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朱儿、卢与苏伊向母亲保证他们会定期写信给她，让母亲知道他们目前在环游世界之旅中到了哪一站。

休写了信，但把信交给其他人去寄，没有人当一回事，结果休的母亲一封信也没收到。

朱儿写了信并且亲自去寄，但她不是不小心把信投入废弃的邮筒，就是贴的邮票太少，或是犯了其他错误，这意味着这些信也一封都没有寄到。

卢写了信并正确地寄了信，但邮政系统每次都让她失望，卢的母亲完全没收到她的信。

苏伊写了信并且正确地寄了信，还打了电话回家确定信是否都寄到了，但居然一封也没寄到。

这4个孩子中有人信守了对母亲的承诺吗？

资料来源：H·A·蒲瑞契的《道德哲学》，玛丽·沃诺克在《哲学家思考的是什么》一书中点评过这一议题。此书由J·巴吉尼和J·斯坦格伦姆编纂，Continuum出版社，2003。

这的确是一则迫切待解的伦理学谜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战争、贫穷与动物权利等议题焦点激进化之前，20世纪的英国道德哲学就已经对这类议题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对这类议题完全不理会似乎并不明智。问题的内容或许平淡，但是它在道德哲学上解决的议题相当重要。不要被这种故作姿态误导，真正的问题是何时才能说自己已经卸下了身上的道德责任？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向父母汇报自己的现状，还适用于取消核攻击的命令。

争议的焦点在于行动之后若是无法得到期望的结果，能不能说自己已经尽到责任。一般而言，回答“不是”似乎显得规则过于严苛。苏伊尽可能做了每件事来确保她的信送达家中，但是信件依然没有被送到。如果苏伊已经尽了全力，我们如何能要求她为失败负责？这也是我们无法要求已经尽力做到最好的人必须为失败负责的原因。

但这不表示我们能原谅未尽全力的人。休与朱儿似乎没有足够注意到自己的通信责任，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说这两个人并未信守他们的诺言。

卢的例子最有趣，她本来可以多做一些事以确保信送到家中，但她又已经做了所有我们合理地期待她应该做的事。

那些应该属于合理的期待的观念相当重要。如果我们谈的是取消核攻击的命令，就会对应该采取的检查与额外措施有更高的期待。根据结果重要性的高低，我们也会面对程度不一的要求，确保期望的结果真实发生。忘记设置录像机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忘记下令部队取消攻击就难以被原谅了。

度假期间写信的问题触碰到道德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议题：行动者与行动以及结果之间的联系。这项思想实验显示，伦理学论证不能只将焦点放在一个方面。如果伦理学只关心结果，那我们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即就算苏伊已经尽力，但只要她的行动未能得到期待的结果，她还是错了。如果伦理学不关心结果，那就成了另一种荒谬：我们的行动会造成怎样的实际结果怎么会不重要呢？

寄信问题本身或许是琐碎的，但是它引发的议论绝对不可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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