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印象

1986年8月，某学术机关在安徽歙县举办讲习班，我在班上讲尼采。课后，一对年轻人飘然而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彦，当时他新婚不久，夫妇俩年轻单纯得像一双安琪儿。他告诉我，他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物理学教员，自费来听这个班的，发现台上讲课的都是“知识大众”，正感到失望，幸亏有我，才没有白来。他还跟我讲了他对尼采的喜爱，曾专程到北京图书馆复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其后不久，刘彦辞去了大学教职，到北京画画。和他同期来京的还有好几位东北青年画家，号称北方群体，是京漂族的先锋，在圆明园租农舍居住，后来那里一度发展成了著名的画家村。刘彦常来看我，还把王广义介绍给了我。当时他俩是好朋友，有一阵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人都聪明可爱，我们颇有一见如故之感。广义告诉我，我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成了新潮画家的必读书，几乎人手一册。他说：“来见你，有一种拜见名人的感觉。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真好！”刘彦说：“我向人谈国平，不说他的书，只说他的眼睛——国平是个孩子。”广义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成功。他说：“如今不是凡高的时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后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记。”他搞政治波普，用绘画进行文化批判，很快名声大噪，是新潮画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来的人之一。他赞赏刘彦，说刘彦很本质，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后再回到本质。我感到自己和刘彦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样远离时代，追求本真的东西。他这样评论尼采：“古希腊是单纯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复杂整掉，回到古希腊的单纯。”一句话就把尼采说清楚了。

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面对突然出现的机会，画家们都很兴奋，怀着希冀中彩的心理标新立异。由于现代艺术的裁判和市场都在国外，因此，机敏的画家一开始就瞄准老外，根据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确定自己的题材和画风。相比之下，刘彦就显得落伍了。他像凡高一样与朴素的事物有着血肉的联系，迷恋于画简单的风景和静物，但卖不出去，生活得穷困潦倒。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对我说：“过去我独自在树林里坐着，感到非常宁静。现在感觉不对了，朋友们都在挣钱，从他们那里回来，独自一人，有一种凄凉的感觉。好像一个从小离家的孩子，长大后回到家，总觉得不是想象中的家了，怎么那样老旧。”他曾经试图顺应时代，一度改做装置。有一幅大型装置作品，是用胶封住的成百只饺子。我心里暗暗为他着急，觉得那种东西并不合他的性情，但又无能给他指出一条现实的出路。最后，还是他自己内心的呼声占据了上风，指引他回到了他一贯的艺术追求上。

十多年过去了，世事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刘彦，不再是那个飘然而至的安琪儿，他的模样像一个农夫，留着大胡子，一张憨厚无比的脸。许多年里，他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过着最简朴的日子，像中世纪的农民一样与世隔绝，安心画他的风景画和静物画，完全不关心这些画能不能卖出去。偶尔进城里，他会感到惶恐，怕迷路，怕晚上回不到在农村的家。他对我说：“世界越来越大，但人却好像被捆住了。”还说：“人们受话语包括视觉话语的支配，今天人们的生活好像一个巨大的包装，一层层剥开，里面只有很小一点东西，而且并不好吃。”我心想：的确，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复杂，而内容越来越贫乏了。最近，刘彦告别北京，去了东北的一个渔村，决定在那里定居和画画。他小时候到过那里，从此不能忘怀。我知道，他已经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

20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