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选择的第三个符号是汉字。它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符号系统，即由众多汉字组成的汉文化的书面语言。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姜寨和大汶口等处都有在陶器上的刻划符号（见文后的附图）：

“对于半坡遗址、姜寨遗址以及仰韶出土的陶器符号，有学者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但很多学者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些刻画只是记事符号，类似结绳纪事。而文字和记事符号的性质是不同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用的，而记事符号则与语言不发生关系，它只是为了某种记事的需要，帮助个人记忆而使用的一些单个的标记。所以《易传·系辞传》早就很明确地把结绳纪事和‘书契’区分开来。”[1]

这个说法似乎已是被普遍认同并广泛流行的“定论”。我不是语言学家或文字学家，没有能力和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下面的看法只是一种个人的意见（opinion），不能算作认知或科学。我的看法与这个“定论”恰好相反，我以为这些“类似结绳纪事”的符号刻画正是汉字——书面语言的起源。而汉字并不“是记录语言用的”。

清朝“御制”的《康熙字典》的序文引《易传》说，“上古结绳而治[2]，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与世界众多书面语言大不相同，我以为，汉字（书面语言）重大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口头声音（语言）的记录或复写，而是来源于和继承了结绳和纪事符号的传统。在这里，完全用不上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在于表现前者”。恰好相反，从起源说，汉文字的“存在理由”并不是表现语言，而是承续着结绳大事大结、小事小结、有各种花样不同的结来表现各种不同事件的传统，以各种横竖弯曲的刻划以及各种图画符号（“象形”）等[3]视觉形象而非记音形式（拼音）来记忆事实、规范生活、保存经验，进行交流。它不是“帮助个人记忆而使用的一些单个的标记”，而是集体（氏族、部落的上层巫师们）使用的整套系统的符号工具。其实，前引《周易》说得很明白，“结绳”是为了“纪事”，“易之以书契”是指用刻划的“书契”代替了结绳，但并未改变“纪事”。所以我以前说，在许慎“六书”中“指事”是第一原则，但“指事”不是许慎举例说的“上、下是也”，而是指记录、记忆上古氏族、部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群生活的重大经验以及发现、发明。这些事件、经验、发现和发明关系着整个氏族、部落的生存秩序和生活规范。《说文》序说，神农结绳为“治”。可见这个“结绳纪事”与整个社会的“治理”大有关系。它与对人群社会树立规范、颁布律令有关。也因为此，结绳和文字都具有非常崇高甚至神圣的地位，其中便有沟通天地鬼神的巫术功能。考古学家说，“……甲骨文的初创……远在商代以前一千多年前，距今五千年前后，也证明这些文字的发明者原本就是掌握神权的巫者一类人物”[4]。例如，“丙”字字形可能与创造鬲形陶器的发明有关，[5]“鬲”这一发明当然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需要一个字来记忆、保存和承继。由“鬲”还生发出一系列以鬲为偏旁的字汇。这在当时都披上了浓重的巫术衣装：重大事件和发现发明通过汉字记录而保存了神的旨意或命令。今日小传统中道士以汉字式的符篆请神驱鬼仍是这种巫术痕迹。所以上古传说仓颉造字使“天雨粟，鬼夜哭”，文字刻划即“书契”的确立，标志着人类对自然外界的控制主宰力度的分外加强和人类生存处境的极大提升。汉字的“指事”，如上所述，不仅记录着群体的记忆、经验的传承，成为历史的载体；而且更代表神灵，告诫和统领人们的生活和行为，前引《易传》、《说文》也都表明古人所谓“治作书契，纪纲万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彩陶刻划、骨卜刻划到甲文金文，到石刻铭功，贮存了大量历史经验的汉字，正好指示着鱼龙时代的纪纲秩序的“成文化”。它以标准的符号系统成为这个生命、生活和权威/秩序的体现者。一代又一代的人群，主要是统治—领导集团和阶层，拥有着、享用着这貌似僵固却实际永生的历史经验的权威凝结物，作为符号工具，不断指导、规范、巩固、统治人群的生存和延续。《易·系辞》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易·序卦》和《易·杂卦》说，“央，决也”，《易·系辞》说“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央”，也就是以书契发号施令，决断万事。汉字书契以此神秘的视觉形象形式，成为“百官”治理、鉴察“万民”的重大的实用工具，来“鼓天下之动”。所以汉字着重的是它作用于人们行为活动的规范特质，而并不在复写、记录口头语言的认识功能。直到近世（一九四九年以前），民间还随处可见“敬惜字纸”的告谕招贴，显示了汉字在人们心理上的神圣律令性能，它决不只是人人都能说的口头语言的记录、复写而已。这大概就是“太初有字”与“太初有言”的差异所在吧？！声音在场但瞬刻消逝，文字不在场却持续永存。这长存且行进的便是作为历史经验的“道”，“太初有字”也就是“太初有道”。[6]

汉字作为刻划符号，它积累成文，形成文法，具有愈来愈丰富和复杂的意义和内容，而后与口头语言相衔接，这一时期形声字急剧猛增。汉字接纳、交融口头语言而成为书面语言（汉字文言文），但仍然与口语保持相当距离，始终不是口头语言的表现和记录。所以与其他书面语言（文字）大不相同，在这里，不是语言主宰（支配、统率、规范）文字，而是文字主宰（支配、统率、规范）语言。口头语言即使大有变化迁移，而汉字和书面语言却基本可以岿然不动。即使大量形声字的出现标志着文字与语言的交会衔接，但文字复述的仍然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语言的声音，始终是“语言文字寖寖分别而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梁漱溟）[7]汉字文言在与地域辽阔、地理复杂、语音差异极为巨大、文法结构并不尽同的口头语言的互动中，始终处于绝对地支配、统率、主宰的地位，起着无比巨大的规范功能。我以为二千年前的《尔雅》中的一部分，就是这种统一各地语言、规范语言的著作。直到“我手写我口”的今天白话文时代，仍然无论在词语构成和使用上、语法习惯上、表达感叹上，汉字文言仍然具有很大的支配力量，始终是文字左右语言而非相反。

汉语不重音而重义，它忽视、省略、删除了任何没有意义的声音。汉语之所以成为这种单音节语言，正是因为汉字从一开头便支配、统率、规范着语言，而不是记录语言的缘故。今天汉语译名仍多弃音译而用“意译”。如电脑、民主、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非典等等，便是其他语言少有或没有的。

汉语词汇少有抽象语汇如无“软性”（Softness）、“白性”（Whiteness），而有“白”、“白之”、“使之白”、“说白了”等等不脱离具体活动、经验的字（词）。汉语没有时态、性别、冠词、词类等区分，却跟随具体情境而可作或不作更明白的确定。例如没有一般的过去、现在、未来式，却随需要又可用某日某时（昨天、明日、某刻）来具体明确它。这种字、词、句和文法表明，必需联系整个文本和语境，特别是人的活动本身才能描述、理解和使用。它展示的是充满空间经验的“实用”时间，而不是被规范了的抽象时间。汉语在认识功能上的模糊不定，也显示出它对实用效能的依从。汉字能指、所指常混为一体。文字即本物，所以文字可以是“神”本身。从而它也最宜于作权威/秩序所需要的命令规范的物态化载体，成为秩序/权威的体现物和守护者。

西方语言因有系词being，于是总“有”点什么，“是”点什么的问题。到底有点什么，是点什么？或者最根本的“是”或“有”（Being）究竟是什么？物质？精神？上帝？理式？律令？规则？单子？个体？于是无限地追求认识、理解和信仰。汉字语文中没有这个问题，可以是一切空无，也可以是万殊俱有。没有现象之后的本质，没有变动之外的实在。现象就是本质，即用即体；变动就是实在，虽有又无。因之，汉语文化很难有本体论（Ontology，是论、存在论），也不可能有关于不同于存在者的“存在”的“基础本体论”。

汉字文言中虚词的众多和并非口语特点的音乐形式，如由平仄音调到字义的对偶反复、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使汉字文言文的表情功能非常显著而重要。它融情感、理解、记忆三者于一炉，对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的塑建和影响甚为巨大。也许，中华儿女可以流连忘返在这作为心理积淀的汉文字（书法）和文学中，去寻找或寄托那失去的历史家园和邈远的故国乡愁？！

*　*　*

“鱼”、“龙”都与原始巫术活动有关，如前述仰韶人面含鱼和“黄帝乘龙”是如此。“鱼、龙均为水生，都能行天降雨，同为祈雨的对象和引导人、魂升迁腾达的神物。……同为大禹治水的重要帮手。”[8]汉字也如此。它是由结绳变来的用以“治理天下”的“书契”，它使“天雨粟，鬼夜哭”，显出了原始巫术的巨大威力。

鱼、龙、汉字，这些中华文化的神圣符号，源远流长，至于今日。如何阐释，敢不慎欤？野人献芹，供一笑耳。

二○○四年十一月

于Boulder，Colorado

【注释】

[1]《中国文化导读》，第二版上册，第131页，香港城市大学，2001。

[2]我以为，所谓“河图洛书”可能即这“结绳而治”的神圣符号。

[3]“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73）

[4]郭大顺：《寻找五帝》，第113页，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

[5]同上。

[6]参阅拙著《论语今读》。

[7]《中国文化要义》，第312页，学林出版社，1987。

[8]陶思炎：《中国鱼文化》，第184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0，并参阅图楚帛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