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迪的犯人看起来非常顽固，但是哈迪确信自己可以让他们招供，只要用一些威胁的手段就行。在这些犯人中，布莱德是个真正的恶棍，就是他放置了巨型炸弹，试图杀死成百甚至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只有布莱德知道炸弹在哪儿，但是他不肯说。

布莱德的儿子韦斯利与本案无关。不过，哈迪从情报上发现尽管布莱德在拷打下拒不屈服，但只要在他面前拷打韦斯利，他一定会招供。即使不是立刻奏效，应该也能很快得到口供。

哈迪感到苦恼。他一向反对拷打，每次拷打犯人，他都会离开房间。韦斯利的无辜并不是让哈迪感到不安的唯一理由，但的确加重了他的心神不宁。但哈迪也知道这是拯救无辜民众免遭死亡或残疾威胁的唯一方法。如果他只是因为个人厌恶拷打和缺乏道德勇气而不下令拷打，是否等于判处了民众死刑？

多年来，这样的场景一直被视为纯假设性问题。文明社会不允许拷打，但是这一切都因“反恐战争”而改变，特别是发生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后。争论不只关于是否曾经有虐待行为，如果有，是谁授权的，更在于虐待是否一定是错的。

哈迪的困局是这类处境的简化版，任何具道德感与责任感的人都可能处于这种状况。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拷打辩护的人认为，虽然这种做法很可怕，但是你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动手。例如，你如何能冒着再次发生像“9·11”事件那样的风险，而拒绝拷打某个人或某群人？这难道不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放纵？你保持了自身的清白，避免了肮脏但必要的行为，其代价却是牺牲众多无辜的生命。如果你能理解哈迪下令拷打韦斯利的案子（毕竟他是无辜的），那么拷打有罪者的案子就更不用说了。

上述论点对倾向认定所有拷打行为都是没有道理的人权支持者而言，相当具有挑战性。为了维护自身的立场，人权支持者可以从两种策略中任选其一。第一个策略是，坚持拷打在原则上是错的，即便能拯救数千条人命，也绝对不能逾越某些道德底线。施行拷打与否可以就个案加以讨论，但是对于漠视生命任其最后死亡的指控难以动摇。

第二个策略是，虽然理论上在一些罕见的案例中拷打是道德容许的行为，但我们仍必须坚称绝对反对拷打，以守住道德底线。但在实际操作中，一旦偶尔允许拷打，将不可避免地延续到原本无须拷打的案子上。有时候，更好的情况是我们在可拷打的情形下不拷打，也不在不可拷打的状况下偶然拷打。

但这些策略可能都帮不了哈迪。虽然哈迪有充分的理由遵守规定不拷打，但是他面对的情况中，拷打带来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哈迪的困境不在于能不能拷打，而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应该破坏规定，做出不被允许的事，以拯救无辜的生命。也许你认为哈迪不该这么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要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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