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考虑来自各个地方不同和相反的观点并进行分析，是一个参与性的过程，这与前面讨论过的民主通过公共理性进行运作存在许多共同之处。[1]当然，这两者是不同的，因为民主涉及政治评估——引导我们（按照这种诠释）走向“协商式治理”，而通过注重来自外部的视角，从而进行不以自我为中心和不具地域狭隘性的审思，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出于客观性的要求。但是两者之间具有共同的特征。事实上，即使民主的要求也可以（至少按照某种诠释而言）被视为提高政治过程的客观性的途径。[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问：对于全球正义的要求以及全球民主的本质和要求而言，上述这种认识意味着什么？

经常会有这样一种看似合理的观点，即在可预见的将来，的确不可能存在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更不用说一个全球性的民主国家了。确实如此，可是如果从公共理性的角度来看待民主，实现全球性民主就不再是遥遥无期的了。有影响力的言论来自好几个渠道，包括全球性机构以及非正式的交流与贸易。当然，对于全球性的辩论而言，这些渠道称不上完美，但它们的确存在，并且实际上有效地运作着，而且通过对一些有助于传播信息和创造跨界讨论机会的机构予以支持，可以使这些言论产生更大的效力。多元化的渠道丰富了这个意义上的全球民主。[3]

在这里许多机构都发挥了作用，包括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还有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部分新闻媒体。许多个人活动家所做的工作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其在伊拉克所采取的联盟策略的广泛批评，或许已经激怒了华盛顿和伦敦，就像部分所谓的“反全球化”抗议——当今世界最全球化的运动之一——对于全球商业活动的攻击震惊了巴黎和东京一样。抗议者的观点并非总是合理的（有时完全不合理），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提出了一些十分相关的问题，因而对公共理性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全球关系的利益分布不仅取决于国内政策，而且与一系列的国际社会安排有关，包括贸易协议、专利法、全球卫生动议、国际教育条款、推动技术传播的设施、生态和环境制约、累积债务的处理（常由过去不负责任的军事统治者引起）、局部战争与冲突的限制。这些值得讨论的问题都可以成为包括各方批评的全球对话的丰富主题。[4]

即使没有一个全球性国家，积极的公众行动、新闻评论和公开讨论也都是实现全球性民主的方式。今天的挑战是要强化已有的这些参与性过程，因为全球正义的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进程。这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1]见第15章“作为公共理性的民主”、第16章“民主的实践”和第17章“人权及其全球性”。

[2]见第15章“作为公共理性的民主”。

[3]就像评价公正问题时十分有必要进行比较那样（也如本书通篇提出的那样），对于民主来说，其核心问题也不是描绘一个想象出来的完美的民主（即使可以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看法），而是如何提升民主的影响和效力。也见第15章“作为公共理性的民主”和第16章“民主的实践”。

[4]在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所说的“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后美国世界”（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New York：W.W.Norton&Co，2008），p.1）里，以前弱小国家的观点现在也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全球影响。那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但是依然需要超越那些近来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衡量，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及其他国家）的观点。这些国家现在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但是往往没有代表经济上较为落后的国家（包括非洲许多国家和拉丁美洲部分国家）中人们的关注和观点。在任何国家，也需要超越政府、军事领导人、商业大亨和其他身处高位，但往往不喜欢听外部批评的人的观点，从而去关注各个国家的公民社会和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