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名声较小的威廉·汉密尔顿以外，英国哲学家在从康德到尼采的这段时期内都没有受德国人的影响，受康德、费希特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很深的柯勒律治、卡莱尔等人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在政治上有更重要地位的边沁学派的全部哲学纲领都继承自洛克和哈特里等人。他们领导了英国的激进主义，而且在无意间铺平了社会主义学说的道路。

英国激进主义者的公认领袖是杰里米·边沁。边沁生于1748年，但是直到60岁时，他才成了激进主义者。尽管他写就了很多著作，但除了因朋友善意盗窃而发表的之外，他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著作。边沁原本只对法学感兴趣，但由于法学的理论，他又对伦理学和政治学产生了兴趣。

边沁的全部哲学以“联想原理”和“最大幸福原理”为基础。在哈特里之前，人们都把观念联合视为错误的细小来源。在哈特里之后，联想原理才被边沁等人当成了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于是，边沁打算依据联想原理给各种精神现象作决定论的说明。

边沁认为，快乐和幸福就是善，相应的，痛苦就是恶。这就是边沁的被人称为“功利主义”的观点的核心内容。不过，如果追溯历史的话，这并不是一种新观点，因为在1725年时，哈契逊就提倡过，之后的普利斯特里也与这个观点有些关联，而洛克在他的著作里也提出过这个观点。这样看来，提出这个学说就不能算是边沁的功劳了，边沁的功劳是把这个学说应用到了各种实际问题的解决上。

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英国哲学家、法理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功利主义哲学创始人。在启蒙运动时期，国家权威的正当性和所基于的原则都逐渐被世俗化了，而有关保持社会秩序的宗教观念亦不可避免地被启蒙运动所产生的观点淡化。因此，就需要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来填补，于是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他以此为基础的伦理观和法律观为西方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

边沁还主张说，人们都在追求自己认为的幸福。因此，担负调和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职责的是立法者。边沁还认为，刑法存在的理由是它可以使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达成一致。在当时的英国，许多犯了小罪的人都可能遭到死刑的审判，这使得陪审员们都觉得判罚太重。因此，边沁主张，除了对罪大恶极之人能判处死刑外，应该对其他所有的罪犯免于判死刑。这一主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边沁看来，订立民法应该包含生存、富裕、安全和平等这四个基本原则。边沁不仅不提倡自由，而且还非常轻蔑人权。他认为，绝对的人权是纯粹的胡扯。边沁在得知法国革命者提出《人权宣言》时，批评《人权宣言》是形而上学的极点。他还把《人权宣言》的内容归纳为无法理解的、错误的和既无法理解又错误的三类。

和伊壁鸠鲁一样，在边沁的理想里，安全大过自由。他之所发展到了激进主义，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计算了快乐和痛苦之后得出一种平等信念；二是让他所理解的理性决定所有事物的决心。

在早年，他由于热爱平等，曾主张儿女平均分配已死父母的财产。但是到了晚年时，同样是出于对平等的热爱，他又主张彻底的民主，反对君主制和世袭贵族政治。他排斥宗教和上帝，理由是他不愿存有没有理性依据的信念。基于这个原因，在法律方面，不论历史有多么古老，只要是荒唐和破格的地方，他都予以激烈的批评。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青年时期就反对帝国主义，把拥有殖民地视为愚蠢的行为。

《边沁画像》（托马斯·弗莱绘，1760—1762年）

在热诚信徒詹姆斯·穆勒的影响下，边沁终于在实际政治上有了一定的立场。詹姆斯·穆勒也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和那个时代的所有激进主义者一样，他信服教育万能。和边沁一样，詹姆斯·穆勒也认为唯一的善就是快乐，唯一的恶就是痛苦；但他最看重的是适度的快乐，认为最高的乐趣是知识上的乐趣，最大的美德是节制。和所有功利主义者一样，他反对各种形式的浪漫主义。他还认为，理性可以支配政治，证据可以决定人们的意见。

为支持全体幸福即至善这个看法，边沁又提出了很多理由，有些理由甚至还尖锐地批评了其他伦理学说。边沁的学说体系有一处明显的疏漏：如果人们都追求自己的快乐，那么又怎么保证立法者追求的也是一般人的快乐呢？边沁他看不见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有本能的仁慈心。然而，值得钦佩的是，如果他是在为一个国家拟定法典，一定是依据他所理解的公众意愿拟定他的个人利益，绝不会依据他的个人意愿拟定他的个人利益。

找出区别善欲和恶欲的准则，以及通过赞扬和责备促进善欲、抑制恶欲是伦理学的两个目的。从逻辑上讲，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与心理学不相关。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认为，在实际上促进所有幸福欲望的行为是善的。某件行为的动机不一定是促进所有幸福欲望，但只要他最后达成这样的效果就成。

激进主义者是哲学上的一个过渡学派，两个比它们更重要的学说体系就是源自于他们的。这两个学术体系是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边沁学派政治学和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全体动植物界应用以后，形成了达尔文主义。由于马尔萨斯的影响，达尔文本人与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有一些共鸣。达尔文主义主张一种动植物界全体参与的自由竞争，和成功的资本家及其类似的一种动物可以获得这种竞争的胜利。不过，与达尔文宣称是进化原动力的生存竞争相比，正统经济学家赞赏的竞争有很大区别。他们认为，所谓“自由竞争”，是受法律束缚的非常人能为的概念。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精华，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顶峰，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但不管怎么说，边沁学派所说的“自由竞争”不是真正的自由。边沁学派的规则决不允许在竞争中利用国家取得胜利的情况发生，但这种情况是达尔文学说所能接受的。虽然达尔文本人信仰自由主义，但如果人们能彻底接受达尔文的“适者生存”，那么也会产生一种与边沁哲学相比，更类似于尼采哲学的东西。

在边沁学说的全盛时代，社会主义萌芽了。主张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生产时花费的劳动的大卫·李嘉图和边沁、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三人都有着密切的交往。1817年，李嘉图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八年后，托马斯·霍吉斯金发表了《反对资方的要求而为劳方辩护》，这是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答辩。霍吉斯金认为，如果真如李嘉图所说，劳动赋予了商品的全部价值，那么商品销售所得的利润就应该全归劳动者所有，假如地主和资本家也想得到一份利润，那么他们的所得必然是榨取自劳动者。工厂主罗伯特·欧文在有了丰富的实际体验之后，他也相信了一种学说，而这种学说就是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学说。欧文认为，劳动者正在逐渐地被机器排挤和取代，劳动者没有得到与机器相抗争的手段，这就说明了自由放任政策的失败。于是，他提出解决了这一弊端的方法，成为近代社会主义的雏形。

虽然欧文是边沁的朋友，但边沁及其学派并不喜欢欧文的新学说。和以前相比，社会主义的来临在事实上使他们的激进主义色彩和哲学色彩都减弱了。社会主义不是哲学上的主义，而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主义，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不属于哲学史应该关注的的范围。然而，在卡尔·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也有了一套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