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本书最重要的人是书中的主角们。我极其感谢他们和我长时间地对话，多数情况下这个过程长达数年。我想感谢他们所有人信任我，告诉我他们的故事，我希望他们最终感到他们的信任是值得的。

在构思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很多了不起的人，他们帮助我理解带着强烈道德责任感的生活会有的愉悦与困难。我感谢他们和我对话，特别是弗里达·贝里根、杰里和莫利·梅希滕贝格-贝里根、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丹尼尔·贝里根、乔和利亚·普拉罗、拉比·以法莲·西蒙、理查德·塞姆勒、朱迪·布克曼和里沙、布伦达和保罗·米西格、马克·李、吉尔·沃伦、皮拉尔·冈萨雷斯、本·劳文特，还有埃拉·巴哈特。

我还要感谢一些人，是他们帮我找到了本书的主题：安妮和克里斯多夫·埃林格尔、西尔维亚·哈特·莱特，以及乔纳森·瓦特（他也是我在日本时的翻译）。作为一名护士，钱达·阿塞尔每年都去阿南德万和贺莫卡萨的一个诊所工作并拜访阿美特家的人，当我在这些地区的时候，她是一个热心的同伴。许多人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帮助过我。安娜·哈特福特、希瑟·罗杰斯和茱莉亚·朗格利亚帮助我进行研究。马洛里·福克、梅里尔·汉布尔顿、维罗妮卡·西蒙兹和萨姆·尼克尔斯记录了采访过程。詹尼弗·斯特尔和西莉亚·巴伯尔仔细并专业地检查了本书的各部分。安德里亚·穆诺茨翻译了关于多萝西·格拉纳达的文章。

有两个人恰巧和我有着相似的兴趣，他们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伯努瓦·莫宁和乌尔西努斯学院的哲学家凯利·索伦森，我在写这本书时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发现他们的工作令人惊喜。一些慷慨又有智慧的朋友阅读后对相关章节提出了建议：大卫·贝兹莫兹基斯、哈里特·克拉克、大卫·格兰、克里斯·詹宁斯和朱迪思·舒利瓦茨。我尤其要感谢玛丽·卡尔，她将整个稿子通读了两遍，这已经超出了她的职责。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多萝西和刘易斯·B.卡尔曼·森特支持本书的写作长达九个月。对刘易斯·卡尔曼的礼遇我心存感激，我还要感谢珍·斯特劳斯、玛丽·多里尼、萨姆·斯沃普以及保罗·霍尔登格拉伯，是他们让那一年既有益又有趣。我要对苏珊·内曼、埃里克·比尔博姆、拉里·莱斯格、亚瑟·阿普尔鲍姆、查尔斯·R.贝茨、安德里亚斯·摩根森、埃里克·班克斯和斯蒂芬妮·斯泰克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们在我写作过程中邀请我做关于本书的报告，能在那些听众面前讲述本书是我莫大的荣幸。同时还得感谢苏珊·内曼对本书中的一章提出了启发性的意见。我特别感激罗布·莱克，感谢他对本书不倦的兴趣，阅读手稿并提出建议，多次邀请我去斯坦福中心探讨社会伦理，琼·贝里让我在这几次访问中感觉宾至如归。

本书有些内容曾以不同的形式在《纽约客》上第一次发表。我极其幸运地在那里遇到了和我合作了长达十八年的博学的编辑亨利·芬德，他以惊人的速度敏锐而认真地阅读了我所写的全部文章，也包括新近的这本书，这已超出了他的职责。我要感谢安·戈德斯坦，她以对语言敏锐的理解非常细致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朗达·谢尔曼慷慨地邀请我在《纽约客》的庆祝会上谈论本书。此外，我非常感激《纽约客》的主编大卫·雷姆尼克对我的鼓励，感谢他对我这个不太靠谱的想法的首肯，最多只是皱皱眉头，感谢他允许我休假来写作这本要是他也许只用四分之一的时间就能完成的书。

怀利版权代理公司的萨拉·查尔方特给予我持之以恒的支持。我非常感谢企鹅出版社的凯伦·迈尔的帮助，以及本杰明·普莱特的耐心与建议。我要感谢英国企鹅出版社的编辑亚历克西斯·基施鲍姆，感谢她给我精神上的支持。另外，我还要向企鹅出版社的编辑安·戈多夫表达无尽的谢意，感谢她对本书有洞察力且敏感的编辑工作，感谢她始终不渝、启发灵感、让人勇敢的热忱。

我的丈夫菲利普·古列维奇不管从哪种意义上都一直是我最热心的读者，没有他的意见，这本书必将非常糟糕。没有他持久的支持我根本不可能写作本书。

我把本书献给我亲爱的父母罗德里克和埃米莉·麦克法夸尔。但很遗憾我的母亲再也没有机会读到它了，这是最令人难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