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在西欧其他国家开始的比意大利晚，后来还和宗教改革纠缠在了一起。与意大利相比，这些国家的文艺复兴有很多不同之处，它不仅井然有序，而且还与道德紧密相连，尽管它不如意大利的先驱们那般辉煌，但也比较坚固。

这一时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应该算是伊拉斯谟（1466—1536年）和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他们两人私交很好，都有渊博的学问，都瞧不起经院哲学，都主张教会的变革应从内部开始（可是当变革真正发生时，又都悲痛不已）。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新世界和旧世界都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他们也变得不合时宜了。结果，伊拉斯谟生活潦倒，而莫尔却死了。

伊拉斯谟是个出生在鹿特丹的私生子，在他尚未成年时，他的父母就先后死去了，他的监护人诱骗他在修道院做了修士。1493年，伊拉斯谟做了康布雷地方主教的秘书，这使他得到了游历各地的机会。

1499年，伊拉斯谟第一次访问英国，在那里认识了莫尔和约翰·柯列特两位，他接受莫尔和柯列特的建议，开始着手研究实际的工作。伊拉斯谟还从柯列特讲授《圣经》课程的经历，认识到学习希腊语的重要，于是，在离开英国后，他就开始自学希腊语，两年后便熟练掌握了希腊语。1506年，他到了意大利，很快他发现，这里没有值得学习的东西，于是便开始选编圣杰罗姆的著作，还计划编著一本希腊文（附有新拉丁译文）圣经新约。10年后，他终于完成了这些工作。1509年，伊拉斯谟从意大利前往英国，这是他第二次访问英国，他在那儿停留了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激发英国的人文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1523年的伊拉斯谟（1466—1536年）。中世纪尼德兰的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神学家，十六世纪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

现在还有人读的唯一一本伊拉斯谟的著作是《愚人颂》。在这本书里，“愚人”兴致勃勃地发表自白，这些自白涉及人生的各个领域、职业和阶级：如果没有她，人类就会灭亡；最幸福的人是抛弃理性的近乎畜类的人，因为建立在幻想上的幸福的代价最低，因此是最高的幸福，的确如此，想象当国王比实际当国王要容易得多。

之后，伊拉斯谟又嘲讽民族骄傲和职业自负，他指责教授们太过自负，因为他们要从自负里获得幸福。有时，这样的嘲讽又变成了谩骂，借“愚人”之口，伊拉斯谟批评了教会的各种弊端。批评了教会，伊拉斯谟也没有忘记指责教皇，他认为，教皇应当效法主谦逊的品质和清贫的生活。

既然伊拉斯谟对教会和教皇有如此多的不满，那么他应该是支持宗教改革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伊拉斯谟认为，真信仰是一种愚痴——关于愚痴，通篇只有受到嘲讽的颂扬和受到真心的颂扬两种。其中，后者的那类愚痴是从基督徒淳朴的性格中显露出来的。伊拉斯谟厌恶这种颂扬。它还有更深刻的一面：这是卢梭《萨瓦牧师》中的见解的第一次出现。根据这一见解，神学全部是多余的，真正的宗教信仰发于情。在本质上，这种看法是北方重情主义排斥希腊尚知主义，目前已被新教徒普遍接受。

伊拉斯谟的文字怪僻生硬且不知廉耻。他写过一本名叫《基督教骑士手册》的书，在那本书里，他奉劝没受过教育的军人读读《圣经》和柏拉图、安布罗斯、杰罗姆、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为了普及拉丁语的用法和习惯，他编著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拉丁语格言书。除此之外，他还编著了一本名叫《对话》的书，教导人们用拉丁语谈论日常生活和事物。那时候，拉丁语是唯一的国际语言，因此，伊拉斯谟普及拉丁语的作用比现在我们认为的大得多。

宗教改革以后，伊拉斯谟先是居住在充满旧教正统的卢凡，后来又移居已经信仰新教的巴塞尔，旧教和新教两派都极力拉拢他，但他都不为所动。众所周知，他曾猛烈抨击教会的弊端和教皇的罪恶，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1518年，他创作并发表了讽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进天国未果的作品《吃闭门羹的尤利乌斯》。由于讨厌马丁·路德蛮横的作风和憎恨斗争，伊拉斯谟最终还是投进了旧教的怀抱。

1524年，伊拉斯谟发表了一部旨在维护自由意识的著作，与否定自由意识的马丁·路德展开了辩论。结果，马丁·路德凶狠的答辩迫使伊拉斯谟进一步走向反动，地位也日渐衰落，最终脱离了时代。面对这种局面，如果不能获胜，正人君子只能选择殉教，比如他的朋友莫尔就选择了殉教。伊拉斯谟继续活着，后来又进入了英雄骨气和不容异己的时代，可是，这两样本领里，他一样也没有学会。

尽管托马斯·莫尔要比伊拉斯谟更值得人们敬佩，但地位和影响却比伊拉斯谟差很多。

莫尔是一个虚心而真诚的人文主义者。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对希腊语很感兴趣，这被认为是对意大利的“不信者”表示好感。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开除了。之后，莫尔迷上了卡尔图斯教团，并打算加入这个教团。就在此时，他认识了伊拉斯谟，在伊拉斯谟的影响下，他放弃了这个打算。由于父亲是法律家，因此，莫尔又决定从事法律这个行业。1504年，身为国会下院议员的莫尔带头反对亨利七世增税的决定。虽然莫尔取得了胜利，但愤怒的亨利七世却把他的父亲关进伦敦塔，囚禁了一段时间。

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莫尔不仅得以重操旧业，而且还被亨利八世重用，五年后被封为爵士。尽管亨利八世对莫尔宠信有加，但莫尔却并不对这位国王抱有幻想，他认为，亨利八世很可能会因为一座城池的好处而牺牲他。果然，不久之后，由于反对亨利八世为迎娶安·布琳而与凯萨林离婚，莫尔失宠了。失宠之后的莫尔于1532年辞去公职，但他与亨利八世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最终，莫尔被亨利八世判处死刑。

人们记得莫尔是因为他写了《乌托邦》。《乌托邦》跟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所有东西都归公有，没有共产制度就没有平等。但莫尔还是反对说，共产制度会让人变得懒散，还会破坏对长官的尊敬。

乌托邦中的54个城市，除了首都外，格局都一样：街道都是20英尺宽，住宅也都一模一样，乡下有年老贤明的夫妻管辖的不少于四十个人和两个奴隶的农场。奴隶都是因为犯罪而被判刑的人，或者是收容的在其他国家犯了死罪的外国人。

乌托邦的所有居民衣着统一而一成不变，但却区分男人、女人、已婚者和未婚者。人们每天只在午饭前和午饭后各工作三小时，晚饭后娱乐一小时，晚上八点准时上床睡觉。如果长官发现生产出的物品还有剩余，就可以暂时缩短工作时间。

学者是从所有人中选举出来的，他们可以被免除其他的工作。承担政治工作的人又是从学者中选举出来的。乌托邦的政体是采用间接选举制的代议民主制，最高领袖是终身制的，但人民有权废黜他。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只有尊荣而没有实权的祭司。

乌托邦的福利设施非常完善，有医院、吃饭的会堂——当然，人们也可以在家里做饭，只是规矩比较烦琐。在婚姻方面的规矩也不比吃饭简单。按照规定，不论男女，如果结婚时不是纯洁之身，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夫妻任何一方犯有通奸或其他不能容忍的罪行，另一方可以提出离婚，有罪一方不能再次结婚；如果夫妻双方愿意，也可以无条件离婚；破坏他人婚姻的人会被贬为奴隶。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英国空想主义者，著有《乌托邦》一书，在此书中他虚设了一个理想中的社会：在那里，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由秘密投票产生

尽管乌托邦居民鄙视战功，但不论男女都乐于学习作战，但不强迫任何人作战。他们通常会因为家园受到外敌侵犯、拯救盟邦或解放某个受压迫的民族这三个原因发动战争。不过，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设法让雇佣兵为他们卖命。因此，他们储备了大量金银，用来支付雇佣兵的报酬。除此之外，他们还发明各种巧妙的兵器。总之，在战争的态度上，尽管乌托邦居民也很勇敢，但总体是理智胜过勇武。

乌托邦居民认为快乐即是福，他们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不禁欲，能包容一切宗教，几乎人人都信仰神和永生，无信仰者无权参加政治生活。

《乌托邦》一书的很多观点带有惊人的进步性，这主要体现在它关于战争、宗教自由、反对杀害动物和赞成宽大刑罚方面。不过，乌托邦里的生活好像也很单调和枯燥。这恐怕是一切计划性制度的共同缺陷。

在严格意义上讲，伊拉斯谟和莫尔都不能算是哲学家，我论述他们，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明革命前的时代的性格；在人们普遍主张温和改良的时代，怯懦之人还没有被吓得倒向反动。此外，他们还体现出了反对经院哲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