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是个来自过去的会说话的幽灵。

——霍夫曼

“1764年10月5日，就是在罗马，当我伫立在这座古都的废墟里，在夕阳中缅怀往事，陷于沉思时，看到那些赤着脚的修道士在朱庇特的神庙里唱晚祷诗，于是我脑海里第一次闪过一个念头，要写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是一段很有名的自述，曾经激励过不少年轻人投身古代历史的研究。说这段话的人叫吉本，后来他真的写了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成为西方史学的经典名著。

历史学家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另一位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另一番更详尽、更有丰富内容的自述吧。

汤因比在他的著作《历史研究》的卷末写了一篇“自跋”，自述其思想的形成过程，对于影响他一生的人物、书籍和思想表示感激之情。在这篇自述中，我们深深地被一种心灵上的高尚向往和人情的温暖所感动。下面的内容就出自这篇自述：

母亲在我幼年时把她对历史的爱好灌输给我，启发了我毕生对于历史研究的兴趣。

爱德华·吉本以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使我领略到他心智能力的伟大和一以贯之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令我钦仰不已。

我的曾祖父是位退休的远洋船长，他和他的老友克劳顿将军在我们伦敦的寓所壁炉边的谈话，唤起我对印度和中国这些遥远的异域的神奇向往。在牛津的拉丁语言学院学习时，我的导师启发了我对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的歆慕，我对这首诗所阐扬的严谨而敏感的人格十分欣赏。

我是七岁时在课堂上读到《圣经·创世纪》的，当时我为自己得以窥见历史初展时的真义而大为激动。我在八岁时读弥尔顿的《失乐园》，读了整整三天，虽然生吞活剥，有许多地方茫然不解，但那种博大、神秘的气息令我难忘。

我幸而生在一个较早的时代，还有可能在古典文学和《圣经》方面接受旧式的英国的人文教育。英王詹姆士一世时代颁行的《钦定圣经》的语言深深植根于我的记忆之中，它的语调高古而又平易亲切，深透理智而直扣心弦。

而我首次了解世界通史的概念，是读了爱德华·克里西爵士的《世界十五大战役》。八九岁时，《各国史话》的著者同时为我揭开了埃及、巴比伦和叙利亚文明的历史，启发了我对于历史提纲挈领的兴趣。

有一次，在牛津的一家书店里偶然看到的一部《中国古代史》，使我得以窥见秦始皇统一前的古中国文明。

一部《俄国南方的伊朗民族和希腊民族》使我驰骋在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文明历史中。

我还记得，当1908年6月的一个晚上我乘火车去爱丁堡的时候，读着亨利·霍华德爵士的蒙古民族史著作，中国的宋、金、西夏朝代、西辽和花剌子模等等历史情景展开于眼前，我永不会忘记那个晚上我的情绪上的激动。

当我在阿姆普尔福德的修道院里谛听唱诗班的赞唱时，领悟到英国教会团体1400多年来面对厄运而坚忍图存的精神和伟大生命力。

1907年夏天，当我即将升入大学的时候，读了狄奥多·蒙森的《罗马共和国史》的英译本，使我明白好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件艺术作品。

…………

汤因比接着还列举了一系列人名和著作，其中包括希罗多德、托尔斯泰、雨果、荣格、穆勒、柏拉图等许多人的许多著作，他认为自己从中学到了心智工作的方法和文字表现的方法，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观看演出，也能培养他的观念和悟性。

历史学家飞向过去

从汤因比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的自述中，如果你能感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的精神价值，一种心灵上的美感，一种对世界、对宇宙的深沉的爱，那么，我相信你也有可能成为一名历史学研究者。

再来看看瑞士著名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对古希腊文化史的研究。1872年冬季学期，布克哈特开始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关于希腊文化史的演说，首次听众共有53人。现在我们可以读到他的《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这本书就是在他身后出版的演说集《希腊文化史》的英文选译本。布克哈特把这个系列演说称为“情有独钟的系列演说”，并且在一开始就立下了自己的目标：我们的任务是站在高处进行观察，是重新建构希腊人生命中的力量，是研究希腊心灵或精神的历史；这就是研究文化史的方法和益处。他关注的是精神内核而不是事件的表象；是整体的结构、发展的趋向而不是局部的细节和凝固的瞬间。丢弃“历史的碎石”，唤起对于古典精神的真正意义上的心领神会与回应，从而保持一种对于古典世界的最鲜活的感情，这就是他的文化史研究的核心目标。

而作为古希腊文化史最杰出的研究者，布克哈特竟然还从未到过希腊，这是何等强烈的精神向往！在同样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世界历史沉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中，布克哈特说：“沉思对我们意味着自由”——或许他是说，在深思中的人可以摆脱时空的约束，神游于古今；我们也可以说，布克哈特的沉思意味着历史研究中的自由境界。

这种对于古希腊文化所怀有的强烈的向往之情，在英国作家列昂纳德·柯特勒尔的《爱琴文明探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中同样感人，而且有一种类似乡愁那样的感受。20世纪50年代，当他来到希腊迈锡尼，投宿于一家路边小店的时候，开门接待他的店主的名字竟然就叫阿伽门农，令他十分惊讶和激动；当一位持灯少女出现的时候，他真担心她的芳名不是叫海伦或安德洛马克。晚上，令他躺在床上难以入睡的是，想到明天就要前往的那些壮丽的、早已在书本上熟知的古代胜迹仅沉睡在一英里外的黑沉沉的山上。几年前我也曾有机会在希腊各地漫游，当我站在迈锡尼城堡狮子门下的时候，想到当年阿伽门农和他的军队就是从这里出发奔赴特洛伊的，心情之激荡难以形容。

应该再三询问自己：为什么要关注古希腊、关注“荷马问题”？对此，著有《古希腊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的英国著名希腊史学家吉尔伯特·默雷说：“在我的生活中，简直没有一种深厚或宝贵的感情，不是由希腊诗歌所激起，或阐明或升华的。”能给出这样理由的人在古典与当代生活之间建立了最好的连接桥梁，因而是很有福的。

再来看看近代奥运的创始人顾拜旦。对于曾经置身于奥运热潮中心的国人来说，这位“奥运之父”并不陌生，但是有谁知道他对古希腊和古典学的向往之情？他成长在法国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家庭，从小对他有很大影响的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修辞学老师卡龙神父。古希腊文化是他从小培养起来的人生之梦，修辞学帮助他找到理解古典文本的钥匙。我们知道，修辞学是古典学中的重镇，当西塞罗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思考所有关于对表达人的尊严的学科的热爱时，修辞风格的流畅与隽永便总是与成熟心智联系在一起。古希腊文化史、古典修辞学等在我们今天强调实用功利主义的教育体系中简直近乎天方夜谭，但可以说，我们距离古希腊、古典学有多远，距离现代文明就有多远；那些狂热地涌向街头的人群距离古典学有多远，距离真正的奥林匹克源泉就有多远。

历史学家的成长不仅需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而且更需要有强烈的精神向往，更需要在内心漫溢着一种对人类文化记忆的“温情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