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年间，我曾两度试图以传奇及半幽默的形式，对我的生平作一种简要的叙述，其目的是使那些未明我的身世的朋友，对我多少有些了解。在这些尝试中我个人感到比较满意的是一篇题为“一个魔术师的童年”的杂文。另外一篇是我个人比较大胆的尝试，该文是模仿沙特的形式，以一种“臆测式的自传”，对未来从事预测，后曾于1925年在新·伦德桥（Neue Rudschau）出版。

本文即为该文略作修正之作。多年来，我一直计划以某种方式将这两篇杂文合并起来，但是由于这两篇作品语调与气氛迥异，因之我一直无法找到一种方法，将之结合起来。

我生于“现代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亦即在“中古世界”行将返回之前。我出生在7月间一个温暖日子的初夜时分，我出生时刻的温度是我终生在无意识中所热爱及追寻的；当我碰不到这种天气时，我往往会若有所失地怀念它。我永远无法适应寒冷的国度，因为这个缘故，我大半生的旅行一直朝向着南方。我双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一直深挚地爱着他们，如果我不是很早就被灌输以“第四诫”的话，那我会更诚挚地爱着他们。但不幸的是，十诫对我一直有着不幸的影响，虽然它们本意至善，道理正确——而我的本性也驯若绵羊、柔如皂沫——但是我对每一种戒律却始终顽抗不从，尤以我少年时期为然。每当我听到“你应该”之时，我全身立即冒起火来，而变得桀骜不驯。可以想象的，这种特性在我学生时期对我一直有着深长而不幸的影响。

事实上，即使是在学校里，我们的老师在一个叫做“世界史”的有趣课程里，也一再教导我们，我们这个世界经常是由那些勇于制订自己的律则并且打破传统规范的人所治理，引导及改变的，而这些超凡伟人确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是这些跟我们其他一些教诲一样，根本是欺人之谈，因为不管我们是否心存善意，每当我们鼓起勇气来抗议某种命令或甚至是某种愚蠢的习惯或做事的方式时，我们不但得不到赞赏或引为模范，甚至被师长恶用其威权加以处罚、取笑及压服。

所幸，早在我进入学校之前，我就学知了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而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拥有敏锐、微妙而且发展极为良好的感觉，我一直依赖着这种感觉生活，而且从中获得极大乐趣，虽然后来我曾屈服于形而上的诱惑而难以自拔，甚至有段时间，完全忽略了我的感觉，但是过去培养得十分细致的“官能特长”，尤其是在视觉与听觉方面，却始终存留在我身上，而在我的知性世界里，扮着一个生气盎然的角色，虽则后者似乎抽象一点。因此，正如我所说的，早在进入学校以前，我即拥有某种对应生活的能力。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熟悉我所住的城镇的街道，我知道谷仓近旁的场地、森林中、农庄里，以及机械房内的许多东西，我认得树木、鸟儿与蝴蝶，我会歌唱，吹口哨，以及生活中其他许多重要的东西。

除此之外，我在学校里还学到各种不同的知识，我很快地学会它们，并且从中得到乐趣；特别是拉丁文，我从中得到真正的乐趣，我写起拉丁诗几乎就如德国诗一样地快。至于在说谎与耍诈方面，过去我孩子气式的坦率与轻易，曾使我一再地吃到苦头，直到我进入神学院第二年，感谢我导师跟他一个帮凶的指点迷津，我在这两方面终于有了惊人的成就。这两位教育家使我睁开眼睛注视一个残酷的事实——幽默感与对真理的热爱，并不是他们希冀从学生身上看到的品质。他们将某一过错归罪于我，这个过错并不严重，而且我全然是无辜的，但是由于他们无法迫使我承认我是犯错者，因此这原本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却转变成一种“审讯”，他们不断地打我、折磨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要我坦白认错，确切地说，而是他们要维护所谓师道尊严的体面。

就在我刚刚结识了值得我尊敬的老师之时，这对我的打击是难以言喻的，从此以后，不仅我与学校师长的关系，甚至连我跟一切权威的关系，也因之遭受歪曲与受损。整个来说，在学前七八年之间，我一向是个好学生，因为无论如何，我在班上经常名列前茅。直到这些纠纷发生之后，经过了这场非人所能忍的委屈之后，我才愈来愈与学校发生冲突。这件不愉快的事违背了我的意志，令我伤痛不已，久久不能释怀，直到20年之后，我才能处之泰然。

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自我13岁开始之后，我开始认识到，我要成为一个诗人，此外不作他想。然而，这个了解却逐渐变成一种痛苦的认识。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教师、一个医生，一个牧师、一个机械技师或是一个邮局员工，也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家、画家、建筑师；世界上每一种行业都有一条门径，这就是先决条件，而学校乃是初学者必须经过的学习阶段。唯独诗人没有这条门径！要当一个诗人并非不可，它甚至会被视为一种荣誉；但是却要当一个成功而出名的诗人——但是，不幸的是，一旦一名诗人功成名就之后，他往往已经作古。因此，要当一个诗人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正如不久之后我发现到的，要想成为一个诗人乃是一件荒谬而可羞的事。这种状况使我很快地了解到一个事实：要当诗人可以，但一定当不成。其次，我更了解到，对诗的自然天才与兴趣，在教师的眼中皆是可疑的；你的才气不是受到不信任，便是遭到取笑，甚且经常受到极大的侮辱。事实上，诗人的处境正跟英雄一样，英雄尽管身强体壮、英俊潇洒、雄姿英发、气宇不凡、成就出众——过去的英雄的确功成名就，每一本学校教本对他们皆充满着溢美之辞——但是在当世，在真实的生活里，一般人对他们却怀有敌意，而特别是所谓教师，他们像是经过特别的挑选与训练，专门来防止这类出众的自由人的冒起，并尽可能去防范这类人伟大而光辉的成就。

由于这些认识，我在我跟我遥远目标之间所看到的只是呐喊的深渊而已，每一件事情皆不确定，每一件事情都没有价值，只有一事是不变的：那就是，我立志要做一个诗人，不管那是容易的事或是困难的事，不管那是可笑的或是可信的。这项“决定”——或不如说这个“命定”——的外在结果——是这样的。

在我13岁那年，即当此冲突方行开始之时，由于我在家与在学校的表现不如家人对我的期许，因此父母便把我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拉丁学校。一年以后，我进入一所神学院，开始学习希伯来文，而正当我开始了解dagesh forte implicitum是什么意思时，我内心突然起了一阵风暴，而导致我逃离神学院，遭到严格监管的惩罚，甚至被神学院退学。

后来，在一所大学预科学校里，有一段时间我曾力争上游；但是到后来，我仍不免遭到监管与退学的结局。此后，我曾当了一个商人的3天学徒，随后又离弃，而最令我父母伤心的是，其后几天几夜里，我甚至跑得无影无踪。后来约有半年的时间，我充当我父亲的助手，而有一年半的时间，我曾在一家机器工厂及塔钟工厂做工。

总而言之，约有四年的时间，父母对我百般费神，但是每一件尝试最后皆归于失败；没有任何一个学校肯收留我，我在任何一个学校的教育皆持续不久。每一次试图把我磨炼成可造之材的企图皆归于失败，好几次的逃学或退学皆使父母蒙羞，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我有能力甚至有决心专心向学！而且，我即使不十分勤学，但至少没有什么重大的过错——所谓懒惰的德性，我虽然对之敬畏有加，但却从未学会。

在我16岁那年，由于我的学校生涯已彻底宣告失败，乃下决心开始集中精力于自我教育，而值得庆幸的是，父亲的房子里有外祖父的一个大图书室，室内藏有许多旧书，其中包括18世纪的德国文学与哲学。因此在我16岁至18岁之时，我不仅写下了许多诗，同时亦读过了半数的世界文学，并亦旁涉艺术史、语言学及哲学，这些已够得上任何正常大学的标准。

最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我乃去当一名书店店员。我跟书本的关系一直处得比恶习跟齿轮更好，在我当机械工人之时，齿轮对我简直是一种折磨。刚开始时，我所涉猎的是现代文学，特别是最现代的文学，它们使我沉醉其间，而得到了近乎如醉如痴的乐趣。但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开始注意到，在精神领域方面，停留在现在、现代，乃至于最现代的生活，几乎是不可忍受且毫无意义的，所谓精神生活，只有求诸过去、求诸历史、求诸古代及原始世界，方能寻获。

因此在我初次的文学热消退之后，我便开始感觉到我必须从小说的沉醉中回到古老世界；为此，我乃自书店转到一家古物店。不过，我之所以找上这个差事只是因为我需要它维持我的生计。而在26岁那年，由于我的文学作品初度获得成功，我便放弃了这个工作。

如此，经过了许多风浪与波折之后，我的目标现在已达成了：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啊，我终于成为一个诗人了，我终于赢得了跟世界这场漫长而难缠的战争了。我就学与自我力学的辛酸岁月——在这期间我经常濒于毁灭——现在已被抛诸脑后或一笑置之了——甚至是过去对我抱着绝望态度的亲戚与朋友，现在也给予我鼓励的微笑了。我终于获得胜利了，现在即使我做了最愚蠢或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它也会被认为十分了不起，正如我过去曾自以为了不起一样。现在我首次了解到，过去年复一年我曾经历了多么可怕的孤立、禁欲与危险；春风得意的确易使人志得意满，我开始变成一个自满的人。

从外表上看来，我的生活的确过得不错，既平静又适意。我有了妻子，也有了孩子，亦有了房子与花园。我自得其乐地写着我的书，我被视为一个和蔼可亲的诗人，我的生活与世无争。1905年，我出力创办了一个期刊，该刊物主要是为了反对威廉二世的政府，虽然我本人对政治目标并不看得太认真。后来我又前往瑞士、德国、英国、意大利与印度尽兴一游。总之，我的一切似乎都显得十分顺利。

之后，在1914年夏天，无论是外在或内在的事情都突然改观了。我逐渐明白过来，我们过去的幸福乃是建立在不稳的基础上，因此，我决定开始进入一段自我省察的阶段。所谓的“伟大的考验的时候”终于来临了。我开始反省到，我跟其他人的最大不同在于，我欠缺了其他人所拥有的——热情。基于这个原因，我又再度返诸自身，并与我的环境发生冲突。我开始学习不去理会我对自己及世界的不满，而在这个经验中，我首次步上了走向生命的第一个门槛。

我一直没有忘怀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年里的一件小事情。在那一年里，我曾前去访问一家大型的军医院，希望能寻求到一种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使自己适应业已改变的世界的方法——这种事情在当时似乎是我不可能办得到的。在伤兵医院里，我遇见了一个老处女，她过去一直依赖私人的收入，在舒服的环境里生活，而现在则在病房里充当护士。她以十分兴奋的口吻告诉我说，她能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伟大的时代，内心是多么的快活与骄傲。

她的意思我十分了解，因为对这位妇人来说，战争使她无所事事而自私自利的生存，转变成一种积极而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当她在一处挤满着为炮火所伤全身裹着绷带的伤兵，而两旁的病房里全是肢体被切断的残疾者与垂死重患的走廊上，叙说着她内心的快慰时，我心里几乎凉了半截。虽然我明白这位热心大婶的热忱，但是我却无法分享它，我无法对她表示什么。如果以十个伤兵来求取另外一个热心的护士的话，那么这些妇女快慰的代价未免太大了。

不，我一点也无法分享这个伟大时代的快乐，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我就一直感到十分难过，有几年的时间，我一直拼命地保护自己，极力设法去闪避这晴天霹雳的不幸对我的打击，而我周围的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却似乎显示出，他们对同样的不幸事情却充满着快活的兴奋之情。当我从报上读到名作家表露他们对战争的福泽的文章及教授们为战争所作的摇旗呐喊，又眼见名诗人书房里所涌出的讴歌战争的诗文时，我内心感到更加的难过，甚至深恶痛绝。

1915年某一天，我终于按捺不住地将我内心的不齿公开表示出来，同时我对一般所谓饱学之士居然率先宣扬仇恨，散布谎言，将大灾大难吹捧上天的作风，亦深表遗憾。这种与众不同的悲切表示立即引来喧然大波，我祖国的报纸直斥我为叛国贼——这对我倒是一种新经验，因为我跟报界虽然有许多接触，但却从未像今天这般地遭受大众的唾弃。痛斥我的这篇文章，竟然由我的祖国的20家报纸一起印出来，而在我所有的报界朋友中，只有两个人胆敢起来为我辩护。一些老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现在才认清，长久以来他们胸中一直豢养着一条毒蛇，将来，他们胸中所跳动者将只有恺撒及帝国而已，而绝不会容纳像我这样堕落的人。陌生人写来的谩骂信件堆积如山，而书面则明白告诉我，持着这种罪不可恕的观点的作者，根本是不容于世的。在这些无数的信件中，我所认出的唯一装饰——是当时我第一次看到的——乃是一个圆形的小印记，上书：“上帝惩罚英国。”

或许有人会以为，对于这种误解，我会一笑置之。但我的反应并不是这样的。这次经验本身虽不重要，但是它对我生命的重新转变却深具意义。

读者应该记得，第一次的转变发生于我明了自己要成为一个诗人的那一刻。自此，黑塞乃由一个模范学生突然转变成坏学生，他被处罚、被退学，他所作所为几乎一无是处，他一再使他自己及他父母烦恼——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看不出，现实世界与他自己心灵的声音，有任何调和的可能性。我又再度地发现到，自己与自己过去感到完全满意的世界发生冲突。我又再度地发现，世界上一切的一切皆已弃我而去，我又变得孤独而悲愁了，我所说与所想的每一件事情，又遭到其他人的故意误解。在现实世界与我认为是善的、可喜的、明智的事情之间，我又听到了一种绝望的呐喊。

然而，这一次我并没有忽略了自省。不久以前，我自己还勉力探讨我痛苦的原因，不仅探求外在因素所造成的，同时亦省察我自己的内在因素。

而此至少使我认清：

人类及神明皆没有权利指控虚妄及野蛮的世界，而我更没有这种权利。如果我跟世界的整个进程有如此尖锐的冲突的话，那么我内心里自然免不了会有种种混乱。注意，事实上，世界上即是一片混乱。与我内心的混乱交战并将之转变成秩序，并不是一件乐事。思索至此，我即刻顿悟到：过去，我跟世界相安无事所花的代价并不太高；事实上，我过去的内在平静正跟世界外在平和一样的腐化。我过去更相信，经过了年轻时代漫长而艰苦的战斗之后，我终于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我终于成为一个诗人了。同时，名利双收对我产生它惯有的影响，我变得志得意满而好逸恶劳了，而当我仔细反省时，我却发现我这个小说家跟一般低俗小说的作家并无二致。我的一切都过得太顺利了。现在，我已越来越觉悟到，让世俗的杂务去缠它们自己的世界，我自己应当全心全力投入整体性的混乱与罪恶中。至于如何从我的作品中去探察我这种心力，则应由读者自己去摸索了。

话虽如此，但是我仍然时常存着一个秘密的希望，我希望谨慎而负责的人亦能够成功地通过类似的考验，我们不要只是责怪邪恶的战争、邪恶的敌人、邪恶的革命，我们还当自问：我自己如何也变成这个罪恶世界的一分子？我当如何才能重获我的率真？因为，我们唯有承认自己的痛苦、罪恶并受苦到底，而不只是一味责怪别人，我们才能重获自己的率真。

而当这种新的转变开始在我的作品及我的生活上表现出来时，我的许多朋友却开始摇头了。还有许多朋友甚至弃我而去。失去了他们犹如失去了我的住宅、我的家庭，以及其他的东西与安逸一样，而这乃是我已改变的生活形态的一部分。

虽然失去了这些朋友，但是令我吃惊不已的是，我发现到，我居然能够忍受，我照样地生活着，照样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找到某些值得我去爱的东西，虽然这种孤独的生活带给我的只是痛苦失望与失落之感。

虽然失落了这些，但是我在战争的年月里却拥有像福星或守护神之类的东西。当然，痛苦仍令我感到十分孤独，直到此种转变开始之前，我仍时时刻刻地感到自己的命运就像被指控一样，我拼命想摆脱它（痛苦），然而，在另方面，我的痛苦以及我对痛苦的妄念却是我用以对抗外在世界的护盾。

事实上，大战期间，我是在政治纠纷、谍战、贿赂、腐化等极其可怕的环境中度过的，即使在大战期间的德国任何一个地方，也很少令这类可怖的情事集于一地的，我所住的是伯恩市，那儿是中立与敌对外交战的会聚所——那是一个外交官、间谍、特务、新闻记者、投机分子及奸商一夕之间涌入的牛鬼蛇神出没之地。我生活于外交官与士兵之中，我接触过许多敌国来的人，我周遭的气氛完全是一片间谍，反间谍，尔虞我诈，交相指控，私人投机、政治冒险等汇聚而成的一团迷雾——而在这些年里，我居然若无其事地生活着！

我被秘密跟踪、被窃听、被监视，我不仅是敌人，甚至是中立国，甚至是我自己国人的怀疑目标，但我居然完全没有注意到。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些，但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何以能在这种气氛中活下去，而且毫发无损，安然无恙。但事实就是这样！

战争结束之时，正值我的转变完成与我痛苦的考验达于最高潮之时。此时，我的痛苦已与战争或世界的命运全然无关；即使是德国的战败——我们旅居国外的人，早在两年以前，已可以确定地预测到了——在那时已不再是什么可怕的事了。我完全沉醉在我自身及我自己的命运上，虽然我有时亦觉得自己亦经常在思考着人类的命运。在反求诸己之后，我发现了全世界对战争及杀人的嗜欲，我发现了人类的不负责任及它的自我迷醉，它的懦怯；我先必须摆除自己的自尊，然后才能摆除我的自贱；我现在最重大的职责乃是彻底去实现我对混乱的省视目标，我必须超越混合的本质与率真之情，不计成败地去重新探测它。

世界上每一个觉醒的人，每一个获得意识的人，皆多少有机会穿过原野，走向这条窄路——试着去追随其他人，终将一无所获。

当朋友对我不忠时，我有时会感到悲痛，但却从未感到憎恶，我觉得这倒是对我的一种“再保证”。当我过去的朋友对我说，我过去的为人乃至作为一个诗人，都是极富同情心的，但是我现在这种“有问题”的态度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他们说的并没有错。

至于我的兴味与个性，我想我早已超越他们了；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能够了解我的字汇。当我的朋友责备我说，我的作品已丧失了美感与和谐性，他们说的可能没错。但是，这种批评只会令我发笑而已——对于一个被判死刑，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而言，还有何美感与和谐性可言？纵使我终生的信仰是做一个诗人，而今我连一个诗人也当不成，那么我生命的整个美感冲动是不是完全错了？但即使是这个问题，现在也已无关紧要了。在我历经自我炼狱的过程中，我所遭逢的尽是虚伪与卑贱，或许，这也是我的职业及我的才气的幻想所使然吧，但这一切毕竟是微不足道的！

事实上，我既不想以诗人为业，亦不想拥有诗人的天分。

我认为我的职责所在——或者说，我个人救赎的方式——既不在于诗人或哲学的领域里，亦非任何专家的行业——而只是让我生命中一息尚存但在我生命里却生机盎然的东西——活下去而已。而这就是“生命”——就是“上帝”。

而后，当此种致命的亢奋消退之后，所有的一切看来便完全走样了，因为它生前的意识内涵以及它的称谓皆已失去其意义——前天的神圣之态至今看来有如闹剧。

昔日的光辉已变成今日的阴影！

当我内心的交战亦告结束之时，我乃于1919年春，退居到瑞士遥远的一角，隐姓埋名地当起隐士来。由于我大半生的心力皆专注于印度与中国的智慧（而此亦承自我双亲及外祖父母），而我个人的体验部分又是以东方的图形语言表现出来的，因此我常被称为“佛陀”。对这一点，我往往觉得暗自好笑，因为我自己压根儿也不了解宗教。

但是话说回来，他们如此称呼我，也许有点道理，因为我也许有点慧根，这是后来我才发现的。如果一个人必须为自己选择一种宗教的话，那毫无疑问的，我内心深处必然会选择一个保守的宗教：儒教、婆罗门教或罗马教会。

然而，我之作如此选择，并非出于我内在的亲和性，这并不全然是我恰好生为虔诚清教徒的儿子；无论就气质上或本性上来说，我都是一个清教徒（而这一点，跟我对现今清教教派的深恶痛绝，并无丝毫矛盾之处）。因为真正的清教徒是反对他自己的教会的，正如他反对其他宗教一样，因为他的本性迫使他肯定“变动”在“存有”之上。而就此而言，佛陀当然也算是一个清教徒。

由于这种转变，我肯定文学工作的价值及以诗人为终生职志的信念，终于被连根拔起。写作已不再能给我真正的乐趣。但是，作为一个人总要有某种乐趣的；即使在我最悲痛的时候，我仍然持着这种看法。我可以摒弃生命及世界上的所谓正义、理智与意义；我发现到，世界——即使没有这些抽象的东西，亦照样可以过得很光彩——但是生活如果没有一些乐趣的话，我压根儿也无法活下去，而要求这一点点的乐趣，乃是至今我仍然相信的——我内心里的一点点火焰——从这个小火焰中，我为自己计划重新开创世界。

我经常从一瓶酒里，找到我的乐趣，我的梦境，而达到了忘我的境地，它对我的“生之乐趣”经常有所帮助，因此，它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它毕竟是不够的。其后，有一天，我发现了一种全然新的乐趣。到了行年四十之时，我突然兴起了绘画的念头。这并不是我自认为是一个画家，或立意当个画家。只是因为绘画是十分美妙的经验：它使人更快乐且更有耐性。之后，我手指头沾上的不只是黑色的，像写作一样，而是沾上红色与蓝色的。对于我尝试画画，我的许多朋友也都感到不高兴。每当我从事某些十分必要、美妙而有趣的事情时，别人便开始感到不高兴。他们喜欢我保持原来的样子，他们不愿我改变面貌。但是我的面貌就是不肯听话！它坚持要经常改头换面：那是必要的。

另外一种对我的指责则似乎完全是合理的。一般人常说我没有现实感。他们批评我写的诗及我画的画不符合现实。当我动笔写作时，我经常忘了有学养的读者对一本好书的要求，而更糟糕的是，我根本就不尊重现实。我认为现实是一个作家最不必去考虑的东西，因为，现实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的，因此写出来不是令人感到很乏味吗？只有更美妙且更有必要的东西，才需要我们的注意与关切。现实是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感到满足的。因为它是偶然性的，生活的垃圾。现实，这种卑微、令人失望而贫瘠的东西，根本是无法改变的，除非我们断然否定它，并在这种过程中，证明我们比它强大。

在我的作品里，一般人经常对现实缺乏一般惯有的尊重；而当我作画时，树林往往有脸孔，房子会笑或跳舞或哭泣，但是，不管树木是李子树或是栗子树，它们大部分是无法被决定的。我必须接受此种指责。我承认我自己的生活经常显得像一部传奇，我经常可以看到并感觉到外在世界及我的内在世界，以一种我只能称之为魔术的方式相互连接着，且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此外，我还曾有过几桩更荒谬的事情。举个例来说，我曾对著名的诗人席勒，作过一次无害的观察，由于这样，所有的南德（德国南方）滚木球俱乐部，皆指斥我为祖国神圣遗产的亵渎者。现在，几年之后，我已成功地学会不去说任何亵渎祖国神圣遗产，或使人怒火中烧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

现在，由于所谓的现实对我已不十分重要，而且过去往往像现在一样地盘据着我，而现在距离我似乎反而变得十分遥远，因为这些原因，我已无法像平常人一样地将未来与过去分开来。由于我有很多时间皆活在未来里，因此我并不需要在今日就结束我的传记，我大可让它平静地继续发展下去。

现在我简略地来叙述一下，我的生命是如何完成其曲线的。1930年之后，我写下更多的作品，自此之后，我才又回到我写作的老行业来。至于我是否可算是真正的诗人，则有一些年轻朋友写了两篇论文从事探讨，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由于现代文学仔细钻研的结果，诗人在现代文学的特色已逐渐消失，因此诗人与文学家之间的区别几乎已无法区分了。但是对于这一点，有两位文学博士候选人却持着相反的结论。其中一位持着比较同情态度的作者认为，在诗意如此淡薄的情况下，所谓诗作亦不成其为诗了，而且因为素朴文学已不值得发扬下去，因此所谓的诗已可以任其平静地消失了。而另外一个人对诗丝毫并不持着赞美的态度，他相信我们宁可承认一百个非诗人，也不要错认一个血液还拥有一滴真正“诗灵”6的血液的诗人。

过去，我主要专注于绘画及中国的神符，但在其后几年里，我则愈来愈潜心于音乐。到了晚年，我开始兴起一股野心，想写某种歌剧，试图以一种调侃，甚至是一种玩世的态度，去观看所谓现实的人类生活。我个人一向向往着生活的神异概念，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是个现代人，我一向认为霍夫曼的《金壶》和《欧夫特汀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是比任何自然史或世界史，更有价值的读本（事实上，每当我阅读后者之类的书籍时，我经常将之视为娱乐性的寓言）。

但是，现在我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生命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具体地刻画及分辨一种业已完整且已经确认的人物已毫无意义，在这新的生命历程里，我最大的任务乃是从可估量的世界，进入大千世界，而在“变动不居”之中，试图在永恒与无时的秩序寻求自身的位置。而对我而言，要表达这种生命思想或态度，唯有透过神话，而我一向认为歌剧乃是神话的最高形式，这可能是因为我已不再真正地相信用我们滥用而呆板的言语所表现的文字魔术吧，然而无论如何，我仍认为魔术仍然是一种生命之树，它乐园里的枝旁苹果，至今仍是可以成长的。在我的歌剧里，我将去做我在诗里从未处理得十分成功的东西：为人类生命建立一种高尚而具有欢畅意义的东西。我将赞美大自然的纯真与生生不息，并且指出它通向精神无时之域的路途，在这种境地里，透过无可避免的痛苦，它被迫转向精神领域——它遥远的对极——而在自然与精神的这两极之间，生命的摆荡，将被呈现得像彩虹的圆拱一般地活泼、欢畅、完整。

但是，老天，我却一直没能成功地完成这出歌剧。我这方面的经验正跟我的诗作一样。当我发现到，我想说的每一种重要的东西，在《金壶》及《欧夫特汀根》里，已被清楚地说上千遍以上时，我终于不得不放弃后者。而我在歌剧方面已遭遇到相同的命运。正当我完成了多年准备的音乐研究，且已作过多次的手稿，并再度试图尽可能发挥透视力，去洞穿我作品的真正意义与内涵之时，我却突然地发现到，我在歌剧里所要表现的东西，很早以前在“魔笛”里，已十分精妙地被完成了。

因此我便将工作搁在一边，专心致志于实用的魔法。

如果我当一名艺术家的梦想成为泡影，如果我拥有“魔壶”或“魔笛”的功力的话，那么我至少是一个天生的魔术师。经由老子及《易经》的东方途径，很早以前我就深悉所谓现实的偶然性与变异性。现在，透过魔法，我已可根据我自己的希望驾驭这种现实，我必须承认我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然而，我亦必须承认，我并非经常自限于这种所谓“纯静魔法”的高贵园地，事实上，自始至终，我一直惦记着我内心小火焰里的黑暗面。

在七十开外之年，正当我荣获两家大学的荣誉博士之后，我因用魔法诱拐少女被审。在牢房里，我请求监狱当局让我以作画排遣时间。此项请求获准之后，朋友们乃为我带来绘画颜料与工具，我在牢房的墙壁上画了一些小风景画。以此，我又再度回到艺术天地，虽然从事艺术工作的过程，我曾历尽了千辛万苦，但是它未曾阻挠过我迈向这方面的努力，我未曾放弃过对智慧与抽象的追求，亦未曾放弃对创作的原始欲望。因此我再度作起画来，我调配色彩，着笔于画纸上，再度陶醉在无穷尽的魔法的魅力里：朱红色的鲜明、欢乐的声音，金黄色的完整而清脆的音符，蔚蓝色的动人曲调，以及阴灰色的混合音乐。当个小孩是多么快乐的事呀，我继续着这种创作的游戏，而将宜人的景色画在壁上。这幅景色几乎包含着能够在生活上给予我乐趣的每一件东西：河流、山岳、海洋、云彩、丰收时的农夫，以及我能从中得到乐趣的其他许多美妙的东西。而图画中间，有一辆小火车在奔驰着。它笔直地驶进一个山洞里，火车头埋进山洞内，犹如苹果里的一只虫，而山洞口则喷着黑烟。

我过去的游戏从未有如这次般地令我着迷。在我返诸艺术时，我不仅忘了我是一个囚徒——我甚至时常忘了我的魔法运作，当我用我的毫笔创造出一棵小树、一朵小云彩的时候，我自己就似乎变成了魔术师了。

现在，我跟所谓的“现实”已完全格格不入了，它拼命地捉弄我的梦境，一再地粉碎它。我几乎每天皆被狱卒带到一个阴森森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放着许多文件，有几个深具敌意的人坐着质问我，不断地审讯我，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我的话，他们不断地威胁我，对我咆哮，有时对待我像个3岁小孩，有时对待我像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不必为了认识这鬼东西的法庭、文件与法条，而落到这儿被控。在所有人类为自己莫名其妙而创造的地狱里，我觉得这个地狱最可怕。当你打算迁居、结婚、申请护照或公民身份证之时，你便必须来到这个地狱，你得在这个文件世界的令人窒息的空间里，痛苦地忍受好几个钟头，你得被无聊、性急、满脸不悦的人不断地盘问、咆哮，你最单纯且最真实的陈述，皆不为他们所信，你有时被当成学童，有时则被当成罪犯。这个，我想每个人都知道的。长久以来，我一直就在这个文件地狱里，我一直感到窒息与干涸，如果不是我的绘画不断地宽慰我，使我跟我的书复苏的话，我美丽的小风景，将无法给予我新生的空气与生命。

有一天，当几个狱卒再度拿着传令，匆匆地跑来叫我时，我正站在墙壁上的画前，当我正陶醉在自己快乐的活动之时，他们却强要把我拉走。此刻，我感到十分疲倦，而对这种拉拉扯扯，对这整个粗暴而毫无生气的现实，甚为反感。我觉得此刻正是结束我痛苦的时候了。如果我连耍玩我天真艺术家的游戏都要被干扰的话，我只好诉诸这些更厉害的艺术——我花费多年生命所修炼得来的魔法。如果没有魔法的话，这个世界是无法忍受的。

我内心默念着中国符法，站着屏息约一分钟之久，然后使自己从现实的幻象中解放出来。我友善地请求狱卒稍待一刻，因为我必须走进图画里去照料一下火车里的一些东西。

他们听了就像往常一样地大笑不止，因为他们认为我神经一定有问题。

然后，我便把自己变小，踏进图画中，上了火车，然后随着小火车钻进山洞里。黑烟从洞口冒出来，过了一会儿，黑烟同整个画面一起消失，而我亦随着消失了。

而狱卒则仍然留在牢房里，吓得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