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

一个看过许多国家、民族以及世界许多地方的旅行家，若有人问他，他在各处发现人们具有什么相同的特征，他或许会回答：他们有懒惰的倾向。有些人会觉得，如果他说他们全是怯懦的，他就说得更正确也更符合事实了。他们躲藏在习俗和舆论背后。从根本上说，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巧合，能把如此极其纷繁的许多元素又凑到一起，组合成一个像他现在所是的个体。他明白这一点，可是他把它像亏心事一样地隐瞒着——为什么呢？因为惧怕邻人，邻人要维护习俗，用习俗包裹自己。然而，是什么东西迫使一个人惧怕邻人，随大流地思考和行动，而不是快快乐乐地做他自己呢？在少数人也许是羞愧。在大多数人则是贪图安逸，惰性，一句话，便是那位旅行家所谈到的懒惰的倾向。这位旅行家言之有理：人们的懒惰甚于怯懦，他们恰恰最惧怕绝对的真诚和坦白可能加于他们的负担。惟有艺术家痛恨这样草率地因袭俗套，人云亦云，而能揭示每个人的那个秘密和那件亏心事，揭示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次性的奇迹这样一个命题，他们敢于向我们指出，每个人直到他每块肌肉的运动都是他自己，只是他自己，而且，只要这样严格地贯彻他的惟一性，他就是美而可观的，就像大自然的每个作品一样新奇而令人难以置信，绝对不会使人厌倦。当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蔑视人类时，他是在蔑视他们的懒惰：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显得如同工厂的产品，千篇一律，不配来往和垂教。不想沦为芸芸众生的人只需做一件事，便是对自己不再懒散；他应听从他的良知的呼唤：“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想、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

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欢快。真正的思想家永远使人欢欣鼓舞，不管他所表达的是他的严肃还是他的玩笑，是他的人性的洞见还是他的神性的宽容；没有阴郁的表情，颤抖的双手，噙泪的眼睛，而是明确而单纯，勇敢而有力，也许带一些强硬的骑士风度，但始终是作为一个胜利者。而使人最深刻最发自内心地欢欣鼓舞的事情就是，看见一位得胜的神站在被他打败的所有巨怪旁边。反之，在平庸的作家和刻板的思想家那里，人们有时候也能读到一种欢快，可是它只会使我们这样的人觉得可怜，譬如说，就像我对大卫·施特劳斯①的欢快所感觉到的。拥有这样一种欢快的同时代人，令我们异常惭愧，因为他们在后代那里丢尽了我们和我们的时代的脸。这种乐天派完全看不见苦难和巨怪，而他们作为思想家本应看见它们并与之斗争的；所以他们的欢快令人不快，因为它是骗人的，它企图诱使人们相信在这里赢得了一场胜利。归根到底，哪里有胜利，那里才有欢快；而这一点既适用于真正思想家的作品，也适用于一切艺术作品。即使内容也许始终可怕严肃，恰如人生问题之真相，但只有当半吊子思想家和半吊子艺术家在作品上散布自身缺点的阴云时，作品才会使人感觉压抑，受到折磨；相反，一个人可以获得的最快乐、最好的享受，莫过于接近那样的胜利者了，由于他们思考过最深刻的道理，所以必然喜爱最生气勃勃的事物，终于作为智者皈依于美。他们真正在言说，他们不语无伦次，也不人云亦云；他们真正在活动，在生活，不像别人习以为常的那样，幽灵似地带着面具过日子。所以，与他们接近，我们真正感到亲切而自然，我们要像歌德那样欢喊：“生气勃勃的事物何其辉煌珍贵！与之相处令人感到何其踏实，何其真实，何其实在！”

我们知道这一切，有时我们还异常震惊于所有这令人眩晕的焦虑和匆忙，我们生命的这整个梦魇状态，仿佛是在觉醒的前夕，而愈是临近觉醒，梦境就愈激荡不安。但是，我们同时也感到，我们是太衰弱了，难以承受那个深刻反省的时刻，我们不是整个自然为了自救而寻求的那种人。毋宁说，我们只是偶尔把头露出水面，看见了我们深溺在怎样的水流中。而且，连这稍纵即逝的上浮和觉醒，我们也并非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我们必须被举起——谁是那举起我们的力量呢？

是那些真诚的人，那些不复是动物的人，即哲学家、艺术家和圣人；当他们出现时，通过他们的出现，从不跳跃的自然完成了它惟一的一次跳跃，并且是一次快乐的跳跃，因为它第一回感到自己到达了目的地，亦即这样一个地方，它在这里发现，它无须再想着目标，它已经把生命和生成的游戏玩得尽善尽美。它在这一认识中得以神化，它的面庞上笼罩着被称作“美”的温柔的黄昏倦态。此刻它以这神化的表情所表达的，正是对于存在的伟大解释；而终有一死者所能怀抱的最高愿望便是屏息凝神地倾听这个解释。

这里我已经临近那个问题的解答，即是否可能通过经常性的自我活动而同叔本华型的人的伟大理想相联系。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上述新的义务不是单独个人的义务，毋宁说人们藉之而同属于一个有力的团体了，这个团体不是靠外部的形式和法则，而是靠一种基本思想凝聚起来的。这个基本思想就是文化，不过这只是就文化向我们中的每个人提出这一任务而言：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之外，促进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的产生，藉此而致力于自然的完成。因为就像自然需要哲学家一样，它也需要艺术家，为了一种形而上的目标，即为了它的真正的自我神化，藉此它终于把自己设立为纯粹的、完成了的形成物，一种它在自己生成的动荡中从未得以清晰地看见的东西——所以也是为了它的自我认识。歌德曾经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对于自然来说，它的一切尝试有多大效果，全要看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终于猜出了它的结结巴巴的话语，在半途上截住它，替它表达出了它的尝试的真正意图。有一回他如此宣告：“我常常说，并且仍将不断重申，世界争执和人类争执的causa finalis（第一因）是戏剧诗艺。若非如此，原料就绝对派不上用场了。”……惟有在今日的或者正在来临的诞生中，一旦我们上升到了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的那些最高等级，我们的爱和恨的新目标便也将向我们显现，——那时我们便有了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义务领域，我们的恨和我们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文化是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现代人彼此都厌倦得要命，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借助于一切艺术来把自己弄得有趣一些。他们听任他们的艺术家把自己当做诱人的美餐端上桌，他们浑身上下撒满了整个东方和西方的作料，于是当然啦！现在他们闻上去就非常令人有兴趣了，按照整个东方和西方的口味看都是这样。他们立志要满足任何口味；每一个人都应受到款待，不管他心血来潮地想尝香的还是臭的，山珍海味还是粗茶淡饭，希腊菜还是中国菜，感伤的戏还是下流的戏。现代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变得有趣和兴致勃勃，众所周知，在这方面，他们最著名的厨师是法国人，最糟糕的则是德国人。归根到底，这一点对于后者比对于前者更是一种安慰，而如果法国人嘲笑我们缺乏魅力和优雅，或者，如果他们看见一个刻意追求优雅和风度的德国人，便不由得想起一个要在鼻子上穿环和叫喊着要文身的印第安人，我们可不要责怪他们。

自然总是希望惠及天下的，但它不善于为此目的寻求最灵活有效的手段和措施：这是它的大苦恼，它因此而是忧郁的。它之所以产生哲学家和艺术家，是想藉此使人的生存变得有道理和有意义，这无疑是出自它本身需要拯救的冲动；可是，他通过哲学家和艺术家所达到的效果往往是多么含糊，多么微弱无力！一般来说，它做的有成效的事是多么稀少！尤其在用哲学家惠及天下的事情上，它极其狼狈；它的手段似乎仅是心血来潮，乱点瞎试，以至于它的意图遭到了无数次失败，绝大部分哲学家都百无一用。自然的历程看起来像是浪费；不过，浪费的根源不是罪恶的奢靡，而是缺乏经验；可以想像，倘若它是一个人，它是无法摆脱对它自己和它的笨拙的气愤的。自然把哲学家像一支箭一样射向人类，它并不瞄准，但它希望这支箭会落到某处。然而，它无数次地弄错了，于是它恼羞成怒了。它在文化领域里行事就像它播种植物时一样挥霍。它用一种笼而统之、粗枝大叶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它便牺牲了太多的力量。艺术家同其作品的鉴赏者和爱好者之间的关系，犹如一门重炮之于一群麻雀。为了甩掉一片雪花而造成一次雪崩，为了击中某人鼻子上的一只苍蝇而把那个人击毙，这是莽汉的举动。艺术家和哲学家是一个反证，驳斥了自然在其手段方面的合目的性，即使他们为其目的之聪慧提供了出色的证据。它本应击中一切，却总是甚少击中——而且这少数也不是以它发射艺术家和哲学家那样的强度击中的。令人悲哀的是，作为原因的艺术和作为结果的艺术不得不受到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它作为原因何其壮伟，它作为结果何其孱弱，如同余音一般！毫无疑问，艺术家遵循自然的意志，他是为他人的幸福创作的。尽管如此，他仍明白，在这些他人之中，决不会有人像他自己那样地理解和喜爱他的作品。由于自然的笨手笨脚，他必须具备最高水平的爱和理解，如此方能唤来较低水平的爱和理解；伟大高贵被用作了造就相对渺小卑贱之物的手段。自然经营得很不高明，它的支出远远大于它的收入；不管它多么富有，它迟早有一天会破产。如果它的治家原则是少量的费用和百倍的收益，它的安排就合理多了，譬如说，只有少量的艺术家，他们只具备较少的力量，而同时配备以数量充足的接受者和欣赏者，让他们具备比艺术家本身更强有力的性格。这样，艺术品的效果相对于原因就会是百倍响亮的回声了。或者，难道我们至少不该期望原因和结果在强度上相当，可是自然落后于这期望多么遥远啊！艺术家、特别是哲学家看起来像是他们时代中的偶然之物，宛如隐士，或者宛如散兵游勇。

注释：

①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1808-1874），德国哲学家、神学家，青年黑格尔派领袖之一，代表作为《耶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