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九世纪，约翰·司各特是最令人惊异的人物，他是一个爱尔兰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主张泛神论，倾向于斐拉鸠斯教派。他对教士的权威不以为意，认为理性应在信仰之上。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离正统教义很远的人，却躲过了宗教迫害。

留意圣帕特里克主教之后的爱尔兰文化有助于我们理解约翰·司各特。爱尔兰出现基督徒的时间要早于圣帕特里克主教到爱尔兰的时间，而且据说爱尔兰的文化并不是因为圣帕特里克主教的贡献而发起的。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六世纪到八世纪时，爱尔兰人仍然残存有希腊语知识，而且他们还对拉丁文著作有一定研究。

许多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原本都是从波斯来希腊避难的，但在希腊哲学后期，为了避难，他们又从希腊回到了波斯。为了躲避日耳曼人，五世纪的一些学者从高卢逃到了西欧，四百年之后，为了躲避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又逃回了高卢。现代，为了躲避同胞的迫害，德国的哲学家逃往了更远的地方。

对于保存了欧洲古典文化传统的爱尔兰人，我们知之甚少。他们的学问充满了虔诚，但似乎与微妙的问题关系不大，因此没有具有欧洲大陆僧侣特征的行政观点。因为罗马切断了与他们的联系，因此他们仍以安布罗斯时代的观念看待教皇。

约翰·司各特大约生于公元800年，死于公元877年。大约在公元843年，应法兰西国王秃头查理之邀，约翰去了法兰西，当了宫廷学校的校长。后来，修道僧高特沙勒克和莱姆斯天主教的一位名叫兴克玛尔的僧侣，就预定说和自由意志这一问题发生了争吵。约翰支持了天主教的自由意识。本来他的这一举动倒不至于引起任何麻烦，但他在发表意见时表现出的纯哲学的性格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因为他表示“独立于启示之外的哲学也有权威，甚至有更高的权威”、“真正的宗教即真正的哲学，反之亦然”。但由于查理国王的庇护，他逃脱了教会的惩罚。查理国王死后，约翰也销声匿迹了。

约翰·邓斯·司各特（约1265—1308年）。苏格兰中世纪时期经院哲学家、神学家、唯名论者。他主张哲学应该独立于神学，并指出了理性的局限性，提出了物质具有思维能力的推测。他从经院哲学的内部批判托马斯·阿奎那，削弱了封建神学和托马斯·阿奎那学说的权威，加速了经院哲学的衰落

据圣邓尼修道院院长希勒杜茵说，这个修道院就是约翰创立的。除此以外，希勒杜茵认为，约翰还翻译了一部调和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重要著作。据说，这本在东方受到世人称赞的书的作者是狄奥尼修斯。后来，希勒杜茵辗转得到了这本书的手抄本。此时，由于没有人翻译，因此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后来，约翰翻译了这本书。从那以后，狄奥尼修斯才影响了西方天主教哲学。

后来，有人将约翰的翻译本呈给尼古拉一世。然而，尼古拉一世却大发雷霆，因为这本书的发行未经他准许。但不管怎么说，约翰的译文表现了他的广博的学识，这一点连尼古拉一世都掩盖不掉。阿奈斯它修斯就认为，具备如此渊博的希腊文知识的居然是一个远居化外的人，这是很令人惊讶的。

在经院哲学时代，可以说，约翰的《自然区分论》是一部实在论的著作。《自然区分论》把自然的整体划分为创造者不是被创造者、创造者也是被创造者、被创造者不是创造者和不同非创造者非被创造者四类。这样看来，第一类应该是上帝，第二类是柏拉图主义的理念，第三类是时间与空间里的事物，第四类是作为一切事物的终极目的的上帝。

由此可见，约翰带有很明显的非正统教义性。他主张的泛神论与基督教义相违背，原因是他否认被创造物具有实体性。而且，任何一个具有审慎精神的一般神学家都无法接受他对于从“无”中创造万物的解释。他曾经试图在三位一体说上为自己辩护，因为他的这一观点与普罗提诺的观点极其相似，但遗憾的是，他的观点始终未能保持三位的同等性。

在九世纪，约翰的这些观点都是不折不扣的异端，但约翰却通过它们表现了他的精神的独立性，这自然很令世人惊奇的。有关他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见解，也不是完全没有市场，至少在当时的爱尔兰还是普遍流行过的。如果我们能更多地知道一些五世纪至九世纪爱尔兰基督教的情况，我们也许就不会觉得约翰是多么的不该令人感到惊奇了。

不过，约翰也有他认为的异端，比方所谓“创世时没有时间”。然而，因为抱有这样的意见，他只好承认说，他认为关于创世纪的所有记载都是寓言故事而已。约翰还在关于罪恶的解释方面感到艰难，因为他认为最初人类没有罪，因此也就没有性别的区分，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与《圣经》中“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的说法相抵触。根据约翰的说法，正是因为人类有了罪过，才被上帝分成了男人和女人，其中，女人体现了男人终究要堕落的本性。约翰还说，性别的区分最终还会消失不见，人人都将拥有纯灵性的肉体。

尽管约翰翻译的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对中世纪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他本人的著作《自然区分论》却是表现平平，甚至还被斥为异端。如果不是1225年霍诺里乌斯教皇下令焚毁所有《自然区分论》的命令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恐怕这本书早就失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