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一家意识到他们的成功付出的高昂代价，他们的乡村农舍不仅是他们的家，也是营生的工具。然而，当他们的企业创造稳定的利润时，屋内笨重机器的震动却逐渐破坏了房屋结构。如果他们继续不管不顾，5年内房子受到的损伤会让这里成为危房，而他们将被迫搬出去，而他们获得的利润也不足以购买新的房产，或者进行必要的维修与结构改良。

格林夫妇决心将房子保留给孩子，因此，他们决定减慢生产，防止损坏继续扩大。

10年后，格林夫妇过世，他们的子女继承了房产，然而，农舍也已经倒塌，成了片片瓦砾。建筑商来了，摇头说，要整修完毕需要100万英镑。格林夫妇的小儿子曾担任自家公司的会计很多年，他听了以后满脸愁容，将头埋在双手中。

“如果我们当初尽全力生产，不顾农舍的情况，5年前我们就有足够的钱整修房子了。现在，经过10年的低水平生产，我们已经破产了。”

格林夫妇当初试着保护遗产，但实际上毁了遗产。

资料来源：比约恩·伦伯格，《多疑的环保主义者》，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

这则寓言可以被当成一个有关企业预期计划的教训。但是它的意义不仅如此，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被人广泛关切的两难问题：我们如何回应我们目前面对的环境威胁？

以气候变化为例：专家认为气候变化的确在发生，而且很可能是人类造成的，但是现在我们不知该采取什么样的实际措施来完全停止气候的变化。比如，《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效果只能将变迁推迟大约6年的时间，然而，仅美国用来实施《京都议定书》的成本就相当于供应全球人口干净饮用水所需的钱。因此，你必须问是否值得为《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成本埋单。

重点在于，没有《京都议定书》时，美国实际上会向全世界提供多少干净饮水。这个重点可以和格林家防止房屋倒塌类比。我们是否也会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结果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最后剥夺了下一代用来解决上一代遗留的问题所需的资金？如果牺牲了经济发展只会使我们在对抗气候变化时准备得没那么充分，那么将气候变化问题推后应该是最好的做法。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对全球气候变暖听之任之，只是指出我们应该确认要做什么才有效，才不会无意中让事情变得更糟。这要求我们考虑的不只是环境破坏扩大化的问题，还要包括下一代是否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许多环保人士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环境破坏，但这种行为和格林家不惜代价将对农舍的破坏减到最低的策略一样非常短视。

这似乎是常识，但是对于关切环境的人而言，容易让他们从直觉上厌恶这种说法。理由有三个。首先，这种说法暗示有时让地球在短期内获得更多污染反而更好；其次，这种说法强调了经济发展在提供解决问题的资源上扮演的角色，但强调金融与经济容易让环保人士厌恶；最后，这种说法通常与这样的观念相关联，即未来科技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然而科技被许多环保人士视为问题的源头，而非解决办法。这三个理由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环保人士反对这种论调，而不是为什么他们应该支持这种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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