）一书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失落和怀疑:\"我想,我大概不会停止相信上帝。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如何相信上帝做的这些可怕事情。我害怕的结论不是‘根本没有上帝’,而是‘上帝就是这副德行,不要再欺骗自己了’……我迟早必须清醒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除了我们自己饥不择食地一厢情愿,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相信上帝?……（上帝）是好的’吗?所有的显见（prima facie）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

路易斯是在人的存在意义上诉说他的悲哀,如果他不能回答自己的宗教信仰疑问,那么,他就难以为自己找寻到人存在的根本意义。对他来说,如果没有善恶区分,如果上帝不能始终站在善的一边,呵护善、体现善,人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这种怀疑和失望是合理的,不应该要求人像能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装作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盲目地称赞上帝伟大和世界美好。这种鸵鸟式的信仰其实就是费劳厄斯所说的\"闹剧式的理想主义\",它无助于克服犬儒主义,相反,它根本就是造成犬儒主义的罪魁祸首。在人存在的意义上说,人不能在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中沉沦,如果不得不如此,那其实是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人必须克服犬儒主义才能有意义地生存下去。虽然人生苦短,但人不能没有希望地度过短暂的人生,这是人存在于世的重负,也是人的宿命。

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只有一个上帝可以相信或不相信。但是,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来说,他并不注定非要相信某个主义不可,也不是只能相信这个主义。他可以相信别的主义,或者什么主义都不相信,而照样做一个有道德坚守的人,照样能遵循自己的道德信念,身心健康、快乐幸福、满怀希望地生活。这样的道德信念自然不只是对他个人有意义,而且应该与一个好社会的价值观相一致。与人的价值观和道德信仰有关的意识形态（对\"善恶\"和\"是非\"的想象、期望和设想的总合）并不就等于由政府权力规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J. Geertz）指出,国家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危机,并且因迷失方向而产生文化危机的时候,正是最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刻。当今中国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危机,其征兆之一便是广为弥散的犬儒主义。在这个时刻,社会需要的不只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而且更是一种能真正有效地帮助绝大多数人不仅对未来有信心,而且在当下能做出正确善恶和是非判断,并以此指导自己日常行为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不能靠自上而下灌输而成,而是必须从公民社会的基层开始,经由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观不断得以确立、完善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