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公共知识分子,不妨先提一下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因为他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定义:\"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虽然不一定都要振聋发聩,但也能挑战常规,启发思路,冲击思想的麻木。根据赛义德的说法,他们应该能‘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而不是制造它们）,不能轻易被纳入政府和企业’。\"波斯纳补充道:\"也不能轻易被纳入其他宗教、社会、学术的教条。\"

相隔一百多年的两个美国\"公知\"

我们知道,总是先有知识分子的公共行为,然后才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所以,必须回到具体知识分子的行为来谈公共知识分子。当人们试图对公共知识分子一概而论的时候,他们头脑里一定是有某几个\"典型\"人物在起作用。在头脑里确定几个\"公知\"来做典型,这是\"看法\"不是\"事实\",你认为是典型的,别人可能认为不是典型。是不是典型,需要有所讨论。所以你得把你的想法说清楚——告诉别人谁是你在说的公知,为什么他或他们是特别有典型意义的公知,等等。这是我们讨论公知的前提,这样可以讨论得比较具体一些,免得拿一个定义去套所有的活人或者套所有的死人。

我这里要讨论的不是范围不清的复数\"公知\",而是一个公知。他是第一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同时任物理教授和人文教授的艾伦·莱特曼（Alan Lightman）。他自己承认是一个公知,他的同行和读者也都把他当公知看待,不仅如此,他还专门写过一篇著名的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叫《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在这篇文章里,他一开头就清楚地告诉读者谁是他头脑里的典型公知和为什么典型。

莱特曼知道自己在谈论的是个人的\"看法\",他对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思考没有预设一个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普遍定义,他只是谈到了两位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和他一样,也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有自我反思。第一位是150年前的美国作家和思想家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艾默生写过一篇题为《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 , 1837）的文章,是对学术荣誉团体菲巴特卡巴协会（The Phi Beta Kappa Society）的一次演讲,提出了\"完整的人\"的理念,他称之为\"一个人\"（One Man）。艾默生说,完整的人身上体现了人实际的和潜在的各个方面——农夫、教授、工程师、牧师、学者、政治家、军人、艺术家。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是人类过去有过的伟大思想的保存者,他传递思想,并创造新的思想,是这个\"世界的眼睛\"。这样的知识分子向普通世人,而不只是向其他的知识分子传递思想。莱特曼认为,这就是最早的\"公共\"的意思。

莱特曼所谈到的第二位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我们熟悉的爱德华·赛伊德（Edward Said）。艾默生这个公共知识分子是人文主义的,而赛伊德这个公共知识分子则是政治化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数都与政治有关,所以赛伊德比艾默生更有典型意义。

赛伊德对知识分子的角色有过许多思考,他在《知识分子》（1993、2002年已有中文译本）一书中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人们,他们的使命是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这与艾默生要当\"世界的眼睛\"已经不一样了。这个使命要求知识分子站在社会和体制的边缘,积极地使那个体制不得安宁。这令人想起了苏格拉底所说的当\"社会的牛虻:\"。这样的知识分子是站在社会边缘地带,随时对社会中某些现象提出批评的人,他是这个社会的一员,不是这个社会的\"敌对分子\"或\"外人\"。他站在社会的边缘处,这是他选择的位置,因为社会里不可能人人都站在中心的位置,如果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想往中心位置挤,他也就不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体制内和体制化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作为\"私\"和作为\"公\"的两个方面。在私的一面,知识分子是一个个人,他有自己的理想,还有学问和人格,没有这些,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在公的方面,他的理想是与社会有关的,他要把自己关心的事情讲给尽量广大的公众听,劝说他们,影响他们。这样的行为使得他不能不是一个公共的人,一个公共的知识分子。

莱特曼以艾默生和赛伊德这两位知识分子为他的典型人物,他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受过某种学科的训练,有相当的造诣,是一个语言学家、生物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批评家,等等。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在大学里教书,当他的写作和言论对象不只是自己学科里的同行,而且更是广大的公众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成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公知的责任

莱特曼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往往是在大学教书的人,但并不一定总是在大学里教书,他们也可以从事其他职业,如媒体、研究机构、自由写作。他们的职业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与公众的交流目的和方式。

莱特曼认为,知识分子在不止一个层次上与他人交流,在任何一个层次上,交流手段和方式都是重要的因素。莱特曼区分了三个可能的层次。第一个是专业层次,无论是讨论国家税收、债务、癌细胞活动、文化理论,都要用清晰、逻辑、准确、明了的表述。奥涩、艰深、佶屈聲牙、闪烁其词的行话和套话是思考不清或交流失败,而不是思想深刻、眼光独特的表现。

第二个层次是把学科的知识与社会、文化和政治世界联系起来,这对人文教授来说相对容易。直到18世纪,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都统称为\"道德哲学\",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的就是这样的\"道德哲学\"教授。今天,理科教授也还是有做理、文跨学科联系的。例如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的\"双螺旋线\"（Double Helix）,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多篇关于科学与文化及科学与宗教的文章。

第三个层次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有些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人物。爱因斯坦便是一个例子。莱特曼写道:\"1919年爱因斯坦成名后,他被邀请去就宗教、教育、伦理、哲学、世界政治做公开演讲。爱因斯坦成为人类温和理性和高尚人性的象征。\"同样,葛罗莉亚·玛丽·斯坦能（Gloria Marie Steinem）成为现代女权思想的象征,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成为全球经济的象征,乔姆斯基成为对美国外交批评的象征,赛伊德成为反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黑人教授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成为反对种族歧视的象征。

这些当然都是最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但还有许多其他不到么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莱特曼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名声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公共责任心。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三个层次上的上升和角色变化可能是很缓慢而不自觉的,但他一定呀要知道,随着自己的角色的变化,责任的程度也在增加,而最大的责任则是当他越出自己专业范围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他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看法会不周全,观点会有偏颇,也要知道,无论说什么,写什么,都必须为之承担责任。不能今天这么说,明天换个腔调,变来变去,却对公众毫无交代,只顾自己说话痛快,不思虑对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社会需要公知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公共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职业特征和公共活动方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大学教授受体制的限制比美国大,升等评级、决定科研项目的权利掌握在领导和人事部门手里,教授被逼着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小心耕作,巴望着能出一些符合体制规定的\"成果\",所以容易变得思想狭隘,目光短浅,心灵猥琐,浅薄弱智。他们既不能成为\"世界的眼睛\",也不敢站在体制的边缘,扰乱它的安宁。这样的教授当知识分子尚嫌不足,遑论公共知识分子。因此,中国出现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公共知识分子,由媒体人、自由写作者,甚至赛车手来担此重大责任。剑桥大学教授斯蒂芬·柯利尼（Stefan Collini）在他的《思想缺席:英国的知识分子》（Absent Minds: Intellectuals in Britain）一书中说,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先在创作或学术上达到相当水平,然后通过媒体介入到更广大的公共问题讨论中去,因此,像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lan McEwan,2008年被《泰晤士报》称为1945年以来最伟大的50名英国作家之一,曾公开批评伊斯兰教对妇女的歧视）可以称得上是公共知识分子,而如果只是受欢迎的报纸时评人则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身为物理教授的莱特曼写过一部小说,叫《爱因斯坦的梦》。这是一本启发公众思考人与时间关系的书,书中的故事开始于1905年,此时,故事人物,26岁的爱因斯坦即将发表相对论,但他只是瑞士专利局的一位技师。莱特曼要探索的是何种灵感让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改变了当时世人的时空观念?这样的书不是要讲解专门的物理科学知识,而是要把值得全体人类骄傲的爱因斯坦的伟大心灵与普通人的心灵沟通起来,正如一位读者所说:\"爱因斯坦的理论通常用于核子般小、宇宙般大的场景,套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并不明显,而这正是莱特曼在这本书之中要做的事。当我游走在这三十个不同的时间世界里,遇见的不是千奇百怪的人们,而是我们自己:有封闭自己于过去的人,有怕老怕死的人,有不曾说过我爱你而痛哭的人,有害怕永远别离的人,有抵抗命运的人,有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人。\"

公共知识分子是各种各样的,每一位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专长、理念、信仰、社会参与、行为方式和知识贡献。莱特曼只是许多公知中的一位,是否够得上\"典型\"或\"象征\"的标准并不重要,因为所请的\"典型\"或\"象征\"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个人看法,不必用来做其他人都应该或必须如此的楷模。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并不都是尽善尽美的人,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会犯错,但这绝不是因此把他们统统骂成\"臭公知\"的理由。一个没有公知的社会一定是平庸、肤浅、浑浑噩噩、人云亦云、没有思想活力的社会。在一个以独立思考、理性判断、自由言论、积极公民参与为基本价值观的社会里,并不需要每个知识分子,更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一定会有公共知识分子。而旦,这个社会也一定会尊重它的公共知识分子。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盛行\"臭公知\"的说法,这与其说显示那里的知识分子真的是\"臭\",还不如说那个社会里出现了大面积的思想危机、判断失误和价值观扭曲。这样的社会恰恰正是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和促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