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行旅

陈寅恪在京期间，除与鲁迅、傅斯年等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物会晤外，还在北京担任过全国经界局局长秘书。这时的局长就是后来携一名叫小凤仙的绝色妓女逃出京城，在云南起兵讨伐袁世凯的蔡锷。后来，陈氏又受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延聘，至湖南交涉使署任交涉股长一职，同事中有当年留日同学林伯渠等，林时任总务科长。由于此类职务和承办的差事，用鲁迅常说的一句话，属于“不值一哂”之类，与古代小说中描述的头罩布袋帽，肩搭白汗巾，整日穿堂嗷叫不止的店小二没有多少区别，因而在陈寅恪后来的岁月里，像不太提及与鲁迅同门一样，很少向外人说起这段当差的经历，偶尔提及，也是出于教学或向“组织”交代自己履历的需要。1

事实上，这类差事对陈寅恪而言，只是打发无聊的时间和增加一点人生阅历罢了，在一个学术大师的一生中，的确是不值一哂的小小插曲。

1918年7月，归国四年的陈寅恪终于获得了江西省官费资助，有了再次放洋求学的机会。按照陈氏的想法，此次放洋将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欧战硝烟未散，遂按照时在哈佛大学攻读的表弟俞大维建议，决定先赴美国，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冬十月，陈寅恪轻装乘轮入海，穿越太平洋，向美国本土进发，这一去就是八个年头。2

陈氏抵达哈佛后，跟随东方学大师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一时如鱼得水，学业大进。也就在此时，与来自陕西泾阳的清华留学生吴宓相识了。据时在哈佛就读的吴宓晚年所撰《吴宓自编年谱》1919年篇载：“宓去秋到波城（Boston）后，得识初来之自费留学生俞大维（David Yule）君。俞君浙江省山阴县人，其叔父俞恪士先生（名明震）为有名诗人，有诗集《觚庵诗存》行世。辛亥革命时，任甘肃省提学使。民国四年，在北京任肃政使，与李孟符（名岳瑞）世丈为知友。曾弹劾甘肃将军张广建，对营救吾父事颇有助力。俞大维君，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短小精悍，治学极聪明。其来美国为专习哲学。然到哈佛研究生院不足两月，已尽通当时哲学最新颖而为时趋（fashionable）之部门曰数理逻辑学。Lewis教授亟称许之。然于哲学其他部门，亦精熟，考试成绩均优。故不久即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Ph.D.in Philosophy），并由哈佛大学给予奖学金（Scholarship）送往德国留学进修。哈佛大学本有梵文、印度哲学及佛学一系，且有卓出之教授Lanman先生等，然众多不知，中国留学生自大维君始探寻、发见而往受学焉。其后陈寅恪与汤用彤继之。……俞大维君识宓后，则多与宓谈中国文学。尝为宓口诵曾广钧所作之《庚子落叶词》十二首。吊珍妃也。”3

通过俞大维介绍，吴宓得识陈寅恪并对其人格学问终生服膺。陈寅恪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吴宓，这种影响不只是人生学问的大命题，还反映到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如陈氏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受其影响，也为了“我今学习世界史”这一志向，吴宓毫不犹豫地把英国剑桥出版的《剑桥近世史》十余巨册从书店搬回。后又续购《剑桥中古史》约十巨册，使成完璧。其手笔之大，堪称“豪华”级。4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南按：即梅光迪），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余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5

正是感于陈寅恪的购书之多，吴宓才心旌摇动，欲加以仿效，并真的从书店搬回许多书籍。只是有时未免学得太过，大有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之态。据说因一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吴宓竟咬紧牙关，不惜血本花费60美元（时官费生每月100美元），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拖出来，拂去上面的尘埃，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放于床头当作镇室之宝。想不到归国之时，费心尽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日后多年未用。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氏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每次搬迁居所，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吴宓再也不堪此书的重负，索性再一咬牙，来个放血大甩卖，忍痛售与清华1925级毕业生孙大雨，算是去了一个累赘和一桩心事。

关于陈寅恪留学哈佛的行状，除好友吴宓外，尚有不少中国留学生留下了记录，同为留美学生的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6其实，陈寅恪的性格并不孤僻，他只是有自己的交友之道，特别讲究门第与家学渊源而已，对那些城市暴发户或农村土财主，他是不屑一顾的。就当时中国的情形而言，能出国留学者，自是有钱人家的子孙，而有钱者不见得来自书香门第，因而能入陈氏眼者寥寥无几。那些被冷落者要么不自知，要么肚里清楚，但怕如实道明会丢自己的面子，因而故作其说，以示错在对方，给不了解内情者留下陈寅恪性格孤僻的一个错觉。曾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号煨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1916年暑期到马萨诸塞州海滨度假，途经康桥，顺便到哈佛去一瞻留学生中的英雄豪杰。在哈佛校园中见一中国人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面。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摆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此举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作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但对方不管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仍“在维德宿舍前大声朗诵中国诗词，旁若无人。再过一会儿，这人激动地站起来，在树下踱着方步，后面拖着在初秋风中晃着的衬衫脚”。洪业觉得这人真是怪模怪样，不禁哑然失笑，友人陈宏振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这是大家最钦佩的人。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国语言，但不要学位”7。这个“怪模怪样”的人正是陈寅恪。洪业得知，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遂不再认为其“怪”，而是敬佩有加了。

1920年秋，北京大学赴美同学留影。左起：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汪敬熙、周炳琳

1921年，欧战结束，硝烟散尽，各种秩序恢复正常。是年秋，陈寅恪与表弟俞大维离美结伴赴心向往之的德国柏林大学进入哲学系就读。陈寅恪师从吕德施教授（Prof.Heinrich Lüders）主修梵文、巴利文，时年三十二岁。

当时国外的留学生，普遍的读书趋向、治学风气，大都是“先博后专”。但有相当一部分注重国内外热门的工程、实业等专业，希望在短时间内博得一顶硕士、博士帽子戴在头上，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归国后获得富贵荣华，过上安乐爽快的日子。另一部分则为学术而学术，也就是近似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学问与精神为救国经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于硕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头上则不太在意。时在柏林大学与陈寅恪友善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属于后者，其理想和心气都是为学问而学问，很少顾及帽子事宜和日后升官发财之途。据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已由美国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的罗家伦回忆：朋友中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俞大维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又从历史、法理、音乐到弹道学、战略战术，天才横溢，触手成春；毛子水初学数学，在德研究科学地理，旋又爱上希腊文，后竟把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改译一遍；而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著作”8。

如罗家伦所说，傅斯年是1923年9月，由英国伦敦大学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的。如果说当年由山东官费放洋是他人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自英转德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而使他做出这一重大人生抉择的关键人物就是陈寅恪。

傅斯年在欧洲求学七载，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其余一概丢弃，致使后来的研究者很难掌握他在那七年间思想与学术历程的演进与变化。幸而傅氏有几封与朋友的通信和几篇报章文字保留下来，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点线索，从而触摸到他在那个特定时期的思想脉动。

放洋海外，是傅斯年早在北京求学时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其使命所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自己久积于心的无数困惑与探求真理的欲望而出国的。当他得知自己获取官费放洋的消息后，于山东聊城老家给北大同窗好友的信中说道：“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9字里行间，除了透出傅氏直来直去的性格和迫切心情外，其远大的人生志向已有显露。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告别北大同窗好友和新潮社同人，由北京起程直奔上海。

抵达上海后，傅斯年与一同赴欧的同窗俞平伯等暂居新群旅馆，筹办登船事宜。正在苏州家中休假的北大同窗好友顾颉刚专程前来上海送行。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俞平伯乘船离开上海吴淞码头，向浩瀚的印度洋驶去。1月19日晚，傅氏按捺不住心中情感的涌动，提笔给新潮社诸友写了一篇路途观感，叙述了离京的经过和对上海的印象，文中说：

在上海住的时间很暂，没得甚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白情有句话很好，“上海人不管容受什么，都和流行病一般”。我想所以事事成流行病的缘故，有两层：了解不了，抵当不住。漂亮是误人的渊薮，因为他是油滑浮浅飘流的根原。我平日常想，漂亮是糊涂的别名，时髦是发昏的绰号。10

这是傅斯年走出北大校门后，第一篇触及社会生活的评论性文章，内中透出其独特的观察力与锋芒毕露的性格，也暗含着对民族精神的忧虑与伤感。此文在《新潮》1920年5月1日第二卷第四号发表后，曾引起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籍男人的反感与抵制，认为傅丑化了上海人云云。而此时的傅斯年已顾不得这些是是非非了。

经过四十几天的颠簸漂荡，轮船穿越地中海与直布罗陀海峡，终于抵达英国的利物浦码头。傅斯年与俞平伯下得船来，于次日乘车赶赴伦敦，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就读。对于一路上所见到的海光山色，奇情异景，傅斯年在给好友徐彦之的一封信中不无得意地说道：“沿路四十日间，把几个阶级的文化，几个最异样的自然现象都经过了；几千年的民族经历都温习了。那些‘海上迂怪之士’所有的对象，也都有了。”11

在学校选择的问题上，傅斯年解释了自己选择伦敦大学而不是赫赫有名的牛津或剑桥的原因，主要是官费不甚充足，而伦敦大学在学费和花销上要比前两校便宜许多。让傅斯年意想不到的是，刚进校两个星期，一同前来的俞平伯便不辞而别。傅俞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是同一个宿舍的好友，俞是受了傅的鼓动而专程来英留学的，如今突然离去，令傅斯年惊慌失措，急忙外出寻找。听人说俞已赶往法国要乘船回国，傅斯年疑心俞氏得了精神病，急忙追至马赛拦截，果然在一艘轮船上找到了俞。一问方知，俞不是什么神经病，而是想家想得忍受不了，欲溜之乎也。傅斯年闻听大怒，心想此事甚为荒唐，乃强压怒气苦苦劝说，让其咬牙挺住，回英继续学习。无奈俞平伯去意已决，死不回头，傅斯年知道此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事理，无可挽回，乃长叹一声，黯然作罢。后来傅在致胡适的信中颇有些垂头丧气地说道：“他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之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12

傅斯年出国前，蔡元培赠送的一副对联：山平水远苍茫外，地阔天开指顾中

威尔斯（H.G.Wells）撰写《世界通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书影。傅斯年到英国的第一年，曾帮助威尔斯撰写该书中有关中国中古史的部分。该书于1920年出版后，洛阳纸贵，12年内卖出150万本之多（王汎森提供并解说）

在这封信中，傅斯年告诉胡适“自己在大学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学门，言之可叹”，从此下决心跟随伦敦大学著名教授史培曼学习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做一种真学问，不像有些留学生一样求速效，急名利，欺世盗名，做回国升官发财之迷梦。对于这一取舍的最终结果如何，傅斯年心中并无清晰的把握，正如他给徐彦之等几位新潮社朋友的信中所言：“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13这是傅斯年的决心，也是其性格的写照，通观傅氏一生，似乎都与这个最初的理想与信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只是傅斯年没有想到，这一匡时济世的理想与做法，一度受到他心爱并尊崇的老师胡适的误解，并发出了“大失望”的慨叹。按照胡适的想法，留学放洋就要有一个结果，而最好、最明显的结果是取得一顶博士帽子戴在头上，否则便是失败的象征。从这一点上看，早年暴得大名的胡适，的确有些人未老而心已衰了。当时留德的罗家伦等一帮有志青年深知傅斯年用心之良苦，罗氏后来曾对傅这一选择解释说：他“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14。罗家伦所言，显然比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的识见要深远了一步，也更切中当时的现实要害，毕竟五四之前与之后，中国人的思想已大不相同了。五四时代的青年对自然科学兴趣大增，而心理学正是一个热门，如北大毕业生汪敬熙、吴康等出国留学后，专攻的方向就是心理学。傅斯年在伦敦大学选择心理学的另一个原因，罗家伦认为是早年受章士钊演讲詹姆士（William James）心理学的影响，并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颇感兴趣。另据台湾史语所研究员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书中发现，他在留英时期曾购买了大量弗洛伊德（Freud）的著作，归国后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当年他“醉心心理学”，后来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15正因为傅在这方面的成就与声名，当中央研究院创办时，他被聘为心理学所的筹备委员。

胡适不明就里，妄下论断，他哪里知道抵达英国的傅斯年，视野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同时对英国的文学、历史、政治、哲学等著作也多有涉猎，对于萧伯纳的戏剧几乎是每部必看。正是怀揣这样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与抱负，以及“先博后专”的宏阔视野与思想战略，傅氏在学术道路上蜿蜒前行，最终成就了一番辉煌事业并超越了他的老师胡适。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学习生活了三年多的伦敦大学，背着沉甸甸的收获与一堆同样沉甸甸的困惑，来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

◎柏林日夜

傅斯年由英转德前后，除陈寅恪、俞大维几人，原在北大的同学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也先后从欧美各地转到柏林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会聚在柏林街头巷尾，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中国留学生部落。这个群体中的人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释放的能量，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确切地说，傅斯年由英转德，主要原因还是柏林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当时德国的近代物理学为世界所瞩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力学，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则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渴望在自然科学领域搞出点名堂的傅斯年，自是心向往之，欲亲身前往领教一番。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与陈寅恪有关。此时，傅斯年与俞大维并不熟悉，即使见过面也没有多深的交往，因而罗家伦所说傅到柏林大学是受陈俞二人吸引并不准确。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傅对俞真正了解并与之密切交往，是他转入柏林大学之后的事，且是因了陈寅恪的关系才与俞大维逐渐密切交往并成为好友的。后来毛子水进入柏林大学就读，傅向这位北大同窗介绍情况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又据毛子水在台湾时回忆说：“后来我的认识这两位，大概也是由孟真介绍的。……平日得益于这班直、谅、多闻的朋友不少。（赵元任夫妇游柏林时，寅恪也远在柏林。寅恪、元任、大维、孟真，都是我生平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在国外能晤言一室，自是至乐！）”16

陈寅恪与傅斯年在柏林大学的重逢，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傅斯年的治学追求，并最终使傅的兴趣转到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这一学术领域。可惜的是，陈傅二人在这一时期留下的资料非常稀少，为他们作年谱或传记的作者，在记述二人交往史事时，往往一笔带过，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堆纠缠不清的谜团。

毕竟龙行有影，虎行有风，通过二人留下的点滴资料与他人的回忆，陈、傅在柏林的留学思想、生活与学术追求，还是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或明或暗的线索。

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森通过傅斯年藏书分析，尽管当时的柏林大学物理学与语言文字方面的比较考据学均名冠一时，但傅斯年初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同时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其他门类仍保持浓厚的兴趣，对各种书籍也广泛涉猎。有一天，罗家伦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约定到柏林康德街二十四号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来时，夹了一个很大的书包，众人不知其为何物，待翻出来一看，竟是一部三巨册的地质学方面的书。向来不善言辞，更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破例幽了傅氏一默：“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一句话说得傅斯年暴跳如雷。17

1922年至1924年，在柏林的中国学子可谓人才荟萃，济济一堂，其间相互往来，访谈游玩，时而讲文论学，时而高谈国是。陈寅恪常与几个朋友下午相约去某同学寓所或到康德大道的咖啡馆把酒清谈，酒酣耳热时分，群露激昂之状。俞大维因醉心德国歌剧，常用竹筷频做指挥音乐状；陈寅恪则能讲到国家将来政治问题，对教育、民生等大纲细节一一涉及。如民主如何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等。诸生闻听，大感分析透彻，鞭辟入里，对陈氏也更加刮目相看。

当此之时，与傅斯年友善的德国留学生，各自的想法与求学的兴趣、路数、门径虽有不同，但理想还是大体一致，确实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因了这些雄心壮志的诱惑，在德国乃至欧洲求学的中国学生，除了官费与自费，还有所谓勤工俭学等五花八门的方式。因而留学人员可谓是鱼龙混杂，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欧洲大陆显着神通。抗战时期，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过一则留学时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遂恼羞成怒，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的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听他们辩论。”18

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作一个笑话偶尔说起，未有炫耀之意。几年后，当国共两党在炮火中彻底易位，共产党胜利后，周恩来官至一国总理时，陈氏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对方似乎一直没有忘记陈氏的存在和当年结下的情谊，1954年，周恩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在政务院所做报告，于总结时特别强调：“……要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19而当“文化大革命”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广州学生串联进京的造反派头目们说过“你们可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20，“陈寅恪教授是善于古为今用的学者”，21意在对陈给予保护。此点除了周“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说与在德国期间二人的交往有些关系——尽管在饭桌上陈氏什么也没有说。

门第与家学渊源连同个人的才气志向，注定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心灵上的沟通并渐渐成为同路人。来到德国的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路经德国，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原北大弟子陪同游览波茨坦（Potsdam）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非常精美，傅斯年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因此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走至半道发现此情，只得折回去把傅氏叫回。罗对众人说道，只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起李义山（南按：应为温庭筠，罗氏误）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实怜君。”22罗家伦此语虽含调侃的意味，并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当时傅氏的志向与心境。

到了归国前的最后一两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渐转向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而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就是19世纪被推崇为德国近代史学之父、西欧“科学的史学”的奠基者的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按兰克的理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资料。其历史观点的核心是：史料高于一切，要把历史学变成史料学。兰克在他1824年的不朽名著《1494年至1514年间罗马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序言中写道：“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并且为了将来的世代利益而教导现在，本著作不指望这样崇高的任务，它仅仅希望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此书出版后轰动了整个欧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H.Carr）对此评论说：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的历史学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像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个富有魔力的短句。”23由于兰克强调“严谨的事实陈述——即使这事实或许是偶然的枯燥无味的——也无疑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律”，后世史家又把兰克的理论与他创立的学派称为“实证主义”。这个学派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风靡一时，几乎垄断了欧洲史学界。当傅斯年来到柏林大学时，兰克学派依然雄风不减。傅氏在求学的道路上经过几年的摇摆晃动，最终选择了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并作为重点研习对象和安身立命之托，与当时欧洲的学术大气候自然有着密切关系。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一抉择，引发了一场对中国史学影响久远的辉煌的革命。

在柏林大学就读时的傅斯年

通过陈傅二人留下的笔记本及修课记录，可以看到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渐渐汇入同一大海的历史脉络。许多年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著名史家王汎森在受命清理“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时，发现了傅氏当年的手稿、笔记和他与民国学人来往的部分信件，其中有一藏文笔记本记录于柏林大学求学后期。把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对照，竟发现二者授课的教授相同，从而可知二人上过同一教授的课程。已知的是陈寅恪对梵文大师吕德施极为推崇，而据傅斯年档案中所见，在他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中也记载着上课但未正式获得学分的课程中有吕德施教授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笔记中有两份记载当时西方学者有关东方学的目录，而陈寅恪初到清华，授课内容便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同在柏林的毛子水曾公开承认他是受了陈寅恪的影响而注意比较语言学的。王汎森根据这些材料，结合傅斯年藏书扉页所记的购书年代判断，认为傅斯年这一时期开始大量购买比较语言学方面的书籍，进一步“有点怀疑陈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他有过影响，使他转而重视比较语言学”24。王氏这一推断当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从后来陈傅二人的学术交往与思想沟通中亦可见出。

傅斯年1926年9月间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其中提到他于1896年5月26日出生于中国聊城（按：傅斯年正确的生日是3月26日），在柏林大学读到1926年夏季学期为止，是作为哲学学生。其中提到傅先生修过，但在上课册中未被证明的课有人类学、梵文文法、普通语音学。梵文文法课的老师Luders是梵文泰斗，也是陈寅恪的老师。这份文件中注明普鲁士州教育部通知大学允许傅先生入大学的日期是1923年3月10日（证明书原件由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提供并说明）

陈寅恪常谓“读书须先识字”25，要研究历史学特别是东方学，必须懂得东方的文字，包括历史上存在过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历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柏林专门对各种古代文字与考证下功夫。而傅斯年似乎也按此法加以研习，当时他在给罗家伦的一封信中曾披露道：“这一个半月中，看来像是用了四十，但有百马克余之房钱，像前者，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减省，每日吃饭在二马克与三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南按：高本汉）的语言学（非其字典），上一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26

傅斯年最终决定转向实证主义史学，很快便显示了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学业大进的程度出乎诸生意料。面对傅氏咄咄逼人的锐气，俞大维曾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27五短身材却聪明绝顶的俞大维遂调整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晚清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避免了与傅胖子的直接对垒交锋。学成归国之后的俞大维于1933年再度重返德国，进入柏林工业大学，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对弹道学的学习研究更是精进，终成著名的兵工制造与弹道专家，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等要职。

1924年5月，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赵元任，偕夫人杨步伟到柏林准备转道回国，此前在辞却哈佛大学教职时，特致函陈寅恪，希望陈氏重返哈佛代其职位。陈寅恪自感学业未成，复信婉辞曰：“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28虽为一句戏言，赵元任见信，深感其人志不在此，遂不再提及。后来杨步伟写了一本叫作《杂记赵家》的书，这位妇产科出身的医生，在写作上尽管不是内行，但总算为后人留下了一点史料，多少弥补了行文中的缺憾。据杨氏回忆，她与赵元任到柏林的第一天“就有一大些中国在德的留学生来看我们，也是现在很多的名人在内，我们多数是闻名没有见过面的，这些人以前是英美官费留学生，大战后因德国马克正低，这些书呆子就转到德国去，大买德国的各种书籍，有的终日连饭都不好好地吃，只想买书，傅斯年大约是其中的第一个。大家见面后越谈越高兴，有时间到中国饭馆去吃饭，看见有中国学生总是各付各的聚拢一道来吃。有时他们到我们住的地方来谈到半夜两三点钟才回去”。又说：“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朱骝先夫妇已离开德国，以后在巴黎见到的。这些做鼓励人的说法，我一到就有所闻，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批评，说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有一天罗志希来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的母亲在街上走，我就回他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志希！你还记得吗？我想你回想到那时真是你们的黄金时代。）”29

杨步伟所说的朱骝先，即后来出任过中华民国教育部长和中央研究院代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等高官的朱家骅；罗志希就是罗家伦。罗氏这位与傅斯年齐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此时正与一位在欧洲的中国女人（名字不详）狗扯羊皮地来回折腾，并陪其自柏林到巴黎游览。据说在陪其看戏时，曾“看得她头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两座尚可听得”30。号称宁国府“石狮子”的傅斯年闻之不爽并大起疑心，曾致信罗加以嘲讽说：“心跳而能使隔座者闻之，绝无此理……想是使君之心与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闻焉。”又说，“她自巴黎归，听说甚不喜巴黎，大维谓是你（罗）领他（她）看博物院之过。我当时想起《聊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时送其七品补服于其所识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对不起朋友者，然当时此想油然而来，非由我召也。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择路则不可。”31

可能此时罗家伦被那位交际花式的风骚女人和傅斯年的嘲讽与批评弄得晕头转向，不辨牛马，才跑到赵杨夫妇下榻的旅馆说了这一番昏话。此时，自视出身名门，才貌超群，举世无双，完全可与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等古代四大美女有一拼的杨步伟，居然被众人当作赵元任的亲娘而不是太太来看待，其夫妇相貌与年龄在诸方面的反差之大可想而知。杨步伟闻听后的心情与腾起的怒火也就不言自明。若不是赵杨夫妇初来乍到，各方面还需拿捏客气一点，依杨步伟向来爱好教训别人和说一不二的火暴脾气，罗家伦此番不识轻重好歹地贸然透露事实真相，定被骂个狗血淋头，或者吃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未可知。好在杨步伟没有这样做，这是罗家伦的幸运。

在谈到柏林大学中国留学生中最可堪造就和令众人服膺的“三巨头”时，杨步伟说：“俞大维最难见到，因为他是日当夜，夜当日地过，你非半夜去找他是看不见他的，寅恪和孟真来得最多。（寅恪因其父陈三立先生与我祖父交情很深，他小时和哥哥还是弟弟也住过我们家一些时，并且他也是被约到清华研究院之一，以后在清华和我们同住同吃一年多，一直到他结婚后才搬开。）”又说，“孟真和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变迁，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则亡矣。”32

傅斯年之才学，不只受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北大派名流的赏识，就连过往并不深的赵元任都深感其才高八斗，自愧弗如。或许这就是几年后赵元任甘愿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身价，屈尊于傅斯年手下做个史语所语言组组长的缘由吧。

对于傅斯年与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日常生活，杨步伟曾有深切的体会，她说道：“有一天大家想请我们吃茶点，但定的下午三点，我们刚吃完午饭，以为到那儿（是孟真的房东家）照例地一点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等一大些，我们虽喜欢，没有能多吃，看他们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什么连三名（明）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东部东西多）。孟真不愤地回我：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地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杨闻听此言，为这些书呆子的处境与精神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日后她回想此事，仍不免心痛地说：“他们这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了，有时常常地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闻说俞大维夜里才起来也是为减省日里的开销，不知确不确？”33

一天，陈寅恪和俞大维两个人突然要请赵杨夫妇看一次德国的歌剧。戏名叫《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是由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作曲。陈俞二人把赵杨夫妇送到戏园门口就要走，杨步伟好奇地问：“你们不看吗？”心中暗想这二人如此不懂规矩，对自己这样轻看，真是岂有此理。俞大维笑笑没有吭声，陈寅恪有点歉意地说道：“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杨步伟在回忆中说：“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受，若是我们说买票请他们又觉得我们太小气，不领他们这个情，所以只得我们自己进去看了。大维！不知你还记得这一回事吗？”34

赵杨夫妇此次在德国逗留了40天，除了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罗家伦等人到访外，童冠贤、毛子水、何思源、张幼仪等也多有交流。时徐志摩正为追求心中的圣女林徽因，不惜与他的结发之妻张幼仪在柏林大闹离婚。在张幼仪寻死觅活不愿离异之时，留德的中国学生在好事者的带领下，纷纷围将上来，拉着徐志摩要他到中国饭馆请客，以便献上锦囊妙计。深感走投无路，欲以头撞墙的徐氏信以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笔款子，请了七八人到饭馆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热之际，有一号称“鬼谷子”的留学生终于献出奇计，认为最可行的一条就是令徐志摩把张氏像捐麻袋一样捐献出来，移交给未婚的金岳霖为妻，众人闻听齐声喝彩。想不到此时金岳霖正在另一间用薄木板隔开的房中与朋友吃饭，听到一帮中国学生于酒瓶碗筷的碰撞声中大呼小叫地喊着自己的名字，忙走近听个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便轻轻地把屏风推开，站在他们的饭桌前面叫了一声：“嘿！”35众人见状，大惊，徐志摩那白白的脸颊顿时红了半截。

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不久后合影

由于老金不愿接受徐的捐赠，此事未能谈拢，张幼仪也免了像熟透的柿子一样在留学生圈子内被转来捏去，最后成为一堆令人厌恶的稀汤的羞辱与麻烦，但最终还是在好事的中国留学生与徐志摩本人的内外夹击下，同意离婚。金岳霖以见证人的角色在徐、张的离婚书上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徐、张的离婚风波，搞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身在异国他乡又身怀六甲的张幼仪，一时陷入凄苦无助的悲凉境地。赵杨夫妇准备离开柏林的那天晚上，罗家伦匆匆忙忙赶来，杨步伟原以为罗是专为送行前来探望，交谈中颇为客气，更不再为罗说自己是赵元任他娘之事计较。话谈到一半，罗家伦话题一转，吞吞吐吐地问杨步伟手边钱多不多，杨以为对方除了送行还要送钱，心中猛地泛起一股感激之情，为表客气，杨说不多可是够用了，刚要说不劳你们帮忙之类的客气话，想不到罗家伦猛地接话道：“可不可以借几十元出来，我们大家欠张幼仪的家用，应到期的钱还没到，暂挪我们一点还账。”杨步伟一听，顿时冷了半截，沉着脸说手中的钱只够用到回法国，只要一到法国，由美国汇来的钱大约就可收到，意思是等自己回到法国再说吧。罗家伦知道只要眼前这两个小财神一离开柏林，便是黄鹤一去杳无消息了，于是死缠硬磨，与赵杨夫妇在旅馆打起了阵地守卫战。眼看快到深夜，赵、杨体力不支，表示缴械投降，掏出40元拱手交给对方。罗家伦钱一到手，立即打道回府杳无音信。杨步伟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对此情此景仍记忆颇深，并对罗氏借钱几十年不还的做法，含有调侃意味地再度提起：“志希你还没还我们呢吧？”36此语表面上是提及40元钱，实则杨步伟仍对当年罗氏的冒失与不明事理地“喊娘”之事耿耿于怀。

又是多少年后，周作人对罗家伦曾做过一个小小评价，谓罗“虽是文化运动出身，可是很有点鄙陋，钱玄同见过他的西文名片，写作罗斯福罗，每相见的时候，常要叫这个名字”。又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37周说这话的时间是1950年6月，自己刚因汉奸罪从监狱放出来不久，傅罗二人皆随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陆山河改色。且周作人与傅斯年素有个人恩怨，因而此评是否公允，只能看各人的理解了。但就傅、罗留学时期的总体情形看，似乎并不像周氏所说的那样鄙陋与龌龊，特别是在钱财的交往上，尽管有罗家伦借杨步伟债款几十年不还的情形，但在中国留学生之间，尚没有露出真小人与伪君子的做派，倒是有点同舟共济，“有钱大家花”的共产味道。

◎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

1998年，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将保存的傅斯年、罗家伦于1923年冬至1926年底留学欧洲时期的九封通信整理公布。此举令有关傅、罗及其同代留学生群体，甚至五四运动的研究者为之一振。1926年之前，有关两人的文字资料实在太少。就傅斯年而言，除了胡适保存的两封通信和几次在巴黎的谈话记录外，其他资料再未见到。罗家伦个人资料的流传情形类似，其他的如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包括金岳霖、何思源等，学习笔记类的资料倒有一些，但涉及个人生活的书信资料则凤毛麟角，难以寻觅。鉴于这一情形，后世研究者与传记作者在描述他们的留学生活时，不得不一笔带过。事隔七十多年，傅、罗通信突然现世，且是一连九封通信的公布，这对研究者来说，机会之难得、价值之珍贵是不言而喻的。

两人通信所涉内容大多都是些生活琐事，其间不少插科打诨、臧否人物的精彩段落。另有不少涉及留学生之间私生活，或曰性生活的敏感片段。据任教于美国大学的罗久芳说，因为这些信件是倾诉彼此间真情的私函，作者提笔时并未考虑到原件会长久存留或有朝一日会公之于众，所以写得酣畅淋漓，可谓无话不谈。但当情绪尽情倾泻之后，又往往理性地特别注明“切勿对任何人言之”的警示密语。正是因了这样的情形，保存者罗久芳左右为难，迟迟不肯公布。在秘藏了七十多年之后，因编辑出版《罗家伦先生文存》的需要，在众多前贤旧好与研究者的期盼呼吁声中，罗久芳才鼓起勇气，一咬牙提前把这九封私函公之于众，算是圆了期盼者的心愿。至于信中特别注明的一条条警示，无论在九泉之下的傅斯年同意与否，作为后辈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傅氏是绝不会再从地下那幽深黑暗的洞窟里蹦将出来，像当年一样嗷嗷怪叫着跟罗久芳这位侄女拼命的。

九封信有短有长，格式不一，且字迹潦草，有一部分用铅笔写在薄纸正反两面，但未经过修改。因有八封信未注明日期，只能据内容辨认顺序和时间，其中最初的两封是傅、罗同在柏林的两年间所写，以后的六封是罗家伦转赴法国巴黎大学时所书，当时罗与北大同学何思源合住巴黎一处公寓，傅在信中时常是罗、何并提。因未见到原件和影印件，已公布的信件内容是否被罗女士做过删节不得而知，但从总体上看，不太方便告人，或者公布之后会使信中的当事者感到脸红或不太好意思之处（假如傅、罗仍活在世上），占极少的比例。而绝大部分则是人人羡慕人人恨的金钱的问题。通过一件件关于英镑、马克或者法郎的爱恨情仇，世人透过历史烟尘，真切地领略到包括陈寅恪、俞大维等在内的留学生真实情形与令人心酸的往事。

第一封信内容就带有悲中含酸的情趣。说的是罗家伦于1923年冬日不慎遭窃，衣物尽失，几乎到了要“裸体归天”的悲惨境地。刚到德国近半年的傅斯年闻讯，以近似现代网络名的“山外魔生”写信与罗，有些调侃地劝慰道：“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闻真人劫后不改笑貌，兴致一如恒日，故慕仰无极。进此儿，若戏谑，实出心肺之言。”又说：“此事如在小生当死矣。失色犹可，尽失色则不提色。失书则从此不念书。若失去衣冠，将何以为中国之人，而度此严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当年精卫投海，亦但为失窃耳。今写此信，是告诉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近闻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罗真人法览！”38

1926年春，罗家伦于巴黎大学留影

信中的罗真人，乃傅斯年为罗家伦起的绰号，同样相当于后世泛滥成灾的网名。未久，傅斯年又以Damned Libraryman（受诅咒的书蠹）为笔名，致信罗家伦，道出了自己穷困潦倒的凄惨之相：“星期一我在林中，未曾睡着，但失迎总抱歉的。星期一方知交费在即，一文无着，十分着急或者死去。”信中看出，傅氏的经费来源已有不祥之兆，且几乎到了《易经》卦辞所言“主大凶”的地步了。

1924年，可能因傅、罗皆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而见面机会较多，这一时期没有信函往来。第三封通信的时间已是1925年，罗家伦已转入巴黎大学就读，这一时期的通信几乎全部围绕一个“钱”字与一个“愁”字，但事情又往往不是一个“愁”字了得的。

随着国内军阀混战不息，形势混乱不堪，山东政府方面的官费筹措已极困难，无法及时向海外留学生汇寄。这个时候国内的纺织大王穆氏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罗家伦的经济来源中断。为了继续在英法两国收集近代史资料，以便完成最后一年的研究计划，罗氏除了译书写稿挣点小钱补贴外，通过老校长蔡元培介绍，向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借得国币1500元。这笔款项于1925年下半年分两次汇至伦敦及巴黎，罗家伦得此巨款，除偿还债务外，手头还有部分余额。此事被傅斯年侦知，借这年秋到巴黎短期访学之机，向罗氏借了一笔小款以为急用。到了秋后算账时，手头已不宽裕的罗家伦致快信向傅“讨债”。已是穷困潦倒的傅斯年大窘，立即修书一封，叙述自己“挖东墙补西墙”的艰难处境，其中一段写道：“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从吾（南按：姚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11月，过了初十，朱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月底还完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南按：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了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计也。”又说：“上星期初已即向朱要二十镑，大约此星期可寄来。但此是老陈的了，有约在。他即日走，先赴英国，故更无从通融起。那么怎么办呢？上星期一向朱写信时，说有二十方可过年节，当时尚未计算得清楚，信发觉‘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始意觉得这月总可勉强到底，但陈走甚急，姚钱不来。前昨两日，整日思法子。昨天开了一个书单子，择其或有人要者于Hirschwald，未知下文如何？此时满想向朱再要，但如何措辞，且甚无效耳……要是老陈不走尚有法，而他即走。他的钱为郭才子陈津藻二位借了上路，故他也着急无对。此时柏林的环境中，比先更窄，故通融之国，更穷。几乎等于不能借分文之局面。这两月，子水、从吾、大维都是赖老陈维持。老陈大苦，老陈走后，更不了矣。”

1925年4月，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

因傅信均无日期，故无法判断确切时日，但从信的内容推断，此信大约写于1925年秋冬时分。信中提及的“老朱”或朱某，乃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欧洲留学生的经费一直由朱氏作为代理人具体操办。但此时国内政局混乱，经费汇不出，朱氏无能为力。为了应付不断前来“讨债”的书呆子，朱氏迫不得已，只好从公使馆的其他款项中转借几个小钱予以应付救急，傅斯年所得20英镑即是此例。

信中涉及有债务关系者多达八人，那个神秘的“员外”不知是指何人，但提及的“老陈”，是指即将归国的陈寅恪。言语中可以看出，这批留学生的钱财除了相互借来借去外，作为老大哥的“老陈”，于此间显示了举足轻重的分量，同时也透出他对众位难兄难弟的关切之情。

到了1926年初，傅斯年终于从朱氏处领到了十英镑的汇票，于是致信罗家伦说：“本是想就此寄你四镑、寄仙槎（南按：何思源字）二镑的。但换现镑待了三天，此三天中又为人借去了几文，自己也实没办法了。现只寄你二镑，仙槎一镑。朱既许我下月设法，到时弟必再寄。月中穷不可言，特别糟者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学费已全无望矣……”傅斯年写信时，国内军阀混战加剧，整个中国大地弹片横飞，血流遍野，大小官吏争相苟全性命，已无人再去管这批海外学子是死还是活的事了。傅氏与何思源属山东同乡，何思源来自水泊梁山的发源地菏泽，著名的郓城县、曹县等皆从属于菏泽地区，当地流传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出郓城”之语；傅来自梁山脚下的聊城，武松打虎的阳谷县属其辖地，因而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有小同乡之谊。眼看山东方面的官费没有希望，其他款项又无从进取，面临断炊的何思源，能得到傅斯年借予的一个英镑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此等情形很能令人想起当年刘备在贩卖草鞋的途中，饥饿难耐又无钱购买一个烧饼那“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十几年之后，归国的何思源在相继登上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与北平市市长宝座之后，不知对这一文大钱的艰难来历还记得否。

杨步伟说因为大战后德国的马克走低，物价便宜，中国的留学生们才纷纷从四面八方转到柏林，此说有点道理，但不能说全对。事实上，当时德国的物品并不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物美价廉，而专等这帮孔乙己的弟子门生前去占便宜。在傅斯年即将结束学业回国的前夕，生活更是到了无依无靠的绝境，他在致罗家伦与何思源的信中道：“总之，去年我以领了下一月（款），我方能自巴黎归，今则倒欠下两月，此外无丝毫进款。德国生活程度贵得无比，此间熟人一致呼穷，故弟不欠此间任何一人、任何一文，而此间欠我小数者，积起来已经不少了。5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大维尚好，而毛、姚穷得出世涅槃……”

德国的生活程度傅斯年说得已很清楚，正是在如此生活环境与经济条件的高压之下，他才在致罗家伦的信中，发出了“心绪如焚”“饮食不常，一切状态如疯如狂”的悲鸣。未久，傅斯年突然从《德国汇报》闻知驻英公使馆的老朱将要去职的消息，大惊，急忙写信致英使馆向老朱本人催要学费。本来老朱对此等事项早已厌烦不堪，如今奉命归国，正好顺水推舟，将这个棘手的皮球踢给了继任者。而继任者年轻气盛，根本不把傅斯年等留学生放在眼里，对连连上书催款视而不见，迟迟不做答复。眼看就要成丧家之犬状饿毙于柏林街头的傅斯年大怒，立即表示“老傅穷而不安，但亦尚有脾气”。按傅氏的推断，继任者如此对待留学生，一定是克扣和挪用了国内寄来的官费。而对方如此无理与霸道，正是留学生们“拼命之机会也”。于是，傅斯年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立即蹦将起来，欲像当年五四运动一样，发动并亲自统率整个欧洲中国留学生，肩扛大旗，挥拳弄棒再展示一回少年壮志，前往驻英公使馆门前示威游行，不惜与使馆人员开打宣战，然后来个火烧赵家楼的模拟演示，将公使馆一把火烧个精光。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过去的老皇历如今翻不得，对于傅斯年而言，一呼百应的五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接受新的文明洗礼并逐渐理性的罗家伦、何思源、俞大维、毛子水等人，认为以暴力的方式方法来处理此事万万不可。伦敦比不得当年的北京，若真的闹将起来，很可能被当作过街老鼠捉将起来关入大牢，成为天下笑柄。在众人劝说阻止下，傅斯年火气渐消，最终打消了一把火烧掉公使馆的念头。当然，驻英公使馆的官僚们并不知有此一幕险情发生，否则，应该早抱头鼠窜了——看来傅斯年当年考取官费留学生时，山东教育厅一帮官员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尽管罗浮宫与白金汉宫没有被点燃，事实上中国驻英公使馆却差点葬身火海。

既然公使馆不能烧掉，日子还得设法苦撑下去，如同一位外国作家所说的那句名言：“活下去，而且要记住。”留学生们除了围绕一个“钱”字与一个“愁”字来回打转、相互借债外，自然有苦中求乐的另一个侧面。而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轻游子，又少不了与过往的女人拉拉扯扯，生发出一些风流韵事。当时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小秘密，在傅斯年致罗家伦的信中有所披露。如在第八封信中，傅斯年对罗家伦说：“听说你和Mlle Jemmes很好，不知仙槎吃醋否？一笑！”

Jemmes乃何思源找的法国女人，傅斯年在巴黎与其见面后，便在信中笑其“中文名字极俗，不知谁的大作”云云。未久，罗家伦为了筹措回国的川资，再次向张元济求援，张以私人名义慷慨借贷600元。一年前，当罗家伦首次通过蔡元培向国内寻求经济援助并找到张元济时，张正为女儿择婿，回信中同时拜托蔡在海外留学生中直接物色，并表示愿意资助未婚女婿的留学费用。蔡元培接信后曾向罗氏探询，但未全部挑明内情。罗家伦经过一番思考，写信向蔡表示：“无论与何人订婚，皆愿于订婚前有半年以上之友谊。……最好于友谊发生时不必定有婚姻观念当先，以免反而拘束。”蔡元培意识到此事难成，便将原信有关部分剪下转给张元济。张氏当然不是糊涂人，见对方如此，并不强求，此桩“婚事”算是告吹，但借贷的事还照样进行。39想不到这次傅斯年闻听罗家伦又向张元济借贷，便以调侃的语气说道：“听到你做了日礼服、晚礼服、夜礼服等。日服为利见大人，夜礼服为霓裳歌舞之用（话是听到的，典故是我加），恭喜恭喜。”傅所说的“为利见大人”，即指张元济，因为张氏托蔡元培在海外为其女儿择婿之事，早已在留学生中传开，而罗家伦正是众人瞩目和议论的焦点。

在一顿调侃后，傅斯年又用诙谐的语言向罗家伦讲述了近期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几件“大事”：

说点笑话罢！（一）老陈回去，坐二等舱，带着俞大维那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儿子，Just think of it。

（二）万灿的Braut（南按：未婚妻）听说甚有德行，万灿与她日日见，自然想干一回，而她拒绝（其理由不可得知）。故万灿更佩服她的德行。

此间朋友如常，毛子水连骂我三天都是insinuations，最后大吵一回。员外此时也无不（？）买书。

你应来信劝大维去法国。他在此甚无意思。有次我向他房东云Herr Dr.明年去法国。她云：Ach, Nein, Herr Doktor wi nie von uns weggehn！……etc……（南按：“呵，不会的，博士先生不会离开我们的！……”）

或者这房东为他保全令德不少，但他却是应该到法国享福去了。40

傅氏所说的这位万灿，与他未婚妻最后的结局如何，好事是干得成，还是没干成，或者介于二者之间，皆不得而知。而老陈带俞大维儿子一同归国之事，却含有一个不太为外人所知的故事。

许多年后的1970年，已进入古稀之年的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说：本人“与陈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本人唯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他的父亲陈三立（号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号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副对联，以表仰慕。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卮？）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右铭（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我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我的伯父俞明震（字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字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三位先生（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了。”41

在德国留学时期的俞大维

文中所说的三代世交是指俞的曾外祖父曾国藩一家与陈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俞的父辈俞明震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俞本人与陈寅恪兄弟等三代的密切关系。两代姻亲是指俞陈两家与曾国藩一家都有至亲，而俞大维与陈寅恪既是姑表兄弟，又是郎舅之亲。俞大维的姑母是陈寅恪的母亲，俞的妻子陈新午又是陈寅恪的胞妹。七年同学则是指美国哈佛与德国柏林大学同窗共读的七年时光。

当然，俞大维说这话时，已随国民党退居台湾多年，在德国求学时代，这个格局尚未形成。俞大维是先有了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儿子”之后，才与陈寅恪之妹陈新午缔结伉俪，借此与陈家成为“两代姻亲”的。

曾国藩的两个儿子纪泽、纪鸿皆是清代有名的人物。曾纪泽出任过清朝驻英、法、德、俄公使，为收复新疆伊犁，曾与“面冷词横”的沙俄大臣据理力争，算是一位对中华民族做出过贡献的外交家。曾纪鸿与夫人郭筠，生五子一女。分别是：广钧、广钊（殇）、广镕、广铨、广锺五子；女广珊。长子广钧乃“湖南四公子”之一，著有数学研究专著。女儿曾广珊，善于诗文，嫁给俞明颐，婚后生十三个儿女。除了三个早夭外，其余十人为：大维、大纶、大绂、大絜、大纲五子；大缃、大绚、大缜、大、大綵五女。按俞家大排行，俞明颐之兄明震、明观已先有三子，因而俞大维排行第四，成为这个家族的“四哥”。

俞大维在德国柏林留学期间，阴错阳差地与一位德国原装的钢琴女教师相爱，两位干柴烈火般的青年一不小心，那位德国美女便珠胎暗结，大喜即将来临。想不到对方那傲慢的父母却没把身材矮小、貌不出众的俞大维放在眼里，死活不允许女儿嫁给这个来自东方的中国青年。就在双方你来我往叫板的过程中，一个男娃从德国美女的母体里呱呱坠地，此为1923年间事。俞大维根据德文名字的发音，为孩子取名为扬和。又依照俞家家族辈分取名俞启德。其意是，一方面纪念他的德国母亲，一方面希望儿子德才兼备。扬和出生后，放在俞大维租住的房东家抚养。俞的房东是位闲居多年的寡妇，尽管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与俞大维友善。正当这位风流寡妇红颜渐衰，美人即将迟暮之际，见俞大维突然抱回家一个幼儿，自是欢喜，便主动承担了部分抚养义务。如此这般，迟暮的寡妇与俞大维也就有了进一步的情谊。——这就是傅斯年在致罗家伦的信中所说那位房东为俞大维“保全令德不少”的缘由。尽管如此，一个立志在学业上创造出一番成就的留学生，整日带一个哇哇乱叫的小儿自然不便。于是，即将回国的陈寅恪建议把扬和带回国内，交给自己的妹妹陈新午抚养。俞大维闻听自是求之不得，便有了傅斯年向罗家伦报告老陈坐船带俞大维儿子回国之事。本著开篇所述陈寅恪归国在马赛港登船携一幼儿，即俞扬和。

婚后的陈新午怀抱周岁儿子俞方济留影

当陈寅恪辗转万里把孩子带回家乡后，以能干泼辣著称，在陈氏家族中最为漂亮聪明的小女子陈新午，对扬和极其喜欢，遂以未嫁之身毅然担负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后来俞大维归国，自是少不了到姑家探亲，一来二往，就水到渠成地娶了大自己三岁的表姐陈新午为妻。至此，俞陈两家才形成了俞大维所说“两代姻亲”的格局。因为是嫡亲表姐弟结婚，大维与新午生的第一个儿子俞方济天生弱智，后来一直跟父亲俞大维一起生活。另一儿子俞小济智体尚好，长大后赴美国定居，虽已成家，却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曾历任国民党高官但两袖清风的俞大维，在晚年不得不变卖多枚勋章为这个小儿子补贴家用。

蒋经国夫妇与女儿蒋孝章（左）在台北留影

老陈从德国带回的混血小子俞扬和长大成人后，随着抗战爆发，先是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学员班受训，二十岁时赴美国鹿克战斗机飞行学校接受高级飞行训练，后回国参加中美联合飞行大队对日作战。战斗基地在湖南醴陵，俞扬和的英文尚好，给队友们的相互沟通带来很大方便。抗战后期，俞扬和在参加空战30多次后被敌机击落，跳伞受伤，为醴陵地区游击队抓获。游击队员一看俞扬和那相貌，以为是日本人雇用的外国飞行员，当即捆绑起来欲大刑伺候。俞扬和一看眼前的阵势，知道大事不好，灵机一动，与对方讲起湖南话来，说自己是被日军击落的国军飞行员，并大喊冤枉。游击队员闻听此言，似信非信，大眼瞪小眼地不知如何是好。俞扬和进一步解释说：“难道有会讲湖南话的日本人，或其他外国鬼子吗？”待对方弄清他的真实身份，赶忙将其松绑，装入箩筐，抬到山外医院治疗。可惜扬和因伤残已不能继续服役，伤愈后不得不离开空军，转到民航任驾驶员。1948年底，俞扬和与不会说中文的华侨妻子离婚后独自赴美定居，未久又续娶一房太太。十年后与正在美国读书的蒋经国之女蒋孝章在华盛顿邂逅并一见钟情。1960年5月，离婚后的俞扬和与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蒋孝章在美国一个小教堂秘密举行婚礼，次年生有一子。俞大维按照俞家的辈分为孙子取名俞祖声，与俞大维侄子俞启威（后改名黄敬，1949年之后出任天津市市长）之子俞正声（第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为“声”字辈。尽管结婚之前，二人婚事在蒋家引起过轩然大波和世人的猜测议论，但俞祖声诞生后，不仅得到祖父母的欢心，也得到外祖父蒋经国、曾外祖父蒋介石的宠爱。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大照片，蒋介石端坐当中，怀里抱着的婴儿便是俞祖声。蒋俞两家就这样成了一代姻亲。当然，这是后话。

接着上文叙述。当傅斯年在信中兴致勃勃地向罗家伦讲述老陈与俞大维儿子俞扬和一同乘船归国的故事之时，他没有想到，一年之后，俞大维的妹妹俞大会重返曾家，与曾国藩的侄曾孙、著名化学家曾昭抡（1949年后曾出任高教部副部长）结婚。更没想到的是，几年之后，自己会娶俞大维最小的妹妹俞大綵为妻，与俞大维成为郎舅关系。从此，傅斯年与俞家、陈家、曾家结成了扯不断、理还乱的亲友圈。而这一姻缘，皆得益于德国柏林的风云际会。自此之后、傅斯年与陈、俞、曾三家世子名流风雨与共，共同度过了一段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艰难岁月，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风云激荡、光辉灿烂的壮丽篇章。

陈寅恪家族世系简表及关系图示

1926年9月，傅斯年结束了留德生活，带着一肚子洋墨水和一堆待解的复杂难题，由马赛扬帆起程，穿越地中海的惊涛骇浪，向阔别七年的东方故国驶来。

◎傅斯年归国

与一年前陈寅恪归国大不同的是，直到轮船穿越了地中海与印度洋，以及海盗出没的马六甲海峡，即将到达东方故土时，傅斯年的前途仍像大海滚动的波涛，笼罩在浑浑茫茫的雾霭之中。

就在归国的两个多月前，傅斯年在给罗家伦的信中，以低沉的语调再次谈到了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同时哀婉地说道：“北大事大约是散板了……至于回国做事，至今未定。”又说：“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不知向何一方面去也。”42

此前，傅斯年是准备受聘北大的，而像他这样威风八面的才子受聘北大，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与正就读于伦敦大学的傅斯年谋面并做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在傅出国之前，蒋并未与其深交，但通过这次交谈，傅的言行给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蒋视傅为世间少有的通才与天才，并发出了“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的慨叹。蒋梦麟认为，正是由于傅斯年博古通今，求知兴趣广泛，故他于抒发议论的时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他于观察国内外大势，溯源别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结论，往往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能道人之所不能道。”所以称“孟真真是中国的通才。但通才之源，出于天才，天才是天之赋，不可以侥幸而致”43云云。作为师辈人物，学界名流大腕，对一个正在茅庐中做功修炼的后生小子如此高规格评价，绝不是出于面子的需要和相互的利害关系，或政客的花言巧语与玩花枪之类的折子戏，实出于蒋氏之挚诚。

二人分别不久，蒋梦麟在德国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不要无目的地在德、奥、法、意各国乱跑，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是观察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蒋阅毕，不仅惊叹傅氏在学业上的精湛造诣，同时还发现他有极强的视事与处事能力，如果自己不是师辈人物，蒋极有可能要五体投地地折服跪倒在傅斯年面前，并高呼“吾师万岁”。1923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因不堪忍受军阀政府与教育部官僚的压迫愤然辞职，旋赴欧洲考察，北大校长一职由蒋梦麟代理。此时已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的傅斯年，与北大的实力派人物蒋梦麟、胡适等书信往来不断。而作为胡适得意弟子的傅斯年一旦学成归国，到北大任教已成必然。

想不到世事难测，人算不如天算，傅斯年准备归国的这一年，正是北洋军阀执政最黑暗，也是即将全面崩溃的前夜。乱象丛生的中国乱上加乱，各路军阀纵横中原，开始了新一轮的相互倾轧与混战。

1926年3月18日，北京高校学生因为日本军队派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对中国公然侵略挑衅之行为，纷纷组织起来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口时，遭到枪击和暴力殴打，当场死伤数百人，其中北大、北京女师大死伤最多，后来鲁迅那篇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记述的就是此次事件中遇难的年仅二十二岁的刘和珍与杨德群等女师大学生。44

刘和珍

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曾计划“扫除三个半学校”，分别是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之一部，并拟定了一张通缉当时北京教育界、文学界包括鲁迅、李大钊等在内的50余人的名单。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就在这个时候，鲁迅被迫离京到厦门大学任教。北大教授如刘半农、马叙伦、周览、高一涵、陈翰笙、顾孟余、马寅初、王世杰等，先后离京另谋生路，留下者也多销声匿迹，深自韬晦。一时不能离京的教授大多考虑如何应变，或者转到形势较为平稳的清华、燕京；或者暂时蛰伏下来，不再伸头露面。整个北大从一院到三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

1926年4月15日，奉系军阀张宗昌作为张作霖的马前卒，统率大军冲出山海关杀奔京城，段祺瑞执政府“咔嘣”一下垮台断气，北京政权落入奉张集团之手。狼去虎来，而虎比狼还要威猛凶狠。按张作霖这只东北大字号老虎的意旨，张宗昌立即下令封闭报馆，钳制舆论，捕杀报人。一时间，北京城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京报》主笔邵飘萍（振青）不幸被捕，于4月26日凌晨1时许，被“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同时被判处死刑，其“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5当日4时2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枪击毙命，时年四十二岁。

就在邵飘萍被枪杀的当天晚上，北京政府前总理孙宝琦匆忙来到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寓所，密告蒋氏的名字已经上了张宗昌的黑名单，说不定今夜就要被捕砍头。蒋梦麟闻听大骇，惊恐与大不情愿中急寻出逃办法。恰在这时，有高官大员王宠惠来访，蒋梦麟一见如得救星，立即对王说：“你闭嘴，一句话都不要讲，赶快拉我走，否则我的头就要掉了。”王氏心领神会，立即示意蒋爬上了自己那辆军警不会盘查的红牌汽车，直驶东交民巷使馆界的六国饭店。蒋梦麟下车后立即钻进饭店，屏息静气地猫了起来。第二天敞开门缝探头一打听，北大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朱家骅等几位名流也为躲避奉军的缉捕，于昨夜通过各种渠道和门路悄悄溜进饭店中躲避。后来得知，凡进入六国饭店者皆保全了性命，而在奉军缉捕中，避入使馆界旧东清铁路办事处躲避的北大教授李大钊、女生张挹兰等人，后来被张作霖派兵捕去，处绞刑而死。

对于此段情形，被蒋梦麟称为“绍兴土老儿”和“一副绍兴师爷的态度”46的鲁迅，在他的《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中说：“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也住进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之概了。”47所谓“圆稳的大学校长”，即被鲁迅称作“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的“暴发户”蒋梦麟。48

蒋氏与朱家骅等北大同人在“帝国主义怀抱”（蒋梦麟语）庇护中的六国饭店这座豪华的“监狱”里，悄无声息地像老鼠一样连续猫了四个月之久，直到8月底才化装打扮，躲过军警的耳目陆续逃出。蒋梦麟出逃后来到天津，在一艘前往上海的英国商船上又遇到了前几天才逃出来的朱家骅，二人在如此险恶的场合见面，自是百感交集，皆为北大前途忧心忡忡。船至上海，二人黯然作别。朱家骅转道广州进入了中山大学，未久即主持校务；蒋梦麟转道浙江老家隐居。未久，北伐军克杭州，蒋氏被任命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教育厅厅长。

就在北京城血雨腥风，蒋梦麟、朱家骅、李大钊等北大名流纷纷出逃之时，胡适也感到了来自外界的威胁与压力，深感北大势如危卵，说不定哪一天就要散板完蛋，自己若不识时务，势必将落个鸟蛋碰刺刀——爆裂完命的悲惨下场，必须设法离开这块是非之地。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终于谋到了一份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中国委员的差使，以此身份于7月17日匆忙离京赴英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算是体面地躲过了一劫。北大最后一根重要支柱与“定海神针”——胡适的出走，昭示着这所“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鲁迅语）大学校，从此走向凋零暗淡。正如大洋那边翘首以待的傅斯年所估计的那样，旦夕间咔嚓一声“散板了”。

散板后的北大已没有人再顾及傅斯年的死活与归国后的去向了。有道是福人自有天相，1926年10月底，当傅斯年乘坐的轮船穿过汪洋大海，摇摇晃晃地抵达香港时，命运之神突然降临到他的面前，一封来自中山大学的聘书悄然出现在傅斯年下榻的旅馆，邀请者乃是两个月前才刚刚从北京六国饭店逃往广州的朱家骅。

自左至右：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1920年3月14日于北京西山卧佛寺留影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出生于一个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扶养。祥生在巨贾张静江创设的“两浙盐务公司”当账房，以此因缘，十六岁的朱家骅于1908年赴上海，在通运公司结识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是年9月，考取同济德文医学堂。1910年，因受曹砺金、沈士远、沈尹默诸位学术界名流的影响，朱氏萌生了造反闹革命的念想。当他闻见报载汪兆铭（精卫）谋刺摄政王消息后，大受感动，反意更兴，乃于6月赴南京，欲谋刺两江总督张人骏，未果。第二年，闻知一批革命党人在黄花岗举事的消息，神情为之大振，立即与同学徐霁生等发起组织中国青年敢死团，准备暴动。10月，武昌起义，敢死团秘密筹备在沪举事，朱家骅怀着满腔热血，从校园跳将出来，参加了上海商团组织的暴乱行动，并亲率青年敢死团对江南制造局进行了攻击。当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另一位大佬戴季陶以及陈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动与斩首行动，四处抓捕朝廷命官进行斩首。一时间，整个上海滩刀光剑影，血气飘扬，人头乱滚。朱家骅在一连串的活动中所显示的才气、血气与组织能力，得到了戴季陶的赏识。时张静江为了配合南京政府誓师北伐，想组织一支能打善战的“青年军”投入战斗，朱得知后自告奋勇要为张效鞍马之劳，并很快聚集青年学生及年轻军官百余众严守待命。后因南北讲和，计划搁浅。尽管如此，朱家骅与张、戴之间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以后的岁月里，朱氏凭借张静江与戴季陶等要人的关系步入仕途，一路攀升跳跃，飞黄腾达，官至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省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终成一代政治巨擘。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却说于同济毕业后的朱家骅，在张静江的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学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当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荫榆等七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授留学之始。与其同船的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等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朱家骅采取韬晦之计，暂时不再吭声，默默教书，但暗中依然进行革命活动。直到奉系军阀张宗昌率部入京，被列入缉捕名单，才慌忙弃却北大教职，于月黑风高之夜潜往六国饭店避难。就在朱氏与蒋梦麟等人躲在六国饭店，经日密谋筹划如何逃脱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北伐誓师大会，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转折意义的北伐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伐大军走出广州，一路势如破竹，盘踞在南方的北洋军阀顿时呈山崩地陷状，从此踏上了万劫不复的毁灭之途。

朱家骅从六国饭店逃出后，与正在南方的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秘密取得了联系，时张、戴等人正在广东组织参与国民党北伐，而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以壮声威，戴乃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朱应召前往。戴季陶见朱家骅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其步入仕途铺路搭桥。此前的1926年7月，原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为国民党所操控，力主整顿改革，并改校长制为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的门道及其对党内势力扩充的重要性，任命他的铁哥们儿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朱家骅到来后，在戴的荐举下，顺利入主中山大学，与徐谦、丁惟汾并列校务委员会委员，兼地质系主任、教授。因其他几位大佬皆在国民党内任要职，由朱主持日常校务工作。未久，朱家骅又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命改组学校，自此，朱家骅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

此时，朱傅二人相互间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中山大学的暗流

朱家骅最初知道傅斯年的名字，是1917年的冬天，傅时为北大国文门二年级的一名学生。首次从德国留学归来并执教北大的朱家骅，偶尔听他的朋友、北大教授沈尹默谈起：“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49这句话对朱家骅而言，如风过耳，一闪即过，并未放在心上。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北京大学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浙江派或称为法日派群体，除了声名显赫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马寅初，仅文科方面就有著名的“三沈二马加二周”，即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马裕藻、马衡兄弟，周豫才（鲁迅）、周作人兄弟等著名健将。在蔡元培之前，任职时间不长的校长胡任源是浙江吴兴人，蔡执掌北大后，取消了分科制，全校改设15个系，系主任有一多半是浙江同乡。如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瑮，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德文系主任朱家骅，浙江吴兴人，等等。当然还有一代通儒、国学大师、浙江人章太炎的门下弟子，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外加周氏兄弟、沈兼士、马裕藻等等，大多数为浙江人，整个北大几乎被浙江同乡所笼罩，外籍教授则戏称北大是个“浙江村”。其“村”人数众多，地盘广博，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声威赫赫的浙江集团。这个团体在北大渐渐达到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点石成金的盛况，充分向世人显示了江南浙江“多山多水多才子”的卓越地理人文优势。

当时在北大唯一能与浙江派或称法日派抗衡的，是以胡适、陈源等人为首的英美派，不过此派一直处于劣势，一旦双方冲突起来，英美派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山东尽管有“一山一水一圣人”（南按：五岳之首——泰山，母亲河——黄河，万世师表——孔子）的美言，但近代以来，真正的文史大家，特别是具有科学头脑与知识的人才比之江南却要逊色得多。当时山东籍的北大教授和学生未成气候，基本属于各派系的末流，能稍显锋芒的便是以傅斯年为首的新潮社中汪敬熙等几个青年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