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都南京

傅斯年离开李庄一去不返，只在重庆和南京两地遥控指挥。蹲在这个偏僻古镇和山坳里的知识分子，又经过一段难熬的期盼和等待，终于迎来了回归的日子。1946年10月中下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开始撤离。民生公司的几艘轮船停靠在李庄码头，各路人员日夜不息地搬运货物，悄悄打点私人行李，盼望着尽快回到久别的故地。

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一切准备就绪，众位学人连同随行的家属们告别相依相偎了六年的李庄和李庄的父老乡亲，拔锚起程。渐行渐远的长远轮拉响了告别汽笛，突然加大马力，抖动着庞大的身躯顺滚滚江水疾速而下。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顺长江，出三峡，抵东海，不只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梦想，同样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与图腾的感召。遥想抗战初期，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宜昌沦陷，国民党军节节溃退，日军步步紧逼。扬子江一线，炮火连连，血水涌动，人头滚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峡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全了中国。当然，三峡的意义不只是自然地理和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种标志。中国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其前进的毅力与方向始终未变，滔滔江水不屈不挠，日夜不停地奔腾前进。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时，冯玉祥将军于三峡宏大的夔门之上，奋笔题词“踏出夔巫，打走倭寇”八个大字以明心志。由此，整个抗战八年，夔门成了中华民族抵挡外虏、誓不屈服的标志与象征，置于绝地而后生的中华民族最终会打出去收复失地的——这满载文化精英与大批国之重器，劈波斩浪、顺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证。

沿长江顺流东下的民生公司轮船

当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大部分人员自李庄迁回南京后，傅斯年满怀兴奋与欢喜之情，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为把宴会办得更加红火热闹，也为了让流离失所九年的故朋新友有个欢聚一堂的高兴机会，特地邀请胡适自北平来南京参加这场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盛宴。在北大校长任上正春风得意的胡适欣然应邀前来助兴。

据当时参加宴会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回忆：“我们是最后一批抵京的。傅所长为犒劳同人押运图书古物安然返所，设筵招待全体同人，席间有胡适之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适之先生，他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傅所长称他为史语所的姑妈。娘家的人，无论老少，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很愿意亲近他，他也的确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傅所长对于新进后辈，似乎特别客气，一一握手致意，表示欢迎热忱。”1而据奉傅氏之命亲至机场迎接胡适的青年助理研究员何兹全后来说：那天史语所“家属、小孩都有，很热闹。傅先生在讲话时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2此说引得众人一阵哄笑。

席间，最令人难忘的是傅斯年在演说中对史语所历次搬迁的追忆，在讲到抗战岁月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并满怀激情地说：“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3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和出席宴会的所有人员都未曾想到，仅仅两年之后，史语所大队人马就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此时，国共两党已大动干戈，关于“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大幕开启了。

1946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开会，并发表讲话，谓：“这次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又说：“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要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4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蒋氏的这一句“完了”，竟成谶语。

为了达到迅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目的，蒋介石在紧急调兵遣将的同时，连连召开会议，对战后滋生的高强度腐败给予阻击查处。但此时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已是洪水滔滔，不可遏制。“五子登科”（南按：即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成为各级官僚们相互追逐、争夺的最高目标和行为准则。无论是高官大员如孔祥熙、宋子文、孙科，还是低级官僚如科长、股长、排长甚至一个伙夫班长，无不为“五子”而绞尽脑汁，用尽手段。宋子文与孙科携妓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摇过市逞能耍威，眼热心跳的大小官僚争相仿之。据傅斯年所见所闻，抗战胜利后，宋子文第一次到北平，即“时常在某家，一日，大宴会，演戏，文武百僚地方绅士毕集，他迟迟而来，来时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此为胜利后北平人士轻视中央之始。因为当时（五子登科）的接收笑话，尚未传遍”5。

正是孔宋之流的所作所为与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搅得全国上下乌烟瘴气，腐臭之味充斥乾坤，有识之士与草根阶层皆恨之入骨但又徒叹奈何！对于这种局面，史家顾颉刚在《自传》中曾提及与之相关的一件事。此事发生在1942年的晚些时候，时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顾颉刚与几名学界大佬，有幸被蒋介石招待茶点，并请大家表示意见。有一位老先生见天子赐宴，且做礼贤下士状，不吝“赐言”，自己总算得到了话语权，平时有些酥软的骨头也想借此硬一下，于是起身慷慨激昂地说道：“现在文官武官都是贪污，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新贵还要厉害，比了民初的军阀还要厉害！”话一出口，刚才还眯缝着眼呈微笑状的蒋介石脸色骤变，勃然大怒，当场指着这位胡须蓬松的儒生的鼻子道：“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产党的宣传吧？国民党就有不好之处，亦何至像新贵和军阀，你以后说话要小心才是！”蒋氏的一句话，如同一记闷棍，把老先生刚刚硬起来的骨头全部打得颓萎散乱。众人见状，皆噤若寒蝉，将头轻轻插入胸部以下不敢动弹。对此，亲身领教蒋介石为人处世与国民党腐败的顾颉刚总结性地说：“我听了蒋和陈的两次谈话（南按：此前因顾在参政会上质询陈立夫，陈事后责顾“不该这样”），才真实知道国民党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高级的人不愿接受批评，下级的人自然可以一无顾忌地横行，不怕人家的告发。好像一座木材筑成的房屋，满生了白蚂蚁，已蛀得空空的，哪有不塌下来的道理。”6

在举世浑浊、浑浑噩噩的腐水漫延中，猛地从扬子江尽头山坳里蹿出一人，以当年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的勇猛豪气，挥拳向国贼孔祥熙高昂着的头颅击将过来。这便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为陈寅恪滞留港岛生死不明而在李庄山野草莽间指天戳地，高呼“杀孔祥熙以谢天下”的傅斯年。

早在抗战之前，傅氏就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呈现出的腐败现象心怀怨恨，但这个恨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怨，骨子里却一直对政府和蒋介石个人抱有幻想，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使命感。在这一使命的催发与鼓荡中，便有了傅斯年1932年6月19日发表在《独立评论》第五号上著名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氏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总崩溃，因为总失业，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可谓要多少有多少，军阀自然成了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因而，傅斯年呼吁“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7

1947年傅斯年在南京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正在南京的傅斯年闻听张学良发动兵变，居然把赴西安视事的蒋介石及其随员于茫茫夜色中撵得鸡飞狗跳，抱头鼠窜，并从骊山一个小洞缝隙里把蒋公像抓土拨鼠一样掏出来，然后押往西安一间黑屋子扣押，极为震怒，于是极力主张南京国民党高层立即出动大军讨伐叛逆。同时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论张贼叛变》《讨贼中之大路》等言辞激烈的檄文向政府献计献策并痛斥张学良的无耻之行。傅斯年认为：“蒋公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这都是肯用理智的人所共晓的……所以营救蒋公是当前第一务，本是人人心中的意识。”对于张学良此次兵变的性质、意图、行径和外间传言张氏本人已加入共产党的传言，傅斯年指出：“张贼的办法，哪里配说什么政变，简直是绑票，他要绑一个政府一国军队的票，这真孙美瑶辈要在地下景仰的了！……张贼学良就是张贼学良，不多不少。他加入共党也罢，不加入也罢，自动也罢，被动也罢，都无关系。若要分析他，第一，他是个贼种，所以有这么多的贼心贼行。从小看惯了这手段，所以才一次用之于弑其亚父，‘自坠长城’，现在又是这回的大作乱了。”8

在《讨贼中之大路》一文中，傅斯年说道：中央政府“必须和张贼先比实力，然后有话可说，必须把张贼制到死地，然后他才认识他自己”。对于这个战略的实现，傅斯年疾呼中央政府尽速派中央军西进，对西安呈扇形包围，只要将西安围住，就可将张贼学良置于死地。同时警告国人：“现在全国上下应该只有一种意志，就是‘打！打！打！’又应该只有一个盼望，就是‘胜！胜！胜！’对张贼只可有一道命令，就是‘降！降！降！’此外没有任何话给贼说。”针对有人认为中央出兵西进，会激怒张学良并危及蒋介石的安全，投鼠忌器，须小心谨慎行事的主张，傅斯年给予驳斥并坚称愈是大军压境，张学良愈不敢加害蒋，同时预言性地指出，待中央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范、屈膝投降，没有其他路可走。因为“这个贼小子那里真是肯冒险的，哪里真能成什么共产党？忘不了什么张一、王二、李三、赵四，无穷女人的人，哪里肯忘了性命？……所以中央越紧强讨伐，蒋先生越安全，请看明朝土木变后的国策收效如何。立脚点越松，蒋先生越危险，请读北宋末靖康时代的痛史！”最后，傅斯年说道：“张贼之最后处置，如果真心投降，还只有蒋公能放他一条生命，这当然也不能是一条光荣的生命。至于东北诸将，家亡可悯，协从可原，中央不妨予以自新之路。”9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天，傅斯年怒火未消，乃在寄学者容庚的信中发泄道：“天下祸事，一至于此。……凡有心肝者，此时当无不思食张贼之肉也。……弟如有兵，便打上前去。”10

正因为傅斯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维系在国民党政府和蒋家王朝的战车上，并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动机，才对国民党与政府核心的“老大”蒋介石本人，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抗战军兴，傅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后，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党国大事发表“宏论”，欲粪土当年所谓“票号世家”的山西土财主孔祥熙。据他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右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做义愤状：“他凭哪一点？”11

因为傅斯年早已对孔宋家族的所作所为与熏天气焰充满了怨恨，才有抗战兴起后，傅氏不时蹦将起来，猫腰弓背，抓住“老二”（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疼得筋骨相连的“老大”介公嗷嗷直叫，但又无可奈何。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政府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从才能、用人，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发国难财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抨击新任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恶行。12尽管傅氏这尊“大炮”发出的炮弹，弹道正确，弹着点并无偏差，但作为“老大”的蒋介石却不动声色，不置一词。此举引发了“傅大炮”的强烈不满与愤慨，一怒之下，踏上了与孔祥熙决一死战，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不归路。从此之后，傅氏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准备在参政会上一齐掷出，当场把孔氏掀翻在地。这一计划被正在美国的胡适闻知，胡立即写信劝傅不要贸然行事，搞不好要弄个惹火烧身的结局。傅斯年并不理会老师的好意，决心“除恶务尽”。

小胜之后的傅斯年于1940年8月14日写给在美国的胡适的信中列举了自己倒孔的六条理由，谓孔氏“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出何岔子”。因而，为“爱惜介公，不容不反对他”。并进一步表示“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倒孔）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侮？）耳”。13

孔祥熙

傅斯年之信可谓妙趣横生，不知胡适看后对骄横跋扈的孔祥熙突然变成了一个立式皮囊形尿桶有何感想。而此后傅斯年依然是冲锋在前，抓住整个孔氏家族营私舞弊的恶行，穷追猛打，最后搞得“孔尿桶”面临散架崩盘之境地。面对危局，作为“老大”的蒋委员长决定对这个既可恨又可怜还有点儿离不开的“老二”施以援手，他专门屈尊就驾摆了一桌上等酒席招待傅斯年，在傅氏兴高采烈宏论大发之际，蒋介石委婉地劝说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傅斯年乘兴，做出为面前这位“老大”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的忠臣良将模样。蒋氏见状，轻轻咳了一声，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言外之意就是你既然信任“老大”，也必定要信任“老二”，因为“老大”和“老二”是一个血脉相连的整体。

对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场景，后来成为汉奸的周作人于1950年撰文说道：“老蒋一泡尿撒下去，他的炮就不响了。”14但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说，周作人实属胡言乱语之小人，此说不足信也。事实上，老蒋的那泡尿并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与伟力，对傅斯年而言，只不过是一点儿毛毛雨而已。且傅氏也不是泥巴捏成的尿桶，而是用钢铁铸成的“大炮”。因而，蒋的尿压根就没起作用，傅斯年的钢铁大炮不但响着，且响得干脆利索，有铮铮铁骨之音。其声曰：“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15

说这话时，傅颇有些激动，脸涨得呈猪肝色，欲做拼命状，在座的陪客无不大惊失色。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觉得对方此言虽有些不雅，毕竟是真情的流露，且对自己这个“老大”也还算一片忠心，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未再阻止。到1944年，傅斯年抓住孔祥熙在六起贪赃大案中影响最大、手段最卑劣的美金公债一案，抡圆了拳头，连连出击。

1942年国民政府利用美国贷款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觉得有利可图，一面指示其手下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停止出售美金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此案被称为美金公债案。

当此之时，中央银行国库局正直人士或与孔氏有隙者，趁机将掌握的内部重量级“炮弹”提供给傅斯年。傅对各色“炮弹”尽数编排，迅速拟成提案，交大会秘书处宣读。时大会主席团成员王世杰见后大骇，担心事态扩大，怕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王世杰语），力劝傅斯年歇手闭嘴，否则后果无法预料。傅对王的好言相劝不以为然，坚持己见，并要上诉法院，与孔祥熙对簿公堂，如果揭发罪状失实，甘愿反坐。据一位知情者说，为搞垮孔祥熙，傅斯年暗中搜集了许多孔氏集团私吞美金公债的证据，以备上法庭之用。当时曾任重庆《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又谓：“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

面对傅斯年破釜沉舟的凌厉攻势，陈布雷知事情已不可挽回，孔氏大势去矣，乃向“老大”蒋介石进言道：这个在你下头的孔祥熙，居然瞒着上头，趁火打劫，实在太浑。“傅大炮”执意要发出的炮弹恐怕难以拦截，还是想方设法悄悄将这位“老二”做掉算了，省得鸡飞狗跳地不得安宁。蒋介石对此甚感棘手，孔案牵涉方方面面，既有亲情又有政治因素。两难中，蒋介石一面尽力遮掩，一面以避免造成国际影响为由，制止傅在参政会上提出此案，建议可改成书面检举材料交蒋本人处理。对此，蒋亲自出面托陈布雷向傅说情，陈深知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不达目的决不会罢战言和，遂建议蒋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抗战的支持，以国家利益为重等说辞，请傅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陈布雷不愧是一流策士，深得苏秦、张仪之衣钵，凭三寸不烂之舌可摆布天下，甚而扭转乾坤。蒋依计而行，果然灵验。一提“国事为重”，傅斯年便答应退让一步，决定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公之于世，蒋表示同意。尽管这一改变，无形中使弹道的着力点出现偏差，火力也大大减弱，但仍使朝野大哗，孔祥熙身中数弹，东倒西歪，差点儿倒下。

《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致傅斯年信影印件。信中说：“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档”）

想不到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孔祥熙并不知趣，更不理解蒋的苦心，仍一意孤行，不但自己贪污受贿，且授意手下几个亲信集体贪污国库巨金，朝野上下一片哗然，纷纷表示要严惩孔氏这一国之巨贼。在强大的压力下，蒋介石感到独木难撑，索性一咬牙，不再顾及那位行将崩裂的尿桶状“老二”了。未久，蒋氏下达手谕，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调查孔氏财源的来路问题。众人一看“老大”真要对“老二”施行外科手术，胆气顿生，纷纷拥上前来，借着傅斯年射出“炮弹”的浓烟迷雾，给孔祥熙一顿乱棍飞击。1945年8月2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长郑列致函傅斯年，为严办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要求傅斯年提供秘密材料，函中有“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此事如得公助，巨憝就擒，国法获伸，为公为私，当泥首雷门以谢也”之语。16言辞恳切，令人感奋。傅斯年深感吾道不孤，越发精神抖擞起来。8月6日，傅氏起草了《傅斯年为国库局案在参政会所提说明书》，于国民参政会中再度重炮轰击孔祥熙与所属中央银行国库局美金公债案的舞弊者。傅斯年站在台上声如洪钟，慷慨陈词，向与会者详细说明他本人之所以访到这一舞弊案的前后经过，以及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等人的犯罪之事实，最后并附极密之账本数页作为证据。傅斯年在《说明书》中说：“吕咸平日在局中，一切用度取给于公，其所行为，俨然孔（祥熙）之缩影，彼更使人随便写不合手续之账”，“以上各节，经斯年详核，确信其为真，故可在参政会会外，负法律之责任。似此吕咸、熊国清之辈，如不尽惩治，国法安在？”17对于这一幕情景，据罗家伦回忆：“有一次，在重庆为了某一种公债的案子，他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使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做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若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188月8日，正当中央银行国库局案闹得不可开交时，其内部秘密给傅斯年提供材料的人员致函傅氏道：“据吕咸传说委座已与先生说情，国库局贪污案已了案……”傅斯年在一旁批了“不成话”三字，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也暗含了事实真相。信中还提到一个极具刺激性的细节，即“先生在参政会提此案那天，孔氏就连夜审问吕局长，据供‘可’字及签章完全假造，为的是挡驾查账人员。闻说孔氏曾打吕咸耳光二下，气怒极了！”19

傅斯年质询孔祥熙集团中央银行国库局买卖美金舞弊案发言稿，右上角写着“机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档”）

中央银行国库局内部人员提供秘密材料给傅斯年的信（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档”）

中央银行国库局内部人员给傅斯年的信（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档”）

对这一个巨案的经过和结局，傅斯年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得较为明白：“国库局案，我只嚷嚷题目，不说内容，不意地方法院竟向中央银行函询，最高法院总检查署又给公函给我，要内容‘以凭参考’（最近的事），闭会后孔祥熙连着免了两职人，一、中央银行总裁。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据说，事前并未告他。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这一件官司（国库局）我不能作为密告，只能在参政会办，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证物证齐全，你千万不要担心。把老孔闹掉，我至为满意，以后的事在政府与法院，我不做主动了。上星期一见蒋先生，他对此表示极好。”20

在傅斯年一马当先，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以及内外力量猛烈夹击下，“孔尿桶”终于招架不住，哗啦一声崩盘散架，倒地不起，一连串的官爵包括行政院长的顶戴花翎被打落在地，先后滚进尿桶中泡了黄汤。

傅斯年一炮轰走了大瘟神，举国振奋，奔走相告。“傅大炮”这一名号也随之名动朝野，天下为之敬。

令国人失望的是，蒋家王朝这座靠山尚未崩塌，虎狼之辈依然视中国为自己的安福之地与逍遥乐园。孔祥熙被打倒之后，蒋介石又通过外科手术式的对接，从自己势力范围内再度扶植了一个宋子文。此前一身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辞职，宋子文于1945年5月继任。

宋家公子上台后，其恶行较之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搅得天下沸腾，官愤民怨。傅斯年与宋子文二人原本还算友善，宋初上台时，“名声顿起”，同大多数国人一样，傅同样对其寄予希望，并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认为他和孔祥熙大不同云云。事隔不久，宋之狼尾突露，傅斯年发现这个家伙原来与“孔尿桶”属于一丘之貉，狼狈为奸之禽兽，“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21。原来国人与自己对宋氏的看法，无非是处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罢了，“与其说是宋的人望，毋宁说是对孔的憎恨”22。于是，从迷惑中觉醒后的傅斯年，再度抬起他那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大字号炮筒，先是从教育状况糟糕已极，政府只卖文化膏药等方面，来了一番敲山震虎式的轰击，希望宋氏能幡然醒悟，设法补救。傅在《大公报》撰文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23但这位骄奢淫逸的宋公子却揣着明白装糊涂，采取绝对置之不理的蛮横态度，任整个社会经济腐烂、崩溃下去。傅斯年大怒，开始转动炮口，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五个方面，集中火力对宋子文进行死打猛攻。为揭露宋氏家族的恶行，傅斯年于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连续刊发了三篇火星激溅、威力巨大的战斗檄文，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前两文在《世纪评论》刊出。在第一文中，傅斯年痛骂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在历数了宋子文的种种恶行后，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24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一时名满天下，众人瞩目

文章刊发后，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一时朝野震惊，群情激愤。胡适等人积极呼应，势同火上浇油。在排山倒海的讨伐声中，宋子文顿感天旋地转，体力不支。而此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一帮见风使舵的官僚政客，眼见宋氏即将翻船沉没，于愤恨中大着胆子从胸前背后给予几记闷棍。1947年2月16日，监察院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员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严重后果与责任者。消息传出，全国军民于欢呼声中皆翘首以待。傅斯年抓住时机，抹着满头汗水，于著名的《观察》杂志抛出了第三篇战斗檄文，给予宋子文最后致命一击。25

文中更加详尽确实地历数了孔宋的恶行与各自作恶的不同，并谓孔宋二人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是对头。这“两家的作风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但‘世家’二字，我曾打听他的故人，如严庄监察使，那就真可发一笑了。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而宋氏作风又不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因为“豪门资本这样发达，中国几无国家的形象。三菱三井把日本弄到这样子，太惨了（虽说是日军阀做祸首，然财阀如不发达，军阀无能为力）。他们还是几代（从江户时）辛苦建立的，不像我们的这样‘直接’，天下人怨怒所集，如何下得去？……我们不愿我们的国家成五胡十六国，成外蒙古，我们实在不能欢迎他。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还有人说，孔比他好，这真全无心肝之论，孔几乎把抗战弄垮，每次盟邦帮助，他总有妙用，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

刊载傅斯年文章的杂志书影

对孔宋两家吞公营私的非法财产和监察院即将采取的行动，傅氏坚决主张公私分明，由政府公开没收或征用孔宋豪门的非法财产。对此，傅斯年说道：“今天我们要觉得晋惠帝不愚，因为他听到公园里蛤蟆声，他问是公的私的。26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我们必须清算十年的事物，哪些是公而私的，哪些是私而公的。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我在参政会如此说过。有些报纸说我说，二家财产够国人过一年美国人生活水准，那是他们说的，说过与不及一样坏。）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到民国五十一年还他们本息，他们要的是黄金美钞，到那时都可以的。你们饶国家十五年，给一个喘息的机会罢。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如非一致）通过。”27

傅斯年还说道：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28

面对傅斯年发射的炮弹和社会各阶层的打击，宋子文已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只得重蹈孔祥熙的覆辙。就在《观察》发表傅氏文章的当天，宋子文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即刻提出辞职，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地交出印把子，卷起铺盖，如同过街老鼠一样灰溜溜地夹着尾巴下台滚蛋。至此，两位皇亲国戚均被傅斯年几声炮响轰于马下，天下人心大振。当时有位名叫苏怀邦的人致信傅斯年说：“顷阅二十一日大公报转载世纪评论第七期尊稿《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拜读之余，实深同感，对先生直言敢说，发扬民意之精神尤表钦敬。”另一名叫张学善的小知识分子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评论道：“我最崇拜的斯年先生，顷在南昌出版的文山报上读到先生做的《宋子文的失败》一文后，我对先生发生最大的崇敬，因为先生说出四万万五千万（宋子文及其卵翼下的少数人当然除外）人所欲说而不能说又不敢说的话，既高明又勇敢，更热情。”29有人更是总结性地指出：“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和再生！”30在普天之下拍手称快的欢声笑语中，傅斯年的威望与声名在国人心目中达到了一生的巅峰。

傅斯年痛斥孔宋的文章发出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此为苏怀邦、张学善等写给傅斯年的信，内中透出对傅氏的崇敬之情（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档”）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有此一大壮举，实为世人树立了一个谔谔之士的光辉典范。对此，深知傅斯年学问、人格力量的胡适曾满怀激情地称颂道：“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31

——斯言是也！

◎最后的晚餐

孔宋两个高官被打倒之后，傅斯年身心俱疲，心脏不堪重负，无力坚持工作，同时也为躲避孔宋集团可能失去理性的血腥报复，在友人、故旧的一再劝说下，只好让年轻有为的夏鼐代理史语所所长一职，自己于1947年6月偕夫人与儿子傅仁轨前往美国波士顿伯利罕医院（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医病，其间与胡适等人一起参与并操纵了国内院士选举活动，此次选举，共有81名科学家、学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翌年夏天，傅斯年夫妇归国，傅重新执掌史语所所务，只把儿子仁轨留在美国一个亲友家继续读书。

据石璋如回忆：194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曾在南京举办“庆祝成立二十周年”大会，“当时在研究院办了很热闹的庆祝活动。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候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演讲大厅去。我记得研究所内还有杨希枚领头唱平剧，非常热闹”。32

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合影。前排左起：萨本栋、陈达、茅以升、竺可桢、张元济、朱家骅、王宠惠、胡适、李书华、饶毓泰、庄长恭，最后一排右三为傅斯年，陈寅恪因身体原因未克出席

同年9月23日至24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暨纪念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大会在南京北极阁举行，与会者有朱家骅等51人。会中通过包括“请政府确定‘百万’为‘兆’，以简化大数记数法案”“维持学术独立”“请照本院组织法，尽先设立关于人文科学研究所”等议案。为表示对科学与知识分子的尊重，蒋介石撇下前线十万火急的战事，亲自出席会议并做了讲话，场面极其隆重热烈——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苦难中深受瞩目和备感荣光的绝响。未久，选出的81名院士便在战争硝烟炮火中被迫分道扬镳，“两处茫茫皆不见”了。6月9日晚那串不期而至的惊雷，就是易卦中“主大凶”的预兆——这是上帝为蒋家王朝的统治敲响的第一声丧钟。紧随其后的，则是钟声阵阵，大限来临。前线传来了国民党军队一个又一个战败覆亡的凶讯：

1948年9月12日，中共将领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发起攻势，史称辽沈战役。此役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并俘获国民党兵力47万余人，并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装备。国军元气大伤，踏上了彻底衰亡败退之路。

11月6日，中共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至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向集结在这一地区的70万国民党军发起强大攻势，是为淮海战役（南按：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解放军攻势凌厉，兵锋所至，所向披靡，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11月13日，号称一代“文胆”的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首席秘书陈布雷，看到国民党政权日暮途穷、灭亡在即，自己回天乏术，更无力解党国之危难，于痛苦悲愤中自杀身亡，以“尸谏”的古老形式表达了他对蒋介石的忠诚，以及对国民党政府前途命运的绝望。

此前，陈曾多次向蒋苦谏，谓“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蒋答之曰：“即使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33

面对山河崩裂、天地改色以及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困兽犹斗，在决心背水一战的同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日后退身之所和反攻大陆的基地。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退台湾之前，根据蒋介石密令，除把价值约10亿美元的黄金和银圆秘密运台外，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到求生存、图发展之目的。因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履任半年便携眷悄然离职开溜，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着力经营关乎科学教育这一立国之本的重要基地。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欲“跳这一个火坑”（傅斯年语）。1948年12月1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庄长恭辞去台大校长一职，同一天发表傅斯年校长任命案，台大医学院院长杜聪明在傅氏到台前代理校长兼教务长和训导长。

1948年11月底，朱家骅奉命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分别召集在京的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

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扩建工程，原备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做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再南运台湾等。

会议之后，各所组织人员携公私物资陆续向上海撤退，以“静观待变”。

与此同时，根据蒋介石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的指令（南按：翁接替宋子文任该职，本年11月26日辞职，做逃跑准备），在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四家机构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全部装箱运往台湾。由教育部次长、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全权指挥调度。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海军司令部派来“中鼎”号运输舰与一个连的官兵协助装运。此船共装运四家机构运来的古物和历史档案、标本、仪器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

1948年12月21日，满载国之重宝的“中鼎”号军舰拔锚起程，由上海进入激流汹涌的台湾海峡，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驶去。军舰在大海里颠簸了一个星期，直到27日才到达台湾基隆。

因前方战事吃紧，国民党海军一时无船可派，第二批运输包租了一艘招商局的海沪轮，由于船舱较大，仅史语所的古物、资料就装载了934箱。该船于1949年1月6日起航，仅三天即到达基隆港。

第三批是海军部派来的一艘“昆仑”号运输舰，该舰船自1949年1月29日开出，直到2月22日才抵达基隆。至此，四家机构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全部运完，无一件损坏。仅南京故宫博物院运去的珍贵文物就多达2972箱，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史语所运去“内阁大库”档案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此物抵台后，先借放于台北杨梅铁路局仓库，后转南港史语所办公大楼资料库永久保存。

1949年初，国民党官兵乘“中鼎”号运输舰离开大陆

就在四家机构的古物、图书、档案等仓皇运台之时，朱家骅奉命动员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令他颇为失望的是，大多数人员不愿随迁，仍要在南京、上海“静观待变”，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较为积极，但傅同样处于“去留之间两徘徊”的境地。此时此刻，真要让他带领全所人员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心中的彷徨痛苦可想而知。据史语所研究人员陈槃回忆：

自三十八年冬（南按：应为三十七年），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为计。

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既消亡，且宿疾未愈，余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得以维持不坠，然而余竟不克负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绍介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既已感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34

陈氏之记载应当属实，但仿佛又令人联想起古代坊间小说的某些情节。傅的这段讲话也颇具梁山好汉们特别是宋江惯用的伎俩，具有典型的利用民众心理来达到目的的戏剧性效果，想来傅斯年是深谙《水浒》等坊间小说精髓的。或许此时的他并不是利用和欺骗，而是把他的真心诚意借用这一古典的戏剧性手法加以表达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他的目的是达到了。全所大部分人员开始于惶恐纷乱中携妻带子紧急逃往台湾海峡那边的孤岛，只有夏鼐、郭宝钧、吴定良等少数人留了下来。在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已建成的13个研究所中，除半个数学所赴台外，这是唯一一个“兵随将转”，被傅斯年较完整地一锅端到台湾的重量级学术机构。

只是当赴台人员心怀凄凉，在风高浪急的台湾海峡动荡颠簸时，傅斯年没有同去，他仍留在南京奔波忙碌。

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四类人员约60人，连同眷属共约300人，由北大、清华的郑天挺、石树德等教授负责组织联系，国民党北平“剿总”指挥部予以协助，分期分批运往南京。傅斯年在致郑天挺的电文中特别要求：“每人只能带随身行李……通知时请其千万勿犹疑，犹疑即失去机会。”35又称：“机到即走，不能观望稍有迟疑不决。”36所需运载机由已转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全权调度。

南京方面急如星火地电催主持北大、清华校务的胡适、梅贻琦迅速南下，但此时的胡适正忙于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不肯起身，梅贻琦也在磨蹭观望。直到1948年12月12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拍发的电报，说“第二天将派飞机到南苑机场迎接，并请他邀陈寅恪先生一家同行”37。胡氏才突然决定离开北平。因解放军已经对北平形成包围态势，并控制了南苑机场，抵平飞机不能降落，只好返回。

14日，平郊战火蔓延，枪炮声更趋杂乱紧急，清华园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派出飞机再次飞临北平上空，飞机冒着炮火，在南苑机场强行着陆。胡适得此消息，决定登机出逃。临行前，他派人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共同南飞，陈垣不从，只好不再顾及。在即将南飞的最后一刻，胡适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有一个人必须拉上，绝不能让其留在眼看就要落入共产党军队之手的北平，这便是他的好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

◎去眼池台成永诀

1946年10月，暂住在南京俞大维宅的陈寅恪考虑再三，终于放弃留在南京专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之职的打算，正式接受梅贻琦之聘，赴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傅斯年闻讯，顿觉失落与惆怅，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只好听凭陈氏北上，耐心等待新一轮相聚的机会。

陈寅恪安顿女儿流求、小彭在南京读书，与夫人及小女美延赴上海，乘船转道北上抵达北平，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此时的水木清华因在抗战中被日军征用为营房和马厩，房屋破损，残垣断壁，望之令人怆然。好在梅贻琦已提前派人对整个园区房舍进行了简单的修缮，师生勉强能够居住和开课。

陈寅恪一家暂住清华园新林院五十二号，未久，抗战爆发时在天津离去的工友陈忠良得知消息也回到了陈家，生活等诸方面算是安顿下来了。同战前课程安排一样，陈氏仍任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外兼已复员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因此时的陈寅恪已双目失明（南按：据陈氏对他的弟子王永兴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和辨别眼前人的大体轮廓），教学研究皆需助手查阅诵读所需书籍资料及抄写讲稿，因清华所聘助手不能及时就职，陈寅恪非常焦急，在与清华方面相关人物打过招呼后，向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郑天挺写信求助。信曰：

毅生先生史席：

弟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前清华大学所聘徐高阮君，本学年下学期方能就职。自十一月一日起拟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君代理徐君职务，至徐君就职时止。如蒙俯允，即希赐复为荷。专此顺颂

著祺

弟陈寅恪敬启三十五年十月卅日38

王永兴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后仰慕陈寅恪先生的道德学问转入历史系，成为陈氏的弟子。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另一名学生汪篯追随陈寅恪研究唐史，毕业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与导师陈寅恪关系甚洽。陈请其至清华担任自己的助手，正是源自多年建立的师生情谊与默契。经郑天挺与北大校长胡适相商，王永兴调到清华大学并充当陈寅恪的助手。陈寅恪心境渐渐由焦躁凄凉变得平和，决心静下来好好做一番学问，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

陈寅恪的雄心壮志与传道授业的急切心情，令家人、助手与友人皆为其捏着一把汗，担心其身体不能支撑。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前来探望，见陈氏身体仍处于病弱状态，便转达校长梅贻琦的建议，劝其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暂时不要开课。陈寅恪听罢当即回答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39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一看这阵势，自知不能再劝，但仍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氏允之。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也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40

1947年初，陈寅恪夫妇在清华园寓所前合影

有证可查的是，陈寅恪重返清华，为历史系开的课程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这个课在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与燕京大学都开过，对陈氏来说应是轻车熟路，照着原来的提纲重复一遍即可应付交差。但陈寅恪的不同之处在于，凡是此前讲过的内容基本不再涉及，若有著作出版问世，涉此专题的课程便永不再讲。用陈寅恪自己的话说就是，著作都已出版了，同学们拿来用业余时间读一读就可以了，不必再把光阴浪费在课堂上，除非在讲述中非涉及原来讲过的课题而不能明了事物本身起承转合的内在逻辑。陈氏本人素来鄙视靠一本讲义翻来覆去吃一辈子的教授，认为这样做不但误人子弟，简直是图财害命。他自己开课，特别注意这一问题并做出垂范。虽是同样的中古史甚至具体的隋唐史，陈寅恪每讲必有新意，发前人之未发，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精神与规范。每在备课前数日，便与王永兴及后来投奔到清华园陈氏门下的另一位助手汪篯，详细说明所讲授之内容，指定二人把所需书籍找出来一一诵读。

在王永兴的记忆里，陈寅恪在这段时间备课要读的第一部典籍总是《资治通鉴》，其次为《通典》《唐会要》《唐六典》、两《唐书》等。陈氏对宋代先贤的史学评价甚高，亦最为推崇，曾有过“宋贤史学，今古罕匹”41“中国史学莫盛于宋”42等话传于弟子。在宋贤中，陈氏尤服膺司马光与欧阳修两位大家，他在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中，曾云：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43。陈氏所论，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不谋而合。毛对《资治通鉴》极为重视，1953年曾亲自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点校过该书。次年，毛曾对吴晗说：“《资治通鉴》这本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俱。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44点校本出版后，毛泽东放在床头爱不释手，据说一生共通读了17遍并做了阅点。毛对他的护士孟锦云说过这样一番评语：“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45

因各自的出身、学识、地位以及视界、志向、理想、遭际不同，尽管毛与陈都推崇《资治通鉴》，但对这部名著的读法和深层理解自然不会一致。在毛看来，秦始皇坑杀几个儒生算不了什么大事，实在平常得很，所以后来在郭沫若撰文反对秦始皇，并显摆他的《十批判书》时（南按：内有批秦始皇的文章），毛曾明确表示“十批不是好文章”，并严厉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46到底要商量什么，毛没有明确指出，但至少像司马迁者流，因不合时宜地乱发议论，结果触怒龙颜之事，在毛看来更是坏事变好事的一个例证。因为剪掉睾丸的太史公已失了男人的身价，既不能惑众，又不能拉杆子造反，只能心无旁骛与满含悲愤屈辱地写点儿文章，于是便有《史记》的横空出世，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伟大的精神遗产。此事在陈寅恪看来，若写一部令后世推崇的《史记》，非得以血泪为代价换之，那么这部“史家之绝唱”不唱也罢。至于披枷戴锁，流徙发配，浪迹天涯而仍著书立说者，其精神意志及胸怀当然可敬可佩，但执掌生杀大权者，还是应该让这种泪水飞溅、呼天抢地的状况少一点儿更具人道。或许正因为这样的思想与独立精神，陈氏对史上两司马的人生际遇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对其著作总是抱着“同情的理解”心境，发前人未发之覆，传文化香火于后学的。

按一般规律和程序，当《资治通鉴》摆到桌上后，助手需按导师指定的书目章节一段段诵读下去，坐在椅子上以手托头静心聆听的陈寅恪轻轻把手一点，表示就要停下来，然后陈氏再以手抚头开始沉思冥想一番，提出问题及注意之点，让助手记在本子上。待记下几条后，导师又吩咐助手查询两《唐书》、《唐会要》《通典》中与此相关的记述，并一一诵读。陈寅恪通过聆听比较，对每一条材料都做严格谨慎的校勘与考证，最后指出几种典籍所记载之不同处，何书记载可靠，何书记载有误，何书是妄倡谬说，等等，助手一一笔录。待这一切程序完毕，所教授的讲稿或者详细提纲也就顺理成章，可以开坛授徒了。对于这个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47纵观数千年之中国教育史，有多少盲人教授不得而知，但此种备课与授课者则鲜矣。所幸历史未能忘记这一笔，否则将是历史之无情，人类文明史之大缺憾。陈寅恪读《资治通鉴》是否像毛泽东后来一样，也达到了通读17遍，或更多或更少的程度不得而知，但有些地方能大段背诵却是事实。有次王永兴读至某段，端坐在椅子上的陈氏突然把手一挥示意停止，并要求重读。王意识到可能有脱漏之处，便仔细一字一句慢慢读去，果然发现初读时脱漏一字。陈氏之超群的记忆力与一丝不苟的精神，令这位弟子汗颜的同时又愈加敬佩。

1947年末，陈寅恪于北平清华大学新林院五十二号院内留影

翌年冬天，北平大寒，清华各院住宅本装有暖气设备，经日寇盘踞，加之抗战后国民党三十八军一度接收，暖气设备全部拆毁废弃，水管冻裂无法修复，师生只有忍饥受冻艰难苦撑，不少教授因此病倒在床，痛苦呻吟。此时国民政府经济已全面崩溃，物价飞涨，人命微贱。到手的钞票每天加两个“0”，还是跟不上物价的飞速蹿升，直弄得民不聊生，教职员工命悬一线。这就是傅斯年告别北大时所说的，面对啼饥号寒的师生，政府必须提高其待遇，“不要视之如草芥，这道理尤其应该请行政院院长宋公明白”的根由。但这个时候的宋公（子文），只顾自己大发国难之财，并设法把劫掠暴敛的不义之财转往外国银行，哪里还顾得上这些教授学生的死活！面对惨淡的经济与政治前景，陈寅恪有诗云：

丁亥春日清华园作

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重来泪不收。

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长是最高楼。

名园北监仍多士，老父东城有独忧。

惆怅念年眠食地，一春残梦上心头。48

正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之下，当傅斯年拼尽全力与孔宋集团搏斗拼杀时，陈寅恪明确表示支持并为孔宋最终倒台而称快。

此时目盲畏寒、身体多病的陈寅恪，再度面临穷困潦倒、朝不保夕的境地。时在北大任教的季羡林前去探望，悲不自胜，当天即向胡适做了禀报。名满天下的胡氏对学界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总体上还保留着尊重、爱护、同情之心，当年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胡曾出过力气。胡氏这种行为无论于公于私，都为时人和后学所称道。陈寅恪早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诗作“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即颂其事。胡适是安徽绩溪人，诗中的“绩溪胡”自然是指胡适。正由于胡氏对神州大儒王国维的爱惜尊崇，加之陈寅恪的诗作问世，胡适荐王国维进清华的故事遂成为后人常言不衰的一段佳话。

对于1947年的胡适而言，沉湖的王大儒早已驾鹤西行，已无须他于滚滚红尘中给予什么关照和爱惜了，只是尚活在神州大地的另一位大儒陈寅恪，却急需他这个身居北大校长高位的绩溪才子加学界领袖怜惜一把。而从以往的交谊看，胡陈两家亲属在台湾驻守时，曾有过一段因缘际会。尽管胡适暴得大名之后在政学两界树敌不少，特别是北大浙江派对其多有恶言，但陈胡之间的友谊却一直保持下来，否则当年在重庆选举中研院院长时，陈寅恪不会公开放言“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一票”。这种明显带有向其他窥视者挑战意味的话语，若不是二者心心相印，彼此尊敬，以陈寅恪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他是不会公开做如是说的。据邓广铭说：陈寅恪每次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都“如徐庶进曹营一样，在会上他总是一言不发的。他曾说，在任何一次评议会的纪录本上，决不会找得到他的一次发言”。49若此说当真，重庆选举当是个异数，由此可见胡氏在他心目中举足轻重的位置和分量。

当然，胡适也不是糊涂虫一个，或者作为投桃报李，或者出于内心的真挚感情，若有机会乃会知恩并设法报答。陈寅恪携家重返清华园，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多次前来拜望自是不在话下，只是随着国民政府即将崩盘，北大学潮汹涌，面临即将再度散板儿的混乱局面，夹在其间的胡适上下奔波，已是心力交瘁，无力他顾。而清华与北大如同两家人过日子，各有难言之隐和不便与人道处。作为北大校长，自然不便经常往清华教授家中奔跑，因而陈家的具体生活情形就渐渐淡出他的视线，直到季羡林向其禀报，胡氏才觉得该做点儿什么了。他驱车出城直奔陈宅，欲把自己在美出任大使与在各大学演讲所得数目可观的美元赠予陈，以助陈渡过难关，不料此举被陈寅恪拒绝。在无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双方相商，陈寅恪以卖掉自己藏书的代价换取胡氏手中的美元，用以买煤取暖，买米做饭，度过严冬。协议达成后，胡便派季羡林乘坐自己的轿车——也是北大唯一的一辆校长专用车，赴陈宅提书。据季羡林回忆：“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于金钱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了。”50

1948年，叶企孙（左）与陈寅恪（右）在清华园陈宅院内喝茶

陈寅恪于穷困中卖书换煤之事传出后，一个号曰“天吁”的人激愤难抑，于某报发表诗词并序，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放言道：“陈寅恪教授卖书买煤，为之意苦者久之。”诗云：

铮铮国士名，矻矻寒窗苦。

生事困樵薪，珍袭归书贾。

燎原战火燃，断续炊烟舞。

何异又焚书，风教委尘土。51

用文学的眼光看，这首诗算不得上乘，但可明显地见出知识分子的困境与苦难，以及国人对国民党政府与世道不平的愤懑之情。

1948年12月初，由东北南下的解放军已推至昌平一线，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后成为国民党青年部长的陈雪屏奉命匆匆由南京飞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清华北大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并称南京已派飞机至北平南苑机场待命，被“抢救”者随时可以登机南飞。在场者相顾无言，均不置可否，会议不了了之。

12月12日晨，北平北郊枪炮声甚密，时闻炸弹落地爆炸之声。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闻枪炮声急忙赴陈宅报告时局并提出添聘教员孙蜀丞事，征求意见。浦氏在日记中记载：“陈先生说，此刻时局艰危，不宜在此时提出。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这个记录，与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与学生石泉所谈极其相似，此一思想观念伴随了陈氏一生。当浦江清说到陈雪屏已来北平并欲“抢救”有名望之学人时，“陈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52此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已隐晦地向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表达了自己去意已决。梅说道：“我是属牛的，有一点儿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53冯友兰深知这是梅对自己所说的最后道别话，不禁黯然神伤，又不知如何言说，只好相望不语，握手含泪道别。

12月14日晨，北平北郊枪炮声更紧，一群群国民党军与拖儿带女的难民向北平方向溃退逃亡。中午，解放军已进至清河镇一带，向清华园方向疾速推进。清华师生纷纷登上宿舍楼顶平台北望观战，伴有呛人血腥味儿的烟尘随着强劲的北风飘向清华园，令每一个人身心都感到了战争的惨烈。在一片混乱仓皇中，梅贻琦钻入汽车，冒着浓烈的炮火硝烟，悄然离开清华园向城内疾驶而去，自此与清华师生永诀。

就在梅氏离开清华的同时，胡适驱车满面焦虑地来到北大校长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家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胡打电话至清华问询陈氏的情况，告之已回城内，但不知具体落脚何处。邓广铭听罢，当即答道可能找得到，估计在他的大嫂家中。送走胡适后，邓急奔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俞大维胞妹）家中询问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在城内的住处。待问明后，邓广铭赶往城内，果然在其嫂家中找到了陈寅恪及其一家。邓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54

平津战役打响后，傅作义的部队骑着蒙古马试图保卫南苑机场，在记者拍下这张照片的两天后，解放军拿下机场

陈寅恪向来有午休的习惯，待决心下定后，令邓广铭先去胡宅复命，他稍事午休即雇车前去东厂胡同胡宅会合。当邓广铭来到胡家，胡适即告之飞机已抵达南苑机场，时间紧迫，令邓赶紧回去催促。邓正要出门，见陈寅恪已携家赶到，胡陈两家立即携带简单行李，乘胡适汽车向南苑机场飞奔而去。车到宣武门，城门紧闭，守门官兵不准出行。胡适只好用电话与北平守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无奈傅正忙于与解放军代表谈判，根本联系不上。胡陈两家只好乘车返回东厂胡同暂住，等待第二天早晨再次行动。

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55

这个话与胡适所言相似，又有差别。胡适走时曾留给北大同人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56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自是想面包与自由兼得。只是想不到胡适的次子胡思杜不同意父亲的看法，他愿意留在即将被解放军占领的北平继续生活。胡思杜明确表示不随父母南飞，自己留下来暂住亲戚家中，看局势发展再决定行止。胡适无奈，只好遂了这位他呼曰“小三”的儿子的意愿。想不到这一别，再也未能相见。胡适直至去世，都未获悉留在大陆的那个后来号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胡思杜，已于1957年在政治运动中自杀身亡的消息。晚年的胡适在遗嘱中，竟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人世间命运之残酷莫过于此。

当夜11时，胡适接通了傅作义的电话，约定明早到中南海“剿总”司令部换乘傅氏本人的汽车，并下令届时守卫宣武门的官兵放行。15日清晨，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等候，傅作义下令城外部队组织兵力向南苑机场攻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机场，完成“抢救学人”的计划。经过两个轮次的浴血苦战，解放军退缩，国民党军暂时夺回了机场的控制权。下午，南京派出的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傅作义命人通知胡适立即前往登机。于是，胡陈两家立即从中南海勤政殿门前换乘傅总司令的座驾顺利穿过宣武门抵达南苑机场，乘机飞离北平。同行者尚有北大和清华的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等著名教授。

透过飞机舷窗，古城北平渐渐隐去，面对匆匆掠过的北国大地，胡适与众位教授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随着机翼的摇晃颠簸，更是凄惶怆然，不知何处才是自己的归宿。于是，在八千米高空，陈寅恪留下了一首政治态度鲜明、对后世研究陈氏生平思想至关重要、标题长达38个字的“乱离永诀诗”：

戊子阳历12月15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等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

临老三回值乱离，（北平卢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战争及此次）

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57

当胡、陈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机场迎接。乱世纷纭中，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关于陈寅恪落脚南京又匆匆离开的这一短暂时间，陈傅二人除了礼节性的寒暄，还交谈过什么深层的问题，对国民党前途的看法有何异同，历史没有留下可供后人查考的确切凭据，故无从言说。可以肯定的是，此时正日理万机、左顾右盼的傅斯年，不会对陈给予更多的关照，也不会静下心来促膝长谈——严峻的局势已不允许他这样做。同时还可以大胆猜测推断的是，在傅斯年心中，既然陈寅恪一家已离平抵京，即表明陈与共产党的决绝态度，日后陈寅恪附在国民党这个几乎被拔光了毛的骥尾上流徙千里，自在情理之中。待稳住阵脚，自有秉烛长谈、叙古论今的机会。只是傅斯年没有料到，南京一别，竟成永诀。

一个月后，陈寅恪没有踏上赴台的船板，而是转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其兄陈隆恪赠《六弟自北京避兵南来留沪兼旬之广州别赋一律》诗一首：

危城突走掠风霜，寇乱流离事未忘。

又遣铜驼淹草莽，不求金篦看沧桑。

几年伏枥心难死，一梦联床鬓已苍。

莫厌弦歌惊岁晚，披襟好对海茫茫。58