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你一定要帮我。我太难受了，而且我知道自己要死了。让我解脱吧，最好是快速无痛苦地杀了我，我忍受不了了。”

“让我确定一下。”海德博士回答，“你是说我应该，嗯，为你注射高剂量止痛药，也许是20毫克吗啡，这个剂量很高，会让你很快失去意识，之后很快会死亡？”

“是的！请你可怜可怜我。”病人说。

“这事恐怕我不能做。”海德博士回答，“不过，我能看得出你感到痛苦，所以还是得做些什么。为了减轻你的痛苦，我会为你注射高剂量止痛药，大约20毫克吗啡，但是这样的高剂量会让你很快失去意识，之后很快会死亡。你觉得如何？”

“这不是跟你的第一个建议一样吗？”病人困惑地说。

“噢，这差别可大了！”医生回答说，“第一个建议是我杀了你，第二个建议是去除你的痛苦。我不是杀人犯，而且安乐死在我们国家是非法的。”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可以让我解脱。”病人反驳道。

“是啊，”医生说，“但只有一种可以让我免责。”

海德博士解释他的两段明显相似建议的差异看上去只是在狡辩，他既想满足病人的要求，又想免于法律制裁。在许多国家，例如英国，故意缩短病人的寿命是违法的，即使病人处于极大的痛苦中并且主动要求，这样做依然是非法的。但是，采取行动减少痛苦却是被允许的，即使可以预见此举将加速病人的死亡。因此意图成了关键。相同的行动，即注射20毫克吗啡，产生相同的结果，如果意图是解除痛苦则是合法的，如果意图杀人则违法。

这不只是法律奇怪的副产品，在区别的背后，存在一种非常古老且植根于天主教神学的道德原则。“双重效果原则”认为，为了行善而做某事，即使你已经预见这么做会带来某种恶，但只要意图是善的，而且没有产生恶的结果，那么在道德上就可以接受。关键在于预见和意图不一样，真正要看的是意图。

这项原则会使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因为它可以让尴尬的道德选择合理化，但如果严肃看待这项原则，它显然不是用来自我开脱的狡辩条款。举例来说，在海德博士的例子中，我们倾向于假定他的确想要实现病人的愿望，只是想避免法律的制裁。但我们也必须严肃地考虑海德博士完全不想杀死病人的可能性。海德博士可能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为追求减少病人痛苦的崇高目的而采取了行动，即使他已经预见到这将导致病人死亡。预见与意图的不同可能对海德博士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非常重要。

然而，还是有吹毛求疵的人质疑，我们不仅要对自己意图做的事负责，而且要对自己可预见的事负责。如果我拿着步枪对着森林射击，明知此举可能杀死过路人，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我就没有理由为自己辩护，杀人不是我本意并不能成为辩护的理由。如果双重效果原则可以为上述情况辩护，那就必须解释为什么它能排除这种胆大妄为的鲁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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