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16日，加尔各答的报纸《政治家》（Statesman）以尖锐的文字写道：“印度事务大臣所了解的情况居然是错误的。”[2]它还进一步写道：

除非有线报道对其不公平，他周四告诉国会，他知道包括加尔各答在内的孟加拉邦每周的死亡人数（被认为是死于饥荒）大概是1000人，但是事实上死亡人数可能要多得多。所有公开的现有数据都表明确实要多得多，他的幕僚应该为其提供充分的了解渠道。[3]

两天之后，孟加拉邦的省长拉瑟福德（T.Rutherford）写信给印度事务大臣说：

您在众议院关于死亡人数的发言大概是基于我与总督的谈话，但已经遭到一些报纸的严厉批评……数据低估的影响现在已完全显现，我会把现在的死亡人数调整为每周不少于2000人。那么，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呢？1000人，2000人，还是更多？

饥荒调查委员会在1945年12月得出的关于饥荒情况的结论是：1943年7—12月期间记录的死亡人数是1304323人，而前一个五年内同期的平均死亡人数是626048人，并据此推算由于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678000人。也就是说，每周的死亡人数远非接近1000人或2000人，而是超过了26000人。[4]

我在孩童时代见证的1943年孟加拉饥荒的发生，不仅是因为殖民地印度缺乏民主，而且是由于印度媒体在报道和评论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以及英属媒体对饥荒主动采取的“沉默”（以此作为所谓的“战时策略”，因为害怕助长驻扎在印度门户缅甸的日本军队的气焰）。在媒体主动和被迫采取沉默的共同作用下，英国本土对饥荒问题的公开讨论受到了阻碍。在伦敦的议会既未讨论饥荒，也没有考虑应对的政策（直到1943年10月《政治家》披露后，才引起其对该问题的重视）。当然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并没有国会。

事实上，政府政策不仅完全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了饥荒。在没有官方救援的很多个月里，每周都有几千人死亡。而且饥荒趋于加剧，首先是因为新德里的英属印度政府暂停了印度各邦之间的粮食贸易，因此即使孟加拉邦的粮食价格比别处高得多，也无法通过民间贸易的合法渠道来调运粮食。其次，新德里的殖民政府并没有从国外进口更多的粮食到孟加拉邦。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想那样做。那期间的官方政策反而是在孟加拉邦寻求粮食出口。的确，一直到1943年1月饥荒将要爆发时，印度总督还在告诉孟加拉邦的省长，要求他“即使孟加拉邦自己粮食短缺，也务必要将更多的粮食出口到锡兰！”[1]。

为了说明英属印度官员在这一问题上的考虑，这里必须提到的是，这些政策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即当时孟加拉邦的粮食产出并没有出现下降，“因此”饥荒在那里“绝不会发生”。政府对粮食产量的了解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其错误的饥荒理论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随着孟加拉战事的拉开，士兵和其他作战人员加入，新建工程和与战争相关的经济活动活跃，对于食物的需求也大增。大量的人口，主要在农村，不得不以固定不变的收入面对由需求推动而引起的高昂的食物价格，结果是忍受饥饿。要确保这些弱势人群购买食品的能力，就必须通过诸如紧急就业或者公共救助等方法，来帮助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使其具备更强的购买力。在该区域内增加粮食供应也同样会有助于缓解饥荒，尽管这次危机事实上并不是由供给下降引起的，而是由需求上升引起的。

除了殖民政府所持有的错误的饥荒理论之外，令人瞠目的是新德里当局未能注意到实际上每天都有数千人死于街头。对这样赤裸裸的事实却能熟视无睹，这些官员无疑是真正的“理论家”。在公开批评和议会压力下的民主体系，是不会允许包括孟加拉邦省长和印度总督在内的官员们这样思考问题的。[5]

政府政策无效的第三个原因是，政府政策在孟加拉食品再分配中所发挥的作用。政府从孟加拉农村地区高价买来食品，然后以管制价格实行定量配给，特别是对加尔各答的常住居民。这是战时政策的一部分，以减轻城市人口的不满。此项政策最严重的后果是，农村人口以其固定的低收入去面对急剧膨胀的食品价格。战争本身就导致食物从农村地区大量流出，而政府从农村地区高价买入（以“任何价格”），并低价卖给加尔各答部分人口的政策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效应。在那个新闻和出版受到管制的时期，以上问题没有一个在议会得到实质性的讨论。

加尔各答的孟加拉报纸在政府新闻检查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发出抗议，由于战争和士气的需要，反对声不可能很高。当然，伦敦对于这些印度本土的批评没有什么回应。直到1943年10月，伊恩·斯蒂芬斯（Ian Stephens），这位加尔各答《政治家》报社（当时是英国所有）勇气可嘉的编辑，决定打破沉默，于10月14日和16日分别发表了带有生动图片、措辞尖锐的社论后，伦敦的一些重要圈子才对要做什么展开了负责任的公开讨论。[6]（前面引述的对印度事务大臣的指责就源于那两篇社论中的第二篇。这立即触动了英属印度的统治阶层，并引起了伦敦西敏寺议会激烈的讨论。这反过来迅速——在经历了很久之后——使社会救济措施11月在孟加拉得以施行（之前只有私人慈善活动）。饥荒在12月结束，部分是由于收获了新粮食，但更重要的是实行了社会救济。然而到那时为止，饥荒已经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1] 关于孟加拉饥荒以及其他的引文来源，见我的Poverty and Famines（1981）第9章和附录D。

[2]与本书的其余部分相比，本章主要是经验性研究。正如我已经讨论过的，对政治哲学中的一些核心问题的理解，使我们能够对那些影响社会实现的因果关联进行解读：从正义中得出正理观。民主是怎样运作的以及如何评价民主的缺失，是本章主旨的一部分。尽管从具体经验和特定案例中获得一般的经验性认识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局限性，但通过考察这些真实的经历，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一些情况。

[3]1943年10月16日《政治家》发表的社论《死亡名单》（The DeathRoll）。关于这一主题，见我的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该书列出了这里所引用的全部文献。

[4]在《贫困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中，我提出饥荒调查委员会自己也严重低估了死于饥荒的总人数，这主要是因为饥荒引起的传染病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依然流行，从而使得由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附录D）。又见我在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dici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中撰写的“Human Disasters”这一条目。

[5]我在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1981）中的第6章讨论过这些问题。

[6]伊恩·斯蒂芬斯在其著作Monsoon Morning（London：Ernest Benn，1966）中精辟地谈到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两难，以及最终决定优先考虑自己作为新闻人的身份。当我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与他结识时，我立刻明白了有关那个艰难决定的记忆是如何深深地刻在他脑海中的。然而他确实应该感到骄傲的是，正是他采取的做法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并成功遏止了“死亡名单”迅速增加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