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4日,杭州《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自杀离世,年仅35岁。据称,徐行自杀前工作压力巨大,患忧郁症,长期失眠。他的死引起了不少人对生活压力的共鸣,一些报道中都有"今夜,我们都是忧郁症患者"的字句。这和人们对一些政商人士的"自杀"和"疑自杀"消息反应有所不同。

"忧郁"似乎已经成为自杀动机最现成的解释,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的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中,认定是因自杀而死亡的超过4成,而自杀的原因则多被称为"工作压力大"和"抑郁症困扰"。

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考伯（Richard Cobb）在《发生在巴黎的死亡》（Death in Paris）一书里说,自杀是"人最隐秘,最难以猜透的行为"。自杀可以是逃离看似无解的感情、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最后手段。现代社会一般把自杀视为一种心理异常的结果,因此往往从当事人的"心病"去寻找自杀的动机,甚至自杀者自己在遗言或遗书也会说这样的动机,"忧郁"和"压力"便是最普通的心病说法。

但是,英国历史学家莫里赛（Susan K. Morrissey）在对沙俄时期自杀问题的研究（Suicide and the Body Politic in Imperial Russian）中指出,只是从"心病"来看待自杀的动机,这会忽视自杀中"可能包含的伦理选择和反思"。每个时代都有受"忧郁"困扰的人,忧郁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脆弱心理。以这样一种无时间性的心理因素来解释某个国家在历史特定情况下高发的自杀率,会忽视重要的社会因素,因为自杀是社会环境因素与精神因素相互影响所导致的结果。

19世纪社会学家涂尔干把自杀视为一种受制于社会因素的行为,自杀是因为个人不能与社会融合而发生的。他认为,自杀可以我们看到,现代性对传统文明社会造成何种破坏和伤害。他把自杀分为利他、利己和失范三种类型。利他的自杀可以是为了维护群体、事业的体面或尊严,也可以是为坚持某种原则而作的抗议（如杀身成仁、英勇就义、"当烈士"）。利己的自杀可以是逃脱痛苦、煎熬、屈辱、绝望的手段（如"文革"中许多人因不堪凌辱或极端恐惧而自我了断）,而失范的自杀则往往被归结为某种社会病理的原因,如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孤独、焦虑和失落（"忧郁"、"压力"也应该可以包括在内）。利己和失范的原因往往会交织和纠结在一起。今天的绝大部分自杀都属于"失范"的类型。

"忧郁"和"压力"经常是人们在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时,无法适应的精神和情绪反应。英国历史学家莱斯利特（Peter Laslett）在《我们失去的世界》（The World We Have Lost）一书中指出,"自杀是社会士气低落最常见的指数,……表明人的自我控制和社会生存之间出了问题"。在人们普遍拥有共同信仰、理想、目标和希望的社会里,由于普遍的"士气"较高,人们觉得生活有意义,有奔头,也就会比较经受得起社会生存不利环境的考验；而在相反的情况下,人会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放弃期盼、希望,甚至生命。

在不同性质的社会里,忧郁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内涵,包括特定制度或体制造成的挫折感、无力无助、焦虑、恐惧、孤独、失落、绝望。当忧郁的"累"、厌倦、无目标、无希望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时,个别人因厌世而自杀就会引起他人一片"我们都是忧郁症患者"的共鸣。这时候,"士气低落指数"便已经呈现出社会整体精神健康的危机。

媒体对自杀的报道往往把关注点放在有身份地位的人们身上,其实,他们所能感知的忧郁或压力,普通的"草民"——农民、工人、市民、乃至"盲流"——也都能感知,也同样可能成为决定生死抉择的"动机"。然而,在媒体的报道中,很少有关于草民自杀的消息,他们当中的自杀者成为完全被忘却的人群。社会漠视草民的死,是因为从来没有在意过他们的生。2013年7月4日,《南方周末》登载了一篇《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农村自杀者档案》,文中选取了几起农民自杀案例,折射出当今中国农村的现状与农民生活的困境。作为现代性和社会制度双重"失范"的牺牲者,他们处境更加令人同情。他们自杀的原因经常不是近于奢侈的"忧郁",而是更为现实的"老无所依"、"老无所养"和"活不下去"。在我们关心自杀的忧郁动机时,千万不要忘记自杀还有忧郁之外的原因,因此也需要更加关注那些并非因"忧郁"而自我结束生命的弱者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