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要在进行阶级分析时使用了“客观的幻象”这一概念，用于考察他所说的“错误的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与此不同的一个例子是对于疾病的自我感受，这对分析发展中的经济体的卫生状况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印度各邦中，喀拉拉邦的人均寿命最长（长于中国并接近欧洲），而且专业医疗评估也证实了喀拉拉邦成功地改善了卫生状况。但是相关调查显示，喀拉拉邦也有着最高的自我感知的患病率（包括平均数和各个特定年龄段的比率）。而另一种情况就是，像比哈尔邦和北方邦这样人均寿命短且各个年龄段的死亡率都非常高（并且卫生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的邦，其自我感知的患病率却出奇地低。如果医学证据和死亡率是可接受的证明（没有特殊的原因将它们排除），那么自我感知的相对患病率就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然而，将自我感知的患病率仅仅作为意外误差或个人的主观随意是不够的。为什么死亡率与自我感知的患病率会出现大规模地不一致呢？“客观的幻象”这一概念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喀拉拉邦人口的识字率（包括女性识字率）显著高于印度其他地区，公共卫生服务也更普及。因此在喀拉拉邦，人们对可能患病，以及需要寻求医治和采取预防措施的意识更强。这些想法和行为降低了喀拉拉邦实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也提升了对于疾病的意识。另一方面，北方邦和比哈尔邦人口的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较低，公共卫生设施严重不足，也较少觉察到可能患有的疾病。这使得这些地方的健康条件较差，寿命也比较短，但是也让这里人们的患病意识比喀拉拉邦弱。

印度社会落后地区的低患病率的幻象确实有其客观——位置客观——的基础，因为那里的人们缺少学校教育和医疗经验。[1]这些因为褊狭导致的错误判断具有位置客观性，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社会科学家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主观臆断或变化无常，但是也不能把这些自我感知看作对健康和疾病的超越自身位置的准确认识。

这种客观幻象的可能性和频率，对国家和国际组织呈列可作比较的医疗和健康统计数据的方法，有着重大的意义。需要对有关疾病的自我报告和寻求医疗关注的比较数据进行批判性的检查，注意其中由位置带来的视角问题。[2]

[1]这些经验研究大都是根据印度的数据以及对于这些数据的解释，见我与让·德雷兹合著的Indi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Delhi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中的讨论以及所引用的文献。然而来自发展中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数据也基本符合这种情况，见我的《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第4章。通过比较美国与印度（包括喀拉拉邦）的自我评估患病率，可以进一步支持这种解释。在对同种疾病进行的比较中，尽管对于绝大多数疾病而言，喀拉拉邦的自我评估患病率都比印度其他地方高出许多，但美国在同种疾病上的自我评估患病率更高。关于这一点，见Lincoln Chen and Christopher Murray，“Understanding Morbidity Change”，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8（September1992）。

[2]对于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我不再作更多的讨论，但可见我撰写的《以自由看待发展》（1999）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