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生活、自由和可行能力

2500年前，当年轻的释迦牟尼——后来被称作“佛祖”的人——离开他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王室之家去寻找大彻大悟的时候，他被身边所发生的死亡、疾病和残障景象深深震撼，并为此而感到不安。他也为自己所遭遇的无知感到苦恼。尽管他之后对宇宙终极本质的阐释需要我们更深的思考，但是不难理解其痛苦的原因，特别是人类生活所面临的剥夺和不安。我们不难看到，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理性评价一直围绕着人类生活而展开。正如在引言和后面所讨论的，那正是正理观视角的核心特征。这与以规则为核心的正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正理并不是指出人类生活与评价社会如何运行相关的唯一概念。

的确，人类生活的本质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学者关注的对象。即使一直以来那些经常通过现成的统计数据来反映和评价先进程度的经济指标，也都是以便于计算的无生命的客体为对象的。例如，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是衡量人类进步的关键指标，也是众多经济研究关注的焦点。这种视角最终还是只能通过研究这些客体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才能站得住脚，而且是在能够采用这种方法的范围之内。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使用直接指标来衡量生活质量，以及人类生活所具有的福利状况和自由的重要性。[1]

尽管定量测算国民收入方法的开创者的确曾经说明其终极目的在于人类生活的富足，但是受到广泛关注的却是其技术方法，而非其终极目标。例如威廉·配第，17世纪国民收入预测的先驱者（他提出了计算国民收入的方法和工具，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收入法”和“支出法”），曾谈到他的兴趣在于研究“国王的臣民”是否处于“如此糟糕的状况中，以至于人们不满”。他继续对影响人们状况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说明，包括“共同安全”（Common Safety）和“每个人的具体幸福”（each Mans particular Happiness）。[2]这种动机却经常被一些以生活手段为终极研究对象的经济分析所忽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混淆手段与目的，不去认为收入和富裕具有内生的重要性，而是将其价值定位于它们帮助人们实现了包括良好和有价值的生活在内的某个目标。[5]

尽管经济富裕与实质自由之间并非没有联系，但是有必要注意到两者之间经常出现的不一致。在一些非常富裕的国家中，即使那些社会弱势人群能够活得足够长（没有可预防的疾病以及其他导致过早死亡的原因），他们受到的剥夺程度也与发展中国家相应的人群相差无几。例如，生活在美国中心城区的非裔美国人，总体上说其长寿的几率并不比一些贫穷地区——如哥斯达黎加、牙买加、斯里兰卡或中国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的人要高。事实上，往往还会低许多。[3]当然，免于过早死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收入的提高（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尤其是关于社会组织的因素，包括公共卫生、医疗保障、学校教育、社会凝聚力与和谐程度等。[6]（我们是只看生活的手段，还是看人们实际享有的生活本身，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4]

在评价自己的生活时，我们不仅有理由对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发生兴趣，而且更有理由关注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选择的自由。事实上，作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有理由珍视决定生活道路的自由。认识到这种自由的重要性，将拓宽我们关注和义务的范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自由来提高许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的目标（例如，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物种）的意义。对于环境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等诉求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将在对评价人类生活的自由视角进行一般性的考察之后，再回到这一重要问题。

[1] 我最早是在1979年的Tanner Lecture中开始对基于可行能力的方法进行研宄的。这些研究发表于“Equality of What？”in S.McMurrin，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vol.Ⅰ（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and Salt Lake City，UT：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80）。在此后出版的一系列论著中，我都对这种直接的方法进行了探索。见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Amsterdam：North-Holland，1985，and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The Standard of Living，edited by G.Hawthor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f，1999）。也见我与玛莎？努斯鲍姆共同编撰的文集The Quality of Lif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2] 见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k），该书写于1676年，但出版于1691年，见C.H.Hull（ed.），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vol.Ⅰ，p.312。我在1985年的Tanner Lectures中，讨论了关于这些早期的国民收入与生活标准的辩论的性质。这与伯纳德·威廉斯、约翰·米尔鲍尔（JohnMuellbauer）、拉维·坎波尔（RaviKanbur）和基恩·哈特（Keith Hart）等其他人的评论一起见于The Standard of Living，edited by Geoffrey Hawthor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3] 我在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f，1999）的第1章和第4章，讨论了这些和其他与此相关的比较。See also my‘The Economics of：Life and Death’，Scientific American，266（1993）；‘Demography and Welfare Economics’，Empirica，22（1995）；and‘Mortality as an Indicator of Economic Success and Failure’，Economic Journal，108（1998）.

[4] 苏底尔·阿南德（Sudhir Anand）和马丁·拉瓦莱昂（Martin Ravallion）对这种区别的政策意义进行了开创性的统计分析，见“HumanDevelopment in Poor Countries：On the Role of Private Incomes and Public Servic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7（1993）。

[5]\"人类发展方法”（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是由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巴基斯坦经济学家马赫布卜·乌尔·哈克（Mahbub ul Haq）创立的，他于1998年去世（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有幸与他成为亲密的朋友）。其背后的动机是在现有国际数据所能允许的程度上，从国民生活总值这一基于手段的视角，转向关注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联合国从1990年开始定期发布《人类发展报告》。

[6]除了经常讨论到的可行能力方法的应用之外，基于可行能力的推理也可以用于一些较少被涉及的领域，例如，在城市设计和建筑学中，关注与实现功能的可行能力相联系的自由。罗米·科斯拉（Romi Khosla）与其同事所从事的重要的开创性工作对此予以了阐明，见Romi Khosla and Jane Samuels，Removing Unfreedoms：Citizens as Agents of Change in Urban Development（London：ITDG Publishing，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