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审判并不亚于上帝的审判，在它面前，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辩护。

——李公明

人类社会充满了善与恶的斗争，“历史只不过是这种无休止斗争的记录”（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语）。那么，记录者对善与恶所抱有的情感难道不会或不应在这份记录中有所流露吗？一般来说，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认为褒扬善举、谴责恶行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历史学的尊严与使命所在。

然而，也有一些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反对的意见。如德国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兰克从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出发，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只能是为世界历史的伟大审判做好准备，而不是执行审判。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则有更为独特的想法，他认为历史人物属于过去，这些人已经在他们的时代接受过审判，因而是不应该被判两回罪或被赦免两回的；历史学家无权像法官对现世的疑犯那样对他们审判或赦免，如果这样做了，表明他们缺乏历史感。

上述这些见解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道德审判的问题，但我们无论如何还是不能同意它们，原因很简单：既然我们在生活中坚持认为正义感和道德勇气是维护人性尊严的支柱，就不能拒绝道德价值观的呼唤而对历史采取冷漠的态度。

当然，历史学家的道德审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常常要在理智与情感之间作出选择。历史人物的个人品德，如果它并没有影响到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历史的进程，历史学家对它或许不必关注，也无须评判。但有些时候很难区分个人与公众之间的界限。

例如，随着近年来爱因斯坦的私人文件被披露，人们发现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对妻子横加虐待，致使她终生精神失常；对亲生儿子毫无怜爱之心，对其长期患病视而不见；他在婚前曾有过一个私生女，却从未打算见上一面；他在婚后与表妹勾搭，终至弃妻而娶之，但再婚后又继续寻花问柳……本来，这些只是爱因斯坦的私生活，并没有影响他在物理学上的伟大贡献和历史的进程。然而，当他那种古怪而圣洁的形象——那一双智慧的眼睛、那一头飘蓬的白发、那一条条深深地刻在额上的皱纹，还有关于他的那些有趣而高尚的逸闻——被揭露出是一种人为精心制作的结果时，公众难道不会感到他们的情感受到了欺骗吗？那么，历史学家对此是否应该保持道德评判上的沉默呢？

我怎样对待他，他都不会有反应了

对于那些历史上的恶人，历史学家固然要给予道德谴责，但更要清醒地看到，社会公众有时会只盯着个人而放过了在个人背后的团体、制度和社会。例如，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往往很喜欢对希特勒的个人邪恶予以谴责，认为这就很满意地代替了历史学家对产生希特勒的那个社会作道德上的审判。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更是常常推出个人作为制度、团体的替罪羊，甚至在起劲地鼓动对个人邪恶大力谴责的同时，赞扬那些同样由恶人参与建立，并为恶人的倒行逆施提供了条件的制度和团体。这简直是对道德审判的一种嘲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把罪恶归咎于个人是为了保全制度和造成改善的假象。德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指出，历史应该对制度而不是对建立制度的个人进行道德批判。

然而，对制度进行道德审判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恶的力量和制度有时会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趋势，成为开辟历史前进道路的力量。例如残酷的奴隶制度取代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伦理的劫难，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在历史进步与伦理悲剧的尖锐矛盾中前进的。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历史女神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驾着胜利之车压过成堆的尸骨，不仅战时如此，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也是如此。他深深地慨叹：人类的苦难太深重了。

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于站在欢呼历史进步的立场上看待人类的痛苦。正如马克思所说，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完全有权和歌德一起高唱：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为痛苦而伤心呢？然而，如果说历史的评判与道德的评判是判然有别的话，那么历史的道德评判又是否可能或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呢？

应该看到，尽管痛苦、牺牲是为争取历史的进步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但我们对于这种斗争的目标和手段却是可以进行道德审判的。我们应该追问：这种斗争是否以一种抽象的观念为旗号要求人民牺牲具体的幸福？是否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要求个人作出牺牲？是否宣称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马克思曾深刻地揭露过那种以国家名义为代表的虚幻的普遍利益，他认为这就像宗教一样，是一种假象和幻觉。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很多暴虐之举正是打着普遍利益的旗号而大行其道，或杀戮无辜，或见死不救，造成多少人间至惨至苦的悲剧。对此，我们的历史学家怎能无动于衷，怎能冷漠地以“必然”、“代价”等理论作解释而使恶行获得宽恕甚至颂扬呢？

当然，道德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谴责吃人者，又能成为吃人者。例如，在中国的古书上不乏这样的事例：在反对侵略的战争中，守城的将军在城内断粮、军心浮动的形势下，杀其妻子或爱妾给将士充饥，于是全军感泣，最后奋力击退围城之敌。唐代戍边守将张巡就是这样一个著名的人物。古代历史学家对张巡大为褒扬，赞颂其忠君爱国的忠义之举。而在我们今天看来，张巡的行为是十分残忍、极不道德的，而且更可怕的是，古代史官的道德评判简直就是鼓励吃人。这种以“忠君爱国”之名要求人民作出牺牲的道德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吃人工具，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中国古书的字缝里看出的只是“吃人”二字。

但是，历史的道德审判也具有对现实的震慑作用，“个人的行为总是会在历史中受到审判”这种观念，在中国就如同西方的末日审判。尤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主而言，“要上历史书的！”是大部分统治者都不敢小看的力量。

不管历史的情形如何复杂多变，历史学家的道德评判应以人性的尊严，人的自由、完善和幸福不受凌虐为基本尺度。我们应该明白，即使只有一个纯洁无辜的儿童受苦，由此而换得的普遍原则的胜利或永恒幸福的许诺，都是必须摈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