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想是人道主义的，不论就它把注意力集中于现世的人这个意义而言，还是就它最终要实现使人人都将破天荒第一次获得做人的充分自由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而言，都是如此。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构成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全集，他们的著作在今天所产生的影响比十年前大得多。不仅在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如俄国和中国，而且在东南亚和非洲的不发达国家，以及在欧洲，英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正对这样一些人发生着巨大的影响，他们正在认真地谋求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给予每个人的尊严感和价值感远比他们在现今的这冷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似乎享有的为多。

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生兴趣，部分原因是政治性的。俄国自从1917年革命的时候起就把马克思主义正式定为它的基本哲学，尽管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得不断地重新加以解释和修改，以适应苏联的实际需要。俄国在技术，生产与科学方面大踏步地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已成为东南亚与非洲不发达的民族的源泉；那些民族要成为独立的世界强国，也须从原始的经济状况出发。共产党中国对于这种不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榜样，因为这些国家正在想方设法，要把它们的古老的民族引导到现代世界。

在美国，英国和欧洲，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生兴趣，主要似乎不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毋宁说是哲学或者道德方面的原因。事实上，新兴的非洲国家的许多领导人，还有欧洲铁幕国家领导人，纷纷瞩望马克思主义，把它看作是能给他们的人民带来一个较好的生活方式的希望。马克思学说在伦理方面为人注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近出版了卡尔·马克思早期的哲学著作的结果。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前写成的早期作品中，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人的异化问题，而这是许多同时代的著作家纷纷进行分析的问题。马克思的这些早期哲学著作直到最近以前仍被看作是一个未成熟的小学生的作品，他还在努力从黑格尔哲学的神秘的蒙昧主义中开辟道路。因此，马克思的声誉主要来自他的巨著《资本论》，而有人却把它说成是一部过时了的经济学论著。最近罗伯特·C.塔克，埃利希·弗罗姆提出的见解以及其他人投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本国际论文集的各种稿件都表明，若看不到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是他的早期的哲理性更强的著作的发展，而不是它的突变，就不能有效地解释马克思的后期著作。结果，西方世界的当前兴趣便集中在马克思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上，即他对人的看法，对异化的人的分析以及要建立一个人人不受剥削的更人道的社会，才能使每个人的全部潜在能力发展得最完满的建议。因此，如果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用的只是能支持他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这个成见的一些事实作论据，因而这部巨著不是具有科学性的研究，这种说法也许仍属正确，但马克思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将根据他作为一位哲学家和预言家，而不以其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为依据，这种可能性会大一些。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简介

在比较详细地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基本方法论与学说之前，大致了解一下他们的生平是有用的，特别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几乎总是针对与当时的历史时代有关的某一特有的重大问题。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生于来因兰的特利尔城。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在父母两方的家系中都曾有人当过犹太律法博士），但在卡尔六岁那年，他的父亲让全家人受洗作基督教新教教徒。卡尔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思想上受过十八世纪启蒙思潮的影响。卡尔在预言方面的热忱（令人想起公元八世纪希伯莱的先知）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到来的信念，都可能是早年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

卡尔从特利尔私立学校毕业后，先后进入了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在柏林，青年黑格尔左派给他很深的印象，而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大部分是试图创立一种可以用来批判十九世纪德国社会的一切制度和信仰的辩证方法，以阐述他们对于宗教的批判。他虽然获得耶拿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却被认为过于激进而不适于担任大学教师工作。因此，卡尔转而从事宣传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在1842年担任《莱因报》编辑。1843年德国当局封闭了马克思主编的报纸后，他便前往巴黎，得以在这社会主义势力的中心直接研究社会主义。

一般认为马克思从1843到1845在巴黎的几年，对于他后来的经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巴黎，他在1844年结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此开始了他们两人毕生并肩合作的生涯。恩格斯（1820—1895）是德国的一个富裕的纺织工厂主的儿子，他个人独自得出了与马克思的观点十分相似的看法。马克思之所以能作出他对社会的分析，并提倡共产主义，这主要是他自己对黑格尔展开哲学批判的结果；而恩格斯则是在他父亲开办于曼彻斯特的工厂里工作，因而直接地观察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境遇和劳动条件。马克思有条件给恩格斯的思想提供一个历史哲学的综合的轮廓，而恩格斯则能够给马克思提供大量具体的资料，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论文作佐证。

在巴黎编辑的一种德文报纸上发表的马克思的意见，显得越发激进，深为普鲁士当局所不满，普鲁士当局遂在1845年劝说法国把马克思驱逐了。马克思到布鲁塞尔去了，不久恩格斯亦从伦敦前来与他共同工作，两个人又重聚了。正是在布鲁塞尔，马克思第一次发觉自己是在领导一个真正革命的共产党组织。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投入党组织的许多具体的工作，革命活动，以及努力在世界上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行的实际尝试。“当他（马克思）一作出共产主义的建立只有在无产阶级兴起时才能成功的结论后，他就立即转入了努力组织并训练无产阶级来担当它的任务这项工作。”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要求马克思为它的宗旨与信仰拟一项明确的声明。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完成这项任务，结果，如所周知，这就是在1848年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是欧洲革命失败的一年，那几次革命，马克思与恩格斯大多都直接参加了。当革命在德国爆发时，马克思赶到科伦，他在那里编辑了一份激进的日报，即《新莱因报》，有效地向工人阶级群众作宣传。当马克思号召读者们抗税时，德国当局以叛逆罪逮捕了他。马克思本人在青年时代曾研究过法律，于是他利用受审的时机，不仅为自己辩护，而且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德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状况，给陪审团上了一课。马克思不但被宣告无罪，而且陪审团主席还为马克思对他们发表了有教育意义的演说表示感谢。普鲁士政府虽然无法取消这项无罪开释的裁决，但把马克思再度逐出德国的计谋却得逞了。马克思回到巴黎，却发现他在那里也不受欢迎。于是，他在1849年移居伦敦，他后半生即居住于此。

也许马克思参加了1848年的失败的革命，这才使他冷静下来，认识到要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就必须先有一个较为详尽的理论体系。无论如何，他相对地摆脱了伦敦的德国工人各个互相竞争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争吵，而是集中精力在英国博物院图书馆里坚持每天的阅读和写作。他研究的成果是《资本论》，其第一卷在1867年出版。下余为未来几卷用的笔记后来由恩格斯编辑出版。从1851到1862年的十来年间，马克思作为霍拉斯·格里利主编的《纽约论坛报》的驻欧洲通信员，鬻文度日，恩格斯又回到他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工厂去工作，以他所得的收入资助马克思维持家庭生活。

然而，马克思终又登上现实政治舞台，这次，他成为1864年成立的第一国际（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领导人。马克思为第一国际致开幕词，而且雄辩地号召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指出无产者只有团结，才不受资本主义的压迫。1872年，国际发生分裂并且开除了一些人的会籍，使它受到削弱；但在此之前，它已是欧洲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它的领导人，卡尔·马克思，则已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人物。

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以后，恩格斯编辑了马克思残存的手稿，他自己还作了扩充，以便更加完整地阐明历史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观点。现在是我们直接转向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的”主导思想的时候了，因为也许这时，我们才能理解恩格斯所说的这段话的涵义：“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由于有了他；没有他，我们就会依然沉陷在混乱的泥坑里。”

马克思的早期观点： 异化的人

卡尔·马克思把下面的这句话作为他特別喜爱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他最喜爱的箴言是：“怀疑一切。”这些警句意味深长地给了我们了解马克思对于人的概念的一个基本的洞察力，也告诉我们他在为排除阻挡所有的人得到充分发展的障碍的努力中所用的方法。马克思对于西方思想的主要贡献往往被看作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庸俗的信条，这种信条把单个的人看成不过是他自己无法支配的权势之手中的一个小卒而已。对马克思理论的这种指责，我们以后再作讨论，而在现阶段，先谈谈马克思在他早年著作中所发挥的对于人的看法，对我们会更有帮助。在他的后期的著作中，尽管他注意的是更特殊的经济与政治问题的研究，但他对人的看法，却一直没有放弃。

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大部分潜在内容以及他的方法的由来，大都受赐于黑格尔。马克思当学生时在黑格尔主义方面已有巩固的基础，而象费尔巴哈这样的黑格尔左派对于黑格尔的解释与修正尤其引起他的兴趣。黑格尔认为自然与历史的一切都不过是“绝对精神”（最高的实在，黑格尔的“哲学上帝”）实现它自身的一种企图而已。这是一个宏大的形而上学的见解，黑格尔试图通过表明在整个的宇宙间有一个总的发展过程以发挥这种见解。关于历史，他想要指明在古代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绝对的统治者是自由的，但随着冲突与进化的过程，历史便接近于现代的或德意志的世界这个阶段，在这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但这历史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其实也是上帝完全成为上帝的历程，因为自然与历史实际上就是上帝，精神，现实的全体。自然意识不到它自身是精神，而人则是通过认识越来越自觉到自身是精神的精神。一旦某一事物对这认知着的精神显作是一个外在的客体，这客体就同这认识者异化了。黑格尔把这称为精神的自我异化。但是，当哲学家看到他眼前的客体，而理解到这客体无非是认识自身（他由于认知了它，便超越于它）这个总体的一部分，从而克服了客体的外在性时，则人的自我异化也就被克服了。但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过程实际上包含有上帝回到它自身并解除异化或分离的状态；因为人完全地认识实际是上帝完全自觉到它自身。黑格尔的哲学上的人，这样看来，就是完全认识到它自己的本性的绝对精神或上帝，而这样就恢复了自然，人和上帝的“统一”。

黑格尔左派相信黑格尔发现了真理，但是，他用一层神秘的唯心主义蒙眛主义的薄纱把它掩盖了起来，主要地因为他相信，一种有哲学根据的净化的宗教表现了宇宙的终极真理。他们研究黑格尔终于发现人实际上就是上帝，但是人，不是作为黑格尔的绝对认识者，倒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的经验的人。这些青年黑格尔派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努力改变世界，使人认识到他是当时存在的唯一的“上帝”，因而他们呼吁要有一些教育人的方案，使人能够丢掉宗教的幻想而生活。

黑格尔左派费尔巴哈比任何一个别的思想家对于早年的马克思更有影响。费尔巴哈的《基督教本质》（1841）给马克思指明了以后他应该关心的是真正的人，自然主义地把人看成是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个异化的精神存在。费尔巴哈致力于批判宗教与哲学上的神学，为的使人能从宗教的迷惑下解放出来，而马克思扩大了这个批判的方法，用以对束缚单个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领域进行攻击。

在马克思1843年写的《论犹太人问题》里，已经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已在多大的程度上认识到一个人的思想与理想是由他居住的社会性质所形成，也可以看出他想使人人都能得到真正自由的抱负。这篇论文是对另一位黑格尔左派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的答复，鲍威尔曾为赞成德国犹太人的政治解放的主张而辩论过。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论述只局限于德意志民族，过于狭隘了，他本该讨论更广泛的问题，“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是怎样对待宗教的？”他认为宗教实际上是一种世俗的狭隘性的标记，而且任何人或者任何一群人的政治解放“就是摆脱犹太教，基督教和一切宗教而得到解放。”马克思在此提议的是可以给予犹太人以公民的政治权利，一种政治的解放，但他们还是不会取得完全的人类解放本身。马克思看出政府保证选举权并非自动地在实际上赋予这种权利，除非所有的人都摆脱了利己主义的影响与偏见。在马克思经历的这个阶段，他把人的族类生活（作为属于人类的每个人的社会本质）与单个人的物质的利己主义的生活区別开来。由于权利是由政治国家授予人们的，因此，单个的人就得不到人类自由这种解放，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是获得了利己主义的个人的特定的自由而已。自然的人因此被设想为只求他眼前实际的利己的生存的个人，而政治的人则被认为是一个寓言性的抽象的道德上的人。因此，政治解放，虽然是沿途的一个目标，却不是人的最后解放。马克思在这篇早期论文的结尾响亮地发出了乌托邦的号召，呼吁个人的自由和一群人的团结，由于这个号召，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变成著名人物。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马克思的许多早期著作是用相当学究式的哲学词汇写的，然而，对社会上人的异化的清晰理解却用几乎是预言家的明喻表达出来。马克思把黑格尔关于上帝在自然与历史中的自我异化的观点颠倒过来，反而发现了人是从自然，从他的同类，甚至从他自己异化出来的。一个异化的人就是一个外乡人，一个外国人，是一个在他生活的地方不自在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应该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多产的人，可是不然，人发觉为了勉强糊口而不得不经常斗争，根本空不出时间与精力去发展他全副的才能。宗教宣扬人会在来世看到事事都比现世为好，这就进一步促使人的异化。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指出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幻想，因而他作出了一个伟大的贡献。剩下来现在要作的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但是，用哲学或者批判思想仅明异化的形式是不够的，因为马克思坚决认为：一且正确理解了当前的形势，就必须强行把它改变。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著作里强调过行动的必要，强调过哲学必须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这是他一生中反复提到的主题。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ad hominem〔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ad hominem〔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呵！人家要把你们当人看哪！

马克思在他早期的《哲学与经济学手稿》上所描写的异化，后来在《资本论》中，他改变了调子，把它改为由于劳动的分工所造成的社会的异化。可是，一条共同的线索贯穿着早期作品与《资本论》：劳动者依靠劳动创造了一个事物的客观世界，现在这世界把他束缚起来。根据马克思所说，一切的劳动，到目前为止，都是异化的劳动，不论是卑下的体力劳动还是智力劳动。马克思在《异化劳动》这篇手稿上概述了他的研究成果：

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正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

马克思在这里阐明他后来十分详细地的论点。工人出卖他的技艺给工厂主；他转过来被那个要以不可能再低的工资来收买他这劳动力的雇主当作一个物品对待。因此，连工人也开始想到他自己不过是一个随雇主的需要而取舍的物品而已，这种情况就不足为怪了。资本家利欲熏心，总想获得利润，而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他们所雇用的工人们的失去人性，这对他们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失去人性的过程影响到整个社会，因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贬值世界的成正比”。工人创造的物品变成反对他，同他异化的东西，不仅因为这些物品在市场上不是由生产它们的工人们来销售，而是由别的人销售，而且主要因为甚至生产过程本身就含有工人的自我异化。马克思在下面这段话中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工人的困境：

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意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最后，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

但是，劳动不仅使人同他所生产的物品以及他自己异化，而且也使他同他的同胞异化。不仅单个的工人在劳动中失去一切自发的感觉，而且失去人类团结——这是人的本质基础——的感觉。这异化了的工人注意到他所生产的东西是为着另一个人，即雇主，因而看到，对于工人是苦难的根源的东西就变成雇主享乐的手段。他虽然名义上不是一个奴隶，但实际上却被另一个人（他的雇主）所奴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上帝是金钱。强烈的占有欲，金钱欲，变成支配一切的东西，而一切价值都以金钱来表示。工人，资本家也一样，都想得到更多的金钱，但是即使工人的工资得到了提高，他仍旧被非创造性的劳动所奴役。当马克思写了下面一段话时，他使我们想起了八世纪希伯来的一位先知：

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

马克思发现，对于金钱的人为的需要是现代工业制度造成的唯一的需要，这种制度起作用的结果，才使得金钱能够购买一切，从美人到名望以及职业，只不过不是为着工人，工人只得到那么一点钱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金钱能买的人造的产品成了富人希求的东西，而这些不必需的奢侈品总是在不断增加。可是，与此同时，贫苦的工人为环境逼迫得在比原人窑洞更不如的住处苟且图存，而现代工厂装配线不过是古罗马惩罚囚犯踩踏的踏车的一种进化形式而已。

照马克思看来，更糟的是，这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由于鼓励储蓄以增加积累，而又提倡禁欲主义的悲惨生活，这使它得到了道德上的辩护：

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的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了的）本质也积累得越多。国民家把从你那里剥夺去的那一部分生命和人性，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

但是，正如马克思继续说的，这是相当可疑的德行，因为“如果我根本不存在，我又怎么能有德行的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富有道德心呢？工人没有自己的家，不得不住在别人的房子里，不付房租，房东就把他赶出去，而资本家却过着贪得无厌的搜刮更多财富的生活。因此，无论是对工人还是对资本家来说，都可归结为无产或有产的问题。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真正本性在于他是什么而不在于他有什么。金钱使人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只要他有钱；连善与恶都有价钱。道德家马克思把这种资产阶级的伦理叫做人的真实本性的倒置，它把人贬作一个物品而且把人从他的根本人性中异化出去。

然而，我们不可不注意到，马克思对于人应该成为什么抱有积极的理想，他时常声称这一理想只有在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才能实现。这一理想是人道主义的，而且它强调一切创造性的工作和活动在美学上的面貌：

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同人和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

马克思并不赞同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悟性会克服人类生存的降格这种信念，因为马克思对人的异化问题的看法，越来越趋向于用两个互相对抗的阶级在准备一场史诗般的大搏斗这样一种有戏剧性的观点。人的自我异化因而实际上成为两个不同集团的人——劳动者（无产阶级）与非劳动者（资本家）——的社会异化这两个阶级无一能够代表一个完全的人类形象，但是唯有无产阶级才能通过英勇的革命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在那种社会里，每个人才有可能是充分有创造力和有人性的。在这最后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劳动，但没有谁会从事异化的劳动，因为他们的劳动是自由而愉快地干的；他们的劳动将是生产性和创造性的，而且他们将有时间和空闲来充分发展他们多样的才能：从事艺术，科学、狩猎、捕鱼以及各式各样令人愉快的人类活动。不会再有人同自然以及他的伙伴异化了，当人们在充分人道化的世界里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时候，人就会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充分人道的方式变得富裕起来，人人都能充分享受生活的美设和乐趣。读者无疑会认识到，卡尔·马克思的这个最终的共产主义可以公平合理地叫做“人间乐园”，这一场梦幻般的美景和先知们在《旧约新约全书》里的幻想场面有许多类似之处。马克思在想象着和向往着这么一天，那时谁都不会觉得人类的一切对于他是异化的了。

现在该转入对《共产党宣言》这份历史性的文献的研究了。在这个文献里，以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为依据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得到了清晰而有系统的阐述。

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一般读者大概熟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观点，不然他也许不那么幸运，而只是间接听说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与经验决定论的信仰者。在讨论之初，弄清一下词义很重要；对马克思来说，在使用唯物主义这个词时，那指的是哲学唯物主义，而不是指主要关心积累金钱和财产的那种世俗用法——实利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决不是唯物主义这个词的世俗意义上说的一个“实利主义者”。他之所以把他的哲学特定为唯物主义，是为了使它与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相对立。在黑格尔看来，现实包括在最终的“心灵或精神”中，而自然的物质的宇宙不过是这最终的“心灵”的派生物。马克思把自己的世界观叫做唯物主义时，他想要表明他的哲学是科学的；这是一种从世界的具体现实出发的方法，这种方法发现了一切观念无不深深植根于自然与历史中的人的现实的物质存在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按照这个观点，人除非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就根本不能思想，因而他所思所想的都将以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为转移。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表达了他用来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可以证明他所预见的真理——一场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如他所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这个方法有时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因为这表明马克思的程序与黑格尔的程序的关系。黑格尔主张自然与历史的一切充满对立的力量的斗争；这是正题与反题的斗争，两面各自声称是真实的，但任何一面都不能代表全部真理。后来形成一个合题，正题与反题两神论点所指的真理在其中被调和、被熔化了；而它们的谬误之处则被摒弃。这合题变成一个新的正题，但又有新的反题出现；后来又产生一个新的合题中的调和，这种过程持续不断地进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运用了这种辩证的方法，从他们把历史看作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这个理论，他们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他们的心目中，十九世纪的形势与以前不同之处在于，历史上的斗争正在简化为两个大的敌对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间的斗争被解释为在无阶级的社会到来之前富人（有产者）与穷人（无产者）间的最后斗争，无阶级社会则是历史上对立力量最后的、终极的合题。《共产党宣言》以雄辩滔滔的散文形式重复了马克思关于工人的异化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正如我们所已看到的，是他早期作品的主导主题之一。我们现在得知，机器引进了一个使工人失去人性的因素，它给工人的境遇增加了新的恐怖。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随着“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以及如此等等，“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个人的价值已经转化为自由贸易市场上的交换价值。除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这部分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劳动者——甚至那些有向来受人尊敬的职业的受教育的人们；而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亲密的家庭关系本身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总而言之，它（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宣言》继续说，这种使人失去人性的过程正在变为世界性的；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都被迫使接受所谓的“文明制度”——那就是说，他们被迫变成资产者。

但是，资产阶级并不是样样事情都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去办的，因为他们的成功恰恰给他们带来种种新的复杂的困难。《宣言》以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社会“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现代生产的扩张是这样的迅速，以致资本家们再也不能支配那冲闯到社会上的势力：资本家由于迫不及待地要获得更大的利润，他们便总想把力量较小的竞争者排挤掉；有了生产过剩与劳动力动荡不安的现象；对可以吸收过剩产品的新市场的发现终会有个尽头；而工人们是构成世界大军的大多数，他们将厌烦于为他们的资产阶级霸道的雇主去打仗了。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这类危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

同时，资产阶级的工业制度产生了一个命定要给资产阶级社会带来死亡的贫困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这个日益壮大的阶级是由劳动者组成的，他们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仅有劳动力可以出卖，只有找到工作才能活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被当作商品看待，很象原料与机器，这两种东西对于生产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自由市场上，不仅所有男性劳动者为找工作而彼此竞争，连妇女和儿童也在找活儿干。因此，资本家往往近在手边就有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但是，工人的苦境这还不算是最坏的。因为机器的采用导致劳动越来越细的分工，所以工人的劳动就失去了一切个体的性质和乐趣；他全然成了附属于机器的失去了人性的物品。这样，工人不但受资本家的剥削——资本家迫使他长时间干活儿，只给他勉强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且他干的活儿也变得如此机械，使他自己实质上成了一架被动的机器。我们在这里又看到马克思发展了在他早期著作中作为中心的异化问题的主题。

无产阶级起先是一大群毫无组织的工人，他们为了找到工作而彼此竞争。由于工业制度愈来愈复杂愈加高度组织化，中产阶级的下层——小商人，手工业者，小农民，以及最后连为数越来越多的在工业竞争中破产的原资本家纷纷加入了工人阶级。抛弃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遗产而从事无产阶级事业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人数日益增多，使无产阶级的队伍得到了扩大。从受过教育的人与原来的资本家的阶层中来的补充人员，提供了无产阶级想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阶级而需要的领导力量。现今，在历史的舞台上，照《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已经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一场史诗般的战斗作好了一切安排。工人们一旦组织起来，他们就会获胜，因为正义在他们一边。《宣言》讲得清清楚楚：“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样，资产阶级在生产这个无产阶级时，实际上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

读者可以回忆，早年的马克思强调过理论是不够的——行动是必要的。《共产党宣言》首先向我们吹响了行动起来的号角，并提出了在取得最后的无阶级社会胜利过程中各个阶段所要采取的具体纲领。第一步，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那就要“争得民主”。一旦无产阶级争得反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取得政治上的统治权，他们就要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的手里。决不会再走小市镇与家庭手工业的老路，因为那时将采用效率更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那时，掌握这种生产方法的却正好是一向受它摆布的工人们。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要实行这些变革就得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的确切性质在不同的国家里会是不同的，他们相信在最先进的工业国里，以下特定的变革一般地都可以采用：1.剥夺地产；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把信贷集中在国家（银行）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8.（扩大国有生产力，）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并使城乡人口的分布更加平均合理；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童工。

紧接上述特定纲领之后的一段（这段话常被引用），提到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后出现的最后的社会：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合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未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一段是全文引述，因为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有十分规范的意义；尽管在写成之后二十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到它时说：

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所坚持的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国家旧的政府机器以及自我图存的政治集团机器必须首先以过渡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马克思在晚年的著作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仅仅几次，但他在1844年的著作中早已指明在无阶级社会的高级阶段来到之前会有一个“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的最初粗糙阶段。

马克思写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我们看到他经典地系统地阐明了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与高级阶段，列宁把这一分析用来作为他在俄国进行实验的最主要的根据之一。马克思在反对企图把非马克思主义者带进同一的党内来的哥达“合并纲领”时说过，共产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不可避免地会有种种从资本主义沿袭下来的弊病。这个社会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比方，工人会继续按照“资产阶级法权”想到他劳动应得的报酬。他因而要从这新产生的社会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但是，这个弊病在新社会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从资本主义社会变为最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这个革命转变阶段，马克思强调“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马克思毫不踌躇又提出他那乐土的幻想，不过它不会在工人们取得国家的领导权之后就立即出现。这想像中的“黄金时代”被推迟了，而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出现的必要条件似乎与现实社会差别太大，竟使我们觉得马克思是在梦想着另一个世界。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虽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而又严肃认真的人道主义者，又处于最引人注目的地位。他相信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很久以后人类的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然而，他确曾希望，因为出于对资产阶级的深仇大恨而用暴力把资产阶级社会推翻，又经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条件之后，一个和平而又人道的社会就会实现，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将有可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他希望并相信过渡性质的专政的国家将要“消亡”。那时，只有那时，每个人才会受到尊敬，而每个人才会得到自由。从资产阶级国家遗留下来的贪婪与自私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心甘情为一切人的幸福而劳动。自我异化——它现在还是工人的命运，他不过是机器的附属物，不过是机器的轮牙——再也不会为人所知了。个人的“人的总体”就会回复。劳动的分工不再把一个人分配到某一个限定的令人厌烦的，不干就会失去生活资料的，不能超出的活动范围了。马克思对于一个空想的共产主义的人类自由的梦想表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6年）中：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总之，由于私有财产的废除所造成的新的经济形势以及商品的按需分配，正如马克思所深信的那样，会给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个人带来道德与精神的自由，共同体的安排使他能够成为身心配合得很好的人，而且能够心满意足地发展他的艺术才能与科学才能。

我们上文考察的这种见解，通常被解释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应当回想一下，一方面显然它着重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无产阶级在这斗争中一定胜利，因为他们代表了新社会运动先锋中的人民的大多数；同时也强调人在促进这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中所能起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大半是因果决定论，它强烈认为假使某些事件在社会的客观历史上发生，那就必然会引起某些结果——正象在摩擦砂面上划火柴就会产生火焰一样。然而，擦火柴这一简单的例子与历史决定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它从根本上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两种因果关系是有区别的。本质的区別是，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十分强调他们的信念——每个人在历史上的思想与立场是由他那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他在那社会的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然而，他们并不忽略，辩证过程的作用含有人对自然与经济环境所起的正作用或反作用。事实上，马克思在捍卫他一方面反对粗糙的唯物主义者，另一方面反对唯心主义者这一立场时所着重强调的，正是这种自然与历史的客观力量与人对这些力量的反应之间的互相作用。粗糙的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完全由他所控制不了的自然事件所决定的，而唯心主义者认为人单凭思维就能改变他的世界。马克思则努力行驶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但他这样做，却过分强调了唯物主义的或决定论的因素而忽略了人的思想与行为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应该指出的。

恩格斯承认马克思和他两人都过分强调历史的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在《反杜林论》（1880年初版）中，恩格斯写道：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未，要使他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恩格斯又解释说，这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供人使用的电力之间的区别一样，人的理智会在历史上造成区别，因为通过社会计划，他能够有意识地“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调节”，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反复发生的危机。

恩格斯并不是要收回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要进一步解释马克思和他在最初发挥这个观点时，他们两人都曾倾向于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以致忽略了人在这个过程中所能起的作用。回顾这一点颇为重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前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上强调过：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决定那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理想，因此，一个社会的世界观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在《反杜林论》上，恩格斯坚决认为没有永恒的道德，因为所有的人“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接受自己的道德准则。因此他是毫无变更地重申了这一主题。关于道德戒律，他特别指出“切勿偷盗”这一条，于是，我们有了一个例证，说明这种道德戒律只有在存在着私有财产的社会里才能获得实际意义。

“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宣扬者想来庄严地宣布一条承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相信在最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又是在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们两人不仅号召人们为了使人人都有自由，要积极干预历史的进程，而且他们还指明，在最后的无阶级的社会里，情况将发生如此根本的变化，以致人会支配历史，而不是为历史所支配：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从头脑里拋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取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为了说明这个主题始终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之中，让我们再看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在一节概括的话里，又强调在无阶级的社会里，人会第一次真正成为他命运的主人：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生人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正如我们前面已注意到的，在最后的无阶级的社会里，异化劳动将会终止，而生产活动对于所有的人将会成为一种乐趣。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才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所有无产者的联合并未出现，技术最先进的国家里工人的命运得到了改善，预言的阶级斗争没有造成世界范围的革命，这是大家知道得很清楚的，这里只消随便提一提就行了。可是为了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可行的世界观传播流行的情况，我们应该看一看马克思主义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俄国成为官方的学说，是怎样变化并发展的。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俄国共产主义

预测未来很不容易，马克思在这方面比别人做得好不了多少。马克思对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所作的详尽的分析，清楚地揭露了使一般工人遭受痛苦的种种不公正，也揭露了那些没有节制的资本主义由于不断追求更大利润而经受的频繁的危机。不过，马克思所预言的工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革命”却并没有发生。具有讽剌意味的是，这种革命之所以未发生，其理由之一，也许是马克思后期的一些文章与边沁的一些文章一道，在使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社会立法，控制“贪婪的资本家”和保证工人得到比较公平的工资以及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方面起了某种作用。不管怎么说，恩格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认识到，历史并没有象他和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发展，因为工人阶级正在得到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使他们因之对社会感到满意。

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承认，过去五十年的一些事件证明他们对一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期待是错了。事实上，他认为情况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根本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现在相信，新社会的真正突击队在工人阶级政党之中找到了，这些政党曾经在投票箱前赢得了多次胜利。正如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过来一样，恩格斯在1895年如实地承认：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杀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

当然，恩格斯并没有放弃最终要有一场一举打垮资本主义的决战的信念，不过显然他对这个信念远不象在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看得那么重要了。

恩格斯认识到《共产党宣言》中的纲领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已经用和平的手段实现了。为工人谋福利的立法，限制垄断和托拉斯的立法，累进所得税，全体儿童免费受公共教育这一切我们现在以为是理所当然的，都把它们看作我们民主传统的一部分了。但我们应该回忆它们是1848年共产党纲领中的一些组成部分。在德国、英国和美国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正是恩格斯所指出的——选举票已经为工人赢得了胜利，所以子弹看来就没有必要了。不过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浩翰的著作，可以解释为与工人阶级的通过和平道路取得胜利在精神上是一致的，虽然这种胜利并不容易。结果就出现了“修正主义者”——并且还在继续出现。

德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爱德华·伯恩斯坦虽然曾是恩格斯的密友，但却在他修正马克思主义时直言不讳地呼吁实行进化的进化的社会主义。在伯恩斯坦看来，社会主义是人人都有平等自由的政治民主的实现；因此，他不仅反对一场革命，而且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伯恩斯坦放弃了在历史末期出现一个无阶级的乌托邦的梦想，而且坦白承认，他的一些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并不一致。怎么能一致呢，他宣称，因为历史已经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错了。他所强调的是放在“工人争取政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上，工人在城乡为了他们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上，以及工人在工业组织的工作上……我的思想和努力都是与目前和最近的将来的义务息息相关的。……”在1899年伯恩斯坦的著作问世时，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面貌仿佛也许不会延续到二十世纪似的。

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但生存下来了，而且变成为世界强国之一——俄国的意识形态了。俄国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也修改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来的理论，他们也是不得不这样做的，因为马克思不曾预见革命会在一个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如列宁在1917年取得政权时的俄国获得成功。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强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带来特别严重的危机之际，由于工人阶级起义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才会发生。沙皇统治下的俄围仍然是以封建经济为主；农民是人数众多的被剥削阶级，而资本主义则是刚刚侵入传统的小手工业制度中去。许多青年的正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890年代，都急切地想方设法推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理由是只有完成了这种发展，这个国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才会成熟起来。在同一时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修正主义者”则争辩说，通过社会逐步发展，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命运可以得到改善。在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下，列宁以一个领袖出现，他注定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第一个首脑。

列宁由于从事革命的鼓动活动曾在西伯利亚过了五年（1895—1900）流放生活。在这段时间里他形成了他于1902年发表的小册子《怎么办？》中所表达的思想。他老实承认，俄国的形势并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发动一次共产主义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那种情况，但他煞费苦心地强调指出，他仅仅是在解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在作补充，而不是在“修正”它。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有一个时期一提到“修正主义者”总是抱着蔑视的态度，正如正统派基督教徒蔑视异教徒一样。列宁虽然实际上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却要避免“修正主义者”这一污名，以便得到其他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他所宣称的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不仅仅是一个口头上的花招而已。因为他相信，为了一些策略上的理由，被认为正统派是极为重要的。列宁最关心的是使共产党尽快在俄国掌权；因此，他在自己后期著作中表明，对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在封建俄国的成熟，他不愿意等待。

是什么力量使俄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呢？列宁显然不能指望工人阶级的自发的起义，因为俄国的工人与为数众多的农民比较起来是很少的。更重要的是，工人和农民都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组织起来。列宁要求他的读者回顾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谁也不是无产者中的一员。《宣言》中所表现出来的最初的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两位资产阶级的有才智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产物。因此，列宁得出结论，认为在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一定要由知识分子杰出人物的活动开始的这种看法，一点也不是非正统的。他认为，工人阶级的成员不会自发地获得阶级觉悟；他们需要一些领袖来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并督促他们真正去作。列宁建议要从职业革命家的队伍中去物色这些领袖人物。

职业革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吸收和训练一些工人，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的鼓动者、宣传者和组织者。列宁显然要同他所谓的“自发性”作斗争，因为这种“自发性”会导致工人由于工会的活动把他们的痛苦略为减轻而感到心满意足。他与当时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之一卡尔·考茨基的见解一致，认为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必须从工人阶级外部由一些职业的领袖慢慢灌输给他们。列宁建议用一个有高度组织性的有严格纪律的共产党来完成这项任务。党的领袖们要向工人鼓动员发出指示，协调革命工作，并求得社会上其他部门支持他们的事业。列宁已经在他的初期著作中预言到：

“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那末，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种队伍，因为这种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无限的信任。”

对俄国共产主义的发展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后来所作的关于在共产党员内部建立一项严格的控制制度的提议。列宁认识到，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共产党的工作必须以地下的形式进行。他因而坚决主张，党必须严格律己并独立生存，以期使它保持一个能走向胜利的贯彻始终的方针。必须赋予党的领袖以特殊的权力，把未能执行指示的党员或对党的事业的热心似有动摇的党员清洗出去。列宁认为，党的领袖不必向群众说明他们行动的理由，因为党的领袖毕竟知道什么对他们所代表的群众最为有利。

我们也应着重指出，列宁确曾尽力保持对他认为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的忠诚。列宁在他1917年掌握政权以前几个月所写的《国家与革命》中辩论说，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废除资产阶级国家，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他在这儿的着眼点是反对德国进化论的社会主义见解，这种见解认为，由于工人的命运不断改善，资产阶级国家将会逐渐自行消亡。不，列宁大声疾呼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继承者将要组成他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半国家”。由于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被训练成为能够执行这个“半国家”之内的简单管理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将会逐渐消亡。列宁并未试图预言无产阶级专政要经过多久才能消亡，但是他确曾指出必须创造条件来消除国家控制的一切痕迹。一旦工人学会了为他们自己管理生产力，已经没有资本家的反抗构成对新社会的威胁，新秩序的习惯在全体人民中已根深蒂固时，那时，而不是在此之前，国家才会消亡。列宁这样重申了马克思对于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告终之时将出现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信念：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

在1917年列宁掌握了政权后俄国的情况是尽人皆知的。列宁在一个非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他热望这场革命是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驱。别处的这种革命并没有发生，于是列宁对于在俄国发展重工业，比较多的消费品来抚慰农民、在内战期间巩固政权、发展一个忠心耿耿的党来支持他的政策等各方面都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许多让步。甚至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梦想作战略退却这一点，也总是以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或用“历史的必然”一语来作辩护。

作为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以列宁的理论作为他所执行的方针的根据。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中强调了在俄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为的是使俄国能帮助推动世界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革命的发展。在斯大林看来，俄国的任务是摧毁国际帝国主义，但就他的行动而论，他主要关心的是逐日加强他的党的战略与战术。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不容许有任何偏离。

共产主义在俄国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国家为什么还没有消亡呢？斯大林大胆地试图用重新解释马克思理论来为俄国国家权力的日渐増大作辩护。他1939年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解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权力行将消亡的信念是以社会主义已在大多数国家取得胜利这一设想为根据而作的预言。在那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国土已不再处于外国进攻的危险之下。但是，当时社会主义的包围并不存在，却有资本主义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的包围。他虽然承认国家将来要不断改变它的形式与职能，但他却坚持，只要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的包围，从而有外国侵略的危险，国家就不能消亡。他在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的修改进行辩解时宣称，列宁本人曾发现，把共产主义理论中对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它未曾预料到的那些问题加以改变是完全符合正统的。

斯大林逝世以后，1956年俄国本身似乎已经走向“修正主义”了。至少对和平共处的强调和1961年起草的、经过修改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关于道德的部分表现出向资产阶级理想的退却。在这个“新宣言”中肯定下来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当中，当然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为社会的利益而自觉地劳动”。不过也有一些陈旧的资产阶级的价值现在列为共产主义价值了。“老实忠诚，道德纯洁，在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上的谦逊无欺；家庭中互相尊敬，关心儿童的培养。”不论怎么说，俄国共产主义从来不是、现在也不象是马克思所梦想的并为之付出辛苦的最终自由社会的历史范例。

我们以上对马克思的理想在其被纳入制度化了的俄国共产主义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作了概述，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教训。理想在标榜着它们的实际的政治社会制度之下是永远不会充分实现的。所以，俄国共产主义之未能把马克思的梦想现实化，犹如神圣罗马帝国并没有真正体现《新约全书》中的教义一样。我们自己的社会以个人自由而自许，但是，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庞大的技术社会中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些现实问题，我们也把这个理想在许多方面作了修改。这不是说各种理想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而是给我们提供一些发人深省的东西，就是，一个理想虽然给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以瞄准的目标，却从没有一个社会打中这个靶子的静点。

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主要在于把它看作我们现在世界中的一个有竞争性的价值体系；因此对本世纪内在苏联以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情况作一简要考察，对于我们了解它对诸如美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青年和非洲、亚洲各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这样形形色色的人群所发生的吸引力，也许是有帮助的。我们已经注意到列宁和斯大林曾经修改了马克思主义，或者把它引伸了以便象他们动不动就说的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适应于一个根本不是经历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不过，我们也应该记住，列宁和斯大林都曾煞费苦心地来为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发展”（advance）作辩护，或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某一段落作为他们进行现世的注释的依据，或者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都未活到看见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那末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重新解释以适应历史的实际事实。从俄国自称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家的情况来看，别的国家共产党的其他领袖认为充分有理由修改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应他们国家的需要，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这种修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时改变是那样的彻底，以致卡尔·马克思原来的人道主义几乎所存无几了，而在其他国家里，正是马克思在他的初期著作中所阐明的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被颂扬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让我们简略地看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俄国以外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吧。

在中国，毛泽东在共产主义革命初期坚决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支箭，但必须射中国实际问题之的。于是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为一个行动指南而不是一个教条；不过，他发现多费一些力气来表明中国的发展确实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可取的。在1945年他公然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象俄国那样的一党制。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所作的解释，允许与其他一切不反对他的计划的政党合作。他这样写道：

中国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的制度。将产生一种特殊形态的，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这种国家形态对于我们将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的制度。

读者自己会觉察出，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这一点，显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哲学，是有道理的。

旧谚语说：“一事成功，事事顺利”，显然可以应用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结果。中国人现在也是一个世界强国；他们曾敢于向俄国共产党人挑战，说他们走和平共处道路，所以成为“修正主义者”；而且亚洲和非洲一些较小国家拿中国的共产主义同俄国的共产主义相比，他们把中国的共产主义看作是他们各自的民族发展的一个典范。的确很清楚，当我们提到马克思的观点适用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时，我们就有两种不同的“制度化的共产主义”的例子，两者都宣称本质上忠于马克思，而每一个都正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那些看来不适于他们各自国家的实际需要的一些方面离开了他的观点。在俄国和中国的“制度化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都需要承认，一方面要感谢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确实揭示了支配历史的各种规律；同时在另一方面，又都把这些规律引伸得离开它们的原意很远，以便为他们取得政权并用一个现代政治国家形式保持政权所采取的各种行动作辩护。他们要在意识形态上极力忠诚于马克思，而同时又要使之适应于日常行政管理方面的具体问题，在这种紧张情况下，如果卡尔·马克思的教导常常不是受到有意识的违背，就是受到忽视，那是不足为奇的。

有一些研究目前非洲问题的专家甚至认为，非洲的共产主义与卡尔·马克思的教导很少有共同之处，甚至与经过俄国或中国修改使之适用的那种形式也很少有共同之处。对泛非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强调，确实不是《共产党宣言》所曾给予辩护的东西。在列宁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也是如此。有一个学者曾把非洲的共产主义的特点说成“首先是一种为不大一群知识分子获得政权的一个手段”。它主要关心的似乎在把非洲国家建立成为世界的第三强大集团，而且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并不是深受忠诚于马克思或列宁的思想这一必要性影响的人。“他们把自己看成为一个新的第三集团，即非洲前殖民地国际的奠基者；‘殖民地人民联合起来，’恩克鲁玛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非洲共产主义者中的另一些知识分子领袖发现马克思的分析不适用于他们的社会，因为他们认为货币和工业产品并没有使非洲人异化，他们仍然具有人类价值的稳固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在他们经济落后的国家建立起一种新的民族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今天世界的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并不限于俄国、中国与非洲。读者可以回顾十年以前在中欧的一些卫星国，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修正主义者”早就发出了呼声。在这些地方，他们主要反对的是，由于建立了俄国共产党的坚不可摧的统治，而在人道主义的性质上偏离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

南斯拉夫人密洛凡·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试图证实俄国共产主义不但没有走向无阶级的社会，反而建立了一个独裁的官僚政治制度。这个阶层变成为一个压迫工人的新阶级，其暴虐的程度远比资产阶级所作所为更要厉害。吉拉斯认为，共产党是这个新阶级的核心，但不是等同于它。“这个新阶级可以说是由那些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所组成的。”共产主义国家里的一些官僚牢固地享有使用集体所有的国家财产的特权，他们给予自己以丰厚的经济报酬，他们原本被认为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却成了工人阶级的寄生虫。吉拉斯用一句话戏剧性地总结了他发现共产主义由马克思经列宁到斯大林所发生的变化：

马克思作为一个贫困的流亡者死在伦敦，但却为有学识的人所尊敬，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尊敬；列宁是作为最伟大的革命之一的领袖死去的，而他死的时候作为一个独裁者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对他的狂热的崇拜。斯大林死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为一个神。

资本家业主们知道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新的共产主义阶级却自欺地设想他们是代表人民的，实际上它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加强它在新社会的地位。“一切由共产党首脑发动的变革，都是首先受这个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所支配，象其他的社会集团一样，新阶级的一举一动，或守或攻，其目的都是增加它的权力。”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为一个实际控制一切财产的怪物。说国家财产属于全体人民，这只是一个神话，实际上，它属于管理它的人即新阶级。吉拉斯宣称，在共产主义之邦的新阶级所取得的统治人的权力远比历史上已知的任何阶级为多。不过，他承认，这个新阶级起初在实现一个落后的国家的工业化方面曾起过一种创造性的作用，但是“这个阶级现在所做的不过是加强它的残暴的力量和掠夺人民而已。”吉拉斯并不相信“这个新阶级”能够无限期地保持它的权力：

“革命可以看作是这个新阶级旳一个划时代的成就，但它的统治方法却作为最可耻的几页载入史册。人们会赞叹它所完成的辉煌而壮烈的事业，但却为它所使用的手段感到羞愧。

当这个新阶级退出历史舞台时——而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人类对它的逝去将比对它以前任何阶级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由于它把除了利己的东西以外的一切都窒息了，便决定了它本身的失败和可耻的毁灭。”

过去十年无数共产党人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了一种努力，要把共产主义与这位独裁者的策略划分开来。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大家对于卡尔·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的兴趣恢复了。我们可以说，这个呼声是“追本溯源”而抛开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第二手、第三手解释。最近出版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英译本，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重新研究马克思全部著作的兴趣。许多马克思著作的读者现在相信，他应当被看作人道主义者、哲学家、或者宗教预言家，而不应当被看作经济学家。不过，对于我们的目的更具有重要性的是许多人的发现：马克思对我们今天来说，也许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关于他对异化的概念和他关于全人类自身的经典的人道主义的理想方面。

最近由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罗姆编辑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汇集了东西方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关于诸如异化、自由、人与人道主义一类主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都引述了马克思的话，而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强调他的人道主义的价值，或者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如何在历史上被歪曲了。这样我们就是兜了一个圈子。我们是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谈起，进而探讨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现的革命纲领和他的后期著作，然后又说明了当他的思想在俄国和中国形成制度时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最近一些著作家对马克思的哲学全貌及其对今天世界人道主义行为可供参考之点的关心，有助于恢复他作为预言家的公正的地位。因为作为预言家他曾经反对人对人的非人道的待遇，并呼唤一个人人都会自由的新时代的出现。

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评价

我们将在这里首先集中谈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因为甚至连那些制度化的共产党人都把它奉之为他们的基本价值体系。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我们世界上的种种互相竞争的价值体系，所以我们根据这个背景对马克思主义作一些评论，作为对它的初步评价。凡能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人几乎无人不为他对十九世纪不幸的工人命运所表示的深切同情所感动。他看到当时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非正义现象感到义愤填赝，以致他不仅为一个有自由与正义的较好的日子而呐喊，并且提出了一项实现他为人类所抱的理想的纲领。马克思并不是一位闲散的梦想家，盼望着会象奇迹似地出现一个“新天地”，而是更象《旧约全书》中的先知阿摩司那样，告诉人们为了真正得到自由他们必须做些什么。马克思看到，知识和行动，思想和由它们所形成的社会制度，以及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和经济基础都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从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最早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因为他试图研究社会，以发现推动社会行为的各种动力。但他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因为他也看到了如果要把世界改造得好一些，人们就必须积极参加。贯穿他一生的主题表现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这段话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英国经济基础的研究，和他企图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以便通过他们来实现一个较好社会的努力，不过是马克思同一纲领的两个方面。在他看来，凡不是在行动中产生的知识都不会是真知灼见，凡不是以对历史进程的详尽知识为根据的行动都不会是有效的行动。

不过，如果把马克思列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认识到他是一个以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家。远在他在英国博物馆着手仔细研究各种文献从而产生他的巨著《资本论》之前，他已经发展了他的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最初，他已经得出结论，只是后来，他才确实找到大量事实来证明这些结论。

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哲学家、预言家或一个新现世宗教的创始人，或者甚至当作一个“价值立法者”（借用尼采的说法），我们就可以对马克思的重要性认识得更清楚一些。他的经济理论已为凯恩斯所超过，他对中产阶级的消灭和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预言——更不用说对在历史的末期新式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的预言——这些都被他自己以为已经发现其历史必然规律的那个社会的进程证明是错了。马克思象许多理论家一样，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对手的观点或生活在他们以前历史时代的人的观点无不取决于他们自己在一个特定时间和一个特定地点所处的历史地位，但他却错误地相信他自己的观点是“客观的”和“必要的”。但是正如任何人很快就可以认识到的，马克思的分析虽然适合于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对于今天的福利国家和计划经济却很少有直接应用的可能性。利奥波德·森霍清楚扼要地总结了五个方面来说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灭亡的具体理论是错误的：

1.“阶级斗争”比马克思所想的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在。而且，它正在减少中，而利害不同的几种范畴的拿工资的工人数目却在增加。

2.农民，马克思认为对于革命的骚动多少有些无动于衷，而安于“农村生活的愚蠢行为”，这个判断已经在不发达国家被证明是不正确的。

3.关于资本主义集中的理论并没有得到事实的证明。相反，中小商业却在西欧一些国家继续增长起来。

4.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虽然没有停止，但次数却渐渐减少。而我们没有理由预言会有一场大灾难使资本主义灭亡，因为它正在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于经济和社会的进化。

5.“社会主义”并没有象马克思所预言地在西欧的一些工业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东欧和亚洲的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取得了胜利。

我们也许可以说得更多一些，指出用阶级来解释社会是过于简单化了；我们只须想一想当代社会学家提醒我们所起的许多作用，就可以看到，在对一个复杂的社会行为的分析中同两三个阶级去得出一个准确的描写，是何其过于简单过于错误了。我们的兴趣受我们所属的俱乐部、我们所玩的游戏、我们所交的朋友、我们所读的书、我们所看的电视节目的影响，可能大于我们由于在工厂做工因而是一个“工资劳动者”所受的影响。

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这样一些具体的反对意见可由他的一个大错来概括，即他相信他已经发现了历史规律，这些规律与自然规律同样有根据，以同样决定论的方式起作用。读者可以想起这就是马克思想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个思想的面貌。恩格斯在1885年把这个历史规律的“发现”称为马克思的伟大成就。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

恩格斯竭力要把他的历史“规律”与自然科学的规律的类比说得透彻一些。

卡尔·波佩尔曾批评这种观点是“经济的历史循环论”，他认为这种经济历史循环论是“由于把象我们在物理学或天文学方面所认识的科学预测同能够约略预言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些主要倾向的大规模的历史预言二者混淆起来而产生的。这两种预言很不同，前者的科学性质决不是后者的科学性质的论据。”在自然科学方面，规律用于推测未来的事实，例如牛顿著名的地球引力规律，这个规律可以用以预测，你如果向天上抛一块石头，它一定要落在地上。经过用不同的东西所进行的反复实验，牛顿的规律得到证实；假如我们碰到一些与这个规律不符合的事情，那么我们或许要着手去找一个新规律，或者根据我们的新经验修改这个规律。不过，在自然界发生的由物理学研究的一些事情与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一类互相作用的复杂现象之间有一些决定性的区别。波佩尔并不愿否认可以有关于历史的各种理论，但他却更坚持，这些理论并不是科学的，也不象规律。历史要作的是理解各种具体事件，这些事件并不能象化学实验室里的试验那样可以反复多次。据波佩尔的意见，马克思实际上是以经济考虑作为社会上所发生事件的基本决定因素这一理论为根据而作的历史推测。这个理论本身是过分简单化了，但是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它也显然不是一个科学的规律。假如它被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当作科学规律提出来，那末，它现在应该被放弃了，因为历史进程本身证明这个貌似规律的东西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的崩溃和一个没有阶级的新社会的到来并未曾发生。马克思的所谓历史的自然规律实际上不是一个科学的规律，而不过是他的历史哲学而已，这种历史哲学是以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颠倒为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