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

一个人写作的时日越久，则他越会发觉语言的功夫越来越艰难，越来越含混。单单这个原因已使我觉得，我距离封笔的时间已为期不远了。因此在我将我的殷嘉定经验告诉你们之前，我们必先了解我们所谓经验究系何指。

在我的意识生命里，这个字眼正像其他许多东西一样，业已丧失了许多价值与重要性，它就像类如狄尔泰（Dilthey）的作品里的金玉良言，一直下坡到新闻记者笔下他如何去“经验”埃及、西西里、哈姆森（Knut Hamsun）或某某舞蹈家的“大贬值”一样（因为这类新闻记者甚至未曾看过这些事情，更遑论忠实地记述它们）。但是如果我要实现我的愿望而以文字的迂回方式，告诉你们一些事情的话，那么我自己则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强调说，我的老生常谈跟我的写作方式对你我仍具有同样的普遍性，我这种经验对你们正如同对我自己一样，绝不只是我们日常生活千百件事情里的一种转瞬即逝的感言印象，或一个偶发事情而已。

另外一件跟语言或我的职业无关的事情是，老年人经验事情的方式，而在这方面，我不应诉诸虚构之物或幻象，而必须忠于我所知道的：一般年轻人是不知道老年人面对其经验的方式的。在本质上，他们并没有新的经验，事实上，很久以前他们就已经有了适当而注定的初次经验，他们的新经验已愈来愈少，而且他们所经验的“善”，是他们先前碰到过好几次的事情的重复，或许只是在已完成的画里加上几笔而已，他们只是在过去的事件上轻描淡写地涂上几笔而已，他们所谓的新经验只是十件、百件外衣上的最上一件而已。

然而，他们却象征着某些新的东西；虽然不是初次的，但却是真诚的，因为除了其他东西之外，他们还要含着面对自我及自我省察。第一次看过大海或听过《费加罗的婚礼》的人，其印象往往不同于看过或听过10次、15次的人，而且其印象通常更为强烈。讲得更明确一点，后者对海洋与音乐虽然较不热心，但却更有经验，换言之，他们更为耳聪目明；他不仅能以不同的眼光去收讫“非新的”印象，且具有更多的辨识力，同时他必然会从这些经验中回想起他先前的印象：他不仅会以新的方式去更新他对海洋或《费加罗的婚礼》的经验，同时也会再度遇见他早先的自我，他年轻时候的耳目，不管是带着微笑或耻笑，带着优越感、同情心、羞耻、喜悦、悔恨的心理。—般来说，年纪较大的人是应该本着同情或汗颜之心，而非优越感，去感受他先前观察及经验的方式的，尤其是创作性的人，艺术家等，当他发现了他生命全盛时期的光辉——它的生命活力，强度与创造力——消逝之时，他的感受很少是“啊，我那时是多么脆弱与愚蠢”，而是“啊，如果我现在有当年的一些力量，那该多好”。

除了人性与智性方面的经验而外，另外一种对我极为重要的经验乃是景色的经验。除了我家乡的景色以及与我生命形成因素有关的景色——黑森林、巴塞尔、康斯坦士湖、伯恩，及迪希诺（Ticino）之外——我从旅行、漫游、绘画及其他研究中，我亦吸收了一些具有个性的景色，我认定它们为主要的路标；例如上意大利塔斯卡尼（Tuscany意大利西部之一行政区）、地中海，德国某些地区，及其他地方。

我看过不少景色，也十分喜爱它们，但是让我深深爱上且历久不变的只有几个地方，其中最美丽及我印象最深刻的乃是殷嘉定。

我前后到过这个山谷可能有10次，有时只待了几天，但通常皆待上几个星期。我第一次去到那里，大概是在五十年前，那时我是跟我的太太及我童年时的好友芬克，前往伯尔根（Bergun）之上的布雷达（Preda）度假，在回程时，我们决定做一个更艰难的徒步之旅。下了伯尔根，一个补鞋匠帮我在鞋底下补了几根新钉子，然后我们一行3人乃背起背囊经由阿布拉（Albula），踏上一条漫长而美丽的山路一路前行，然后再取道自彭特（Ponte）到圣莫里兹（St.Moritz）的一条更长的山谷路径——这条乡间道路没有汽车通行，只有许多单匹马及双匹马的马车在沙尘滚滚的马路上行进。到了圣莫里兹，我太太便搭了火车先行返家。而我们则继续往上爬，此时我的旅伴已因不胜高处气压与夜间睡得不好，而变得气闷不语，尽管沙尘滚滚，气候炎热，但是，恩斯山的最上层山谷仍像是天堂的预言一样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一上去就感觉到，这些山脉与湖泊，这个山林与花草的世界所要向我倾诉的，似乎比我们初次晤面我所能吸收与消化的还要多，我心里暗想着，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度来此一游，我直觉地感到，这座气势宏伟的山谷，形状不凡，山势严肃而和谐，油然有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一观。

在西尔斯·玛里亚（Sils Maria）度过一夜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殷嘉定最后一个湖泊的河岸。我催促着因旅途劳累而显得疲惫不堪的旅伴睁开他的眼睛，远眺着通达麻罗亚（Maloja）的湖泊，看呀，这幅景色是多么的超逸与美丽啊。这没什么好看，他不高兴地说，伸手指向前头的无尽深处：“算了吧，那只不过是一般的戏剧效果罢了。”

见此胜景，我乃向他提议，由他沿着乡间小路前往麻罗亚，而我则循着湖泊另一端的小路前行。那晚我们在Osteria Vecchia山舍的平台上相会，我们分别远远地各坐在一个小桌旁，默默不语地吃着我们的晚饭。直到次日凌晨，我们才恢复邦交，开起口来。午后，我们踏着轻快的步伐，顺着伯格尔道路的小径而下。

我第二次前往殷嘉定是在几年以后，那次我是乘赴西尔斯（Sils）与我柏林的出版商晤面之便前去的，我只在那儿停留两三天，并且住在同一家旅馆里。第二次的作客只留给我少许印象。但我依稀还记得，我曾与霍里斯奇夫妇（Mr.&Mrs.Arthur Holitscher）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

在那次之后，经过了好几年，我一直没有再到过殷嘉定。那几年，我一直住在伯恩，也就是令我伤痛不已的烽火之年。之后，在1917年之初，当我因战时劳累过度及战争忧患而生病之时，我的医师催促我到安静的地方去休养一段时间，此时我一个斯华比亚的朋友正在圣莫里兹山上的一家疗养院休养，他邀请我到那里静养。是时正值冬季中期，也就是战争的第三个严冬，我从一个新的旁道结识了这个山谷——它的美景、它崎岖的地势、它舒畅人心的神奇治疗力。我又开始睡好觉并恢复了胃口，我白天不是滑雪便是溜冰；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心情已开朗得愿意同人聊天并听听音乐了，我甚至可以做一点工作了，偶尔我也滑雪到柯维葛利（Corviglia）避暑地，那时还没有电缆车通达到那里，我通常是只身到那儿的。1917年2月间，我在圣莫里兹度过了一个令我难忘的早晨。我是因公事前往那里的，当我到达邮政大楼广场时，一个戴着皮帽的人从邮局里走出来，邮局前面已聚集了一大堆人，这个人当众开始大声读着刚刚到达的紧急讯息。

群众都向他围拢过去，我也朝着他走过去，我听得懂的第一个句子是：“沙皇退位了（Le czar demissiona）！”这个人所宣布的是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自此之后，我经过圣莫里兹前后不下一百次之多，而每次几乎都要想到1917年2月间一个早晨的事情，偶尔也回想起那时候的朋友，而现在他们几乎全部离开人世了，我也忆起了在香塔雷拉（Chantarella）作短期疗养之后，所感受到的灵魂的震撼与激荡——我似乎听到一种叫喊声、警告声与训诫声，呼唤我回到现在，回到世俗人间。就这样，我一来到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昔时的一景一物，我自己的脸孔及我的自我，总会回过头来看我，长久以前的自我看见了我昔日的每一个场景呈现在我眼前：我碰见了一个三十不到的年轻人愉快地背着他的背囊，在8月的炎热天，踏行了许多里路；我看见了一个12岁的小孩在战乱的苦难中突然惊醒；我看到了一个伤痛欲绝的老年人找到这里来休养身心，以期恢复元气。就在这里，步入老年的我，曾跟托马斯·曼最小的女儿一块儿滑雪；而有时候则由我的朋友恐怖的路易士及他的猎犬陪伴着；而在夜里，这位沉默的笔耕者则埋头写着他“知识与爱情”的手稿。

啊，遗忘与记忆的秘密节奏是如何神奇地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运作呀，隐秘、欢畅而又烦人，即使对现代心理学的方法与理论略有涉猎的人也难免会感到吃惊！如果我们可以遗忘的话，那该是多好，多快乐的事啊！每个人都知道人的记忆是储藏的，因此它们是可以控制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所遗忘的大混沌里找到他的方向呢。有时候，在经过了多年之后，我们所遗忘的某些片断，恰如农夫所掘出的埋入宝藏或战时弹片一样，突然重见天日，在这种时刻，我们记忆中所有众多、珍贵而光辉的内容，在我们眼中便像是一堆尘土一样。

我们诗人与知识分子仰赖于记忆者颇多，它是我们的资本，我们必须仰赖它生活——但是，如果在我们遗忘及抛弃的地下世界里，突然有这种东西侵入而使我们大吃一惊的话，那么我们重现出来的东西，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往往比我们先前所小心保存的记忆，更具有分量与威力。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漫游及征服世界的冲动，对新事物的饥渴，对旅行及异国的爱好，这些东西素为大部分有幻想力的人所喜好，尤以在他们年轻时为然；而这类喜好也可以说是对忘怀一切、抛弃一切压迫性的东西，以及尽可能以新的场景来掩饰熟悉的景物的一种饥渴。而在另一方面，老年人则倾向于固定的习性与重复的事物，倾向于寻求同样的地方、人们与状况，因此他们往往奋力地要去保住他们记忆中的东西，他们永不知足地要向自己保证储藏在记忆中的东西，他们或许暗自希望这种储藏会增加，希望有一天他们所遗忘的某种经验、某种场景、某张面孔会重现，而增加了他们记忆的内容。

所有的老年人，不管他们自己知道与否，都在寻求显然是无可复得的过去；然而，过去并非是不可复得的，它并非是绝对一去不复返的，因为它在某种情况下，譬如说透过诗，是可以寻回的，它是可以从逝去的领域里，重新寻回的。

另外一种以新的面貌寻回过去的方法，乃是与几十年不见的故旧见面。我有一个朋友曾经住在殷嘉定的一幢十分漂亮而舒适的房子里，他是一个魔术师，柯林索（Klingsor）的朋友。那时，他跟他3个漂亮的孩子住在一起：两个男孩，还有最小的一个女孩。我一见到这个女孩就吃了一惊，因为她的眼睛比她的小嘴巴还要大。我已有十几年没有见过这位魔术师本人了，他已不再上山来，但是几年以前，我碰巧见到他的太太，而在她家里又见到她已成年的孩子：一个已当了音乐家，一个在大学就读，另外一个女孩则仍然保存着她大眼睛及小嘴巴的特征；她已变成一个楚楚动人的美女了，在言谈之中，她似乎很崇拜教她比较文学的一个巴黎教授。那天下午，我们的朋友费斯奇（Edwin Fischer）演奏巴赫、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他也在座。当我们在伯恩时，这个音乐家还是年轻人，没想到现在已成为一个音乐家了。

我每次回到这儿，我所钟爱的过去都会跑来向我致意，而这次也不例外。跟它一对比现在及今日的我便会带了悲欢爱憎，它使我们感到羞愧，使我感到悲伤，令我觉得快慰。

看着昔日我毫不费力便可爬上的斜坡，而在今天我——便费了很大的气力恐怕也难以登上，忆起昔时曾经跟我在殷嘉定共度许多美好时光的朋友，如今早已一一作古。但是，无论如何，在言谈之间或在独自沉思之时，唤起了往日的光阴与朋友，或是翻阅着堆积如山的相簿，总是一件快事！

随着气力的衰退，我散步的距离已逐年缩短，且越来越吃力；而在另方面，在回味起昔日的岁月时，这种回忆的乐趣则愈来愈大。我太太妮侬（Ninon）也出现在我记忆里，我们一道滑雪的冬天，距今已几乎有30年了，自此以后，我每次皆偕她同行，她也曾跟我、费斯奇、瓦瑟曼（Wasserman）与托马斯·曼，同往魔术师的家，而两年以前，当我跟我摩尔布隆的同窗好友哈特曼（Otto Hartmann）——这位德国精神最欢畅、最高尚的代表——意外地团聚时，她也在场。

今年夏天，我抄着新路来到这里，因为在我们启程那天，伯吉尔的道路被落石挡住了，而桥也被摧毁了，我们经由桑迪奥（Sondrio）、迪南诺（Tiranio）、波希齐欧（Poschia vo）以及伯尼纳（Bernina）隘口，抄着一条迂回的新路前行，这是一次漫长而趣味横生的旅行，忆及此次旅行，上千个景物涌上我的心头，混成一堆，然后又慢慢消失了。我记忆中最清晰的印象乃是上意大利满山葡萄园的成百层绉形梯状山丘。

那时候我内心渴求的是，没有人烟，原始粗犷，而最好带有浪漫气息的景色；但是随着岁月的消逝，我才逐渐爱上了人与景色的交相辉映，透过农地与葡萄园，制造，控制，及和平地征服着自然的景物。

在这个夏天里，我最重要的对遇乃是人与音乐。多年来，在夏季里，大提琴手佛尼尔（Pierre Fournier）常在我们所住的旅馆作客。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佛尼尔一直是此中的佼佼者；而我个人则认为他是所有大提琴家之中最纯粹的一个，在这方面的造诣，他并不下于他的前辈卡萨尔斯（Casals），他的演奏技巧的严谨性与精确性以及演出内容的高超品质，甚至优于卡萨尔斯。

多年来，我们对卡萨尔斯一家人即很面熟，我们经常在演奏会里聆听他的演奏，但是在旅馆里，我们却没有什么来往，偶尔见面时只是礼貌地点个头而已，再不然就是看到对方被好奇的人所包围时，投给对方一个怜悯的眼神而已。而这一次，在沙马州（Samaden）的拉萨斯（Rathaus）音乐厅的演奏会之后，我们已变得更熟悉了，他很热情地表示，改天有机会，他乐意为我单独演奏。由于他马上要离开了，因此这个室内演奏必须在次日举行，不巧的是那天我身体不舒服、筋疲力尽、脾气暴躁，而心情又很沮丧，但是由于有约在先，我还是不得不在次日下午勉强前去这个音乐家的房间。由于心情不好，我生怕自己在这样荣幸的机会里表现失态。

进入房间之后，大师请我坐下，然后他自己也坐定下来，随即奏起他的大提琴。琴声一起，原先疲惫、失望的气氛，以及我对自己及世界的不满立即为之一变，我立即沐浴在巴赫纯净而严肃的气氛中，我觉得自己好像突然超越了那天对我已失去魔力的山谷，而跃入一个更高，更清晰且更透明的高山世界，它扩大了我的官能，向我呼唤，使它变得更敏锐。

我肃穆地坐在那里，足足听了一个半钟头的两首巴赫的演奏曲，中间只有短暂的休息及简短的交谈，这个气势澎湃、严谨而朴拙的音乐。对我就犹如面包与美酒之于饥饿的人一样，它具有滋养及清涤之作用，它助使我的灵魂重获其勇气与生息。

过去，我也经常参加类似的音乐会，我也曾结识过许多音乐家，并跟他们建立了密切而亲热的关系。自从我退隐之后，我便很少出门，而这些快乐的时光便随之减少了许多。除此之外，在音乐的鉴赏方面，我个人一向持着苛刻而保守的态度。我虽不是音乐厅里的鉴赏家，但是我自信我在室内音乐方面，是具有鉴赏力的。在童年时我曾学过小提琴及歌唱，而我的姐妹，特别是我的弟弟卡尔，则擅长于钢琴，卡尔与迪欧都是歌唱能手，我年轻时就时常听业余音乐家所演奏的贝多芬的奏鸣曲或舒伯特的乐曲，这些业余者的演奏虽然不是第一流的，但是多听也并非没有好处，举个例子来说，我年轻时听卡尔在邻房卖命地引吭高歌着一首奏鸣曲；当他最后唱对了谱之时，我往往可以分享到他胜利的快活与战果。后来，在我首次听到著名音乐家的演奏时，我便如醉如痴地沉醉在名家的魔力里，听到伟大的名家驾轻就熟地驾驭着技巧问题的圆熟通透的乐声，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但是这种魅力并没有持续多久，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陶冶之后，我已成熟得可以觉察出演奏技巧的有限性，而将鉴赏的焦点由感官的魅力转向作品本身及作曲家的精神——而非姿仪万千的演奏者或独奏者的精神。

过了几年以后，我对技巧专长的魔力变得很敏感，我十分注意投入于作品里的那种强调力、热情或甜美感，我不再喜爱机智或不切实际的演奏者与音乐家，我比较赞扬客观性。多年来，我已可以接受禁欲方面的夸张性。而我的朋友佛尼尔则能彻底地满足此种态度与喜好。

偶然搭车重访过去几十年来很少改变或根本没有改变的地方，实是一件乐事。现在，我徒步已无法走多远，但是搭车却可以满足我重访旧地的希望。多年来，我一直想要重访我年轻时第一次徒步旅游的地方：阿布拉（Albula）隘口与布雷达（Preda）。我这次旧地重游是抄着我昔时徒步旅行的相反方向前行的，过去有许多有趣的马车行走的圣莫里兹与彭特之间的沙尘滚滚的小路，如今已完全认不出来了。但是出了彭特，也就是今日所称的“邦特”（La Punt）的地方，我们又很快进入了沉默的岩山世界，在这里，我已逐一地认出昔时的形状与地点；在隘口上面，我在道旁的山丘绿地里望了良久，远眺着狭长而多彩多姿的山脊及小阿布拉，我忆起了1905年夏季漫游的种种景物，光秃秃的石头山脊以及卵石地仍一如往昔地保持其俯望之态，隔了一会儿，我们突然兴起了一种遁世弃俗的念头——能够远离人群与文明，在山林或海边独居，过着一种超越时间，不计岁月的日子，该是多么写意呀！

游移于无时的原始世界与短暂的个体生命之间，固然写意，但可也是恼人的，因为这会使人意识到人类所经验到及能经验到的一切似乎都是如此的短暂，如此的微不足道。

在高处休息之后，我想回到旅馆，我已回味了够多的过去了。但是还有小布雷达，隧道口的几幢房舍，在我新婚时，我曾在那儿度了几星期的假期。此时，那有如孔雀眼睛的深蓝色的小山湖，又浮现在我的记忆之海里，我想再看看它，不久，我便到达了广布松树与落叶松之处，我甚至在隘口的这一边，辨出了时光与文明的一些小迹象；在另外一个歇脚处，山谷里的一片静寂突然被嘈杂的马达声所撕破，我原先以为是牵引机或掘土机，但结果只是一个除草机，它就在稻田之下，远远看去显得很小。现在，湖泊出现了——波布戈纳湖（Palpuogna），它一平如镜，冷清而碧绿的湖面上，反映着森林与山边，另外还隐现着3个粗犷的深色悬崖。

这个湖就跟它昔日一样地美丽而迷人，唯一不同的是，湖泊较低的一端已筑起了坝及各种改进设施，而湖边则停靠了许多汽车。但是，来到了布雷达，我却突然感觉到，我缅怀旧事之幽情及重游旧景的雅好居然彻底消失了。我先前曾想着要在此寻访我们曾住过一次的小屋，探问一下屋主是否还在。但是一到了这里，我却不想这么做了，我突然觉得探悉老尼可拉及他的亲戚早已离开人世，实在并没有什么意思。很可能是我早已遗忘的我年轻时候及我第一次婚姻的旧事，在我心中悸动；旅途的劳顿与炎热的暑气固然令我感到难受，但是真正在我胸中隐隐作痛着，恐怕还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不安之感与悔恨之情，以及我对往者已矣不可复元的悲叹吧！

我一路不停地行经小布雷达，虽然我很想重访它，而即使在回程上，我也是匆匆而过。在我对自己的不安之感与悔恨之情作了一番心理省察之后，我并没有发现我早年生命有任何特别的罪恶或缺失，因为即使有的话，它们也早已被遗忘了，但是我的确再度经验那种奇怪，沉闷，而永远无法被压抑下来的莫名的罪恶感，这种罪恶感对我这一代及我这一类的人打击很大，如果他们想起了1914年以前的时光的话。任何一个曾被原本平和的世界的首次崩溃以来的世界历史所惊醒、所震动的人，是永远无法彻底地摆脱共谋的罪恶感的，虽然这种心理更适合于年轻人，因为岁月与经验应该已教导过我们，这个问题正跟我们皆具有原罪一样，我们不必因此而感到良心不安的，我们尽可将它留给神学家与哲学家去烦恼。但是，由于在我一生当中，我所生活的世界已由一个美丽、好玩，以及自得其乐的世界转变成一个恐怖的地方，因此我有时不免会回复到一种良心不安的状态。

在这个夏天，我似乎注定要跟过去作另外一次的不期而遇。我这次随身带来的读本并不多，只接到一些转来的信。有一天，我意外收到一件不经由蒙达纽拉转寄，而是由我的出版商直接寄达的邮包。邮包里面是一本新版的《知识与爱情》（Narcissus und Goldmund），这本书在我成书之后，甚至在25年前出版的校对时，我一直没有再读过它。我曾两次将这本小说的手稿由蒙达纽拉携到苏黎世，再由苏黎世携到Chantarella，我还记得我曾为了书中的两三章而不眠不休，但是这一切事情已逐渐被我淡忘了，正如大部分的作者在他们逝去的岁月过程所经历的事情一样，我从不觉得有任何必要去回想这些旧事。现在，我无意中去翻开它时，它似乎是在向我挑战，并发现我乐于接受挑战。于是，《知识与爱情》便成为我这两星期来的礼物。这本书算是我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它经常在一般人嘴上被谈到，但是在他们嘴里，它并没有得到称赞与感佩；恰恰相反，仅次于《荒原狼》，这本书引起了最多的非议与责难。这本书是在德国最后一个战士与英雄时代结束之前不久问世的，这本书不但没有战士精神、英雄色彩，甚至显得十分懦弱，有些人告诉我说，这本书助长了不可自利的生命欲望；它是肉欲而无耻的，德国与瑞士学生主张禁掉它、烧毁它，而一些英雄的母亲，想起了纳粹大统领（Fuhrer）及那伟大的时代，甚至用极其无礼的措辞表示他们的不齿。

但是二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去重读该书并非基于这些原因；事实上，这主要是因为我生活与工作的方式的某些转变，而无意中促成的。过去，我接到新版的校稿时，我总是设法去重阅它，并借此机会改写，特别是缩短它们。但随着我眼睛毛病的增加，我便尽量避免这种工作，而有一段长时间，这个工作甚至由我的太太代劳。但是我本人对《知识与爱情》的爱意，却未曾丝毫或减，这本书是在我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写成的，它曾忍受过无数的呵责与打击，但是它却一直挺身为我说话，正如《荒原狼》的情形一样。然而，它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却如其他的回忆一样，早已在时间的流程中消逝了，我已不太认得它了，现在我早已封笔了，因此我已可以自由自在地花上一两个星期恢复这个形象，并设法修正它。

这是一个十分友善而有益的重聚，因为这本书里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我的懊丧与悔恨。而这并不是因为我完全同意它所说的一切，当然这本书是有它的缺点；正如隔了一段长时间我再重读我的一切作品一样，我总觉得它有点浪费笔墨，拖得太长，同样的事情时常用不同的话重复过。也不是因为恐怕重读旧作会羞愧地发现自己过去才气不足；这次的重读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省察，它再次清楚地为我显示我自己的限制。

我惊奇地发现，我大部分篇幅较长的小说作品，并不如我写作时所相信的，能够像文学大师般地呈现出新人物的新问题与图像，而只是一些我所熟悉的问题与类型的重复变貌而已，虽然我已进入了生命与经验的新阶段。仅是我的“哥多孟特”（Goldmund）包含在“柯林索”（Klingsor）的胚胎里，即使在“柯奴波”（Knulp）身上亦可发现到他的影子，正如“卡斯塔里亚”（Castalia）与“纳奇特”（Joseph Knecht）系脱胎于“玛里布隆”（Mariabronn）与“纳西塞斯”（Narcissus）一样。

这种认识并没有使我感到痛苦。它也并没有减损我的自尊，事实上，它乃意味着某种积极肯定的东西，它为我指出，尽管我存有许多野心并曾花费过不少心力，但是整个来说，我仍然忠于我的本性，且从未放弃过自我实现的道路，即使是在危机与困顿的时候亦然。

我写作的韵律——它的节拍，它扬起与下落的节奏——对我并不陌生，同时它亦没有破坏我的过去或我生命中逝去的阶段，虽然它所放射的光彩并不是今日的我所能重现的。

这种散文仍然适合于我，而我也并没有遗忘它主要结构、次要结构，或是措辞的任何东西，更没有忘记它戏谑式的笔触，我脑海里对过去我所运用的语言的记忆，甚至我对作品内容的记忆更清楚，更忠实！

至于其他的——真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忘记了这么多！不错，无论翻开哪一页或是指着哪一个句子，我都立即可以认出那是我的笔下之作，但是几乎无论在哪一页或是哪一章，我却无法说出下一页或是下一章是什么。在我记忆中有些特别动人，特别成功的地方，在重阅之下也觉平淡无奇，甚至有点失望了。至于在我撰写时觉得有点蹩脚，不能使我完全满意之处，现在已难以找到了，即使找到了，现在读起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在这次仔细而缓慢的重读之中，我也想起了与撰写这本书有关的一些事情。在此，我不妨把其中一件事情说出来予你听听，因为在事情发生之时，你们当中或许有人在场。

那是在我年近三十之时，我应邀前往史图加特（Stuttgart）朗诵我的作品，并顺道往访我儿时住过的故居及在我现已不在人世的朋友家中作客。那时，《知识与爱情》的草稿已近杀青，而我事先也没想到，居然带了那个手稿，在大庭广众之前，朗诵着记述着有关黑死病的那一章。听众敬畏有加地聆听着，那时候，我特别珍惜这种描写，我笔下的黑死病，似乎在听众之间造成了强烈的印象，某种冷寂的气氛散布充满了整个大厅，或许它只是一种不快的沉静吧。但是在听讲结束之后，我跟一个“小圈子”的读友在一家气氛别致的酒店共进晚餐之时，我却意外地发现哥多孟特在黑死病区漫游的那一章，却强烈地震撼了听众的生命直觉。而我自己在当时朗诵之际，则已完全投身于那一章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公开表现了自己新的写作方式，但我并不是毫不犹豫地上了台的，对于这种新的表现方式，我自己并不敢太过自信，因此我本来是十分不情愿接受朋友们的晚餐聚会的。而在听讲结束之后，不管好歹，我总算感觉到，我周围的人在听完了我的故事之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并以加倍的热情拥抱着生命。

在这次的晚餐聚会里，大众狂野而嘈杂地争着座位，争着叫服务生，争着要菜单与酒牌，到处看到笑脸，到处听到欢叫声与喜气洋洋的祝福声，我旁边的两个朋友为了叫火腿蛋或什么的，不得不拉开嗓门大叫，以压制周围的一片吵闹声。我觉得自己就像进入了哥多孟特酒酣耳热的境地里，哥多孟特在热切求生的群众之中，为了麻醉对死亡的恐惧，往往尽情豪饮，忘形于狂欢尽兴之中。但是我毕竟不是哥多孟特，由于跟这种纵乐之欢格格不入，甚至厌弃有加，我反而有一种失落感，对我而言，我是无法忍受它的。因此我横步到门口，偷偷地溜走，溜得不见人影，以免被人发现又被拖了回去。这是不漂亮，也是不光彩的举动，我自己也知道，但它却是我无法克服的一种直觉反应。

毕竟，我以后只再作过一两次的公开朗诵，因为我已发誓不再作这样的公开亮相。

现在，在我写这些札记之时，这个殷嘉定的夏日也即将溜走了，这是我整理行装，准备离去的时候了。写这些东西给我增添的麻烦并不值得；随着年华的逝去，我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了。我带着些微失望之感，动身返家，我体力的衰颓固然令我失望，但更令我失望的是，我已无法写出比这封公开信更好的东西了——毕竟，我亏欠你们这件东西已有好久的时间了。

虽然如此，但是前头至少还有一些美丽的东西在等着我，我途经玛洛亚（Maloja）与夏维纳（Chiavenna）的美丽归途——从高山的冷清中，进入夏雾朦胧的南方，进入梅拉（Mera）、海湾，以及一些小城镇，一直到达柯莫湖（Como），湖边的花园墙壁、橄榄树，以及夹竹桃树——永远是个迷人、令人心旷神怡的旅途。我将再度怀着感激之情，放开心胸去呼吸着这一片令人回味无穷的芳香。

珍重吧！再见，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