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3日,面对北京的重度雾霾,学者于丹说,"天昏地暗一座北京城,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用主观臆想来逃避生活中的坏事或灾祸,是一种常见的白日梦心态,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保护。问题不在于于丹有常人的心理缺陷或自我保护需要,而在于,作为一位学者,她不该对此浑然不觉,更不该将此当作一种人生智慧来向世人炫耀。

人在不断遇到坏事或遭受不幸时,认为事情"还不算太坏"、"坏事可以变好事",或者甚至坚持"这本来就是好事",如此逃避现实和保持过度的乐观,在社会心理学里叫"波利亚娜症"或"波利亚娜人格"（类似伏尔泰小说《老实人》里那位永远盲目乐观的哲学教师和鲁迅笔下的阿Q）。波利亚娜（Pollyanna）是美国作家波特（Eleanor H.Porter）1913年同名小说的主角,她是一个不幸的小女孩,因为失去双亲,被送到西部的亲戚处寄养。她从小没了母亲,父亲临终前嘱咐她要满怀希望,好好生活,并教给她一个"快乐游戏"。那就是,不管碰到什么糟心的事情,先想想它好的一面。父亲一死,波利亚娜立即就有了一个玩"快乐游戏"的机会。她想,父亲死了,去天堂与母亲相见了,死得真好,于是她心里充满了快乐,不再觉得悲伤。

波利亚娜现象还被用来解释,为什么许多人总是把过去记忆得比实际上更为美好,这叫作记忆的"波利亚娜原则"。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头脑在处理愉快的信息时比不愉快的信息更为积极,因此,对过去的回忆选择好的一面往往超过不好的一面。离过去的事件越久远,这种偏见就越明显。坏事发生时越能"往好处着想"的人,在事情过后也就越会对过去有正面的回忆。这种情况,在一些人对"文革"的美好回忆中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

像波利亚娜那样看待生活中的坏事是一种乐观主义,与之相反的不只有"悲观主义",还有"犬儒主义"。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乐观主义也会转变为犬儒主义,乐观的犬儒主义或犬儒的乐观主义是一种最诡异、最病态的心理现象,不幸的是,这种心理疾病正发生在远不止于丹一个的知识分子身上。

悲观主义认为,坏事发生了还会有更坏的事情要发生。犬儒主义则是根本不相信会有好事会发生。犬儒主义是从不信任人会有好的动机开始的,无论别人做了什么好事,犬儒主义都能找出好行为后面的坏动机。例如,前美国大使骆家辉轻车简行,这样就被说成是炒作"廉洁秀",是对中国不怀好意的恶意行径。

犬儒主义特别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能从任何良好的行为后面"洞察"不良的动机。谁要是对现实的坏事提批评意见,那就一定是在唱衰、抹黑、造谣、污蔑,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谁要是同意批评的意见,也同样会被看成是心术不正、心理阴暗,看不到光明的一面。这样,犬儒主义就会自动转而维护一些被批评的坏事,并对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同情和反常识的过度乐观。

美国医学博士杰瑞米·提摩西（Jeremy Timothy）在《乐观主义与犬儒主义:哪个更不真实》一文中指出,"波利亚娜现象和犬儒主义的动机猜疑都会引向偏执……,有些人既是波利亚娜又是犬儒主义者。白日梦的乐观主义最后一定会走向犬儒主义。"犬儒主义的"坏事变好事"是一种精致的理论游戏,只有具备"思想能力"的精英人士才玩得起来（如雾霾的五大意外收获和防激光武器功能）。然而,正如学者迪克·凯耶斯（Dick Keyes）在《看穿犬儒主义》一书中所说,犬儒主义玩的是一种"道德冷漠"的游戏,"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不义和虚假装聋作哑,如果要为此寻找一个高尚的借口,那么犬儒主义是最理想的了"。犬儒主义能让一个人自以为见识超凡,与众不同,因此对众人改变生活世界的要求和努力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庸人自扰。这样的人"自己什么事都不做,却还有着道德上的优越感",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世人厌弃和嘲笑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