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莫言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表示,虽然他的小说里有政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就会发现,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我建议大家都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且不说莫言对政治的人性价值理解是否恰当,仅就他讨厌政治,建议读者少关心政治而言,他似乎是一个患有\"柏拉图创伤症\"的作家。

2500年前,柏拉图因为苏格拉底被判罪,对个人能否通过公共言说,能否有效说服他人,甚至对个人想法是否能在公共事务中发生作用,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被处死证明\"苏格拉底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想法全然无效\"。批评家多兰把这种哲学家对城邦政治的恐惧、厌恶、疏远称作为\"柏拉图精神创伤\"。\"柏拉图精神创伤\"也成为作家、艺术家患有政治恐惧症的代名词。

然而,文学的公共性决定了文学作家不可能真的躲避到美好的非政治\"恋爱世界\"里去。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说的是城邦政治中的自由之人。只要文学不是作家自娱自乐的\"玩意儿\"或者逢场作戏的精致游戏,文学和作家的公共性便与政治性不可分离。正如批评家皮罗所说,文学是一种言论,言论的目的是\"说服\",而说服是一种\"特别具有政治性质的言论\"。这是因为,用以说服的是个人自由而独立的\"想法\"。这种自由不只是存在于作家一个人的内心,而且更是他在选择一种能与他人共同提升自由价值的生活方式。

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强调,表达\"想法\"是要求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向他人展示自己,公开地让他人能够看到和听到自己。雅典人把在公共事务中展现自己当作是公民的职责和光荣,相反,在私人领域中独精其技、独善其身,那便是已经选择了默默无闻。作家是通过文学写作在公共领域中获得认可、取得声誉的公民。文学家的看法之所以特别被公众注意、重视,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公共写作成就,获得了知名度,证明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展现了内心的自由和丰富。

作家对具体事情的看法和意见不见得总是比一般人高明,但却比一般人更具有\"能见度\",因为作家是社会中更受人关注的人物。而且,作家具有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擅长与他人沟通,也更有可能说服他人。作家可以直接通过文学的文字,也可以运用非文学的文字（评论、杂文、论述、访谈、讲话、辩论等等）来传达他对世界和事物的看法。在公共领域中,作家的个人身份首先是\"公民\"而不是\"说故事的人\"。

作为一个公民,作家是在公共生活中有话要说的人,他的故事这时才成为他在公共生活中要说的话。这是一种需要作家用道德勇气和自由意识来实现的个人行为,只有当在现实公共生活中有真话要说,而且确实能把真话自由、公开地说出来的时候,文学才成为一种体现人的主体价值的社会行动。在不允许说真话的环境中,文学的这种行动变得困难而且危险,作家承担自由重负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500年前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在与罗马天主教会抗争的时候,特别强调\"内在的人\"和\"外在的人\"的区别。自由涉及人的精神世界和来世命运,与人的肉体和现世处境无关。在现实世界中不自由的人,他在精神世界中仍然是自由的,这是一种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剥夺的,使得所有平凡之人都能成为具有神圣尊严之人的那种自由。作家应该是最懂得也最需要这种自由的人。

自由的意识给人抵抗的勇气,也给人抵抗的理由,这首先是一种精神的抵抗,因此离不开精神的信仰。俄国基督教存在主义者H. A. 别尔嘉耶夫在《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中写道,\"人的个性自由不能由社会赋予,就其根源和特征而言也不可能依靠于社会,它是属于作为精神性生物的人的。……个性自由不可剥夺,规定了社会权力在人身上起作用的界限,不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是由精神决定的。\"超然而普世的信仰发现和肯定了人的精神自由,\"假如没有高踞于世界之上的真理,那么人就整个地服从于必然性和自然界,服从于宇宙或社会、国家。人的自由在于,除恺撒王国外还存在着精神王国。上帝的存在在人身上的精神存在中体现出来。……可以说,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许状,是在人为争取自由而与自然界和社会的斗争中对人的内在辩护。\"

来自精神信仰的自由使人高贵,这是一种新的良心自由原则,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不受世俗国家和权力干预,因此有了普世的意义。在今天的社会里,许多作家也许已经不再负有这样的自由使命,但他们仍然不可能是将自由视为可有可无的人,在他们对自由价值和自由的政治支支吾吾、欲言又止、言不由衷的时候,暴露的其实是自己饱受惊吓的\"柏拉图精神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