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需要一个正义理论，是因为它与需要对如伯克所言的某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问题进行理智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有时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观点：公正绝不是一个能用理智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保持对于不公正现象的敏锐和正确的洞察。我们很容易受到这种思路的引导。例如，当我们遭遇重大饥荒时，似乎只有积极抗争而不在公正与不公正问题上坐而论道才是自然的决策。只有在灾害本可以防范，尤其是本可以采取防范措施而未能这么做的情况下，灾害才会成为一种不公正的问题。某种形式的理智思考可以将目光从对惨状的观察转向对不公正的分析，而且分析不公正可能也要比评估可见的灾害要复杂和微妙得多。人们可能根据不同的理由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对于公正的评价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回避理智思考的人通常并不是愤怒反抗的民众，而是社会秩序与司法的温和的卫道士。纵观历史，那些当权者手握公共权力，但并不清楚他们行为的缘由，也不愿审思他们决策的基础，往往都会选择保持沉默。18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曾经对一位新上任的殖民地总督有过以下著名的建议：“想一下你认为公正的要求是什么，然后作出相应的决策，但永远不要说明理由。因为你的判断也许是对的，但你的理由将肯定是错的。”[1]对于施政者而言，这无疑是一条绝佳的建议，但这样并不能保证所做的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受影响的人们能够看到正义正在得以实施（后面将会谈到，这是作出站得住脚的关于公正问题决策的要求之一）。

建立正义理论需要将缘由引入对公正和不公正的探讨中。千百年来，世界各地研究正义问题的学者一直致力于由对不公正感的泛泛而论，转向对不公正问题的具体而理性的判断，以及对于推动公正方法的分析。全世界范围内，对于公正与不公正问题的理性思考可谓源远流长，其中不乏关于公正缘由的真知灼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谈的内容）。

[1] 这番话出自首任曼斯菲尔德伯爵威廉·默里（William Murray）之口，引自John Campbell，The Lives of the Chief Justices in England：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the Death of Lord Mansfield（London：John Murray，1949—57），vol.2，Chapter40，p.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